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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特色有价值的古典文学研究

——蒋寅谈古典文学的特色与当代价值

蒋寅 张丽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文化和传统是决定一个社会价值观、行为取向和艺术趣味的重要因素,古典文学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学者蒋寅认为,承传、诠释和丰富古典文学的美学和文化价值,是每个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责任。本期学术周刊邀请蒋寅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来探讨古典文学研究的特色与当代价值。

 

“强化质量意识,提高技术水平”

 

 

    学术周刊:古典文学研究发展至今有哪些特点?在日益提倡传统文化的今天,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应如何抓住这一机遇,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

    蒋寅:像研究所有文学一样,研究古典文学也要具备很好的语言理解力、艺术感受力、文学理论修养及必要的历史知识,包括文学史知识。相比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古典文学研究还需要较高的古汉语水平和扎实的文献学基础。先师程千帆先生倡导的考据与批评相结合即文献学加文艺学的学术理念,就包括了上述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

    就新世纪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而言,我觉得新材料的发掘、学术视野的拓展、时段和文体上研究投入的均衡和研究视角的多样化,是四个最突出的特点。新材料的发掘主要是在先秦简牍文书、唐代碑志、明清文学文献和域外汉籍等方面;学术视野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及对东亚汉文学的影响等方面;时段和文体上研究投入的均衡,首先表现为重前轻后状况的改变,一向较为冷落的元明清诗文和文学批评受到重视,其次表现为有更多学者开始投入研究骈文、传记、书信、日记等夙少研究的文体;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则突出表现在文学的文化研究方面,如文学与精神史、女性文学、家族文学、科举文体、地域和流寓文学等,都是近10年来引人瞩目的学术生长点。

    回顾新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数字文献和电脑的普及大大提高了文献处理效率,加快了写作速度,学术成果数量递增空前。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数字文献库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存在重复、因袭和混乱的情况,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古籍文献整理项目内容重复或意义不大,真正值得去做的基本文献和史料整理、工具书编纂,却跟不上学术发展速度;等等。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当今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数字技术力量,在学科基础建设方面做更多工作,整体提升学术研究效率,减少学术活动的盲目性和粗制滥造的作风,使古典文学研究日益朝着良性发展的方向前进。眼下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趋向,仍不外乎是前细后广,但细要不琐而深,广要不粗而精,则非提高文学研究的技术水平不可。盲目追求数量,非但不能提升我们的学术实力,反而败坏中国学术的声誉。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当务之急首先要强化质量意识,提高技术水平。

 

    学术周刊:您一直致力于唐代文学研究,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研究与其之前、之后的文学研究,在研究方式等方面有何不同?

    蒋寅:总体说来,唐以前的文学研究都到了深耕细作、拾遗补阙的阶段,在人文学科的思想方法、研究手段产生革命性变化之前,不太容易产生较大的学术变革和突破性成果。但这绝不意味着学术渐趋缓慢甚至停滞,事实上近年唐代文学日趋深入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同样含有大量新出土文献的碑志,就受到学界关注,均已获得不少考证成果,这方面的研究以陈尚君、胡可先为代表。唐诗艺术研究,以往集中在作家、时段,近年转向体裁史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以葛晓音的诸多论文为代表。文化研究方面,傅璇琮、吴夏平的文馆制度研究,尚永亮的流贬文学研究,戴伟华、李浩的地域文学研究,陈飞的科举文体研究,胡可先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马自力的文人社会身份研究等,都是近年来较有创新和突破的研究。

 

“做出最有价值的、别人做不出的东西”

 

    学术周刊:您从研究唐代诗学转向研究清代诗学,其间有怎样的契机?对于“中国诗学”这一概念,您个人是如何理解的?

    蒋寅:我曾在《学术的年轮》里谈过自己学术兴趣转移的原因,一是研究唐代文学时间长了,觉得需要补充诗学的修养,二是学界对清代诗学缺乏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整体上影响到唐代诗歌研究的水平,三是我工作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有很丰富的清代诗学文献,尚未得到很好的使用。

    “诗学”概念始见于唐代,一向包含创作、批评和理论几方面内容,就是关于诗歌的所有学问。至今我仍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中国诗学”。研究唐代诗歌和清代诗学没有难易的差别,后者可能满足我读书的兴趣。做唐代诗学多年就没什么新书可读了,做清代诗学则有读不完的书,总有新书可看,对我来说是非常惬意的事。研究唐代诗歌和清代诗学也没有方法上的差别,都需要从原始文献入手去发现问题。当然,对问题的关注点就不同了。唐代文献有限,任何一条资料、一点线索都需要认真考究,不能放过,到文献无比浩瀚的清代,则需要采取《老子》说的“损而又损”的原则,通过大量阅读,知道什么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什么是无关紧要的老生常谈,这也就是所谓的历史感。历史感不仅依赖于多读清代文献,也依托于对前代文学的熟悉程度。以前研究唐诗的积累,正好给了我这部分储蓄。

 

    学术周刊:在《大历诗人研究》一书的后记中,您曾写道,“我一向认定,真正的学问不在于做别人没做过的东西,而在于做出别人做不出的东西。”可否具体谈谈,怎样才能做出真学问?

    蒋寅:这是我在30多岁时说的话,当时只是强调,深度比广度更重要,现在看来容易引起误解,应该是“做出最有价值的、别人做不出的东西”。从事学术研究或直接说要写论文的人很多,上知网搜一搜,什么样的课题都有人做,但其间的价值和水平就天差地远了。学术研究也像商业投资一样,有个学术眼光的问题。一个没什么价值的问题,花费多少精力,也不会有收获。所以,课题的价值是最重要的,其价值在于对知识系统的重要性。比如中国古代诗论中,关于诗美的概念有很多,它们并不是等价的。“清”是与传统文化精神、美学趣味和艺术理念最切近的概念,所以是诗美学的核心概念。我的《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从2000年发表至今,仅检索中国知网,就可知被期刊论文引用159次,这就是因为“清”触及古典美学和诗学的核心问题,是个有价值的课题。此前不是没有人提到过这一问题,但没有引起关注,拙文发表后,我提到的先出论著才受到关注。这表明拙文可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在时下的学术评价中,观点创新和添补空白是常用的评语,但观点新并不保证它正确,添补空白也并不意味着有价值。所以,在我看来,研究最值得研究的课题,做到他人不易达到的深度,才是真正的学问。拣一个没有人做——很可能是别人不屑于做———的课题,浮光掠影地做一下,得出一些别人不用动脑筋也能想到的结论,当然就算不上真正的学问了。

 

“用自己的知识去判断、吸收和消化”

 

    学术周刊:研究古代文学史,应坚持怎样的文学史学观?您经历了哪些转变?

    蒋寅:说到文学史学观,真是大乎问!我至今也不能很清楚地说明自己怎样看待文学史,持什么样的史学观。因为这总是随着自己知识的积累、眼界的拓展而在不断变化的。现在与其让我说秉持什么观念,还不如说排除什么观念更清楚,大到如历史决定论、进化论、庸俗社会学,小到如本质主义文学观、形式内容二分法,等等。我们这一代人,对学术的理解,和对文学、历史的基本观念都经历过较大的转变。因为我们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文学理论则是形式、内容二分法的《文学概论》,这些学说在建立起系统的历史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同时,也容易落入决定论和模式化的窠臼。幸好上世纪80年代初读硕士生阶段,经受“新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洗礼,使我们对文学和历史的理解避免流于教条和简单化的结局。当时广西师大给我们讲文学理论课的黄海澄老师,正是文艺理论界倡导新理论、新方法的前驱学者之一,虽然我们未必能理解这些新理论的精髓,但它们在浅表的层面已改变了决定论和模式化的思维方式。等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理论中的“向内转”和之后的后现代史观被介绍进来时,我们已有一定的知识基础,不会被什么思想、学说所左右,而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去判断、吸收和消化各种理论学说了。比如我做博士论文时,很认同符号学的主张,因此以苏珊·朗格的学说为自己解释文学的立足点。现在则倾向于在不同的学术语境和论述框架中采取不同的理论和诠释方法。

 

    学术周刊:您曾谈到文学史研究有两个基本视角:主体视角与客体视角。

    蒋寅:所谓主、客体是从研究者的角度说的,研究者自然是主体,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是客体。文学史就像是一场接力赛,历史上每个时代的写作都有自己的目标和结果,从当时的立场去理解他们的意图和结果,这就是客体的视角;后人站在历史的终点——这是在相对意义上说,对历史的理解与判断和前人肯定不一致,这就是主体的视角。一个好的历史叙述应该是两者的沟通和衔接:知道前人要写什么,写得怎么样,为什么?然后以今天的标准来评判该不该这么写,写得怎样,为什么这么评价?过去一味强调历史是客观的;后现代史学过分强调历史=叙述,也有问题。问题的实质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过程的确是客观的,但这个过程已经消失了,任何记录都是含有主观成分的,后人的叙述更含有太多后设的内容。因此我觉得,在文学史研究中,意识到主客体两个视角是很重要的。

 

    学术周刊:您曾说过,“在唐代文学研究的现阶段,我认为‘史’这一层次的研究相对作家研究来说更为急迫。”为什么?构建文学史应坚持怎样的原则?

    蒋寅:我理解,文学研究分很多层次,从最基础的文献考证、作家传记研究,到中间层面的作家、作品评价,再到较高层面的文体生长、写作范式、作者代际、时段风格的演进,直到最高层面的精神史、美学史研究,通俗地说,第一层面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是文献学和历史学范畴,第二层面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第三层面是文学史研究,第四层面是哲学研究,说古典文学研究要文史哲打通,也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说在唐代文学研究的现阶段,史这一层次的研究相对作家研究更为急迫,就是说目前这一层次的研究较为薄弱——这也是就当时的研究状况而言,今天早已有所改观。史的层次研究不充分,作家评价就缺乏适当的依据,同时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诗歌史也很难建构起来。因为文学史的演进主要是由板块运动推进的,所谓板块就是作家群体、流派、时段等有一定数量的单位,只有这种板块才能改变写作范式。东坡词虽创造了一种新范式,但如果只是孤唱寡和,就不能形成板块,也就难以影响词史的演进历程。所以,当作家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史”层面的研究就成了推动文学史研究的关键所在。我的诗歌研究基本上是立足于文体学的立场来看作家才能的运用,根据其创作意图来评判其成就。我对唐代文学史的建构也持这样的原则。

 

 

 

原载:《人民政协报》201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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