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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

李学勤

  说起经学,今天在社会公众甚至学术界中,每每引起一种神秘感。常听见有人慨叹:经学太深太难了,似乎是一种高不可及,只好敬而远之的学问。
  
  其实,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最近看钱穆先生《新亚遗铎》里的演讲,他强调“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我们还要说经学是儒学的核心。这样说,并不是想渲染经学有什么好。不管现在对经学怎样评价,经学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既深远又普遍的影响作用是客观存在的。研究传统文化,阐扬其间的优秀因素,无论如何不能对经学弃置不顾。
  
  什么是经学?《辞源》讲是“研究经书,为诸经作训诂,或发挥经中义理之学”。这个意义的“经学”一词出现很晚,具体时间有待考证,其流行要到晚清皮锡瑞《经学通论》、《经学历史》以及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等以后,“经学”所指的那种学问的起源却非常早。大家知道,经书的“经”字本义是“常”,被认为常道可以作为典范的书便称为“经”。经书的地位得到确定,必然得到传习和注释解说,也就是有人作训诂、讲义理。因此,不妨认为有了经,便有了经学,至少是经学萌芽的存在。
  
  先秦有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秦火以后,《乐》经亡佚,汉代以下只有五经。这一点有些学者不相信,他们主张《乐》本无经。近几年,在新出土的战国楚简里见到六经之后,证明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古书里提到《诗》、《书》、《礼》、《乐》等,这些经书都有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取得经的地位也互有先后。《诗》、《书》、《礼》、《乐》是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从古文字材料看,商代晚期甲骨文已有“太学”,西周金文涉及学校的更多,教学内容当即包括《诗》、《书》、《礼》、《乐》之类。到了春秋时期,记史的《春秋》(不一定是鲁史)也列入教材。例如《国语·楚语》载,楚庄王任命士璺做太子箴(后来的楚共王)的师傅,士璺向申公叔时请教,申叔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令(命)》、《故志》、《训典》属于《书》类,《春秋》、《世》、《语》属于《春秋》类,加上《诗》、《礼》和《乐》,六经已有其五。
  
  六经系统的确立,自然是经过孔子的工作。孔子以六经(或称六艺)授弟子,他对经书的删述,用现代的话说,是编订基本教材。特别是孔子老而喜《易》,据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帛书《要篇》,子贡曾对孔子质疑,孔子明确表示,他自己对《易》的看法和做卜筮的“史巫”不同,所注重的不是占筮,而是古之遗言,“予非安其用,而乐其辞”,“我观其德义耳”。这样,就把原来只是占筮书的《易》转化成了哲理的著作,使《易》正式进入经书的行列,《易传》十翼也由此撰成。
  
  孔子及其门弟子对六经的传习论述,不像《左传》、《国语》中春秋时期人物那样只用片断的引用和解释,而是系统的研究。有些人看《论语》,以为孔子关于《诗》、《书》等只限于零星的评论。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诗论》,足以改变这种印象。由《诗论》不难证明,那时已经有了和今传本基本一样的《诗经》,而且孔子本人有丰富深入的论说,这显然已经是经学了。中国历史上的“经学时代”,过去多以为到汉代才开始,现在看还是肇端于孔子及其弟子。
  
  从诸子百家也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经学的影响在逐步扩大。比如墨家非儒,但《墨子》书里引用《诗》、《书》的地方很多,道家的《庄子》也是一样。《庄子》对孔子嬉笑怒骂,但透过其寓言、重言,正能看到孔子和六经具有的权威。
  
  传统经学的特点,就在于经书的权威性,而其权威又集中在孔子身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总叙”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足见经学与经书和孔子的神圣权威是分不开的。历代的经学,尽管各有其历史背景与具体主张,在这一特点上却是一致的。
  
  这样的传统经学居统治地位的“经学时代”,到了现代,已经在社会的变革中结束了。于是有学者提出以经学史来取代经学。在这方面最富先见的是周予同先生,他在《“经”、“经学”、经学史》一文中讲“五四运动以后,‘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经学史’的研究却亟待开展”,代表了他的见解。周先生提出经学史有三项特有的研究任务:第一,“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各个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如何在经学范围内展开思想斗争”;第二,“历代的经学思想又如何为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服务”;第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经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是怎样的”。由此可知他所提倡的经学史是走思想史的路子。与之类似的,在最近有姜广辉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经学思想史》。还有不少分论不同时代经学史的著作,所采用的方法也差不多。
  
  用思想史的方法研究经学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果。不过,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今天我们来探讨历史上形成的经和经学,还必须采用另一个角度,这就是文献学。
  
  经对于当前的社会来说,早已不是什么常道,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的神圣性、权威性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些经书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其神圣权威性的被剥夺,实际上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把传统的经书作为历史文化的核心文献来考察,应该是文献学者应当承担的责任。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历代汗牛充栋的经的注疏论说,都是对经的诠释。今天我们由现代的学术知识出发,可以对经书作出新的研究,新的诠释。这些研究和诠释,只要不以经具有神圣权威为前提,便不会落入传统经学的窠臼。相反的,现代的文献学的研究诠释,会为评价历史上的经学诠释的得失,提供比较客观的尺度。这样,用文献学的方法,不仅能有新的“经学”,也能建立与思想史角度不同的经学史。
  
  上个世纪,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这种文献学的工作。在近二三十年,在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量文献材料,为扩大和深入这方面研究提供出前所未有的条件,也使大家关于经与经学的形成发展过程的认识大有改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编著出以文献学为基础,同时结合思想史研究的经与经学史,这一定会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探讨和阐扬有所贡献。
  

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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