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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川合康三——“将中国文学放到世界文学中来看”

卞东波,川合康三

  卞东波:
  中国读者最早知道您,可能是通过蔡毅先生翻译的《中国的自传文学》一书。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后,很多中国学者都很感慨,为什么这么好的题目,我们没有想到。这本书的文笔也非常漂亮,如行云流水,一点都不像高头讲章式的学术著作。译者蔡毅先生也说,他的翻译没能完全传达出您的文笔之妙。您怎么会想到这个课题的?《中国的自传文学》只写到唐代为止,很多中国读者都想知道您会不会写宋代以后的部分。
  川合康三:
  写作这本书完全是巧合。这本书本来是林田慎之助先生主编的“中国学艺丛书”之一。我一开始领的题目是《中国的随笔文学》,但写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无法深入,所以就更换为《中国的自传文学》这个题目。我的出发点是西方的自传文学传统,我最早读到的是法国文学理论家菲利·路逊努(PhilippeLejenne)对西欧自传的定义,但我读到中国的自传文学文本之后,发现中国的自传文学与西方的完全不一样,无法用西方的定义来套中国的自传性作品。简单地说,西方的自传文学要写自己的变化,而中国的自传文学要写“我”与周围的人不同,要发现自我存在的特殊性。我还写过《中国诗歌中的自传》一文。我认为中国的自传诗分为两类:一类完全是自我心志的表达,一类是所谓的角色诗。中国从杜甫才开始写比较纯粹的自传诗,纯粹写自己的变化。我后来以《中国的自传文学研究》为题,申请京都大学的文学博士,可以说这也是我的博士论文。论文中也有宋代以后到清末的部分,包括明清时期的自传、近代的自传(如梁启超的自传),但要修改后才能出版。
  卞东波:
  在您的著作中,还有一部书比较有意思,即您编的《中国的文学史观》(创文社2002年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开始讨论重写文学史的问题,也有学者对中国的文学史观作过研究,如戴燕先生的《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您怎么会关注到这个课题?
  川合康三:
  我要讨论的不是文学史,而是文学史观。这是我在京都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的论文集。简言之,我就是想研究一下,是怎么开始写作中国文学史的。在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人受到西方近代学术的影响,产生了文学史的观念,开始写作最早的《日本文学史》。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又在世界上最早地写作了《中国文学史》(但现在也有人说是俄国人最早)。当然,日本最早写作《中国文学史》,也与日本悠久的汉学传统有关。从平安时代开始,中国文学就深刻影响到了日本文学,日本也很早开始中国文学的研究。另一方面,19世纪产生文学史观念的同时,也正是进化论产生之时。我注意到中国学者的文学史观念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式的进化观,认为文学是进化的,现在的文学是最好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文学并不是线性进化的。所以,我们要写新的文学史,就要否定这种机械的进化文学史观。
  卞东波:
  蒋寅先生编的《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收了您三篇论文,其中有一篇《无常观—日中文学比较一端》非常有意思,您写这篇文章有什么心得?
  川合康三:
  《无常观》这篇文章,是我1999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但也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我认为,吟咏人生的短暂无常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文学共有的主题,在古希腊、阿拉伯文学中都有。我举到的例子是阿拉伯奥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这本书认为人世无常,万般皆空,只有饮酒可以忘记人生的无常。《古诗十九首》可以代表中国的无常观,这组诗中经常写到“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等表现人生短暂的句子。但中国后来的诗人,如陶渊明、杜甫、苏轼等都能克服这种无常观,肯定人生,肯定世界。我在演讲中也说到,日本文学是在咏叹此世之无常中发现抒情。我举到花的例子,日本人视花为无常零落之物,因无常而认识到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无常观很了解,而且日本人的无常观比中国人的更精细。比如中国学者经常提到的“物哀”(もののあわれ),其实也反映了无常观的美感。继续说花的例子,中国人喜欢盛开灿烂的花,而日本人则喜欢快凋谢的花。讲起中、日两国文学的不同,我还可以再举月亮的例子。中国人喜欢满月,只有鲍照诗中偶尔出现过缺月,而日本人则喜欢缺月。日本人对月亮分得很细,满月以外的每一个月亮都有名字,比如十七日的月亮称为“站起来的月亮”,十八日的月亮称为“坐起来的月亮”,十九日的月亮称为“躺着的月亮”。我曾经研究过中国古诗中“月色遍在”的问题。中国古诗写月色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空间上的遍在。中国古人看月亮,一般是甲地的人看月亮,想象着乙地的人也在看月亮。如杜甫《月夜》中写到的,他自己在长安看月想念远在鄜州的妻子,同时也想象着妻子也在看月想自己,他们在不同的空间看的是同一轮明月。另一种是时间上的遍在,即同一轮明月在不同的时间上遍照。这在初唐时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就已经有了,如诗中写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日本诗人也写月,但在看月亮的方式上,日本比中国复杂。我在《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岩波书店2011年版)中举过一个例子,平安时代诗人西行法师(1118—1190)写过一首和歌:“月見ばとちぎりおきてし故郷の人もや今宵袖ぬらすらむ。”说的是,两位男女一起看月,但他们知道将来一定会分开。将来男的在京都,女的则在故乡,男的想象他们将来分开后会看到今宵看过的同一轮明月,而女的会哭泣。这首和歌牵涉到时空上的转换,虽然同是看月,但其中的感情流变非常复杂。
  卞东波:
  您多次说过,要将中国文学放到世界文学中来看。我觉得,这种研究方法很吸引人。您还有一本书没有翻译为中文,就是《中国的Alba—谱系的诗学》(汲古书院2003年版)。书中《中国的Alba—或论乐府〈乌夜啼〉》一文就讨论了类似于西方骑士文学中“Alba”一类的诗歌。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知道,“Alba”是指骑士与情人相会、长夜将尽、不得不分别时所唱的离别的歌。您也讨论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类似的诗,如汉乐府《有所思》、李商隐《无题》以及《乌夜啼》。但您也指出,中国最后没有形成一种像Alba这样的文类。这些观察很有趣。
  川合康三:
  其实并不是我最早用Alba这个概念的,最早的是阿瑟·魏理(ArthurWalley)。很多日本学者一辈子就研究一个人,比如研究陶渊明就一直在研究陶渊明。我不喜欢研究一个诗人,就一直看这个诗人的作品,而是喜欢从一个地域、一个时代以及诗人的合体来看某个诗人。就好像仰望天空时,你只看一颗星星,孤零零的一颗星星,就很没有意思。如果看一大片熠熠发光的星星,研究星星之间的关系,会有意义得多。我最近在思考中国叙事诗的问题。从西方epic(史诗)的观念来看,希腊有《伊利亚特》这样的荷马史诗,但反观中国诗歌,就看不到类似的史诗。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叙事诗,我认为中国有一种反映女性历史的叙事诗,如蔡文姬的《悲愤诗》。其他像《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牧的《杜秋娘》中都有女性自叙的部分,我认为这些女性叙事诗的接受者应该也是女性。
  卞东波:
  说到女性文学,您还专门写过一本《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这么“风花雪月”的书。您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为何这本书写到李商隐就结束了?
  川合康三:
  我受到日本的和文学(用假名创作的文学)的启发。如果离开了恋爱的题材,和文学就不是和文学了,而且很多和文学的作者就是女性。这一点与中国很不一样,由于受到士大夫文学的压力,中国的恋爱文学不太发达,但不是没有。所以我就写了这本书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文学中的男女关系很重要因为可以反映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宋词中也写美丽的恋情,但我认为很多都是虚构的,代言的成分更多一点。至于为什么写到李商隐就结束,是因为我认为李商隐的恋歌是独立的存在,后世的诗人,如宋代西昆诗人怎么模仿都模仿不像,它是无法复制的。
  

原载:节选自卞东波教授《“像孩子念诗那样回到诗歌本身”——川合康三教授访谈录》,原文载于《文艺研究》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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