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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的历史——兼谈日记的文献价值

朱曦林

  “日记”文献最早可溯源于西汉时期,此后经宋元两代的发展,至明清时期蔚然大观。晚近以来,随着大量“日记”的刊行,极大地丰富了研究的材料,对文史研究颇多推进。陈寅恪先生曾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也就是说,不管是官书,还是私著,都各有短长,在研究中只有“合观慎取”,才能避免偏信一端的情况。对于私著而言,日记无疑是其中文献价值较高的一类。揆诸史论,就针对的阅读对象而言,日记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给自己看的;另一类是被当做著作,以作身后为他人阅读的。而由于著者的不同,在内容的记载方面呈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备忘录,近似流水账,内容较为简略;另一种则是有意地保存著者的所见所闻,凡政治、经济、舆地、人文等方面皆备载其中。当然,不管是哪一类的日记,在学术研究中都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第四辑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下称“丛刊”)共收书12种,收有近现代人物日记9种,其中就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地方。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四辑,凤凰出版社2017年6月第一版
  “日记”中的人生经历
  
  在历史长河中,虽然正史、方志、文集等文献中多有传、志一门,记录个人的事迹。但仍有许多人物由于声名不显,著作散佚,或相关编著者的有意摒弃,以致在历史文献中多有缺载,难以勾勒其生平事迹。在具体的研究中,时人就曾感慨“时代远者,固多散佚,而时代近者,又少流传”(《清儒学案书札》,《名人墨迹书札》第12册,第16页)。而日记作为记录个人事迹的文献,一般能较为系统地反映撰著者个人的历程(如生卒、家系、通籍、升迁、撰著、交游等),这就为后世的研究,或传、志的撰写,提供了参考。
  
  如黄秉义即是一例,对于他的生平,此前罕有可靠的材料,但他现存的日记中则为我们呈现了从1902年10月到1918年4月间的详细记载。据他在1917年闰二月十四日记中的自述,其生日在“五月廿八日”,又称其八字为“甲戌、辛未、己巳、丙寅”,并称在1902年时“余年二十有九”,由此可推知黄秉义生于甲戌年五月廿八日(1874年7月11日)。而关于他的早年经历,在辛亥年(1911)五月初二日的日记中更是详细说道:“时幼,承马蔚林老伯取名沅,送考供事,方在十岁,格于例章,册填十六岁,于光绪九年考取詹事府供事四十六名,旋于是年十一月咨送国史馆当差,是年十二月复送武英殿当差……十年四月初一日,因恭修穆宗毅皇帝圣训全书告竣,议叙列为一等,经部题覆准以本项应得之缺归于双月升选二缺之后选用……至光绪二十年甲午科赴省乡试,改名秉义,纳监入闱不售。就于光绪廿四年由湖北赈捐,加捐同知职衔,至廿八年壬寅复行入闱不售。念及供事尚可藉此出身,至三十二年赴部,请领供事执照,方至上年入都商定,即由从九指分省分候补,仍用沅名而已。今名仍用沅,所取秉义名作为小字,号质诚,即家谱中亦是如此书录矣。”从这份自述中,可知黄秉义原名黄沅,曾考取詹事府供事,并先后在国史馆、武英殿当差。至光绪二十年,黄沅为参加乡试,又鉴于曾虚报年龄在京当差,故改名秉义。此科乡试,黄秉义未能中举,此后又参加了光绪二十八年的乡试,皆名落孙山,仅由湖北赈捐得同知职衔。其间,黄秉义曾多次希望通过捐纳获得出身,自称“余自十馀岁即有报捐主事之想,迄今二十馀年”(辛亥年六月十六日),但直至辛亥革命前,仍然在积极托人捐纳,最终却因纳款上涨未能及时交付,而错失最后一次捐官的机会。进入民国后,他积极参与乡里事务,并在1918年当选第二届国会众议员。由于他的日记坚持“日有所事,登诸记簿,不得始勤终怠为要”,因此他中年以后的事迹,多可从中考见。
  
  又如王锺霖,在《历代日记丛钞》中,编者曾称其“生卒年不详,事迹缺考”(《历代日记丛钞提要》,第169页),但通过梳理其日记,其生平亦能大致勾勒。关于他的生年,在咸丰八月廿九日的日记中曾说,是日“为予生日”,而在翌年二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又自述道“予年廿一岁,丁酉腊,住在乡间完姻”,丁酉为道光十七年(1837),按古人传统的计岁方法推算则其生年当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即王锺霖生于“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廿九日”。而在咸丰八年二月初八日的日记中,王氏曾称张殿栋为其“甲辰(1844)科同年”,又在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说“吾历陈雨人先生(即陈霖,寄籍山东历城)”,可知王氏为山东历城人,并举甲辰科山东乡试。另外,关于王氏的仕宦经历,在日记中亦间有提及:“道光己酉(1849),王芝山明府自博兴调潍县,相约至潍,校阅潍阳书院课艺,得与邑之文士相接”“予于庚戌(1850)冬来潍,应王芝山明府聘以书记兼西席,并校试文”“予前在潍,壬子春(1852)春闱罢归”“咸丰四年(1854)夏,奉檄署金乡学事”“(咸丰丙辰1856年)予在陵三年(主讲三泉书院)”“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五日,到吏部候签,掣得兵部……十一日……予得车驾司”“同治元年壬戌(1862)春,余由驾部改运判,次年实授蓟永分司”。通过上述的梳理,可知王锺霖早年曾在潍县参幕,不久奉檄任金乡训导,随后在陵县主讲书院三年,至咸丰八年由掣签得兵部车驾司员外郎,同治元年外任天津长芦盐运使,翌年实授蓟永分司运判。
  历史进程中的“大人物”“小人物”
  
  不同的人物,由于自身所处的地位不同,对待同一事件,则会呈现出不同的看法。相对于“大人物”的亲身经历,“小人物”的记载可能出自传闻之言;而相对于“大人物”的有意隐晦,“小人物”大体能据其所知秉笔直书。通过对同一时期、同一事件、不同身份的日记进行解读,可以体察历史进程中,不同人物的感受。如戊戌变法,唐烜和江翰就因个体的差异和记录旨趣的不同,在日记中则呈现出“不对等”的记载。是时,唐烜任职刑部,其日记又喜将所见所闻“悉缕述无疑”,故对京中时政多有记载。变法初起时,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898年7月18日)的日记中,他就记录了康有为受任用的过程,虽多有微词,却也承认“新法各条详细章程皆伊所进书中语”。迄于“六君子”就义,在日记中,唐氏不仅以参与者,也以经历者的视角,详细记载了“奉口谕严拿康某”的过程、刑部关押判处“康党”的情形,并表达了他对变法“摇动人心、败坏风气”的否定态度。唐氏日记的价值,黄彰健、孔吉祥、李在全等学者都曾有专文讨论,并指出是书“堪称近年来发现的有关戊戌维新颇为重要的原始资料之一”。而江翰虽然与康有为、梁启超、杨锐等人都有交往,甚至于戊戌年初,江氏尚与梁氏共饮、寄函杨氏,但在日记中对变法之事却未置一言。这除了因其日记“属日常备忘性记录,少有议论”而“未有意识地记录论时务之事”外,可能与他不支持变法有关,在江氏少有的涉及时局的记载中,曾记录了曹元弼“痛诟康有为、梁启超及蒯光典”之事,其态度不难窥测。
  
  又如辛亥鼎革,王振声和黄秉义在日记中就记载了不同的感受。王振声是同治十三年进士,曾任会试同考官、监试官,徽州知府等,与一时政要载振、赵尔巽、铁良多有交集。他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捐升遗缺后,即奉调入京。鼎革之际,王氏虽已远离政坛,但在他简要的日记记载中却清晰地记录了从“湖北革党攻陷武昌省城”到“皇帝辞位,定为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时局变迁。其中,王氏最为切身的感受则是“江宁、江西、浙江均有警”“苏浙闽粤均无安报”“齐化门东直门内抢掠烧大乱”等混乱景象,于是在辛亥年底遂“携眷东避于乡”,在致信友人时更称民国“大局摇摇”“民不聊生”。有这样的感受,无怪乎在张勋复辟的当日,王氏即在日记中改用“大清帝国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
  
  而远在台州的黄秉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当时的报刊和友朋间的交流。在辛亥年八月三十日(1911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他首次谈及对武昌起义的看法,认为“武昌彼据、汉阳彼占,深为可虑”,清廷应“水陆兼程并攻”。迄于清帝逊位,在近四个月的日记中,黄秉义“每月即记完一册,日均记逾千字”,除了根据报道做出对局势的判断外,他也在不断思考导致起义的原因,最终将矛头指向了张之洞,认为清廷“听信逆臣张之洞邪说,废科举、出洋游学、停书院,编设学堂,以致革命之贼处焉”,进而说“总而言之,‘停科举,瓦解人心;设学堂,倡言革命;练陆军,干戈倒击’二十一字致有今日之祸”。至民国肇始之日,黄氏更宣称“我朝之万世罪人在张之洞一人耳”。当然,黄氏的“一家之言”代表的是因科举的废除而丧失“读书——做官”之路的读书人,但他的记载中,其身边群体言及湖北战事,“革命党战胜,其色喜;官军战胜,其色忧”,则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南方世风的倾向。
  “日记”中的生活
  
  20世纪初,梁启超以“新史学”为倡导,批评中国的旧史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提出历史研究应重视“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关文化史、社会史以及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推陈出新,近年来受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更是趋于深入。“日记”作为记录个人经历的文献,涉及了著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著者生活时代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家庭宗族、岁时节日、社会风俗、礼仪服饰、艺术品鉴、宗教习俗等,皆会不同程度地在日记中呈现。
  
  如古代中国的城市生活中,居民的用水问题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关于北京城内居民的供水用水问题,侯仁之、蔡蕃、熊远报、邱仲麟、余新忠等学者都曾有过论述。在王锺霖的日记中也有相关北京城内“水屋子”的记载,他在咸丰十年五月廿九日记道:“京中内外城官民所用甜水除自己有车自拉外,馀皆水屋按时卖给,凡有水屋皆山东登州人,无论大风雨必须送到各门挨卖,他人不能有此长功夫,亦不敢卖,只成一霸。……京中居民不下百万家,皆仰给此水车之水,亦多不肯得罪他,盖水屋各有分界,他处不能越送也。”通过这则记载不仅有助于了解晚清时期北京城居民的用水方式、供给来源,也能丰富文献记载的类型。
  
  至于北京城排水系统的情况,在王氏日记中也曾有涉及,他说:“当雨大泥深,各街巷难走已极,而水车不能避趾而不送也,大街尚易行走,如小巷业经存水,复经三套大水车压过,辙深一二尺,且高低掀翻,他车愈因难走。”甚至于雨后兵部附近的胡同“臭水几没车轮”。六部附近尚且如此,他处可想而知。曾有学者指出“由于清代城市普遍缺乏完善、通畅的下水设施,街道也坑洼不平,存在大量的臭水沟、污水潭”,据王氏的记载亦可见一斑。
  
  科举考试是帝制时代的重要内容,举子的备考及落第后的心态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粟奉之的日记,就详细记载了他五次参加会试、五次落第,最终大挑考授四川知县的经历,展现了普通举子“皇皇北上,行橐犹虚”的赴考情境。同时,他的日记“凡有闻见志之,旁及土俗物产,以尽其变”,对赴考、宦游途中的舆地物情、风俗人文、商业变迁等多有记载。如游云南时,粟氏就记录了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西方列强的商品渐销内地,致使素以产玉著称的云南,“向时巨贾无一存者,滇空受产玉之名,而生计坐是大减”,从而感慨道:“人第知洋人通商,夺细民职业,沿海受其害,乌知僻在西南之滇,害亦如之。”而后他赴蜀任职,在途中又亲见顺庆府盛产的红花,“其利为洋产所分,业此者遂寡”的情形,遂再次感慨:“洋人通商,事事攘中国之利,红花虽微,是可慨矣。”而从这些记载中,也不难看出当时西洋产品对普通民众原有生计的冲击。
  
  日记文献,除了少数是写给“他者”看的外,多数是写给自己看的,因此多未被修正润色,具有原始性、私密性的特征。日记的内容,包罗万象,凡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皆会载其中,但同时也由于著者的地位、学养、旨趣、立场、撰著目的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以故每一种日记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桑兵、徐雁平就曾分别指出日记文献存在“原始性”“互记中的不对等”的问题。所以在解读日记时,不仅要注意参酌同一时代、同一事件、相关人物的文献材料,还要将其记载放在更为广阔的时事背景中进行考量,在充分了解著者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利用、挖掘“日记文献”的价值。
  
  刘跃进曾说“史料的价值永不过时”,“丛刊”的结集即旨在“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为读者“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诚如王国维所说“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随着“丛刊”的陆续出版,无疑将极大的丰富这类史料,对近现代的文史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丛刊”第四辑共收书12种17册,分别为《江瀚日记》《英轺日记两种》《胡嗣瑗日记》《王振声日记》《黄秉义日记》《粟奉之日记》《王承传日记》《唐烜日记》《王锺霖日记(外一种)》《翁同龢家书诠释》《甲午日本汉诗选录》《达亭老人遗稿》。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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