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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明清小说的研究和翻译近况

李国庆

  中国明清小说的翻译和研究在美国历史不长,规模也不大,算不上热门。这不奇怪。即使就整个中国研究而言也是如此——其历史也不长,又以现、当代中国研究,特别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学科为重,于是学界有称美国的中国研究为“中国学”的,以区别于欧洲的汉学。极端的说法是美国东亚系的中国语言文学课只教说话而不及其他了。事实上美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也有不少收获,值得注意。
  
  北美的明清小说的翻译和研究长久以来都以白话小说独占鳌头。
  先说长篇的英译。明清白话长篇小说的英译早期多由欧洲汉学家为之,美国只有零星的节译或编译,如哥伦比亚大学王际真先生节译《红楼梦》、《西游记》,赛珍珠(PearlS.Buck)编译《水浒传》。早期译文又大多以达意为主,兼及流畅,少有注释。后来居上者,自芝加哥大学教授余国藩先生全译《西游记》起,韵散不废,从诗赋到各种修辞手法都全力以赴,文体变化一览无遗。版本说明、典故考证和寓意解说,在卷尾详注,遂成为学术翻译的典范。
  同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芮效卫(DavidTodRoy)新译《金瓶梅》,萧规曹随。《金瓶梅》有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Egerton)的旧译,乃以崇祯刻本为底本。芮效卫则以万历丁巳年的《词话》为底本,从导论到笺注索引,一应俱全,序文、序诗,如数译出,词曲、俚语,也照译不误,注释之详,尤为突出。遗憾的是此译至今尚只完成五卷中的三卷,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国演义》新译本是由罗慕士(MossRoberts)翻译的。他是1966年哥伦比亚大学汉语博士,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的教授。译本三册,共1,698页,其中正文1,457页,其余为序言、跋以及注释,还有主要人物列表、重大事件列表、头衔、职务表、当时的行政区划图、重大战役路线图等,别具特色。英译竭力保留原著中的文化形象,比如章回小说的套语都译出,朝代的年号、宫殿名,汉语的谦称、敬辞,习语和典故等,也基本上反映了原来的形象。人名、地名采用汉语拼音。对《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版本和作者研究、书中的典故、古代中国的风土人情等,都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解释。西方评论界对这部译文一致推崇有加。译界前辈如余国藩、韩南(PatrickHanan)等也都撰文揄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更对该译本进行了奖励。
  美国学者翻译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关注一些“非主流”作品,以哈佛教授韩南的译著为代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先后译出了李渔的两部长篇,《肉蒲团》和《无声戏》,一部短篇《十二楼》的选集。最新的成果是扬州小说《风月梦》。他并有文章称其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城市小说。此外还有柯若朴(PhilipClart),最近翻译出版了杨尔曾的《韩湘子全传》。南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加里·西曼(Seaman,Gary)则翻译了神魔小说《北游記》,不过他是把它当作人种史学的研究对象而加以注释翻译的。
  再说白话短篇小说的翻译。这在美国早期也是以零星的节译或编译居多,散见于报刊杂志和专著选集之中。中国古典短篇小说浩如烟海,撷英集粹至今仍是主要的介绍办法,这也往往是课堂教学的需要。新近的佳作以韩南教授的《中国明代爱情故事》为代表。这是7篇从《醒世恒言》和《石点头》里选出的故事,配上洋洋洒洒的一篇导言。属新一代华裔学人的美国贝兹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杨曙辉,专攻冯梦龙研究,有专著《点石成金:冯梦龙与中国白话小说》。他跟联合国同声翻译杨韵琴一起,填补了白话短篇小说英译的一项空白:把《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全部译成了英文,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步武前贤,二杨的英译也是韵散不废,巨细无遗,包括冯的眉批夹评,再加导言注释,也深获学界赞赏。
  
  接下来说研究,也先说长篇,再谈短篇。
  美国明清白话长篇小说研究,早期的成果以夏志清和韩南两位学者的为表率。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1968)研究了六部“经典小说”,见解独到。他以欧洲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为参照,认为所有中国传统小说都不完美。
  韩南初以杰出的《金瓶梅》版本研究奠定其学术声誉,转而研究话本小说。继一系列大多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上的权威性论文之后,他出版了两本专著。一本是《中国短篇小说研究》,把中国话本小说至1627年的历史按写作年代划分为初期(1250到1450)、中期(1400到1550)和晚期(1500到1627)三个阶段。美国学者一般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最客观和最详尽的话本写作年代研究的成果。另一本是《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史》,对当时海外可见的话本小说做了详尽的梳理考证,勾勒出截止于17世纪末话本小说发展的清晰脉络。与夏志清等人所持“中国小说不足”论相反,韩南认为传统的中国白话小说具备了18世纪英国小说所体现的“形式现实主义”(formalrealism)的一切特征。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史》中研究过李渔话本以后,韩南以1988年出版的《李渔的创作》进一步剖析了其全部作品。虽然韩南指导过一些学生研究18世纪的长篇小说,他自己却几乎从来没有发表过相关的研究。他倒是写了不少有创见的论文,涉及19世纪和晚清小说叙事技巧的创新,西人通过翻译、原创和组织征文比赛对19世纪白话小说的影响等题目。这些论文已收入《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
  普林斯顿的蒲安迪(AndrewPlaks)先以其《〈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为同行所瞩目,此后领导了复活对清代小说评点的兴趣,其结果反映在专著《中国叙事学》当中。此书包括六部古典小说的“读法”英译和他的研究心得。蒲安迪还在他的《明朝四大奇书》中很好地利用了传统评点,详细解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结构和意义。他提炼出这四部小说的共同主题是自我完善(修身),强调小说作者和他们小说中人物之间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差,并极力推崇它们作为小说所体现的艺术成熟。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何谷理(RobertHegel)曾从夏志清求学。他的第一本专著是《中国17世纪的小说》。此后他出版了《阅读中华帝国晚期插图小说》,将晚明小说实物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中的精美插图的发展轨迹,以及影响文本阅读的可能方式。
  堪萨斯大学马克梦(KeithMcMahon)的《17世纪小说中的色与戒》是晚明色情小说的研究专著,《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则独到而详细地探讨了清代小说中的男女关系。加州大学尔湾校区黄卫总(MartinHuang)的第一本专著《文人与自述:18世纪小说中的自传性》专研《儒林外史》。此后他又出版了《帝制晚期的欲望和虚构》和《帝制晚期中国的男子气概》,同时还主编了关于“续书”的研究专集《蛇足:续书、后传、改编和中国小说》。
  《三国演义》是许多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一篇被修订成专著出版。金葆莉(KimberlyAnnBesio)和康斯坦丁·董(ConstantineTung)最近所编的文集《〈三国〉和中国文化》不是仅针对小说,而是研究普遍的三国文化现象。骆雪伦(ShelleyHsueh-lunChang)的《历史与传说:明代历史小说中的思想与形象》则对演义小说进行了扎实的考察。
  《水浒传》是美国研究中国传统小说的开山之作,但是第二本专著直到近50年后的2001年才出现,那就是圣母大学葛良彦的《走出水浒:中国白话小说的兴起》。相对而言,《西游记》和《金瓶梅》更为西方学者所青睐。李前程的《悟书:〈西游记〉、〈西游补〉和〈红楼梦〉研究》追寻《西游记》的启蒙主题从《西游补》直到《红楼梦》,认为以往红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佛教思想对这部小说的结构和意旨的重要影响。芮效卫在全译《金瓶梅》,他的学生柯丽德则出了一本专著:《论〈金瓶梅〉的修辞》。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丁乃非的《秽物:〈金瓶梅〉中的性政治》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激烈地批评此书。还有一位台湾出来的女学者,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吳燕娜专攻《醒世姻缘传》,出版了《讽刺与17世纪小说〈醒世姻缘传〉》。此前她还有专著研究17世纪小说和戏剧中悍妇主题流行的现象。耶鲁大学呂立亭(TinaLu)对17世纪小说的解读范围广泛,眼光独到,这可以明显地从她最新的著作题目上看出来:《中华帝国晚期文学中的非故意乱伦、啃老和其他奇遇》。
  要说18世纪的小说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最受人瞩目的,并不奇怪。研究《儒林外史》较早的是旧金山大学斯蒂芬·罗迪(StephenRoddy)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文人身份及其在小说中的表现》,较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商伟的《〈儒林外史〉和帝国晚期的文化转型》。后者把吴敬梓的小说解读为对清初礼教的深刻批判。我们已经提过蒲安迪的《红楼梦》研究了。余国藩最早是以《西游记》研究和译注而出名的,此后转而研究《红楼梦》,出版了《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其他值得注意的成果有麻省理工学院王瑾的《石头的故事:〈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中的互文性、古代中国的石头迷思及其象征意义》,考查了《红楼梦》中的石头意象并与《水浒传》和《西游记》中的石头意象进行互文解读。哈佛大学李惠仪的《迷幻与警幻:中国文学中的情与幻》用三章篇幅论述了《红楼梦》里情与悟、幻与真、迷幻与警幻三个话题。奥勒冈大学艾梅兰(MaramEpstein)的《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有一章研究《红楼梦》中有关“情”的诗歌。布朗大学李德瑞(DoreLevy)的《〈石头记〉中的理想与现实》则是为本科生而写的多学科、宽视角的《红楼梦》导读,涉及诗歌、家庭结构、因缘果报造成的疾病等多个话题。此外还有裔锦声的《红楼梦:爱的寓言》,对《红楼梦》和西方文学中的一些寓言进行了比较研究。
  对《镜花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最有价值的还是夏志清的论文,收在蒲安迪主编的论文集《中国敍事:批评与理论文汇》中。卫斯理大学魏爱莲(EllenWidmer)的新作《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则仅揭示了《红楼梦》和《镜花缘》如何吸引女性阅读小说的现象。
  至于晚清小说,贡献最大的是哈佛大学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1849-1991》。此书重估了一批此前被忽视的小说,强调它们的实验性质,鼓吹当年面对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文化压迫的中国本土的现代性传统,并带动了重估晚清小说风气。这种重估不仅针对政治小说,也包括“邪狭小说”。比如《海上花列传》,如今有了英译本,由张爱玲初译,洪慧怡(EvaHung)修订编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胡志德(TheodoreHuters)的《拥抱世界:晚清和民初的博采西长》,中段借了几部晚清小说来印证东西交会,不过其涵盖的学术发展是1895至1919年间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胡缨的《翻译的故事:1899-1918年间中国新女性之创造》关注的则是表现了女性行为新模式的小说和其他文本。
  对金庸现代新武俠小说的学术肯定也提升了19世纪同类作品的地位。其始作俑者便是《〈绿牡丹〉与中国武侠小说的兴起》的研究对象。
  最后说一说文言小说。
  很久一段时期,明清两代的文言小说领域是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一枝独秀,但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乏善可陈,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方有所突破。其时加州波摩纳学院白亚仁(AllenBar)发表了一批重要论文,如“《聊斋志异》的文本传递”(“TheTextualTransmissionofLiaozhaizhiyi,”《哈佛亚洲学报》44No.2,1984,515-562)和“《聊斋志异》早晚期故事的比较研究”(“AComparativeStudyofEarlyLateTalesinLiaozhaizhiyi,”,《哈佛亚洲学报》45no.,1985,157-202)等。芝加哥大学蔡九迪的《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古代小说》则在审视此书的序跋和一些故事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性解读。白亚仁接着在不同园地发表了有关《聊斋》其他方面的论文数篇,并给梅维恒(VictorMair)编辑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Columbi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2001)写了详细的有关明清文言小说选集的一章。蔡九迪最新的专著是《中国17世纪小说中鬼魂与女性的形象》。此外,密歇根大学的张春树、骆雪伦夫妇也有一本专著:《重塑历史:蒲松龄世界里的鬼魂、妖精和人类社会,1640-1715》。尽管有了一些新的选集,《聊斋志异》的全译尚未面世。
  韩南在探讨一些著名话本的来源时,品评过晚明文言小说的质量与多样化。最近几年,则是波士顿学院的蔣兴珍(Sing-ChenLydiaChiang)一直在研究清代的文言小说。她在《自我觉醒:中华帝国晚期志怪故事中的身体和身份》中,不但采用了弗洛伊德理论来解读《聊斋志异》中一些通常为人所忽略的故事,还讨论了袁枚《子不语》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些材料。威斯康新大学韩瑞亚(RaniaHuntington)的《异类:狐与明清小说》和哈佛康笑菲的《狐仙信仰:帝国晚期及现代中国的权力、性别及民间宗教》都研究华北的狐狸精传说及其在清代文言故事中的文学化。
  限于篇幅,本文涉及的关于北美明清小说的翻译研究主要是专著,而且没有对提到的每部书进行更详尽的分析。这可能导致一幅不平衡的画面:一些论题虽然尚未有专著问世,但已被各类文章充分讨论;文章相对于书也常常更加深刻和新颖;一些年轻学者因为只有文章问世也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想要进一步了解全貌,还必须参考本领域内的期刊。
  有一份完整的关于明清小说的英文研究目录,是不是就有了一幅完整的图景呢?不一定,因为越来越多的北美学者开始用中文发表著作。用中文发表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汉语国家获得更多的读者,理所当然。在过去的20年,用中文发表作品的机会日益增多并且更具吸引力;与此同时,传统的用英文发表学术专著的机会正逐渐减少。例如夏威夷大学马幼垣(Y.WMa),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英文发表的。研究兴趣转向《水浒传》的文本传统后,他逐渐开始用中文发表作品。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是,越来越多关于中国文学的英文出版物正通过翻译获得第二次生命,上文提到的很多著作就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了。
  即便把文章也考虑在内,北美的明清小说研究领域也还有许多盲点。比如17到19世纪的许多重要小说至今还未有专门的讨论;象韩南对李渔的研究那样着重分析某个作者的作品中不同方面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性研究也十分罕见。虽然近年来比较研究和主题研究(thematicstudies)日趋流行,它们的数量也仍旧十分稀少,而且这些研究通常局限于比较有限的几本小说。虽然大部分小说已经(或即将)拥有出色或至少可读的译本,许多其他重要且有趣的作品仍未得到翻译,令美国学界无法在本科教学中展示这一学科复杂的全景。从事明清小说研究的学者数量本就有限,他们的兴趣既随着学术思潮和机遇的改变而变化不定,又因课堂教学的需要而分心。所以我们在上面的介绍中会看到,许多学者专著不少,但小说研究只有一本;做系列研究或长篇翻译的往往是没有教学任务的资深或退休教授。还有,不管是新进的老师还是申请读博士的学生,研究古代文学的远远少于对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感兴趣的。朝文化研究的转向使许多大学语言文学系拓宽了视野,展开对媒体材料的研究,不管是月份牌、报纸广告、电影还是电视剧,都被纳入到教学和研究的范围中,但是伴随而来的是,许多大学里讲古代文学的教授少于讲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甚至一位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后面对的局面可能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便利性大大提高,但教授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教授却大大减少,对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期待恐怕就不能太高。


  (李国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图书馆中/韩文部主任,武汉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北美)会长,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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