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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海昏《论语》简试释

王刚

  在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珍贵文物中,5000多枚简牍因其重大的历史价值,为学界所推重,其中的《论语》简,尤受关注。最近,公布了少量的简牍照片,大部分却未引起注意。根据这些新见材料,笔者特作释读和疏解,以就正于同道。
  1、《论语·知道》简一枚,为今传本所无的佚文,并在简背附有篇题“智道”二字,简文正文为:
  
  孔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
  
  2、出自《雍也》篇的三条简文,以照片形式收录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所编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一书中,与《知道》篇一样,这些简文都是以标准的今隶书写,笔法秀丽成熟,按照笔者的释读,文字分别为: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為民乎?”
  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
  
  3、在2016年第3期的《南方文物》上,在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意乐等人整理撰写的《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中,披露了一版木牍,上面有大段《论语》文字,由于书写率性随意,文字接近章草,整理者推断:“这是刘贺本人所书写,应该是刘贺读书时随手做的笔记。”此牍从右至左,书有五列文字,并附有符号“●”、“△”。其中前四列,通过目视,可以看出基本内容,笔者对其审读后,释读如下:
  
  第一列:孔子曰:“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富,‘苟美。’△子□□”
  第二列:孔子曰:“吾有知乎?我毋知。有鄙夫問乎吾,空=如也,扣其兩端而竭”△子罕篇
  第三列: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后樂正。邪、頌各得其所”●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子罕篇
  第四列:孔子曰:“‘善人為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知……△子路篇
  (释文中的符号,“□”为简文残泐部分,“……”为文字漫漶不能确定者,皆为笔者所加;而“●”、“△”符号,为木牍所自带)
  
  在以上内容中,《知道》篇已有了释读和初步解析。具体说来,先是王楚宁、曹景年等学者在复旦大学出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和简帛网上发表了相关文章,在2016年《文物》的第12期,则刊载了《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知道〉简初探》,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等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故而,本文不再重复,仅对后面两部分的简文做一个必要的校勘和疏解。本次释读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定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以下称定州本)为基本参考本,参照阮元本《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下称今本),以及皇侃本《论语集解义疏》(商务印书馆1937年,以下称皇本),并适当吸收程树德所撰《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以下称《集释》本)中的成果,再通过《史记》、《汉书》、《后汉书》(皆用中华书局点校本)及其他相关汉代典籍,结合需要,对汉唐以来的文本情况作适度的引述。具体释读及疏解如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
  定州本与之相同,另外,据《集释》本,日本学者所见古本中亦有“也”字,但在今本及皇本中,无“也”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苑·修文》所引文句与今本相同,如果《史记》、《说苑》中的文字没有被整饬,则说明汉以来即有两种表述方式。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為民乎?”
  定州本缺。“女得人為民乎”,今本作“女得人焉耳乎”,在皇本中,“女”作“汝”,并在句尾添一“哉”字,作“汝得人焉耳乎哉”。而在《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李贤注中,作“汝得人焉耳乎”,反映了唐代的文本面貌。
  长期以来,这段文字令人费解。由于“焉耳乎”三字有时可做语气词用,在皇侃本及高丽本中,索性就再加一个“哉”字。但遣词造句之中,哪见过这么多语助词的?对此,历来有学者提出不解和质疑。如阮元在《论语注疏》的《校勘记》中评价道:“‘焉耳乎’三字已属不词,下文又增‘哉’字,更不成文。”于是,他提出:“疑‘耳’当‘尔’字之讹。”“盖‘焉尔者’犹‘于此也’。”他将“尔”作为指代词来使用,还援引宋本及坊本皆有作“尔”的例子以为佐证。但问题是,“尔”、“耳”相混,是唐以后的事情,在古经传中并非如此。段玉裁在注《说文》“耳”字时指出:“古音义绝不容相混,而唐人至今,讹乱至不可信。”所以,将“耳”改为“尔”,主要是唐宋以后的习惯所致,但作“焉尔乎”不仅绝非正解,反倒是一误再误。
  我们注意到,《太平御览》卷四二九引郑玄注曰:“得与人耳语乎,言相亲昵。”正证明汉代“尔”、“耳”二字尚未相混。但由于郑玄不得其意,将“耳”引申为“耳语”、“亲昵”等,文义牵强。但这也证明,在汉代,“焉耳乎”三字已成为标准文句。我们还注意到,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焉、耳、乎皆辞。”似乎作“焉耳乎”,自孔安国以来即是如此。但习经学者皆知,《论语》孔注的真实性历来受到质疑。笔者认为,孔注应该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层累增删,以至窜乱之处不在少数。甚至有些何氏所注者,亦被唐宋之后的版本误植为孔注,如李贤注《后汉书·陈元传》引《论语集解》,今本“孔曰”部分,谓之“何曰”。可见唐之前的版本与今不同。尤为重要的是,皇本其实也是来自于何晏本,但皇本中的孔注则作:“焉、耳、乎、哉,皆辞也。”添了一个“哉”字。或许就是当时为迎合正文需要,对“孔注”,或者也可能是何晏语,而误为孔注的部分所做的加工。总之,“焉耳乎”这样的文辞,归之于孔安国是颇有疑问的。它应该是汉儒在转抄过程中出现讹误的后果,但后儒以己意层层诠释,甚至改添字词,以致于治丝益棼,难得正解。现在海昏简文一出,可完全确证,“焉耳”实为转抄中的讹写,千年聚讼可由此消除。
  
  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
  定州本缺。皇本与之相同,今本“智”作“知”。智、知应为古今字,在《知道》篇中,“知”一律作“智”,可见二者的使用,并无意义上的差别,二者可换用。
  
  孔子曰:“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富,‘苟美。’△子□□”
  此段文字来自于《子路》篇,“□□”可据此补足为“路篇”二字。
  定州本文字残缺,作“子谓卫公……曰:‘苟合矣’少有……”今本作: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皇本与今本同。海昏本与今本相较,较为简略,可能反映了更早的文本状态。
  
  孔子曰:“吾有知乎?我毋知。有鄙夫問乎吾,空=如也,扣其兩端而竭”△子罕篇
  定州本个别字残泐,“知”作“智”,“我毋知”作“无智也”,“问乎吾”作“问乎我”。今本作: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皇本在“问于我”前有来“字”,其余同。
  
  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后樂正。邪、頌各得其所”●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子罕篇
  “后”应为“後”,“邪”为“雅”,异体字。此段文字,定州本无异体字,稍有残泐,所见文句与之相同。皇本亦无异体字,文句相同。
  今本无“於”字及异体字。《史记·孔子世家》、《汉书·礼乐志》、《论衡·知实》所引文句与今本同。赵岐《孟子题辞》亦言:“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证明西汉中期以来,今传本的文句基本稳定,而海昏本、定州本、皇本为另一系统,此后逐渐被淘汰。
  ●后的文字以小字书写,以示区别。它来自于《雍也》篇,全文为: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海昏本未写毕,今本、皇本与之文字同,定州本缺。
  
  孔子曰:“‘善人為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知……△子路篇
  “國”当为“邦”,为避高祖刘邦之讳而改,定州本亦作“國”,“去殺”后多一“矣”字。今传本、皇本无避讳,“國”皆作“邦”,其他文句与定州本同。
  另外,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太史公曰”中有:“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比海昏本多一“之”字。《汉书·刑法志》曰:“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比定州本少一“亦”字。
  
  通过以上的简文释读,对于海昏《论语》的状况已初窥一二。它不仅可以为校正文字,直接改订错讹提供帮助,尤其在与今传本及定州简的比勘中,可以为我们理解《论语》早期文本,提供直接的证据。随着材料的逐次公布,今后必将会有大批深入而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此,仅在释文的基础上,就其文字和文本特点,说几点初浅的看法:
  一、我们知道,《论语》是从汉朝元、成时代的张禹开始,逐步形成统一的定本,并为后世的今传本奠定了基础。但通过张禹之前的海昏简及定州简《论语》,可以看到,至迟在西汉中期,《论语》文句大致已经稳定,有些句子,如“中庸之为德”章,与今本完全一致。
  二、在海昏简中,今本以“子曰”面目出现的文句,在木牍中,皆作“孔子曰”。以前的学者对“子曰”、“孔子曰”的分际看得比较重,常常据此去探究背后的深意,但之前以今传本为准,现简牍本一出,以往所总结的所谓“规律”,常常失效。现在看起来,至少今本中的“子曰”与“孔子曰”的差别需要重新思考,它们没有以前所想的那么整齐划一,此点与定州简中的情形一致,能得到互证。
  三、一般来说,在后世文本中,《论语》中的文字较为统一,但海昏本和定州本一样,常有异文出现,如智、知、毋、后、邪,这些属于古今字及同音假借字的范畴,随着文本的全面公布,这类字句还会更多,此外,它们还都是避讳本,而在汉末的熹平石经中,用的也是避讳本。这些材料全面公布后,不仅可以由此获得对于《论语》文本的动态了解,对于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也可提供素材。
  四、在与今本及其他各本比勘中,语词的不一致常常出现在语助词等方面,虽说不影响对整体意义的理解,但这说明,《论语》作为语录体,在形成定本之前,后世在语气方面不断修饬,这些后人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的地方,在古人那里或许有不一样的理解和重视。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女得人為民乎”,后来被讹写为“女得人焉耳乎”,以及其他的类似文句,它们都主要在语助词方面加以弥缝。
  五、很可能是刘贺本人所书写的木牍上,除了大字书写《论语》正文外,还有小字书写的内容,以示区别。这些小字书写的内容,可能有刘贺本人的见解,但更有对《论语》文句的再次引述。我们注意到,在海昏简中虽“知”、“智”混用,但在所见的海昏简正文中,一律写为“智”,为古字;而木牍中则一律写为“知”,为今字。是原本如此,还是摘抄时改古字为今字?这些需要更多的材料来加以证明。
  总之,海昏简《论语》是一宗重要而有价值的出土文献,我们期待着它的全面公布。
  
  作者简介:王刚,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校古籍所副所长,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古文献与学术史,先秦两汉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三部。
  

原载:《孔庙国子监论丛》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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