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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凭什么排名

陈尚君

  王兆鹏教授学问好,点子多,将电脑玩转后,就一直想找到科学办法给天下英雄或古今诗词来排排座次。十几年前曾根据某刊发文章的数量,来确定古文学研究者的次第,发出后反应一般。想想也是,列前者关门窃喜,居后者也无话可说,谁让你不抱贞守一呢?最近出版的《唐诗排行榜》(以下简称《排行榜》),用极其复杂而周密的办法,列出一百首排名最先的作品。刊出后,学界、媒体和网络吵得不可开交,质疑者认为这是恶搞经典,甚至斥责“我们的文科教授怎么成了数字的傀儡”。编者则回应“排行榜,是我们传播经典的一种策略和试验”(见《中华读书报》2011年11月23日9版)。其实争论的焦点,一是这种方法是否妥当,二是一些家喻户晓的名篇,如李白《静夜思》仅排三十一位,孟浩然《春晓》仅排六十一位,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杜牧《清明》居然名落孙山,与一般读者的认知有很大差距。
  
  
  
  唐诗依靠什么排名
  
  现在流行的排行榜,完全是西方发明的玩意。《排行榜》前言已经理直气壮地加以反驳,列举了宋之问夺袍赐锦、月泉吟社征诗而排定座次、钟嵘《诗品》将一百二十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古人总喜欢说某人或某诗天下第一等,来说明这一方法古已有之。其实我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证据,比如七贤四杰八大家,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以及梁山一百又八人之石碣排名。不过古代的办法,其实经常是皇帝、大官、名家或民间随意说了算,采用的是“我辈数人,定则定矣”(陆法言语)的主观办法,梁山排名则如新出《李逵日记》的揭发,是宋江、吴用数人的圈套。近代以来流行的诗人或学者点将录,则是变着法儿地将天王或贼头的诨号扣在已逝将逝者头上,虽最近似现代排行榜,其实都不是一回事。
  
  西方讲究的是科学准确,可以反复实验,有最精当的数据,因此而整出不计其数的排行榜。从一个国家来说,国土大小、人口多寡、贫富差异、民主程度都可以列出榜单。至于财富、文艺、体育、特技等等,无不有详尽的排行。比如富翁根据拥有资产的总数,田径根据精密到千分之一秒或微米的绝对成绩,足球、篮球根据取胜场数,网球根据五十二周胜盘折算成积分,电影根据票房,影星根据收入,都有具体的根据,谁也不能怀疑。不过充斥排名的社会,不能不经常造成骗局。比如某书还未上架,就报销售排名第一;某歌曲闻所未闻,在榜单居高不下,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商家的诚信。最不可思议的是号称权威的机构不断发布高校排名,弄得禹域名校都神魂不安,再也不愿跟随孔老夫子安心读书了。
  
  唐诗是情感的艺术表达,阅读者有各自的爱好,要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名篇排行,本身就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王兆鹏和他的团队,“尝试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衡量测度公众的关注度和名篇指数”,当然是花气力而不易讨好的努力。但其方法,则是西方的、现代的。按照古人的办法,其实找几位名家,喝茶沐浴之余,提出个名单,也可以很权威。
  
  王兆鹏的办法,是确定四个方面的数据。一、历代唐诗选本入选唐诗的数据,为唐人九种,宋金元人八种,明人五种,清人十一种,今人三十七种,总达七十种。二、评点数据,以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为依凭,此书汇聚数百种唐诗资料而成编。三、研究论文,依据《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和专题索引。四、文学史数据,采据影响较大的九种,又区分全诗引录和摘句介绍的不同。此外,还采据了网络链接的数据,但没有参与排序。对于前四项数据,再分别确定五十、三十、二十、十的不同权重。对古今选本和文学史中的不同引录,再确定二级权重。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加权求和,得出每首作品的综合分值,加以排序,就形成了现在的榜单。
  
  确实够复杂的。我查到作者在《文学遗产》2008年第二期发表的论文《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当时还只依据前三组数据,没有涉及文学史。现在加上了,但权重则将论文的二十分为两份。此文也附有一份名单,与《排行榜》有很大不同,据说是不断精密统计的缘故,容下文再讨论。
  
  唐诗排名的根据是否合适
  
  天下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何况是人所共知、家弦户诵的唐诗。前述王兆鹏确定的所有各项指标和权重,都可以提出疑问,毕竟不像刘翔是否破纪录有成绩可以证明。
  
  就历代选本来说,各代有各代的侧重。比如大家都向往盛唐的气象,但公认选诗有眼光也公平的殷璠《河岳英灵集》,以常建为第一,李白、王维都在其下,杜甫没入围,他可是盛唐人哦。后来历代都有特别的好恶,一些选本标榜某些流派,专家又有宗唐宗宋的不同。规模大的选本,比如影响巨大且最为专家赞赏的明高棅《唐诗品汇》,录诗六千首,就没有什么统计的意义。而同样是选本,《唐诗三百首》的影响因子显然要大于古今所有选本,《排行榜》中的诗,也十有八九与其重叠。但在专家来看,这本书只是一本童蒙读物,给小孩看的,根本不入大家法眼。当然,王兆鹏选取了七十种选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缺憾。
  
  近年学者颇重视评点,从中发掘出许多微言妙理,但就我的立场,却不那么看重。虽然古人在作诗方面应较今人为强,但除部分名家外,多数批评属于率性而为,并没有多大价值。就唐诗来说,更是如此。评点当然要显示专家的独到体会,而那些现今人人能背的名篇,诗意大都很晓畅明白,不需要做太多的发挥,评选时不免吃亏。再进一步说,唐诗批点之很大部分,都是附在选本上的,与上述选本在数据统计上不免重合。而在权重方面,两者占了百分之八十。即便区分古今选本的比例,古代选本仍然占据过半表决权,主导了排行榜的产生。这就难免使网民要愤慨与自己的所知大相径庭了。
  
  至于论文的数量,所根据者只是论文题目来确定,与学界常讲的引用率有很大不同。值得做专题研究的诗篇,大约一是主题复杂,二是文本歧义,三是寓意不明,四是评价径庭,五是归属有异,六是系年未定,等等,其实都与其在读者中的影响力没有必然联系。就如同现实中的问题人物,大家都知道,但并不合适评全国劳模或人大代表。
  
  文学史是近代以降才有的著作,既不同于诗话的说故实,讲技法,也不同于选本的择名篇,示典范,它的责任在于展示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表彰有重大贡献的作家,评述其最具创新意义的作品,且求适应大学讲授之适用。
  
  对于网络,我最表怀疑。虽然王兆鹏说曾在不同时期三次检索,并选取其平均值。但人人都知,检索诗题和诗句是会有很大不同,诗题、作者名字之常见与不常见,又会有很大不同,何况现在网络经常给你提供大量类似或相关的检索结果,无时无刻不在考验检索者选择文本的能力。
  
  还可以举出其他的疑问。比如资料仅仅局限在大陆,港台会有很大的不同。那边好像更关注亲情表达和传统道德,因此如杜甫《羌村》不会挂到榜尾,《赠卫八处士》一定会入榜。以前看过民国老教材,这两首是中学生必读的。如果还考虑到唐诗的国际化,譬如在东瀛将是白居易的一统江山,美国可能还会加上寒山或王梵志。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民意调查,发几万张问表,随机询问,或让每人写出喜欢的十首,就是操作有些困难。当然,在山村,在都市,在写字楼,在大学小学,结论也会有很大差异,比现在的方法也不见得好。
  
  
  
  两次榜单的比较
  
  同为王兆鹏教授编的榜单,2008年刊布于《文学遗产》的一百篇唐诗,与《排行榜》比较,有很大不同。
  
  一是前十名,2008年杜甫《登高》排三,张继《枫桥夜泊》排五,白居易《琵琶行》排十,新版三诗分别退到十五、十二、二十三,而新版排第二的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排第七的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排第八的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旧榜分别排十四、二十一、三十三。
  
  二是两榜不同的作品,多达十三或十四首(2008年目录因九十九名有三首并列,实收一百零一首)。2008年有而《排行榜》没有的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牧《过华清宫》、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征》、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李商隐《嫦娥》、骆宾王《在狱咏蝉》、李白《赠汪伦》、《长干行》、《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望庐山瀑布》、孟浩然《宿建德江》。2008年无而《排行榜》新增的则是岑参《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王维《过香积寺》、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秋兴》、《登楼》、《羌村》、赵嘏《长安秋望》、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与诸子登岘山》、卢纶《长安春望》、崔颢《行经华阴》、李白《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
  
  其他各诗先后的变化就不举例了。仅隔三年,何以有如此大的不同?排除人为因素,只能说参评数据取资之不同,数据权重取舍之不同,会造成很大的差异。两次榜单统计方法的不同,一是增加现代文学史的引录,二是将古今七十种选本区分开来,增加古代选本的权重。这样可以部分解释变化的原因,即新榜更重视古人的选择,像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最能见盛唐空灵蕴藉之韵味,杜甫《秋兴》是其沉郁顿挫诗风的代表,《羌村》最见其乱后见到亲人的情感波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被称为古今送别诗之最,《过香积寺》是他禅趣诗画合一的代表,都当之无愧。岑参《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稍有些出人意外。古人认为此诗骨格高朗,气象宏大,是盛唐的代表,而今人重视政治标准,天下动荡之际讲什么雍容华丽,因而坚决摈斥,选本绝少提及,论文、文学史都付阙如。此外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征》、骆宾王《在狱咏蝉》、白居易《钱塘湖春行》、《琵琶行》等都是近代以来特别推崇的作品,古人认识没有那么崇高,出入很正常。张继《枫桥夜泊》当然是优秀诗篇,不过唐宋人关心的是半夜是否打钟的时候,推尊到极致,还是明清,特别是近代的事情。稍感意外的则是杜牧《过华清宫》、李白《长干行》、《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望庐山瀑布》、孟浩然《宿建德江》,古今都一致认可,竟至出局,稍微有些意外,没有看到交待,不好乱猜。
  
  此外,我对照现代选诗最普及的《唐诗一百首》,也可以指出古今最通行诗歌而未入榜的,有贺知章《回乡偶书》、高适《别董大》、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李益《江南曲》、元稹《行宫》、李绅《悯农》、崔护《题都城南庄》、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王建《望夫石》、张籍《节妇吟》、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等,估计也是某些方面指标欠缺而落选。
  
  
  
  排名显示唐诗流布的时代差异
  
  唐诗的流行,因为各个时代的社会变动、文化趣尚和价值取向,而有很大的不同,并非最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一定就最受欢迎。艺术史上有大量生前潦倒而身后暴得大名的例子,诗歌也一样。陶渊明在《诗品》中仅列为中品,在六朝崇尚美文的时代,没有人喜欢他的纯朴自然,到苏东坡出来鼓吹,才奠定他一流诗人的地位。柳宗元也一样,宋初人开始阅读他的文章,诗歌则要到苏轼“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妙论提出,才得到承认。此外,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于诗歌的接受也有不同。比方敦煌遗诗中没有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的诗歌,不是诗不好,而是那边总体文化水准还是较中原稍逊。到日本暴红的是白居易,而不是李白、杜甫、韩愈,也是同样道理。我曾根据长沙窑出土唐代民间日用瓷器上的题诗,和敦煌、吐鲁番学童杂写中的诗歌,分析唐代社会下层流行唐诗的情况,结论是现在最流行的唐诗,那时都没有人特别关注。那时流行的都是表达最世俗的饮酒、送别、怀人、感恩、劝善、劝学一类作品,连白居易以为妇孺皆解的通俗诗,也要改得更明白些。如温情脉脉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被改成了“晚来天色好,能饮一杯无”,意思很明白,韵味就没有了。宋代文化发达,一流文人极力标榜杜甫,乃至尊为诗圣,也是因为杜甫满足了那时的文化追求。明代以后乃至当今,中国社会是越来越走向世俗化,文化是普及了,但社会主流人群的阅读趣味则每况愈下。与此相对应的,是唐诗中那些黄钟大吕的杰作,比如杜甫最好的作品,当然是《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北征》,逐渐不太有人喜欢了,而一些诗意浅显、内容健康的小诗,则渐次占据主流。这大约就是《唐诗三百首》久盛不衰的原因,也是《排行榜》硬是祭出古人的宝贝,引致舆情哗然的原因。如果今后王兆鹏教授还有雅兴作成各代唐诗的流行榜,或者变化各部分的加权指数看看榜单的变化,我相信还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现代学者喜欢研究文学接受学,展示同一作品在各个时代的不同遭遇,升沉荣辱,确是很有意思的事。不经意间,《排行榜》也将唐诗的这一变化,适度地作了某些展示。比如李白《静夜思》,好像唐宋时期没有人特别关注过,早期选本和诗话几乎没有人提到。直到明代李攀龙《唐诗选》将其改出两个“明月”,后来的选本群起而效之,终至人人朗诵,妇孺皆知。“春眠不觉晓”那首,现在题作《春晓》,当然是据首句拟题,在宋版《孟浩然诗集》中,保留的原题是《春晚绝句》,写的是暮春醒来惜花的感受,现在的读者大多忽略了这一点。而此诗的流行,也是较晚的事情。王兆鹏教授说他最受感动的唐诗是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身为人子,谁无此感。可惜此诗也未能入榜,我相信编者在此的忠实。苏轼也是位孝子,据说每逢其母忌日,他都手抄一份《金刚经》以表哀悼。可惜他读孟郊集时的心情大坏,自述如龟背拔毛,钱锺书说如瓷片划过金属,没有特别加以表彰,以致此诗很晚才得以彰显。类似例子太多,就不啰嗦了。
  
  王兆鹏很聪明,早就声明,进入排行榜的诗,并不一定是艺术上最优秀的。他没有说的是,现在最通行的唐诗,未必是唐人最好的作品。比如同样写月下的思念,李白的《玉阶怨》无疑是最出色的作品:“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写女子独立玉阶,思念远人,直到夜深,露珠侵润了罗袜,依然不觉。回到室内,隔着晶莹的水晶窗帘,遥望秋月,久久无法释怀。寄意之遥深,意境之圆融,都非直白的“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可及。问题在于,复杂的诗意和含蓄的意境,并非初学者可以理解,在明以后文化普及的氛围中,后者必然取而代之。
  
  
  
  《排行榜》无意揭出的问题唐诗
  
  《排行榜》按照上述几点为唐诗排名,制造一些话题,算不上学术著作。不过因为从某种途径清理过文献,也将一些流行唐诗隐藏的问题,不经意间彰露出来。以下试举几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没有入榜,最让网友震怒。王兆鹏揭示的材料是唐、宋、明二十二种选本都没有提到它,清代只有两种选本有收,走红完全是最近一百年的事,因而数据偏低。我则要指出,这首诗在陈子昂友人卢藏用为他编的《陈伯玉文集》中是没有的,文本来源最早是卢藏用记述其事迹而写的《陈氏别传》,说陈进谏不被采纳,“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之知也。”陈子昂在幽州作过一组诗,题目是《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序称“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当时卢在终南隐居,不在陈身边,他如何知道陈流涕所歌?如果有此歌,又为何不编入文集?今人已经揭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二句,是南朝宋孝武帝读到谢庄《月赋》时感慨的原话,见孟启《本事诗》。后两句则是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心愁凄而增悲”两句的改写,类似的感慨在《蓟丘览古》这组诗里也有表述。我比较倾向认为此诗是卢藏用根据陈寄诗的大意,根据前人的旧句所作之改写。可以明确作结论的是,这首诗的题目出自明代杨慎的手笔,见《丹铅总录》卷二一。感士不遇是古今文人的共命,这几句集中概括了这一痛苦和孤独,因而流传,是不是陈子昂所作,并不重要。
  
  杜牧《清明》,十几年前听说香港市民调查最喜欢的唐诗排名第一,《排行榜》也没有进入。其实这首诗在杜牧文集和《全唐诗》里都没有收入,最早出现在宋代无名氏类书《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六,仅称唐诗;再见于宋末类书《合璧事类别集》卷二八,作“古选诗”;元代收入《千家诗》后,才算到杜牧名下。今人或从清明风俗的变化认为此诗写于宋代,我是愿意相信的。
  
  女诗人一篇都没入榜,我相信不是有意的歧视。比如这首署名陈玉兰的《寄夫》:“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很关切入微,像女性之体贴,当然是好诗。可是追索文本,较早收录此诗的后蜀韦縠《才调集》卷七、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一九都作王驾《古意》,即是拟古的闺妇怀夫之作,可能陈玉兰其人都出于假托。至于现在流行的所谓黃巢作“满城尽带黄金甲”一类诗,出现更晚,我很怀疑是宋元说书人的假托。
  
  
  
  排行榜是物欲盛行的现代社会商业文化的一部分,带有很大程度的娱乐成分,不可不认真,也不可太认真。今人读古诗,最大的意义是陶冶心情,增加学养,根本不必在意别人如何评议。兆鹏教授锱铢必较地整出个榜单,深谋远虑地展开唐诗攻略,或许不会赞同我的随意解释,那就请鉴谅吧!
  

原载:《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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