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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丛考

林冠夫

  
  《聂隐娘》作者考


  《聂隐娘》是读者较为熟悉的唐代传奇小说。小说的主角女侠聂隐娘,隐身遁形、刺鹰隼、决虎豹,种种作为,且不说对后世武侠小说在写法上产生何种影响,甚至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的名字——“妙手空空儿”,至今在人们生活中仍还作为熟语使用。可是,这篇小说的作者是谁,却留下疑问。
  60年代之初,我曾因写论文《裴铏及其〈传奇〉》的需要,将散见于几部类书中的《传奇》散篇辑出,成一部辑佚稿。辑稿的各篇,除校注外,又都有近似于“解题”的简要说明。辑稿交给某出版社,因为稿本不足十万字,社方考虑的是市场需要,建议再稿一本内容近似的,我又辑了本《潇湘录》。后来,出版社多次搬家,主管和编辑又几经变动,那部在尘封中的《传奇》辑稿,大概被作为废纸处理掉,可谓无疾而终。
  这部《传奇》辑稿中,虽然也列入《聂隐娘》,但却仅仅作为“附录”,以示区别。因为,通行的说法为裴铏作,然而,据我所接触的资料看,说是裴铏作疑点很多。《聂隐娘》的作者,历来就不确定。以往编录小说的各种书籍,凡入编这篇小说的,作者署名十分杂乱,归结起来共是四说:
  其一,郑文宝说。《古今说海》([明]陆楫编)“说渊部别传家”类,收有《聂隐娘》,作者署:“唐郑文宝”。《旧小说》(吴曾祺辑,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从之。以上几种书,为什么《聂隐娘》作者署郑文宝,都没有说明任何来由。而且,今人也已经无从看到此说的来由。
  不过,无论来由如何,此说很难成立。从郑文宝个人状况看,可以肯定那是讹传。其理由是:郑文宝生于五代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为由南唐入宋人物。而《太平广记》的编纂,开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次年告蒇。这时的郑文宝,才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按《太平广记》的编辑体例,他的著作还赶不上入编。据记载,当时也是由南唐入宋的徐铉,希望这部大型类书能入编他的《稽神录》,曾托人向主编李昉表示这一意向。可是,李昉以此书不收时人之作的理由谢绝。虽然这只是应付徐铉的话,也不是郑文宝的事,但却说明一点,《太平广记》不入编时人作品是明确的。而且,论年资,郑文宝远逊于徐铉,《太平广记》不收他的著作,是确定无疑的了。就此书今天流传本的篇目看,入编的,虽然也有宋初人的作品,但都不是时人如徐铉郑文宝等之作。今《太平广记》收有《聂隐娘》,遂从侧面证明,这篇小说的作者,不可能是《太平广记》编纂时在世的郑文宝。
  其二,段成式说。《无一是斋丛钞》(清,辑者佚名)收《聂隐娘》,作者署段成式。段成式是晚唐诗人,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时称三十六体(三人的兄弟辈大排行都是第十六)。他也写过不少笔记小说,有小说集《酉阳杂俎》。后来有人编了本《剑侠传》,收剑侠小说数篇,其中有《聂隐娘》,编者嫁名段成式。中国古代,编与撰二字往往混用,编者也书写为“某某撰”。此后,人们再于《剑侠传》选取篇目另编他书时,即一概署名段成式。此为《聂隐娘》作者讹传成段成式的缘由。故,是说也是讹传的结果,同样是不可信的。此外,《绿窗女史》(明秦淮寓客辑)也收有《聂隐娘》,作者署名,因版本不同而有异,有署段成式,也有署郑文宝。其不足信已如前述。
  其三,裴铏说。近年来此说十分流行。可能是由于最初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选此篇,署名裴铏。鲁迅的《唐宋传奇集》未收,汪编是影响很大的唐代传奇选本,各篇的作者署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于是,新出版的各种文言小说选本,凡入编《聂隐娘》的,作者一概署名裴铏。此外,学人论著凡述及这篇小说时,亦大都以确定无疑的口气,说裴铏的《聂隐娘》如何如何。似乎,《聂隐娘》的作者为裴铏,已成定论。
  其实,说这篇小说是裴铏之作,依然是有疑问的。此说的根据是李昉《太平广记》(卷三二六)收这篇小说,篇末注其出处,曰:“出传奇”。《传奇》是晚唐小说家裴铏的小说集,这就是近人大多认定《聂隐娘》作者是裴铏的来由。但却是唯一的孤证。
  由于《太平广记》中《聂隐娘》篇末的“出传奇”一语,大得近人信从。因这个特殊原由,故在这里有必要多用一点笔墨,考察裴铏及其小说集《传奇》的一般状况。
  裴铏为人们熟知的唐末小说名家,他的小说集中,颇有几篇佳作,而且亦有武侠题材的《昆仑奴》等。惜《传奇》原本已佚。惟其中若干篇,分散入编于《太平广记》《类说》诸大型类书中。今人只能就这些类书见到各篇,约略测知《传奇》的概貌。《传奇》各篇的作者,本身问题也是十分复杂,有的别署作者,亦有他作杂入,《聂隐娘》即他人之作,说另详下文。前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出过一个《传奇》辑佚本,辑者下过功夫,找回几篇误传为他人之作的裴作,但《聂隐娘》也未作区别。
  今人系《聂隐娘》作者为裴铏,依据的是《太平广记》篇末注。而《太平广记》作为一部大型类书,对保存中国宋代之前的文言小说,其资料价值,为世人所公认。可是,此书各篇的作者署名,却不能说是绝对可靠的。这里仅举卷一百五十二《郑德璘》为例,此文的篇末注为“出德璘传”。而《郑德璘》原为裴铏《传奇》中的一篇,这条注中透露,入编《太平广记》的各篇,所据并非《传奇》原本。此外,亦还不排斥其他环节致讹的可能。虽然这只是一般而论,但却由此说明,《太平广记》各篇的作者署名,是很复杂的,更不能说就是铁证,仍有可另作探究的馀地。
  既然,说《聂隐娘》是《传奇》中的一篇,那么,将《聂隐娘》与《传奇》中凡可确定为裴铏之作的各篇联系起来考察,无疑是必要的。一经联系,至少可以发现如下的疑点。
  可疑者一:风格特点独异。
  裴铏《传奇》各篇:有一个明显的风格特点,或者说,唐传奇中他有一种独有的写法。这就是他写女子,都有一段外貌描写。如果是一般的写人物外貌,别的作家也有的。裴铏却有他独特的写法,很值得注意,这就是:他每写女子,总是设置一个特殊的环境背景,以突出人物的风神姿态,相当于戏曲舞台上的角色“亮相”,或影视中的“特写”镜头,故人物形象都十分鲜明。
  今举最显著的《裴航》为例:书生裴航进京赴考,路过蓝桥驿时,因渴向道旁一家求浆。小说女主角云英,从帘下递出一碗浆来。裴航只看见那持碗的手莹白如玉,按捺不住一睹她的面貌风采,蓦地掀起帘来。于是,云英在那莽撞的猝然举措下,美丽外貌和娇羞神态,悉落裴航眼中。此外还有《昆仑奴》中的红绡女,赴约的崔生于户外看窗内红绡女的风姿神态。《郑德璘》中的韦氏女,于船窗垂钓,郑生隔窗窥其美艳,《孙恪》中的袁氏,《张无颇》中的广利王女,《文箫》中的吴彩鸾,《封陟》中的仙女,等等,无不如此。实际上,这是借作品中人物的目光所及,以凸显女性主角的神情风姿,是裴铏独有的笔墨运用方法。
  如果仅某单篇有此一例,也许是出于偶然。可是,检视《传奇》中的所有女子形象,都用这般写法,因此,可以说那是裴铏描写人物的惯常手法。而今,唯独于《聂隐娘》中见不到这种笔法。而这篇小说非三言两语的短制,论篇幅,足可与《昆仑奴》《郑德璘》《裴航》等相埒,小说故事情节亦甚曲折。小说女主角聂隐娘为青年女子,照裴铏写女性人物的习用作法,当亦有一段特殊背景凸显她的姿态风神,而今此篇连一般外貌描写都不着一字。为什么《聂隐娘》有舛裴铏一向描写女子形象的笔法,这一例外,不能不引人怀疑,这篇小说不可能是出于裴铏之手。
  可疑者二,地域独异。
  《聂隐娘》故事的地域背景,与《传奇》各篇不符。裴铏小说的地域背景很集中,可归于如下几处:
  长安洛阳:
  《昆仑奴》《裴航》《孙恪》《薛昭》《封陟》《萧旷》《卢涵》《宁茵》《王居贞》,此外,还有长安附近的《韦自东》(太白山),《江叟》(河南阌乡)。
  五原:
  《曾季衡》《赵合》。
  湘汉:
  《郑德璘》《樊夫人》《元柳二公》《陶尹》《高昱》《马拯》《文箫》(钟陵),《周邯》(自蜀中至江陵)。
  广州附近:
  《崔炜》《张无颇》《陈鸾凤》《金刚仙》《蒋武》。
  蜀中:
  《许栖岩》《周邯》。
  建业及附近的维扬:
  《颜浚》《邓甲》。
  从这个粗略统计看,《传奇》各篇故事的地域,集中于上述五六处。考之裴铏生平经历,这几处都是他生活活动过的地方。长安和洛阳,为唐代的首都和东都,当时由科举入仕的人,来往于两京之间及附近各处,是十分正常的。裴铏最初入仕,在静海节度使高骈幕府,为掌书记,静海节度使任所在广州。后来官至御史大夫。据计有功《唐诗纪事》载:“乾符五年,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活动地为蜀中。
  从这些最简单的资料看,长安洛阳,广州,蜀中等处,都与他生平活动有直接关系。其馀几处,如湘汉地区和建业附近,虽然看不到裴铏在这几处有生活活动过的记载,但小说以此为背景,都不是单独出现,与他的生活活动有关,也是可以肯定的。裴铏《传奇》中的各篇,地域如此集中,是可以得到说明的。而《聂隐娘》的故事,发生于魏博陈许间,不仅地域与裴铏生平活动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仅此一篇,显得独异。可见,小说故事所发生的地域,《聂隐娘》同样与裴铏之作归不到一块。
  可疑者三,行文构篇不类。
  《传奇》中的绝大多数篇目,是从年代到人名开始,然后进入叙述。如《孙恪》:“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昆仑奴》:“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崔炜》:“贞元中,有崔炜者,故监察向之子也。”《郑德璘》:“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表亲居江夏,每岁往省焉。”《韦自东》:“贞元中,有韦自东者,义烈之士也。”《陈鸾凤》:“元和中,有陈鸾凤者,海康人也。”《张无颇》,“长庆中,进士张无颇,居南康,将赴举。”《封陟》:“宝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等等,举不胜举。可以确定为出于《传奇》的,约二十馀篇。几乎都是这种先年代,后人名,再进入叙事的结构,用法十分频繁。而《聂隐娘》的开头:“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女也。”这是史传文学格局。虽然这种笔法于唐传奇中亦颇常见,而《传奇》中也偶有用过,但那都是摘要,可能经后人动过,而《聂隐娘》很完整,与裴铏的习惯笔法显得格格不入。
  此外,尚须一提的大型类书《类说》,编者曾慥,两宋之交人,此书的编辑体例虽然较为特殊,对入编之作删节过多,有的甚至只有一则摘要式转述,但成书时代较早,入编各书包括何种篇目,却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今流传本的《类说》(卷三十二),收有《传奇》,未署作者名,包括小说二十二篇,比较全。《类说》成书于南宋高宗绍兴中,收小说的分量较重。如果《聂隐娘》在南宋初年存在于《传奇》中,编定《类说》时,此篇当亦见于是书的《传奇》卷,今却无此篇,而另见于《渔樵闲话》。《渔樵闲话》各篇,不署作者名,全书的编者署名苏轼,当亦为假托。虽然这不是小说作者的直接说明,但亦可作为旁证,说明《类说》编辑时代《传奇》中无《聂隐娘》一篇。
  以上各项,如果单独出现,可以解释为偶然现象,如今合凑在一起,这就有理由怀疑,《太平广记》所收的《聂隐娘》,篇末“出传奇”一语,作为作者是裴铏的唯一依据,必于某一环节上有所讹误。也就是说,《聂隐娘》不大可能是裴铏的作品。
  既然,这篇小说的作者不大可能是裴铏,前面的郑文宝、段成式二说,又都不大可信,那究竟是谁呢?剩下的就是第四说:袁郊。
  袁郊是晚唐小说家,作有小说集《甘泽谣》。而《甘泽谣》原本亦已佚,今流传本系明人杨仪的辑佚本,收小说九篇,其中有《聂隐娘》。
  袁郊《甘泽谣》中有《聂隐娘》一篇,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或许,这是由于今流传的只是个辑佚本。而且,有人还对这个辑佚本一口否定,如清人周亮工,说:“或曰《甘泽谣》别自有书。今杨梦羽(按,杨仪字梦羽)所传,皆以他书抄撮而成,伪本也。或曰梦羽本未出时,已有以钞《太平广记》二十馀条为《甘泽谣》以行者,则梦羽本又赝书中之重儓也。”(《书影》卷一)杨梦羽的《甘泽谣》辑佚本既被说得如此一无是处,人们又过于信从周亮工的说法,于是,对《聂隐娘》为《甘泽谣》中一篇的事实,也就不予注意了。
  周亮工上述的说法,是不是有何种根据?曰:不见得。
  《甘泽谣》原本状况,宋代文献学大家晁公武和陈振孙,于各自的著作中都曾有所著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下)载:
  《甘泽谣》一卷,唐袁郊撰。载谲异事九章。咸通中久雨,卧疾所著,故曰《甘泽谣》。
  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
  咸通戊子(按即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自序,以其春雨泽应,故有甘泽成谣之语以名其书。
  晁公武和陈振孙目验并著录的,当是袁郊的原本。晁陈二氏为南宋人,其书为中国目录学史上公认的权威之作,后世称目录学为“晁陈之学,”亦正因为二人之作的准确严谨。晁志谓《甘泽谣》九章,今杨仪辑本,包括小说九篇,篇数与之完全相符。杨仪辑本所缺的,是袁郊的“自序”。没有于他处发现,即以付阙处之,这也是辑佚的正规作法。
  周亮工说的话,且不说都以“或曰”打头,那完全是“道听涂说”的口气,没有任何切实的文字依据。而仔细推究,所谓“抄二十馀条”云云,说明他连《太平广记》收《甘泽谣》几篇,都不甚了然。至于《甘泽谣》原书究竟多少篇,他更一无所知。可见,周亮工的说三道四,纯粹是想当然的信口之语。因此,他对杨仪辑佚本持否定态度,有多少可信成分,须得打个大大的折扣。
  杨仪其人,是明嘉靖五年进士,官兵部郎中,山东按察副使,晚年退居原籍江苏常熟,以读书著述自娱。他也是明代的著名藏书家。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引《常熟府志》曰:
  仪字梦羽,嘉靖五年进士,山东副使。移病家居,惟以读书著述为事,构万卷楼聚书,其中多宋元本。
  又陶贞一《虞邑先民事略》曰:
  杨仪字梦羽,家居以读书著述为事。构万卷楼,聚书其中,多宋元旧本及名人墨迹,鼎彝古器之属,不可胜数。
  杨仪是这样一位拥有“万卷楼,多藏宋元旧本”的藏书家,出于他之手的这个辑佚本,当亦有所本,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在文献学史上,还没有辑佚本是无中生有的先例。历代的藏书家中,将自己所收藏的善本珍本付梓,以与天下读书人共,也是藏书家的优良传统。浙江宁波天一阁的范钦,山东聊城海源阁的杨绍和,江苏常熟汲古阁的毛晋,许多大藏书家,都是于此中作出贡献。杨仪藏书规模,虽然不及上述几位大家,奉行这一优良传统,当是一致的。所以,今人没有理由忽视杨仪的辑佚本。
  杨仪的这个辑佚本,共九篇。而《太平广记》收《甘泽谣》,即篇末注“出甘泽谣”的,一共才八篇,除《聂隐娘》外,二者完全一致。而《聂隐娘》系于裴铏,又有上述的诸多不协处,就杨仪个人状况看,他的辑佚本中有这一篇,而且文字与《太平广记》本有明显差异,盖当别有所本。如说是为一空傍依,凭白拉到《甘泽谣》中来,亦不合常理常情。因此,后人惟周亮工了无文字依据的误说是从,完全置杨仪辑佚本于不顾,实非治学的客观态度。
  那么,袁郊是否就是《聂隐娘》作者?只能说最大可能而已。疑点也是存在的。这倒不在于今天流传的《甘泽谣》只是个辑佚本,更不是周亮工那些想当然的否定,而是另有疑问。
  几年前,我指导一位学生写毕业论文,选题是《一位音乐家的小说》,说的就是袁郊的小说。今杨仪辑佚本中的小说九篇,八篇都谈到音乐,唯独这篇《聂隐娘》不及音乐问题。说《聂隐娘》为袁郊之作,仅此一异,虽不能为否定的绝然依据,但亦不能说不是个疑问。
  总之,《聂隐娘》的作者是谁,杨仪辑佚本吾人应重视,但亦非百分之百的铁定。而一向流行的说法裴铏,则更为不可能。这篇小说作者究竟是谁,仅陈如上历来诸说及疑问,以待博雅君子深入探究之。
  
  《虬髯客传》本事考
  唐代传奇《虬髯客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文言小说。特色显著,但也留下一些需要探索的问题。
  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到唐传奇时代,小说创作的种种艺术手法,都已大致具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至此完全成熟。虚构手段,已是有意识地运用,这便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的“作意好奇”。就这一点说,《虬髯客传》正是小说艺术已臻成熟的标志。
  小说与史传,本来有各自的分野。可是,中国小说的最初发源,与史传文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的小说观念,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都以真人实事为尚,形成了中国小说自身的特殊传统。因此,涉及某些历史人物的著述文字,究竟是历史上真人的活动实录,轶事纪载,抑或是文学创作,往往殊难辨别。而取材历史人物传记资料的小说创作,有时候,既有某种史料依据,却又少不了虚构,更是真真假假,纠缠在一起。《虬髯客传》不仅真假揉在一起,而且更为复杂。
  由于中国小说有其特殊传统,不大去分辨何为生活真实,何为真人实事,文学创作与史传,一向纠缠不清。《虬髯客传》中出现李靖和杨素等历史人物,故我们将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作一番联系考索,由此探究这篇小说的本事,就不算是多馀的了。
  历史人物李靖,为唐初名将,两《唐书》有传。据《旧唐书》(《列传》第十七)载:“初,(李靖)仕隋为长安县功曹,后历驾部员外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皆善之。素尝拊其床谓靖曰:‘卿终当坐此’”由此说明,李靖在仕隋期间,杨素是颇为看重他的。
  在李唐皇朝建立之初,主要是唐太宗在位时代,李靖功勋赫赫,封为公爵(卫国公)。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下诏,画李靖等二十四功臣像于凌烟阁,确是一位不凡的人物。
  李靖一生的活动,又很富有传奇色彩,故正史之外,笔记杂俎之类,涉及他的很多,既有他轶事传说的记载,又有仅取其事迹为素材,作为幻想虚构加工的小说。而这诸多关于李靖的文字,无论是纪录真事,还是小说创作,与李靖其人都有某种联系,唯独这篇《虬髯客传》,则十分特殊。
  在这篇小说中,用于写李靖的笔墨分量很重,可以说是实际主角。小说中所编织的情节故事,与历史人物李靖的事迹,或早期关于李靖的轶事传说,相去都甚为遥远,几乎都看不出何种直接关系。如果与李靖一生实事相比,也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联系。
  如小说中写李靖是一位兵法家。但又说他的兵法是虬髯客所传。又,他虽然为唐太宗李世民重用,那是在李唐皇朝建立之后。征之于正史,李靖原先却是隋臣,大业中,曾向炀帝上书,请诛李渊,入唐后几乎送命,因李世民惜才而救下来,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而小说中说他追随李世民,是在唐皇朝的建立之前,即李世还是太原公子时代。尤其是小说的最基本情节,杨素家的红拂女夜奔,与早期的李靖传说,更见不到任何有关记载。
  这篇小说产生的时代,上距李靖活动时代已相当遥远。因此,许多当年盛传的李靖轶事,或者变了形,或者张冠李戴。而这篇《虬髯客传》,从种种迹象看来,正是别人的轶事移到李靖身上。或者说,这篇小说中,不过是借李靖这位历史人物的名字,然后进入虚构而已。
  小说女主角红拂,系杨素府中的侍女。这个基本情节,联系历史人物杨素的生活状况看,红拂夜奔事,当有某种依据。据载,当时杨素后房姬妾侍女,多至千人。时杨素年事已高,旁边关锁上千名年轻女子,出现“红杏出墙”的事,当亦可以想见。对此,外界自然流传有种种传说。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中写的红拂夜奔,并非空穴来风。
  不过,与杨素府侍女有何种情爱瓜葛者,却不是李靖。于李靖,迄今未见任何与此有涉的文字资料,似只是张冠李戴。而确有其事者,倒另有其人,此人就是李百药。刘餗《隋唐嘉话》(卷二)有一条很可注意的记载,曰:
  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俱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隽秀。素意怜之,曰:“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我意,当免汝死。”后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十万。
  《隋唐嘉话》的记载,与《虬髯客传》的红拂夜奔,虽然情节略有差异,但大体上却有蛛丝马迹可寻。据这段记载,倒不是女主角夜奔,而是李百药进杨素府赴约,且被逮住。杨素饶他一命,而且,索性好人作到底,还把这位女子给了他,并资从数十万。
  杨素这般处置,自然考虑到李百药的乃翁李德林。这李德林,在隋“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因二人有这般特殊关系,何况杨素后房姬妾上千,故不便也不必来真格的,那也是官场上常有的处事方式。至于李百药因写得一手好诗,杨素命他当场命笔,对其诗颇感满意,故其冒犯后房不予计较。这当然只是杨素的一种下台阶方式而已。
  历史人物李百药本人,原也是隋朝官员。据《旧唐书•李百药传》载:“开皇初,授东宫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他父亲李德林与杨素又有那份“共执隋政”的特殊关系,两家有所来往,也是情理中事。当时,李百药才名籍籍,年轻有为,《旧唐书》李百药本传曰:“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雅爱其才,奏授礼部员外郎。”可见他在隋朝,颇受杨素知重。本传中又谓其“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郁,尤长于五言诗。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虽然这是史家综评其一生,但他青年时的个人魅力,亦可由此想见。在女侍众多的杨素府,他得某一女子青睐,与之产生何种情爱瓜葛,进府赴约事,想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此外,《全唐诗》卷四十三,李百药卷,收有《寄杨公》,曰:
  公子盛西京,光华早著名。分庭接游士,虚馆待时英。
  高阁浮香出,长廊宝钏鸣。面花无隔笑,歌扇不障声。
  这首诗题中的“杨公”是谁,无直接资料可资查按,但从诗的内容看,接待宾客,后房歌姬舞女众多,很合杨素的生活状况。而诗中的“公子”一语,给人以青年人的印象,而杨素却已远过青年,似有不合处。其实,春秋时以养士著名的四大公子,都是从青年到老年,公子云云,只是表明他的身分而已,并不表示年岁。据此,则可说明,李百药与杨素之间,因为父辈是同僚这层关系外,也还有其他来往。
  以上种种,都可作为《隋唐嘉话》这段记载的佐证。记载本身想有某种事实依据,事件的真实性,当是无可怀疑的。
  李百药入唐后,官中书舍人,在太宗朝受命主修《北齐书》,贞观十一年由男爵(安平县男,贞观元年封)晋封为子爵。在唐代初年,他亦非默默无闻的人物。他的轶事,于社会上当亦多有传闻。
  原为李百药的事,为什么又传讹嫁接到李靖身上,可能是因为李靖的名气更响,轶事传闻更多。
  唐代的笔记杂俎,如《隋唐嘉话》《大唐新语》诸书,有不少关于李靖的记载。如,突厥入侵,李世民用李靖的计谋,变被动为主动,摆脱困境。又如,李靖奉命教侯君集兵法,以及他对侯君集其人的判断。又如,领兵平突厥,洗雪原先朝廷的屈辱,以及此后对北部边疆发展趋向的估计。最后,抱病参与征辽,卒于途中,等等。这些记载,虽不入正史,却大都是实有的轶事。
  此外,也有不少可看作是小说,如《隋唐嘉话》(上卷),谓李靖微时过华山庙,诉于神,问位宦所至,出庙时闻大声曰:“李仆射好去。”顾不见人。后来果然官至仆射。又如《续玄怪录•李卫公靖行雨》说,李靖微时,一次于霍山射猎迷路,借宿于一朱门大第。原来他误入龙宫。夜半,天庭下来行雨的命符,时龙宫的大郎、小郎俱外出,托李靖代为行雨。让他骑上一匹青骢马,马鞍前挂个小水瓶,嘱他于马鬃上滴水一滴即可,李靖担心一滴不能解除旱情,连滴了二十多滴,结果平地水深二十多尺,好心办了坏事。故事极尽神奇。又,某御史以计揭穿诬告,为李靖雪冤。这些,则颇有浓厚的说部色彩。
  有关李靖的传说一多,在流传中,年深月久,或杂入他人的事,或与他人事相混淆,也都是很常见的。因此,李百药的事讹传到李靖名下,也就不是不可解释的了。
  李靖与李百药,还有一种有趣的联系。李靖,字药师,与李百药,姓名仅一字之差,到唐代后期,即《虬髯客传》的创作时代,李百药的事,讹传到李药师身上,写进以李靖事迹为题材的小说中去。有这番从传闻到写作的嫁接,更是有这一偶然又非偶然的迹象可以寻找。
  写李靖(药师)的小说,缘何杂进李百药的轶事,盖此为其由来也。
  

原载:《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泉州)2003年02期第114~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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