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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访韩国当代小说家千明官

罗雅琴

  千明官1964年出生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2003年凭借短篇小说《弗兰克和我》获文学村新人作家奖。2004年,长篇小说《鲸》获被称作“韩国本土文学风向标”的文学村小说奖。2007年,小说集《愉快的女仆玛丽莎》被评选为优秀文学图书。2014年,《我的叔叔“李小龙”》成为千明官最具特色的作品之一。

  创作关注三要素:场景、人物、对话

  罗雅琴:你的小说有很强的场景感,人物形象鲜明,细节特别鲜活。这与你在电影界的工作经历有关系吗?

  千明官:肯定有影响。我在电影行业工作时的一些经历和思考,自然也会反映到我的小说里面。我认为小说创作和电影一样,都要关注三个要素:场景、人物、对话。写小说前,我会把场景先构想好,然后以此为基础将其他要素一一展开。这样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受会比较鲜明和立体。

  罗雅琴:评论家称《鲸》为韩国版的《百年孤独》。你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什么?

  千明官:《鲸》所设定的背景很遥远,完全是我个人想象出来的。我年轻时曾经历过一些奇妙的事,一直在思考人的原始欲望是什么,人活在世上究竟想得到什么?在这个基础上写了这部小说。书中的人物是想象出来的,他们身上有着我对人性认识的投影。小说反映的是70年代的真实情况,主要是韩国在实现产业化之前的状况,也就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农村生活。

  罗雅琴:《鲸》有很宏大的框架,女巫的诅咒贯穿全书,仿佛隐喻着人类挣脱不了的命运。这种结构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千明官:只要是人,就肯定会有很大的欲望。或爱或恨,为了得到某些东西而竭尽所能,但是到最后却土崩瓦解。小说中,包括城市在内的所有东西最终都焚毁殆尽,只剩下一些残砖,这就是人类留下的痕迹。而这个追逐欲望、实现欲望的过程,就是我们的人生。最后,这个过程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能留给后人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这也好比历史,我们并不了解具体的过程和细节,只能从书籍里片段的描述,找到一点点曾经存在过的痕迹。或许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

  罗雅琴:这也使得整部小说虽然描述的是现实生活,但笼罩上了魔幻的色彩。

  千明官:小说被设置在原始的时代背景,展现了现代文明开始之前的生活面貌,以及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变化。当这一切以压缩的方式呈现时,会产生一种魔幻的视角。我想展示的是过去的人有着怎样的意识,用怎样的视角看待世界。很多读者说,看完小说后,感觉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巨大的幻想。但我最想表达的意思是,把个体的人放到文明整体发展过程中,会发现人始终是在变化的。我主要通过幻想的方式来分析人性。它实际上代表一种心理的变化。

  想书写人不完美的地方

  罗雅琴:你的另一部小说《高龄化家族》讲述的是当代家庭中的张力与矛盾。你觉得在东方,“家庭”代表着一种怎样的文化?

  千明官:韩国在很长的时间内受儒教传统观念的影响,重视孝道,奉行封建家长制。进入现代,韩国为了求得快速发展,一度特别重视和追求西方文化。西方对家庭的看法和观念与东方文化产生矛盾。西方文化很重视个体,重视个性,但我们还没有达到以“个人”为中心的状态。我们崇尚西方的价值观,而对这种甚至用相互伤害的方式来紧密联系的家族主义观念持否定态度。但我觉得东方的家庭观念能形成并延续,一定有它的原因,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罗雅琴:从传统观念看,《高龄化家族》里的主人公在道德上来说都是有瑕疵的,是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的。你出于什么考虑设定了这样的人物形象?

  千明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人的缺点、不完美的地方——正是我想书写的——那些关于失败的故事、不能成功的爱情、破碎的梦想、挫折的欲望、抓到又漏掉的鱼的故事、仰倒在地却摔破鼻子,等等。我觉得小说关注和讲述失败者的故事也很有意义。

  罗雅琴: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些缺点、不完美的地方?

  千明官:每个人都有很多缺点,这也是人性的一面。但即便作为不完美的存在,人身上也会有某些高尚的东西。生活有很多面,人物和人物所处的状况也多种多样,变化多端,我想尽量把它们都展现出来。我个人很喜欢幽默的东西,不太喜欢刻画严肃凝重的东西,或描写优秀帅气的人,反倒是对有缺点的人更感兴趣。90年代之后的韩国文学非常凝重,聚焦于内在世界,更趋向成熟。但这些作品的构想对我来说很突兀,让我觉得很陌生,有种异质感。反倒是中国的作品让我感觉更熟悉,比如余华、莫言或者苏童的作品,其中人性化的色彩更浓厚,更诙谐幽默。我觉得如果自己来写这个题材的话,也会选择类似的手法来创作。莫言在诺奖获奖感言中提到,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是因为彼此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我听了这番话,也意识到我和中国作家可能在灵魂深处有相似之处。

  文学只是媒介变了,并不是内容变了

  罗雅琴:现在有一些纯文学的作家开始尝试为电影去创作小说,韩国有没有这种情况?你怎么看待纯文学的前途?

  千明官:这应该是一种全球趋势,所有国家都一样。比如在法国,一个有着那么悠久文学传统的国家,如今它的文学却只能存在于大学校园当中。米歇尔·维勒贝克最近的一本小说中有一段话:当代最优秀的文学天才,只能在大学里任教,纯文学只能在大学里发挥作用。韩国也是一样,文学只存在于大学的文艺创作系或者国文系中,很难像以前一样存在于大众当中。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地位也越来越微弱。但我并不觉得十分遗憾。这是很自然的事,是一种趋势。如今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智能手机普及,谁还会去读书呢?其实,在以前,人们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可以选择,无聊时就只能看书。但现在不同了,娱乐方式数不胜数,人们自然跟书籍疏远。文学创作者的生存状态也因此越来越艰难。现在,文学创作系的学生们很少有立志从事文学创作的,大部分都是为了学习写作,以后好搞影视创作。我觉得这很正常。如果他们写出好剧本,拍成好电影,那也是一种新形态的文学。载体形式的变换,并不会真正改变什么。好的内容会依附于不同的载体一直延续下去。总之,我并不偏执于纸质媒体,不论用什么媒介来呈现,好的故事、好的内容最重要。

  罗雅琴:说到好的故事,有评论称你为“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你觉得讲好一个故事,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千明官:共鸣,最重要的是引起读者的共鸣。如果不能产生共鸣,不管多好的故事,读者都没法体会到它的魅力,没法享受它带来的乐趣。

  罗雅琴:怎么样来实现这种共鸣?

  千明官:我并不用刻意去引发读者的共鸣,因为作者最终只能以自己的视角、凭自己的感觉,去呈现他所认识到的、他所感兴趣的世界和人物。有的作品可能并不能得到很多人的共鸣,只能打动一小部分人。但有一点很必要,那就是要有开放的眼光,带着真心去观察人的内心,去探究深度和细节。

原载:《文艺报》2016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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