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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深处走来——写在“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出版之际

李学勤
《系年》载“秦之先人” 资料图片
 

李守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正顺利实施,已经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果。现在他所主编的“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成稿共12种,即将交付出版,是对有关研究的一大贡献。

“清华简”即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是在2008年7月自香港抢救入藏的。《系年》系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全书由138支简构成,首尾完具,保存良好,自从在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公布以来,业已受到国内外有关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有些学者以《系年》的发现与西晋初年发现的《竹书纪年》相比,并不能说是过誉。

大家知道,在晋武帝即位后不久的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或说迟一两年),汲郡即今河南汲县偶然发现了一座战国晚期的魏国墓葬,出土了一批竹简书籍,被称为“汲冢竹书”,其间最重要的是史书《纪年》。《纪年》经过当时学者束晰、荀勖、和峤等悉心整理,知道其中记述了上古(或说自夏商)以至战国的史事,是魏国人编纂的通史性书籍。《纪年》的发现非常重要,然而由于随后的社会动乱,只有少数学者参考引用,至唐代就亡佚了。至于在明代流传的所谓今本《纪年》,乃是后人拟作的伪书,不足为据。直到晚清,才有学者着手系统辑录《纪年》佚文,企图恢复古本原貌。古本《纪年》在古史研究中起的重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在此不必缕述。

从《纪年》发现到现代,一千七百多年之间,再没有类似的史书发现。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尽管出土了若干批战国时期的竹简书籍,也没有见到像《纪年》一样的史书。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清华简《系年》的出现,是那样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和注意了。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称汲冢竹书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发现,我们对于《系年》的价值也应有足够的估计。

《纪年》和《系年》都是战国时人编著的史书,而且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两者在记事上颇有可以互相印证联系之处。不过仔细考察,《系年》还是有许多不同于《纪年》的特点。首先,两书的写作时代有别,作者国属也不一样。《纪年》成书于战国晚年魏惠王时,作者本于魏人立场,于周室东迁后用晋君纪年,分晋后用魏君纪年。《系年》则作成于战国中期的楚肃王时,比《纪年》更早几十年,作者虽可能是楚人,却不局限于楚的立场,甚至对楚国时有微词。这一点,有可能使《系年》的记事有更多的客观性,与《纪年》不同。

《纪年》叙史始于上古,《系年》为什么只上溯到周初?我觉得这并非作者志在做一部断代史,而是与其撰写的实际目的有关。2011年,我在《文物》杂志上介绍《系年》时,即已说明,《系年》始于武王克商,而且有关西周的记载仅限于书的前四章,即使这四章所说重点也在于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诸侯国怎样兴起,这表明《系年》作者的主旨是在为书的读者提供了解当前国家大势的历史背景,同时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由这个方面看,《系年》与《纪年》又是不大相同的,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系年》的读释研究,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该书篇幅虽不很长,却是言简意赅,相当古奥费解,通篇所用楚文字,也有不少需要专门释解的地方。我们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所作整理报告,尽力做了整理考释,然而限于学识和时间,我们的工作只能说是初步的,仅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准备和基础,这是我在几篇小文里反复说明过的。

实际上,像《系年》这样的新发现,内涵十分丰富,有关问题牵涉到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等学科,要想深入探索,必须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才能期待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并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企及。有鉴于此,李守奎教授在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进程中,特意组织了这套“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已完稿的这12种专著,不仅有历史、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等方面的考察研究,还扩大到像史学史、书法史等一般较少触及的范畴,真正体现出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特点,在最近学术界类似项目的工作中是比较罕见的,这是出版界和学界的一件幸事。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本文系“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载:《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10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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