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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记忆·爸爸

杜书瀛

  

  许久以来,略知我家世的好多朋友总对我说:你应该写一写你的爸爸。他们从各种渠道知道我爸爸杜子孚(有时也写为子甫)是位抗日烈士,曾做过地委书记,牺牲在战场上,很悲壮。特别是二零零二年爸爸牺牲六十周年的时候,我有一种冲动:要写点什么纪念他,在自己心中,在家人心中,为爸爸建一座碑。

  可是,我屡屡提笔,又屡屡放下

  唉!我有一种无从言说和无以言说的悲哀和无奈。

  现在上小学或上中学的孩子们,假如老师给他出一道作文题“我的爸爸”,一般情况下他总有些鲜活影像可写,因为他从小生活在爸爸身边,爸爸嘴里呼出来的气都能感受到,爸爸长得高矮胖瘦,甚至某颗黑痣长在脸的某个部位,说话时好用些什么口头语,喜欢京剧还是爱看球赛……,他都清楚。而我呢,爸爸音容笑貌一概不知。我尚未出生,爸爸就已经离家打日本鬼子去了;我不到四岁,爸爸战死沙场。我脑子里基本没有,也可以说很难搜索出关于爸爸的感性印象。

  或者儿时曾经有过,但我不记得了。

  听妈妈说,我不到一岁时,爸爸带队伍路过,匆匆回家,看到我胖胖的小脸,喜欢得不得了,抱着又是亲又是咬,胡子茬扎得我哇哇直哭。我的哭声还没停,他又匆匆跟队伍走了。——这,我哪能记得呢。

  妈妈还说,形势稍好一点的时候,她也曾带着我和哥哥去看过爸爸一次,那时我大概三岁。噢,妈妈一说,倒勾起我模模糊糊的些许记忆:我曾经在某个大门外空地上拿着一块苞米饼子吃,一只大红公鸡大摇大摆靠近我,用它硬硬的嘴来啄我手里的饼子,它似乎长得比我还高,我吓得哭喊。好像是爸爸跑出来把我抱进屋去,屋里开会的人一阵欢笑。你若问我当时看到的爸爸什么样?我说,记不得了。一个三岁的孩子泪眼看爸爸,能看清什么呢?我当时获得的大概只是一种得到爸爸保护的安全感和舒适感。可惜,现在想来这种感受对我来说太少了。至于关于爸爸的其他印象,我却想不起什么。他大概成天开会,商量打鬼子吧,哪有时间陪孩子玩儿,同孩子亲热?也许偶尔有时间陪我,我也不记得了。

  再以后,没有机会了,永远。

  我从小就羡慕那些能够时时生活在爸爸身边、坐在爸爸腿上、偎在爸爸胸前的孩子。

  爸爸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遗物,除了一张毕业文凭,一支画画用的毛笔,一棵他亲手栽种的长在房后的槐树。

  毕业文凭和毛笔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修房时,从老墙的夹缝里发现的。伯父说,那是抗战时期爷爷藏的,他不想让爸爸的任何一点东西落入敌人之手。文凭上写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爸爸在天津中学毕业。二十多年后我看到它时,纸已变黄、变脆。但它是我们家的宝物。因为最可贵的,是上面有一张爸爸的相片,虽然右下方有学校钢印的痕迹,但面部清楚。这是爸爸留下的唯一一张相片。初得到这张相片时,我的手激动得发抖,眼碰到它时,心怦怦直跳——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二十来年,第一次这么真切地看到自己爸爸的脸庞:眉毛浓浓的黑黑的,斜插上去。眼睛里有一股子英气。留着分头,头发不长,但显然很硬,一种不驯服的样子。嘴唇稍厚而微微上翘,令人感到男儿的刚毅。

  伯父说,看你现在,就想起你爸爸当年的样子。

  相片上的爸爸,不到二十岁。伯父说,我们家世代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几辈只出了爸爸一个读书人,爷爷靠种梨树供他念书,在天津。临毕业前半年,快放寒假了,全家人等爸爸回来,一等再等不见人影儿,着急。后来知道是“一二·九”闹学潮,爸爸还是学生里面的头儿,和北京的学生联络,上街游行,反对日本侵略,向政府请愿,听说差一点去了南京。后来,反动政府要抓他,他又联络几个同学回到家乡来宣传。正好快过春节了,赶集的人多,他们搬个凳子站上去,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爸爸穿件大棉袍子,讲得嘴角出白沫,头上直冒汗。

  毛笔笔杆儿尾部是骨质,有红丝绳。笔帽是黄铜的,打开,是狼毫,还残留着没有洗净的墨迹。爸爸画画,用过的。伯父说,爸爸最爱画的是公鸡,扯着嗓子打鸣的,踮着脚,使劲儿呢。我堂兄最喜欢这画,拿来贴在墙上。可惜,跑鬼子,没保存下来。

  槐树是爸爸小时候学着爷爷种梨树的样儿栽的,起初那棵小槐树苗没有人高。爸爸时时去浇水。后来爸爸出去上学,奶奶常常去看护。哪承想,不到二十年它竟长成一棵齐房高的大树。有一次鬼子进村,住在我家的八路军顺树而下,从后院逃走。一九六零年我回乡探亲,看到那棵有着三个树杈的槐树,亭亭如盖,已经两房多高。那次我在槐树下伫立良久。后来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回忆当时情形:“……手把槐桠,像握着父亲的手臂,不禁热泪盈眶。”

  至今思之,依旧潸然。

  妈妈说,七七事变前,爸爸到泊镇九师,继续抗日宣传。爸爸讲话充满感情,富有扇动性,人们爱听。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个天生的宣传家,条件好:嘴大,常被戏称“杜大嘴”——小时候能把自己的整个拳头放进嘴里。泊镇九师的学潮,轰轰烈烈,在华北地区有名,由刘格平领导——他是中共津南特委书记,后来是赵鎛。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爸爸全身投入抗战,立即担任了南皮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一九三八年肖华奉命来冀鲁边区,加强、完善领导班子,建立津南、鲁北两个地委,爸爸任津南地委宣传部长,不久,任第二地委书记,后调任第一地委书记,直至牺牲。伯父说,肖华到我们家来过,就住在三爷爷院子的南房里,人挺亲热,个儿不高,利落得很。

  那个时候我刚刚出生。

  前几天我同妻子去拜访了曾与爸爸一起工作过的周玉峰。一见面,他说,我同你爸爸很熟,一起在第二地委工作了一年多,他当地委书记,我当宣传部长。

  我说:我不知道爸爸长得什么样儿。

  他说:比我高,我一米六八。你很像你爸爸,面部轮廓,眉毛,眼睛,个头儿。

  我问:你们第二地委的机关设在哪里?

  他笑了:你爸爸到哪儿,哪儿就是地委机关。打游击,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哪有固定的地儿?反正是在咱们老百姓家里。我们第二地委管平原、禹城、德县、陵县、临邑、德平、济阳、齐河等十来个县,几个主要领导人分头去活动,每人身上别着匣子枪,带一个交通员、一个勤务员。那时我们身体好、精力旺,成天东跑西颠,从不觉累。路远的地儿,骑毛驴儿,有时还骑自行车,公家配给的交通工具。你爸爸管德县、陵县……一带,我管平原、禹城……一带,李萍(别看像个女人名儿,其实是男的,本名于梅先,组织部长)管齐河、济阳……一带。半月、二十天,顶多一个月开一次地委会议或者碰一次头,还常召集县委书记开会。你爸爸,很出色,工作有魄力,说话干脆。我们两人观点一致,在一起合得来,紧张、亲切、愉快。

  怎么同上面联系?

  有时你爸爸到边区汇报、请示,也常去开会。还有一种方式:通过无线电收听中央精神。社论,电报,几乎天天有。我是宣传部长,掌握两部电台,还办一份《黎明报》,两天一期,石印的。

  危险吗?

  危险当然有。但是你爸爸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个时候,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当时我们第二地委的工作是做得最好的。你爸爸很会做乡亲们的工作,群众基础好,老百姓保护我们。敌伪军也买我们的账,不敢惹我们。我们善于做敌伪工作,侧反,他们那里有我们的内线,经常给我们送情报、送枪、送子弹。一次,你爸爸出去活动,要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过几人深的壕沟,里面的人给我们暗号:没事儿,过吧。我们组织人去扒敌人的铁轨给老百姓打农具,敌伪不敢管,他们若动,我们就能把他们连锅端。

  当年我爸爸二十五岁,而周玉峰,二十二岁。如今,这位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虽然走路不太灵便,但思维清晰,谈起当年,历历在目。他眼睛望着窗外:

  子孚,多么好的一位同志,牺牲了!四一年下半年他调到第一地委工作,四二年初我们还在一起开过会,亲亲热热见面。没几个月,传来噩耗,牺牲了,还有好多同志一起……

  一九四二年,冀鲁边区的土地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

  史书记载,那年初夏,日寇五万余众在岗村宁次(就是后来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那个敌酋)指挥下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五一”大扫荡,之后,又调转头往东扫荡冀鲁边区。我军将士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一地委书记杜子孚、组织部长邸玉栋、一专署专员石景芳、地委副秘书长赵德华、边区文救会主任吕器、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共三百多人壮烈牺牲,被俘四十余人宁死不屈,最后全部被敌人杀害。”

  伯父说,正是麦熟时节,天刚麻麻亮,你爸爸带领队伍突围。先是顺着鬲津河堤的交通沟撤,悄悄的,猫着腰,一路小跑。你爸爸提着匣子枪,通讯员还为他牵着那匹大青驴,想越过鬲津河突出去。走了五、六里地,发现前面有鬼子的动静,仔细瞧,敌人已经占领河岸。只好再往回折,兵分两路,你爸爸和石景芳专员分头指挥。渐渐的,天大亮了,被河岸上的敌人发觉。那就打吧,冲吧。枪声劈劈啪啪响起来,咱们的同志,没有一个怕死的。但是鬼子居高临下,而且轻重武器都有。先是那匹驴被打死了。接着,通讯员牺牲了。最后是你爸爸……。伯父说,鬼子走了以后,咱们的同志在半人高的麦地里找到你爸爸的遗体,他手里还握着那只匣子枪。

  妈妈说,突围出来的,很少,就青救会主任燕明、专署秘书主任傅炳翰几个人。还有一个同志,一直不知道什么名字,下巴给子弹打穿了,跑咱们家来报信儿。

  妈妈还说,你爸爸有血性,是个烈性子。家里人嘱咐他小心,他常说,小心还要放开心,不怕。对鬼子,就是打,消灭他。真正遭遇了,就拼个你死我活。那次他拚了,他的那些战友也拼了。听说石景芳他们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用砖头,用牙咬……同你爸爸一样的。

  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的血,流在家乡的土地上。

  二零零二年初夏,我们全家捧着妈妈的骨灰,撒在家乡的土地上,撒在爸爸的坟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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