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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离动物有多远——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中的人物与动物

莫天

  一

  

  阅读毕飞宇的小说心情往往是不会轻松愉快的,他似乎也不打算让读者轻松愉快。面对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梦幻和意识形态碾压下人物形象的扭曲变形,读者感到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极大的反差和心理承受力的极限。在这种阅读中,惊悸与不安贯穿始终,还有就是对人性的怀疑。毕飞宇通过他的小说警告读者;要时刻警惕人性的脆弱,人性的进化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实际上人类向文明才走出了一小步,人与动物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我在阅读毕飞宇的小说时,有时会不由得反躬自省,如果是我在那种环境之下,我会怎样?我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外行的不专业的阅读方式和阅读心理,是上不了台面的,是要被理论家们嘲笑和贬抑的。但是,就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写出了民族的体验和心路历程,迫使读者反躬自醒一样,毕飞宇的小说也写出了一段历史中我们民族的体验和心理历程。毕飞宇的小说反刍这种体验,并且考问我们的灵魂,这种考问让读者更加不安。以前的《玉米》系列是如此,后来的《平原》也是如此。

  毕飞宇有“七十年代情结”。前写年的《玉米》和后来的《平原》都是以七十年代为背景。他说他写完这两部以七十年代为题材的小说心里塌实多了。毕飞宇的小说始终在七十年代的大背景下探索人性的进化与反祖,人的被羞辱与人性的扭曲,在他眼里,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模糊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被强大的意识形态和虚幻的乌托邦理想所笼罩,全民集体无意识,疯狂而激烈,那是特殊的悖逆道德与人性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处理的是这样一些社会运动,它们千方百计地动员人们为实现这些信仰而奋斗,并且在政治公理和热情的这种结合中,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信仰和一系列道德姿态。借助于它们,目的被用来为不道德的手段作辩护。”(《意识形态的终结》丹尼尔•贝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6页)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我国正是如此,在美好的乌托邦理想和狂热的激情笼罩下,掩盖了手段了不道德和残忍。这一不道德的主要内容就是仇恨,伴随仇恨的就是残酷斗争。仇恨与斗争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审美特征与民族体验,对人性的扭曲与羞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仇恨美学以正义为许诺,但缺乏对生命的普遍的温暖与同情,在时间中往往沦入以正义名义的施暴。不惮于以复制仇恨的方式重新制造苦难的境地。”(张均《张炜与现代中国的仇恨美学》,《小说评论》2005年3期)在仇恨与乌托邦的虚幻理想的笼罩之下,人们是做一个革命者还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或者说是做一个革命者还是做一个最简单的正常的人,居然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成为人们的两难选择,而且人们必须在这之间作出选择。事实上人们根本就来不及思考和选择,就被滚滚洪流席卷而去。无论你作出怎样的选择都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或者说你根本没法选择,也没有权利选择。你只能被动地如此这般,而且必须如此这般。虚幻的理想与狂热的激情将人的尊严完全抹杀,被羞辱和人性的扭曲使人们将仇恨与斗争作为人生的必修课,否则就将面临灭顶之灾。动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被我们血淋淋地演绎为全民族的现实体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逐渐变为一种符号沉淀于历史的长河和人们的记忆中。毕飞宇的小说就是将这种似乎遥远的记忆不断地拉回到我们的眼前,并且告戒我们它的残酷和危害。

  如何书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性,以及人的被羞辱和人性的扭曲是我国作家不得不面对的社会责任,这是危险的精神探索,是直面鲜血与生命的写作,需要非凡的勇气与沉着。西方作家似乎更偏重于将人性和人类的体验置于社会形态、宗教和现代科学与物质文明之下进行考察。当人类的社会形态不断进步,尤其是人类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动机带动下物质文明极大地丰富的时候,西方作家们没有被机器和物质所迷惑,他们始终冷静地将目光落在人性的完美和道德的进步上。他们关心的是人性是否随着社会形态的进步和物质文明的发达而完善和进步,或者是恰恰相反呢?现实的残酷往往使作家们失望。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作家戈尔丁的小说《蝇王》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形态和科学技术之下人性非但没有完善与进步,相反,人性之恶却借助与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得到极大的膨胀。中国的作家将人性置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理想之下也同样失望,甚至更加失望。“在很大程度上,革命本身就是反伦理道德的。革命历来是伦理道德的天敌。革命总是首先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特别是从既定的传统秩序来看就是如此。”(陈晓明《道德可以拯救文学吗?——对当前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毕飞宇小说中的人物在最为理想的乌托邦主义和革命的狂热情绪之下,非但没有进步,而且令人惊悸与恐怖;人似乎成为最残忍的动物。

  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毕飞宇的小说《平原》(《收获》2005年4、5期连载)让我们再次遭遇了七十年代人性恶的残酷与恐惧。

  

  

  二

  

  

  先从《玉米》谈起。在《玉米》中,老支书王连举在台上时,几乎可以任意地调戏羞辱村里的女人,他与动物中的雄性相比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既不高大也不雄壮。但是他手中有权,虽然只是一个村的支书,但他的权力是全社会意识形态的延伸,具有至高无上的威力。他手中的权力使他成为绝对的强者,就像是自然界中的雄性动物一样高大强壮了,他可以肆无忌惮地霸占所有的雌性。王连举的所作所为王家庄的男人们都知道,而村民们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蹂躏与羞辱下只能默默地忍受,表现得顺从恭敬,任其所为。当王连举一旦从支书的位子上下来之后,村民们的报复几乎与王连举的行为一样动物性十足,他们合伙强奸了王连举的小女儿。这种强奸与报复几乎也是公开的。与王连举当初调戏女人而村民只能忍受侮辱一样,王连举也在这种报复面前同样表现得逆来顺受,因为他是残酷竞争的失败者。阅读《玉米》的过程中,我感到撕扯灵魂一般的疼痛,他描写的就是动物世界。

  在毕飞宇的笔下,我们人类离动物有多远呢?

  《平原》中毕飞宇明确地表达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模糊的距离。《平原》中的人物群像,与动物世界的残酷和血腥毫无二致。

  一号女主角吴蔓玲一出场就申明一个原则:别把自己当人看。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个响彻九州的口号“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吴蔓玲的口号是“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今天看来,作为一个女人的吴蔓玲,而且是妙龄女人的吴蔓玲,这样说这样做显得滑稽、夸张和不真实,甚至感到荒诞。但在当时这是最正常的,也是最崇高的,你不这样说,不这样做反而不正常了,你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在当时吴蔓玲是令人羡慕的形象,她从上边“下来”,本身就带有天然的优越感,她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与赞扬。实际上吴蔓玲否定自己的性别的时候,也否定了人性。她的人性已经完全被异化了,她是被羞辱者,同时又是羞辱别人的人。她认为越是不把自己当女人,甚至不把自己当人,就越是正确,就越是革命,就越是能“前途无量”。她糟蹋自己的身体,蔑视女人的生理特点,根本没有女人的羞涩与遮掩。以至于,称她“前途无量”的上司都认为她是个“泼皮”。她不把自己当人待,因此她也不把别人当人待。她是王家庄的外来人,也是王家庄的入侵者。她代表了革命,代表了正确,代表了理想与权力,也代表了疯狂。王家庄人对她的敬畏就是对虚幻的理想与狂热的革命的敬畏。她没有爱,没有温暖,就是有了爱的朦胧的意识,她也无法表达,她也不会表达。她不知道女人还能有爱与温情,女人的身体还有奇妙的感觉。因为那种宏大的革命概念与虚幻的乌托邦理想,以及仇恨和斗争现实,根本不可能与她的个人情感相融合,也根本与人性相违背。她只有在残酷的斗争中才是流畅的,自然的,有信心的。可以说她已经根本不是一个人了,更不是一个女人,至少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她的女伴告诉她;结婚后,晚上关了门,熄了灯,好呢。吴蔓玲茫然了,她不知道怎么个好法。因此,她养的那只大狗给她进行了性启蒙,狗在她身上的随意一舔,她才知道女人的身体还有这么些秘密,还有这么神奇的感觉。吴蔓玲的女性性意识居然是狗来给她启蒙的。毕飞宇的这种描写令人触目惊心,令人感到残忍,但又顺理成章。

  在丧失了理性的社会环境下,混世魔王的理想就是想离开王家庄,他想通过当兵“上去”。为了“上去”他想尽了办法,都失败了。他通过人的方式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通过表现,通过巴结,通过像吴蔓玲那样不把自己的身体当身体来争取当兵离开王家庄,但都失败了。最后他只能将自己变成非人,也就是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吴蔓玲当人。他为了报复而强奸了吴蔓玲,没想到反而达到了当兵的目的离开了王家庄。混世魔王把自己变为动物并且像动物一样羞辱了吴蔓玲,她反而败下阵来,她只能将这种羞辱忍受下来,全当让狗咬了一口。事实上就是由两条狗——混世魔王和“无量”——给她完成了女性性意识的启蒙。她是羞辱者,同时又是被羞辱者,她毕竟是一个女人,一个弱小的女人,当她面对强壮的雄性时,她只能被占有,连呼喊的勇气都没有。读到这里,我对吴蔓玲这个人物充满了同情与无奈。

  混世魔王临走的时候,专门到吴蔓玲的住处道别,吴蔓玲吐了他一脸吐沫,并骂他不是人。混世魔王不但接受了这种“礼遇”,而且感到了心灵的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混世魔王是一个更具备了人性的形象。

  吴蔓玲的大狗“无量”,是为了防止混世魔王那样的人像狗一样咬她,可是这狗却与混世魔王相安无事,像朋友一样相见如故。其实这狗就是人,人也就是狗。最后,吴蔓玲还是被自己养的狗咬伤了,就像混世魔王咬她一样,而且咬得更狠。“无量”像混世魔王一样完成了两件事;一是对吴蔓玲进行了性意识启蒙,二是狠狠地咬了她,狗疯了,她也疯了。吴蔓玲被咬疯了以后,再咬了端方,这是一个循环链条,人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吴蔓玲对狗的训练方式,也就是她对待王家庄人的方式。饿它,折磨它,然后再给它食物,再亲近它,让它感恩,听命于她。其结果是狗与人的界限模糊了、消失了。

  相比于吴蔓玲,男主角端方的形象要复杂得多。他高中毕业,有文化,他的自我意识不但已经觉醒,而且强烈。毕飞宇将他的生活背景设置在一个组合家庭里,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再嫁。继父的严厉与歧视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这种磨练使他面对社会的残酷竞争的时候努力地想保持住人的尊严和体面。他高中毕业,算得上文化人了,他有勇有谋,有胆有识。回到王家庄之后,不久就取代了佩全成为一帮小弟兄的头领。他又是家里的一堵墙,有了他,王存粮家才会少了许多屈辱和麻烦。王存粮在经历了大棒子的死以后,由衷地赞叹端方“龙生龙,凤生凤”。但是端方在狂热的革命形势与虚幻的理想和意识形态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和脆弱,他自己的命运根本就不在他的手中。他感到一次一次的羞辱,甚至去一次镇上都感到极大的羞辱,因为他在最“低下”。他与混世魔王一样想“上去”,离开王家庄。要离开王家庄“上去”,就必须跪下,因此他在站起来和跪下之间将自己的心灵扭曲了。他可以将欲冲进家门的闹事者挡在门外,任打任骂,决不还手;可以强行拉住弟弟端正不给别人下跪;可以不露声色地将高家庄的人打得人仰马翻;可以将佩全轻易地打败,取而代之;还可以毫不手软地让红旗吃屎。可是在当兵这件事上,在“上去”这件事上,在决定他的命运这在件事上,总之在革命与斗争的现实面前,他到底给吴蔓玲跪下了。因为他知道他在最低下,他的命不在自己手里,而在别人手里,他可能只是人家嘴里的一口痰,说吐就吐出来了。虽然作者给了他醉酒以后,在神志不甚清醒的情况下跪下进行开脱,但是,这也正好说明他内心深处对吴蔓玲手中权利的恐惧和无奈。这一跪是不由自主的,是潜意识的流露,是痛心疾首的,也是追悔莫及的。

  端方可以轻易地将佩全弄下去,取而代之,因为他们都是王家庄人,是同类,都是“底下”的人。可是,在吴蔓玲和混世魔王面前,端方就只能是望“上”兴叹了,就是跪下都没用。端方无法如愿地“上去”,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去。端方在奇异的力量面前走过了生命之旅的一站又一站,一步步地沦陷在命运的眩晕中。他就像陷进了泥沼之中,他做的每一次努力、每一次挣扎与抗争,只能使他越陷越深,只能更加深他的悲剧性。

  

  

  三

  

  有时毕飞宇将残酷的现实写得也有几分忍俊不禁,这是他写作的一大特点。但是,阅读时,你要谨防上当。年轻寡妇姜好花为了要鸭蛋,主动献身于放鸭的顾先生。当顾先生知道姜好花这样做就是为了要鸭蛋时,他总结出:“第一,心应该硬,不能软;第二,鸡巴应该软,不能硬。”

  安排顾先生放鸭子再合适不过了。鸭子嘴硬,顾先生也嘴硬,而且他只剩下嘴硬了。理论一大套,头头是道,但他除了会说,什么都不行,连与女人做爱都不能正常完成,并且还损失了一百多个鸭蛋。顾先生就像一个鸭子,交配都不能进入身体,只能在女人身上装模做样。他的“第一,心应该硬,不能软;第二,鸡巴应该软,不能硬”的总结,就是将自己不要当人看,与吴蔓玲的原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正常的人应该有的,他不能有;不该有的,反而必须具备。他是弱者,他虽然手里有鸭蛋,可是那不是他顾先生的。他也在最低下,他也是人家嘴里的一口痰。如果他还想放鸭子,就不能将自己当人看,要把自己当成鸭子;该硬的鸡巴应该软,该软的心应该硬起来。

  与吴蔓玲些微有区别的就是,吴蔓玲受文化水平的限制,是不自觉的,是盲从的。而顾先生是有理论水平的,而且水平不低,也就是他的嘴硬,他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将自己非人化。他引经据典地给端方论证,要彻底地唯物主义,就像动物眼里,只有物质,没有精神与意识。在意识形态和彻底的唯物主义之下,他连与女人做爱都不能正常进行,一次体外射精,使他感到自己卑微得抬不起头来,还失去了一百多个鸭蛋。最后他教训端方:“眼泪是可耻的。”要彻底地唯物主义,关键是要“彻底”,要给思想“扫雷”。将所有的人性一扫而光,只剩下动物性。

  “眼泪是可耻的”,听上去多么可怕。所以他认为自己心还不够硬,鸡巴却硬了。他还没有彻底地鸭子。

  三丫因为出身问题,得不到爱,也不能有爱,有了爱也不能表达。三丫的死,本来是一场充满了喜剧色彩的闹剧,读者本来是用轻松愉快的心情阅读这一章的,三丫的表演准确到位,一切似乎都严丝合缝地进行着,有惊无险。吊跪的是,突然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三丫死得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让读者目瞪口呆,难以接受。我感到毕飞宇在这个地方恨恨地将读者耍弄了一把。通过三丫的死使读者感到命运的变幻与莫测,还是在宿命前的无可耐奈?其实,作者已经多次暗示汽水的存在,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是精心设计,铺垫得十分到位。阅读时我已经意识到,在以后的章节中汽水或许有什么作用,但就是没想到这样的结局,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像气泡一样消失了。所以,我说,读毕飞宇的小说,是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的,闹不好他就会戏弄读者一把。

  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老骆驼可以说是点明主题的一个人物,老骆驼养猪,他自己也把自己当猪看。他教训端方说:“把猪当人。”他的确把猪当人,因为他与猪性交。虽然他教训端方说,把猪当人看,实际上,不如说猪就是他,他也就是猪。

  在《平原》中,每到重大事件时,毕飞宇都特意将动物推到前台给予特别的描写,地震、军事演戏,婚丧嫁娶等等场面,动物与人一样是主角之一,甚至是更重要的角色。狗的疯狂,猪的疯狂,与人的疯狂一样,都是一个链条中的一环。其实更疯狂的还是洪大炮这样的人物;没有敌人就制造敌人,没有战争就制造战争。他将战争当做好玩的游戏,渴望战争与残杀,这不是疯子又能是什么?洪大炮的战争演习将“无量”惊疯了,“无量”再将猪和吴蔓玲咬伤疯了,吴蔓玲又将端方咬伤,并生声嘶力竭地喊出“端方,我终于逮住你了”,以次类推,整个社会都疯了。疯狂逮住了所有的人。

  吴蔓玲成为一个疯狂的动物的时候,才能喊出对端方的欲望。

  发生在《平原》中的故事被压缩在很小的空间、很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看到现实的某种荒诞,那是个荒诞的年代。一种历史的宿命感其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体现,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端方不能,三丫不能,顾先生也不能,吴蔓玲同样不能。她掌握了王家庄的许多人的命运,掌握了谁可以“上去”,谁可以有前途,却无法把握自己的幸福。

  那是上个世纪的一个侧影,却也是一代人命运的缩影。毕飞宇的小说,会使人产生一种无望感,这不仅仅是上个世纪的话题,同样也是我们现在所要面临的命题。

  毕飞宇的小说《平原》关于人性的思考再次牵扯着我们的阅读。

发言者:清明如水??发表时间:2015/5/24 20:58:00??IP地址:106.42.48.*
“太阳在头顶上期望着道德”,人群却总是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走哪儿算哪儿。在特定的年代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来都是一种梦想,而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更是一种奢望。一层薄薄的外衣遮住了所有黑暗的或美好的尚能跳动的心。时光带走了一些他们之后,我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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