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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散文语言的文白间杂说起

古耜
近年来,先后看到几位评论家写文章,均对李存葆散文语言的文白间杂,提出了或委婉、或直率的批评,认为这不仅限制了作家笔下作品走向更高的审美层次,而且对整个散文创作亦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不能说这样的观点全无道理,事实上,我们读存葆的散文,确实能感觉到一种由语言的文白间杂所造成的文气的雕琢与阻隔。然而,即使如此,我依然不能无条件地认同上述观点。因为,在我看来,李存葆散文语言的文白间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阅读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语言追求本身就有问题,就全不可取;相反,正是这种阅读效果不甚理想的语言追求,实际上包含了作家自觉而深远的艺术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审美建设意义。对此,我们应当从更为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加以认识和理解。
  如众所知,汉语和世界上一切发达、成熟的语言一样,都具有信息传递和艺术审美两种功能。在正常情况下,汉语的这两种功能,应当分别在应用文本与文学文本中得到相应的体现和发展,并经过不断的探索、实验和积累、完善,逐渐形成各自的语言系统。这两个系统的语言虽然也有相互交叉重叠的地方,但总起来讲,却是各派用场,各负使命,因而也各有特征,各具优长。以信息传递为己任的应用性语言,重在直接的交流、沟通或报告、陈述,因此,它只能将简明、准确和通俗、实用推向极致,从而影响对象的行为;而以艺术审美为目的的文学性语言,旨在表达作家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形象储存,这决定了它必然把创造性、自足性和“陌生化”放在首位,由此撼动对象的心灵。如果以上说法并无不妥,那么,包括散文家在内的中国作家,一旦开始自己的文学实践,就应当全力打造和积极倡扬文学性语言,或者说就必须潜心发掘语言的艺术审美功能,以满足精神创造的需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进入20世纪以来,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学,虽然也一再重复高尔基所谓“语言是文学第一要素”的论断,但在实际的语言表达上,却并不多么看重其艺术审美的品格和特性,而是不断朝着实用性和工具性靠拢。其中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对极富艺术审美特质的文言文的一概否定和排斥,以及对更接近实用和工具意义的白话文的一味肯定与推广。在这方面,如果说五四时期极端化和绝对化的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已经决定了一个时代无法逆转的偏颇,那么,接下来左翼文学对语言大众化、通俗化的反复强调,乃至大声疾呼,更是无形中加剧和强化了这种语言的偏颇,以至使我们今天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打量和反思这曾经的一切。

  毋庸置疑,五四以降的几代中国作家,作出丢弃文言而亲近白话的语言选择,自有其合理和必要的一面——很难设想,面对空前严峻的历史环境和极端残酷的现实斗争,有责任、有良知的作家们,会仅仅满足于在语言的殿堂里寻章摘句和龙虫并雕,而不考虑用语言作武器,最大限度地唤起民众,救亡图存。只是,倘若单纯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这样的选择毕竟导致了对文学的某种伤害,并酿成了当代文学的明显弊端。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古汉语在文化修养中的淡出,与鲁迅、郁达夫那一代人相比,当代作家写出的作品,语言质地普遍不高。即使一些比较优秀的篇章,其字里行间虽然有生活,有形象,甚至有思想、有感情,但却明显缺乏一种古汉语特有的凝重、端庄、优雅和洗炼,缺乏一种经典的书香里孕育出来的格调与韵致,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耐读性和境界感,同时,也影响了作品对民族传统的衔接和光大。至于当下散文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遣词直白,行文拖沓、言之无味,则是这种语言缺陷进一步滑坡的结果。第二,在白话文所要求的通俗易懂和简单扼要双重惯性的夹击下,当代作家所掌握的、或者说可供调遣的文学语言的词汇总量大幅度减少。关于这点,我们只要关注一下近百年来汉字数量惊人的递减和萎缩,即可作有根据的类推。据专家统计,中国的汉字至唐代已有约两万六千个;明代的《字汇》收汉字约三万三千个;清代的《康熙字典》收汉字的数量,是四万七千个左右,即使去掉弃字、废字、偶用字,也仍有不下两万个。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公布的常用汉字却只剩了两千五百个,连同次常用字,也不过三千五百个(参见王文元《汉语的雅与俗》,载《钟山》2004年第1期)。这种写字的人越来越多,字却越来越少的情况,无疑令人担忧。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作家如果使用一种词汇有限、结构简单的语言进行写作,那么,无论他是怎样的天马行空,才华横溢,其笔下的艺术成就,都是要大打折扣的。

  论述至此,我们再来看李存葆散文语言的文白间杂,即可有新的发现:作家是为了有效解决用现代白话写散文过于简单、过于直白、缺少变化的实际问题,而主动向古代汉语、向文言文寻求支援的。换句话说,存葆散文语言的文白间杂,其目的在于让古汉语中仍有生命力的东西,经过实验性转换,在现代汉语中复活,是作家力求古为今用的体现。关于这点,作家在自己的散文集《大河遗梦》的“代序”中,有非常明确的告白:“在散文创作中,我们不应过分喜新厌旧,不薄洋人薄祖宗。中国是散文的国度,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母亲……古人谋篇钩深致远,古人行文百锻千炼。若无春蚕吐丝之累,杜鹃啼血之苦,焉能有那令人扼腕的天章云锦。”“西洋书籍固然可以给我们的散文挟来灵气……但若无祖宗开掘的那悠远厚重的散文长河的溉泽,我们的散文园地里怎会有修茂之树,葱茏之林?”应当承认,在当今文坛普遍重横向移植而轻纵向继承的语境中,作家能有这样一种认识和追求,还是值得珍视的。至于作家散文里迄今尚见的语言的雕琢和生硬,那不过是因为功夫还没下到家,以至对语言的摆布还一时无法进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境界,但它们丝毫不能说明,作家这种追求本身的无理由和不可取。顺便说一句,由于时过境迁,包括笔者在内的当代作家,已经无缘真正进入古汉语的氛围,去接受它的熏染和浸泡,这使得我们在主动借鉴古汉语的营养时,往往更多停留于单纯的词汇撷取或孤立的语法镶嵌,而这样的语言借鉴,通常是可以见其形,却难以见其神;可以渐入佳境,却难以真入化境。存葆对古汉语的借鉴是否也是如此呢?这或许值得我们再写文章,另作研究。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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