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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审美”到“泛审美”:当前审美文化的走向

周志强 赵书杰
内容提要 审美启蒙的淡出、日常审美的打造和审美走向产业化已经成为当前审美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这一历史趋势的结果是审美与文化的结合:一方面是生活的审美化,另一方面是审美的生活化。
关键词 纯审美 泛审美 审美文化

最早提出aesthetic culture这一概念的是英国哲学家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1820 -1903)。然而在中国,审美走向和文化的联姻却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一变化和“纯审美”到“泛审美”的现代性进程有很大的关系;审美启蒙的淡出、日常审美的打造和审美消费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审美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而这一历史趋势的结果就是审美与文化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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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认识里面,“审美”或“美学”一词,表示的是一种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的艺术活动。“审美”创造出的是一个不同于实际世界的所谓的“第二自然”,是超然于庸俗、乏味的人生的伟大的精神体验。因此,我们又可以将之称为“纯审美”。

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Alexander G. Baumgarten)每一次用“美学”这个概念来描述人类的感性活动以来,“审美”就被当成是抗争理性“统治”的一块自由园地。

“理性”一直都是西方思想传统极为关注的命题。尤其是笛卡尔确立了他的理性主义哲学以后,“理性”更是成为世界的最高主宰。“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力。”[1]强大的“理性王国”建立之后,人类生活就被置于这样一种理性秩序的统治和压制下。理性统治的背后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统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要求的世界是一种秩序化、逻辑化和象征化的世界。理性是最终的权威。按照理性的安排,一切都处于有条不紊的秩序之中,都必须服从理性逻辑,整个世界是一个以“理性”为核心的和谐整体。作为理性的最高体现,人就是所谓“宇宙之精灵、万物之灵长”的“大写的人”。这样,人和人的生活就都被置于一种严格理性的束缚之中了。

面对理性的压抑,以关注人的“感性生活”为目的的美学自然被看成是一种解放的力量。“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是指与更加崇高的概念思想领域相对照的人类的全部知觉和感觉领域。”[2]这个感觉和知觉领域是什么呢?爱恋和怨憎、欣慕与忏悔,“拼取一生肠断,享得几度回眸”的痴狂、“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悲凉、“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的快感……人的内心生活更加充满了这些非理性的情欲波动和细微体验。“审美”的存在,使得这些人隐秘的内心生活获得了一种合理性。原本是应该接受谴责的“私欲”,现在可以大行其事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审美”被看成是开拓人的感觉和感知领域的独立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纯审美”涉及到一种对“审美无功利”特征的理论认定。“无功利”,也就是超然于实际的生活需要,不以满足人的实际要求为目的。在英语之中,“需要”一义有两个词汇表示:一个是“Need";一个是"Want"。前者指的是一种来自于人的物质或者生理的需求;而后者指的是来自于人的精神的或者心理的需求。不同需求的满足,也就会产生不同的愉快。一个人饿了,急需的是食物。一旦有面包,三口两口吃完,于是产生了快乐。在“纯审美”的理论看来,这种生理需求满足得来的快乐和精神需求满足得来的快乐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我们欣赏一朵花,得到的是一种精神的快乐。这种快乐不会涉及人的实际需要,我们不是因为这朵花可以吃掉充饥才喜爱它。正如康德所总结的:“审美趣味是一种不凭任何利害计较而单凭快感或不快感来对一个对象或一种形象显现方式进行判断的能力。这样一种快感的对象就是美的。”[3]

一种理论的认定,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就构成了人们对审美活动与实际生活相互对照相互区分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刚刚从10年“文革”的政治阴影之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渴望建立起一种和过去以“政治话语”为核心的生活范式截然不同的生活范式,这种生活范式,依照“纯审美”的设想,将“审美”确立为核心话语。这种认识在当时再自然不过了。历经‘文革’政治斗争的腥风血雨而一旦获救,人们必然对清纯或圣杰的美情有独钟。正是通过“纯审美”,人们可以将人的个体情感追求和意志自由从政治、道德、商业、日常生活之中有效“分隔”出来,建构起向人们提供着崭新体验的审美王国。舒婷在《赠》一诗中写道:“我为你扼腕可惜\在那些月光流荡的舷边\在那些细雨霏霏的路上\你拱着肩,袖着手\怕冷似的\深藏着你的思想\你没有觉察到\我在你身边的步子\放得多么慢\如果是火\我愿是炭\想这样安慰你\然而我不敢,我为你举手加额\为你窗扉于闪熠的午夜灯光\为你在书柜前弯身的形象\当你向我坦露你的觉醒\说春洪重又漫过了\你的河岸\你没有问问\走过你的窗下时\每夜我怎么想\如果你是树\我就是土壤\想这样提醒你\然而我不敢”[4]。原本是属于所谓“私心杂念”、“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对异性偷偷的爱恋之情,在舒婷的这首著名的诗歌里面,却被审美话语塑造成了充满魅力的心灵美景。正是这种“诗意”把人从平庸和压抑的生活中“解放”或者说“拯救”了出来。在一篇散文里,诗人这样写道:“假使我有尊保护神;假使我要合眼祈祷;假使有谁的手指在我的墙上写了一行字,那只能是—我的诗。”[5]这种对“诗”的强烈认同,体现的正是对“纯审美”的无限深情:“纯审美似乎被奉为这个时代人们关于真正人性生活的理想范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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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化,“纯审美”越来越不能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与这相应的是,审美趋向于生活化、实用化、社会化和商业化,它不再是超然于人们的生活之外的、高高在上的神圣领域,而是变成了人们生活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把这种审美向生活转化的现象,叫做“泛审美”。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泛审美”的倾向尤其明显。一方面是“纯审美”“泛化”到文化的各个层面,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当作是审美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文化也趋向于审美化,有意无意地将一种审美的标准“泛化”为自己的规范和策略。这种“泛审美”的现象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审美启蒙的淡出。审美活动中的启蒙色彩逐渐淡化,市民生活和市民意识成为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

“纯审美”意味着面对一般人生活方式时高高在上的姿态,“启蒙”就代表了“纯审美”和生活的一种关系。在一首名为《也许—答一位作者的寂寞》的诗爪,舒婷就这样写道:“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也许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也许我们歌唱太阳\也被太阳歌唱着\也许肩仁越是沉重\信念越是巍峨……也许\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我们没有其它选择”。在这首诗里,一方面流露出启蒙者的孤独和寂寞,表明作为审美的人与凡俗生活的距离;另一方面,又具有对启蒙信念的笃信和坚定,相信自己的声音终于会被理解和认同。所谓“不可抗拒的召唤”,也就是诗人认定的审美活动的启蒙价值。而作为一个诗人,其启蒙使命就是“歌唱太阳”,用光明照亮黑暗。仅从语气上来看,这首诗的“启蒙”、“训诫”色彩也是非常浓的。而且,诗人是那么自信,以至于所谓寂寞、寒冷等等情绪,似乎只是为了作启蒙者信念的陪衬。

然而,到了90年代这种启蒙者的自信受到了环疑与质疑。例如,在池莉的笔下它已荡然无存。池莉的中篇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里,带有“启蒙情结”的诗人“四”向身为平民的“猫子”讲述他的作品:“四将大背头往天一甩,高深莫测地仰望星空,说:‘你就叫猫子吗?’猫子说:‘我有个学名,叫郑志恒。’四说:‘不,你的名字叫人!’猫子说:‘当然。’然后,四给猫子讲了他的一个构思,四说准把猫子聊得痛哭流涕。四讲到一平的时候,猫子睡着了。四就放低了声音,!持讲完。”在这个场景中,“四”的深刻启蒙只能让“猫子”睡去;而舒婷诗歌里面启蒙者的坚定信念,在此变成厂小声的自言自语。面对日渐丰富、成熟的市民生活,启蒙者已经失去了获得平民认同的信念。代表了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的猫子,完全不理会诗人的话语,自顾自地沉浸在自己的生活样态之中(睡着了)。在这单我们要说猫子不仅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代表,这恰好说明猫子所代表的市民生活方式已经获得了独立存在的合理性。“纯审美”的对待世俗生活的方式,显然也已经过时了。可以说,“审美启蒙”的淡出.事实上标志着人们审美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日益向审关的世俗化转移。

第二, 日常审美的打造。所谓“泛审美”,其特点在于,立足于日常的生活活功,偏重于建钩一个审美化的生活世界,或者说生活化的审美世界。“纯审美”所偏重于建构的乌托邦式的、艺术的“第二自然”,现在与实际生活“合一”了。简单地说,泛审美是对“第一自然”(喻指日常生活)进行的审美打造。

这首先表现在,审美已经内化为人们生活活动的一种标准或者一个方面。诸如穿衣打扮、美容美发、家庭装修、购物消闲等等活动中,人们的审美要求日益增强、日渐明显。过去只能在舞台上、杂志里供人欣赏的时装,现在堂而皇之地穿到大街上;过去购买冰箱、电视等家用电器,人们只重视适用价值和质量状况,现在,它们的外形设计是否合乎家居环境的设计,色彩线条是否给人一种美的舒适感等等,日益成为人们购买与否的决定因素。

个人生活的审美化,成为人们追求生存质量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标志。婚礼的举行,不只是要酒席、蜜月,人们还要将它设计成一次审美的生命历程。从婚纱摄影到结婚录像,从精心地、审美地设计仪式过程到艺术化地布置婚礼场面等等,平凡的嫁娶活动,经过审美的打造,变成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审美体验和美好回忆。如果把这个过程比喻为一个叙事,那么,经历了审美处理之后,新郎、新娘已经不仅仅是日常人物了。他们成为一个社会化、艺术化的形象。一对新人创造出了既供大家欣赏、更供自己体验和观照的审美形象。从这个方面说来,失去了婚礼中的审美设计,也就失去r婚礼的意义,丧失了婚礼生活的质量。

最为关键的是,这种利用审美形象来设计自我的现象并非只是存在于像婚丧嫁娶、生日庆典、毕业典礼等等人生的重要时刻,而是处处可见于人们的平常生活之中。“追星”现象可作为典型的一例。事实上,所谓“追星”,也就是个休自我向一个经过了审美打造的形象进行认同的过程:歌星影星及其唱、演行为,形成一个既有别于平常生活、又渗透于平常生活的审美化空间。而“追星者”也就相应形成一个既有别于日常自我又植根于日常自我的审美化形象。于是,听歌、看演出的过程呈现出富有意味的特点:个人的日常情感体验,并非像过去的“纯审美”一样,要么被“净化”掉、要么被“升华”掉,而是被披上审美的装饰,转化为“审美化的日常体验”。有一首叫做《味道》的歌这样唱道:“我想念你的好\想念你的容貌\想念你白色裙子和你香水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双唇浓浓唇膏味道\拥抱和你相爱的味道\今天晚上的心事很少\不知道这样算好不好\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浇……”。在“纯审美”的诗意中,“唇膏的味道”,这一日常生活用品就像一个“程咬金”,会杀出来“干扰”爱情的纯真;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它却成为一种含义朦胧而又诗意盎然的东西。生活用品的被诗意化,说明着“泛审美”的又一特点:审美日渐通俗化,它和非审美的传统界限日益模糊了,日常生活走向了审美。

第三,审美走向产业化。“泛审美”的进程随着社会向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而加速了。这主要体现在:审美和消费,原本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两个领域,现在出现了一种融合的趋势。

首先,商品的审美化趋势日益明显。现代社会中生产技术的发展,使得商品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趋于无限丰富。要想让消费者从众多的花色品种之中选中自己的产品,营销人就需要一系列复杂有效的营销手段。使用审美化的“包装”就是极为有效的方法。直接体现这一特点的就是广告艺术的兴起和发展。杰姆逊提到“香烟广告”的例子时,说:“比方说有五家香烟公司,生产的香烟基本上都一样,生产技术也是同一水平,那么怎么才能推销这些大同小异的香烟呢?人们于是给不同的香烟一个不同的形象,然后说服消费者相信各种香烟的味道都是独特的。他们会说‘万宝路’抽起来小同于‘温斯敦’,虽然两种烟的味道实际上是一样的。这就要求消费者相信他在抽‘万宝路’时,他能够获得一种特殊的东西。因此,‘万宝路’香烟总是和西部的风光、马背上的好汉、辽阔的空间等等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不同的精神商品,不同的物神……这种精神性的内容是随着商品竞争出现的。”[7]在这里,商品通过进入广告的叙事,变成了携带审美信息的一种形象,它同样激发起人的想像性体验,并使得它本身也成为审美消费的符号。所以,有人评沦说:“生活中最伟大的商品是由个人的情感与审美享受构成的。”[8]

其次,艺术的市场化运作。审美艺术一直被看作是一种个人化的创造劳动,但是随着报纸、杂志、影视等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审美艺术进人了一种生产、流通、消费和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市场化的规律也就同样渗透进审美艺术的创作之中。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影视界“明星机制”的确立。从逻辑上讲,“明星”其实就是演员,他们应该按照不同影片、不同的艺术要求而设计自己的形象。然而“明星机制”的使用,却是要在一定意义上“生产”一个超越一般影视作品的“角色形象”。一个“明星”,从服装到发式、从言谈举止的作派到个人性情的流露,无不经由精心的设计打造,最终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按照人们的日常消费取向设计出来的审美化形象。人们观看电影电视,同时也是在消费这个形象;而随着其形象的消费,一个“明星”又会日益成为人们审美活动的代言人,成为不可或缺的特定意义的载体。诸如史泰龙的威猛、成龙的迅捷、史第芬辛格的冷峻等等,与其说是这些影星表演、创生了一系列影片,毋宁说是一系列影片生产、催化了这些特殊的审美形象符号。其结果是“明星魅力”明显增加了影视作品的影响力。即使是起用新人,也往往要进行一番“明星化炒作”,来达到最终吸引观众的目的。

最后,“审美”本身也逐渐成为人们的“精神消费品”。所谓“花钱买享受”,当这句话指的是一种审美意义卜的精神享受时,我们就可以说,这就构成一种“审美消费”了。英国学者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ne)就曾经注意到所谓后现代城l打之中诸如购物中心、主题乐园、博物馆等等“新的消费与闲暇飞地”的巨大发展,并将之称为“消费文化”的系列场所。[”在这些消费文化的领域,审美消费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所谓“消闲”,也就是审美体验和休憩娱乐相互融合的结果。“卡拉OK" ,“歌星见面会”、“看好来坞大片”、“听CD和MP3..…人们花钱购买的不再是“实物”,而是一种“体验”。尤其是像“旅游”这种消闲活动,无论是欣赏长城、故官、大雁塔等人文性的审美文化,还是流连桂林山水、峨嵋奇峰等自然性的审美景观,都是追求审美体验的消费行为。)这种状况的发展,有力地说明,“审美”已经直接参与到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中、与消费行为紧密相关;审美消费也在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种文化产业。

总结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纯审美”到“泛审美”的转化过程,事实上就是审美生活化和生活审美化辩证发展的过程。当“审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接触”的时候,“审美”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从个人体验和社会意识层面来认识,还应该从人类生活这一广泛的角度来打量,提出审美文化就是必要的了。如果说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那么,当前审美文化一词也就是指人们的文化生活和“审美”相连的审美符号系统。它具体包括传统的“纯审美”方面,也包括“泛审美”涉及的生活各个方面。无论是读小说、吟诗、作画、听音乐和看戏等审美娱乐生活,还是看电视广告、逛商场、美容、美发、居室美化、穿自制文化衫甚至经商等日常适用活动,都涉及审美文化。

因此可以说,不仅“纯审美”消逝了,所谓“纯文化”也消逝了。审美文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审美”不是不存在了,而是泛化到文化的各个方面了。在今天,文化总是与审美为伴。

参考文献

[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P56

[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人译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五节.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P361

舒婷.舒婷诗文白选集.广西桂林:淳江出版社,1997,P29

舒婷.舒婷诗文自选集.广西桂林:淳江出版社,1997,P296

王一川.杂语沟通,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P10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P221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P96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P 154 - 160

原载:《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第14卷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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