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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与词学

刘扬忠
内容提要 钱钟书先生才富学广,淹通文史哲。他治学时并不把自己局缩在古典文学这个圈子里,更不以古典文学中的某一种专门之学自限。不过他在征引经史子集、打通古今中外的时候,却又能运用自如地操起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多种专门之学——其中就有词学。但因他未有词作传世,且其著述中相对于古代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词的方面论述与征引较少一些,且因钞摘失检而引词时有疏误,遂给一些论者留下了钱氏“性不耐填词”、于词学“涉猎不广”和“措意稍少”的印象 ① 。实际上,钱氏于词学颇有造诣,且见解独到,其著作中有关词学的文字虽尚未能遍赅这门学问的方方面面,然已反映出他有自己的词体论和词史观,并对词的一些艺术手法有专门研究。这些关涉词学的文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在与其他文体的比较研究中阐明了词(特别是宋词)的文体特征、题材内容、抒情特性、艺术源流及其在文学史上应占的地位;二、评论了词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和古代、近代的一些著名词论;三、介绍和评论了词的若干艺术表现手法、修辞技巧等等。梳理和总结钱氏关涉词学的这些论述,无疑会使我们大开眼界,从而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丰富和提升词学体系。

钱钟书先生论词的文字虽然不多,经过梳理,可见其分布情况大致如下。在钱氏遗著中: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宋代文学》部分第一章《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乃钱氏所撰,其中以900多字的篇幅论述了宋词的发展及其艺术特征;二、《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书中多处论到了词,评论了一些著名词人,褒贬了一些有影响的词话和词学观点;三、大量征引了唐五代、两宋及金元明清的词作,来论证自己的文学、艺术及史学观点,其中:《宋诗选注》52处,《谈艺录》(补订本)42处,《七缀集》19处,《管锥编》290多处。

词学研究的一个头等重要的理论课题是:如何给予作为古典诗歌之一体的词一个较为科学的诗歌史与文学史的定位。诗词曲虽有文字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差别,但都属于广义的“诗歌”的范畴。钱先生对古典诗歌这三种主要体式的共同性质有一个著名的判断:“词曲与诗,皆为抒情之体”(《谈艺录》)。从这一判断出发,他在论到词的时候,并不像大多数词学专家那样强调“词别是一家”,而是将词放到古代诗歌发展的大潮流中去进行科学的考察和定位。众所周知,20世纪前、中期,学界流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在这一提法的影响下,唐诗、宋词、元曲分别获得了“一代之文学”的崇高地位,词学也趁时得势,一度成为显学。平情而论,这个提法大致反映了我国文学史上几种主要文体“代有偏胜”的实情,本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况且因为它的流行还带来了唐诗学、词学、曲学的繁荣,作为宋词研究者,我们似乎不应该非议它。但这个以生物进化类比文体兴衰的提法确实有着明显的理论上的偏颇。在诗歌史、文学史研究和撰著中,由于这一提法的不断被推崇和延伸,出现过明显的偏差:在文学的纵向发展上,一些重要文体沿革因变的持续性被人为地割断了;在文学的横向网络中,同一时代各类文学样式之间的不可替代性被忽视或淡化掉了;于是,在某些研究者的文学史著作中,原本各种文体争妍斗奇的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被描绘成了一个由若干断代文体史的异体凑合缝接的怪物。在某些著作中,秦汉以下无文,三唐之后无诗,两宋以后无词,元明以后无散曲,几千年文学流变的真实面貌被歪曲或掩盖了。具体到宋代来讲,这个时代乃是古代文学发展的一大转关(钱钟书先生因此把它定位为一个“承先和启后”的时代),除了新兴诗体——曲子词发展到顶峰之外,传统的五七言诗、古文、骈文、辞赋、传奇小说等等也持续发展并产生了新变,话本小说、诸宫调、杂剧、南曲戏文等新文体更是方兴未艾,发展前途远大。可是如此丰富复杂、多姿多彩的宋代文学史,却被崇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的学者简单化地描述为一种文体——宋词的繁荣发展史。就我管见所及,钱钟书先生是第一个出来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进行非难和纠偏的著名学者。《谈艺录》第四篇《诗乐离合、文体递变》采用追根溯源和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开篇即列举较早主张“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清人焦循(理堂)的论断:“不能弦诵者即非诗……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云云,然后论辩道:

诗、词、曲三者,始皆与乐一体。而由浑之划,初合终离。凡事率然,安容独外。文字弦歌,各擅其绝。艺之材职,既有偏至;心之思力,亦难广施。强欲并合,未能兼美,或且两伤,不克各尽其性,每致互掩所长。即使折衷共济,乃是别具新格,并非包综前美。……

诗乐分合,其理亦然。理堂遽谓不能弦诵即非 诗,何其固也。 ②

这就从诗乐分合的角度指出了“诗亡词兴、词亡曲兴”说不合历史事实。又由于此说实非焦循的发明,而是从金末元初以来就不断有人提起的老话题,因此接下来钱先生从金人刘祁《归潜志》追述起,梳理出前人(尤其是明人)的若干类似的论述,然后统加驳斥道:

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譬之六朝俪体大行,取散体而代之,至唐则古文复盛,大手笔多舍取散。然俪体曾未中绝,一线绵延,虽极衰于明,而忽盛于清;骈散并峙,各放光明,阳湖、扬州文家,至有倡奇偶错综者。几见彼作则此亡耶。复如明人八股,句法本之骈文,作意胎于戏曲,岂得遂云制义作而四六院本乃失传耶。诗词蜕化,何独不然。诗至于香山之铺张排比,词亦可谓尽矣,而理堂作许语,岂知音哉。即以含蓄不尽论诗,理堂未睹宋之姜白石《诗说》耶。亦未闻王渔洋、朱竹 、全谢山之推白石诗为参活句、有唐音耶。

接下来,钱先生又从创作主体才各有偏、各种文体皆有抒情功能及文学史上不乏兼擅诸体的作家等几个方面,摆事实,讲道理,极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焦循、王国维等人提法上的偏颇:

若论其心,则文亦往往绰有诗情,岂惟词曲。若论其迹,则词曲与诗,皆为抒情之体,并行不悖。《文中子·关朗》篇曰:“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林艾轩《与赵子直书》以为孟子复出,必从斯言。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或试其技于词曲;宋元以来,诗体未亡,苟能作诗,而故靳其情,为词曲之用,宁有是理。王静安《宋元戏曲史》序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谓某体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于理堂,谓某体限于某朝,作者之多,即证作品之佳,则又买菜求益之见矣。元诗固不如元曲,汉赋遂能胜汉文,相如高出子长耶。唐诗遂能胜唐文耶。宋词遂能胜宋诗若文耶。兼擅诸体如贾生、子云、陈思、靖节、太白、昌黎、柳州、庐陵、东坡、遗山辈之集固在,盍取而按之。乃有作诗史者,于宋元以来,祗列词曲,引静安语为解。惜其不知《归潜志》、《雕菰集》,己先发此说也。

就这样,钱先生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辩和说理,阐明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体兴衰演变的真正规律,树起了自己的文体发展观,并将宋词放到了诗歌史和宋代文学史的一个恰当位置。我为什么说钱先生给了宋词一个恰当的诗歌史与文学史的定位呢?试看上引钱先生的几段话,虽然所论远不止词,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具体到对宋词和一部词体文学发展史的看法,钱先生的意思是:一、纵观整个诗歌史和文学史,说词至宋代达到其鼎盛阶段,宋代是词这一文体的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是可以的,但如果说词的发展仅限于宋代,宋代之后词就居然“亡”了,被新兴的诗体——散曲所取代了,则完全不合文学史的实际。文体递变并不像自然界的新陈代谢,新的生长起来,旧的就必然灭亡,事实上就像诗在经历了唐代的辉煌之后还继续延长其生命一样,词在宋代之后也并没有消亡,还继续发展。宋词仅仅是词体文学发展链条上的一环(尽管它是其中最重要、最辉煌的一环)。焦循等人“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二、在宋代文学的范围内来看,那些独尊宋词的研究者(亦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盲目崇奉者),无视宋代文坛多种文体争奇斗艳,宋诗、宋文及宋代白话小说等部门皆各自取得辉煌的创作成就的事实,独推宋词为“宋代的代表文学”、“一代文学之冠冕”,甚至认为宋词是宋代文化的代表。事实上宋代文化人普遍卑视词体,目之为“小道”、“馀事”,一直拒之于主流文学与文化的圈子之外。宋词本身也由于文小体卑、题材不广、思想内容贫弱、艺术境界狭小等原因,未能较多地反映宋代的社会生活与时代思潮,未曾担任过宋代文化的主要载体。凡此种种,决定了宋词虽然颇有时代特色,但尚不足以成为宋代文学与文化的主要代表者。因此钱先生对这种拔高和放大宋词历史地位的观点颇不以为然。他是对宋诗、宋文及宋代文化有专门和精深研究的学者,他要对学术负责,对历史负责,要为宋诗、宋文和整个宋代文学与文化说公道话。于是这里他发出诘难道:“宋词遂能胜宋诗若文耶”?这实际上是将宋词放回宋代文学与文化的大环境中,通过与其他文体的比较,摆正了它只是作为繁荣昌盛的宋代文学与文化之一 支、之一个部门的位置。

把宋词放回宋代的文化环境中去考察,目的是要弄清曲子词这一新兴诗体在宋代繁荣昌盛的原因,并阐明它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艺术表现方式、时代特色和审美个性。在这个重要的词学论题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由钱先生执笔的《宋代文学的承先与启后》一章有如下一段高度概括的经典性论述:

在宋代,词发展到它的极盛时期。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大都市的繁荣都为宋初士大夫供给了享乐生活的条件,而词正是适宜于描述这种生活的歌唱文体,是五代以来一向用来摹写风流绮艳的情事的。宋初的词主要沿袭着五代的风气,到柳永才摆脱了《花间集》的束缚,到苏轼更使词在形式和内容上大大的发展,为后来的辛弃疾开辟了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宋诗受了道学的影响,“言理而不言情”,结果使抒写爱情和描写色情变成了词的专业。一方面,这是继承了唐、五代词言情的传统。同时另有一个理由:古人不但把文学分别体裁,而且把文体分别等级,词是“诗馀”,是“小道”,比诗和散文来得“体卑”。在宋人的心目中,词从民间文学里兴起的时间还不很长,只能算文体中的暴发户,不像诗是历史悠久的旧家世阀,因此也不必像诗那样讲究身分。有些情事似乎在诗里很难出口,有失尊严,但不妨在词里描述。假如宋代作家在散文里表现的态度是拘谨的,那么在诗里就比较自在,而在词里则简直放任和放肆了。……宋人的创作实践充分表示他们认为词比诗“稍近乎情”,更宜于“簸弄风月”(张炎《词源》卷下《赋情》)。这样,产生了一个现象:唐代像温庭筠或韦庄的词的意境总和他们的一部分诗的意境相同或互相印证,而宋代同一作家的诗和词常常取材于绝然不同的生活,表达了绝然不同的心灵,仿佛出于两个人或一个具有两重人格的人的手笔。

这一大段话提出并论证了四个重要观点:一、宋词繁荣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大都市的繁荣以及作为创作主体的文人士大夫享乐生活之所需;二、宋人严格区分诗词的功能和表现内容,以诗言志说理,以词来专门抒写爱情和描写色情;三、宋词之所以将抒写爱情和描写色情作为“专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沿袭、继承了唐五代词言情的传统,二是宋人将文体分等级,视词为“小道”、“诗馀”,遂将不便在正统诗文里反映的私生活内容放到了词里去描述;四、由此带来的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是:宋代同一个作家的诗和词往往各具面貌,表达了截然不同的心灵,仿佛出于两人之手,或让人怀疑作家具有双重人格。这些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宋代作家的文化心理、创作心态及其成因,概括地描述了宋代的审美思潮和宋人的词体观、文体观。还该补充说明的是,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另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

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如范仲淹的诗里一字不涉及儿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词里就有“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样悱恻缠绵的情调,措词婉约,胜过李清照《一剪梅》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⑥

以上这些观点,当然不全是钱先生的发明。词学研究者都知道,所谓“诗庄词媚”、“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等等,本是古代、近代词话家的老话题。但在前人的有关著作里,这些提法是零零星星的,直观的和未经系统论证的。钱先生则把它们作为宋词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给集中起来,运用现代文艺理论的话语,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论述。这些富涵史识而又具有当代性的论述得到了当代宋代文学专家和词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几十年来不断地被相关的论著引用。这一事实表明:钱先生尽管不是词学专家,但他有关宋词的一些基本看法,已经有机地融入了现代词学研究理论体系之中。

除了以上词学基本理论问题外,钱先生还对古代某些著名的词话、词论和著名词人作过评点和褒贬。这些零金碎玉式的文字虽然未能构成一个系统,但也在在反映出钱先生观照词学问题时独特的理论眼光。比如他在《宋诗选注》里对柳永、贺铸、姜夔等几位兼善诗词的作家的介绍:

柳永……是词的大作家,只留下来两三首诗,散在宋人笔记和地方志书里。相传他是个风流浪子,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的《花衢实录》、《清平山堂话本》里的《 江楼记》、关汉卿的《谢天香》等都以他为题材。他在词集《乐章集》里常常歌咏当时寻欢行乐的豪华盛况,因此宋人有句话,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的太平景象,全写在柳永的词里。但是这里选的一首诗(按指《煮海歌》——引者)就表示《乐章集》并不能概括柳永的全貌,也够使我们对他的性格和对宋仁宗的太平盛世都另眼相看了。⑦

贺铸……是个词家,有一部分受唐人李商隐、温庭筠等影响的诗常教人想起晏殊的诗来,跟他自己的词境也相近;但是他另有些诗绝然不是这种细腻柔软的风调,用了许多“之”“乎”“者”“也”之类的语助词,又像“打油”体,又像理学家邵雍的《击壤集》体。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开朗干净,没有“头巾气”,也没有“脂粉气”的。⑧

姜夔……是一位词家,也很负诗名,在当时差不多赶得上尤、杨、范、陆的声望。……词家常常不会作诗,陆游曾经诧异过为什么“能此不能彼”,姜夔是极少数的例外之一。……他的字句很精心刻意,可是读来很自然,不觉得纤巧,这尤其是词家的诗里所少有的。

此外他在《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中对好几位宋词名家作了极为概括的评论,如说柳永“摆脱了《花间集》的束缚”;苏轼“使词在形式和内容上大大的发展,为后来的辛弃疾开辟了道路”;黄庭坚作词“跟他的诗一样,都是‘尚故实’的,但是他也用俗语、俚语写了些风格相反的词”;周邦彦的词“雅炼”、吴文英的词“艰深”、欧阳修的词“浅易”,等等。上引这些宋词作家论,不但对相关作家的艺术风格、审美个性及历史贡献有准确的把握,值得我们汲取,而且还为我们深入研究宋词作家指示了如下路径和方法:一、跳出就词论词的狭小圈子,综合考察作家的全部作品。过去我们研究宋词作家的时候,常常把他们作为单纯的“词人”看待,实际上宋代文人往往兼作诗词文,词仅仅反映他们的一部分生活内容和心灵侧面,如果单论其词,就难识“庐山真面目”,导致许多片面的甚至虚假的结论。钱先生将柳永的诗与词来进行对比,就对柳永作出了与传统看法大不相同的结论;对贺铸、姜夔诗词之异同进行比较,就让我们加深了对此二人的艺术个性和创作成就的认识。凡此种种,都对词人研究具有示范意义。二、不要满足于对作家的静态的分析和孤立的解剖,而需将他们置于文学发展的长河中作动态的考察,以便看清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和贡献。例如对柳永、苏轼、周邦彦等在词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家,钱先生就把他们放到宋词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来论述,联系他们之前和之后的作家的创作情况,指出柳永的作用和贡献主要在于“摆脱了《花间集》的束缚”,在词的体制、风格和反应面上大有创新与开拓;苏轼则使“宋词在内容上逐渐丰富,反映了许多唐、五代词所没有写过的东西,好些事物变成诗和词的公共题材”,凡此种种还“为后来的辛弃疾开辟了道路”;至于周邦彦,则指出他在形式上“受了苏、黄以来诗歌的熏染,也讲究格律,修饰字句,运用典故成语”,形成了“雅炼”的风格,其影响及于南宋后期,“发达至于吴文英的艰深”(均见《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这些,都是对宋代词家进行动态的、文学发展史的研究的范例。

钱先生对古今中外文艺理论都极感兴趣,并作过广泛的探讨和评论,其中就有对词话、词论的评论。他评论词话、词论的重点在南宋、清及近代。南宋他涉及了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和刘辰翁等人的词论;清及近代他则主要评论了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和况周颐、王国维等人的词论。在这些评论文字中,钱先生处处坚持他关于词是古典诗歌之一体的基本观点,时时把词论与诗论相比较,在诗学的大背景下来谈词学与词论。比如 在《谈艺录》(补订本)中谈到刘辰翁(字会孟)的词论时就这样评介说:

刘会孟论词,与其论诗一揆,若一反《后山诗话》评韩“以文为诗”、苏“以诗为词”之“非本色”者。《须溪集》卷六《辛稼轩词序》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率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乃稼轩横竖烂漫。乃知禅家棒喝,头头皆是。”

表面看来,这里对刘辰翁的词论只作客观介绍,而未有主观褒贬态度。但这一则是作为全书第四篇《诗乐离合、文体递变》之《附说五》的“补订”而出现的。该篇说:刘辰翁论诗虽“寻章摘句,小道恐泥”,但其评韩愈、苏轼等文人之诗却“颇能眼光出牛背上,与金之赵闲闲,一南一北,议论相同”。由此看来,既言刘辰翁论词与论诗“一揆”,则“眼光出牛背上”云云,正可移用作对其词论的评语。但钱先生在评论到一些他明显地不赞同的词学观点时,其态度却十分鲜明,有时口气甚至十分激烈和尖锐。比如在评论况周颐《蕙风词话》“诗馀之馀,作盈馀之馀解。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馀于诗”一段话时,就抨击道:“倚声家自张门面,善于强词夺理。”

总的看来,钱先生对历代词话和词论的评论多是零星的、印象式的和点到即止的。唯独对他家乡常州(按先生的家乡无锡旧属常州府)产生的常州词派所主张的“比兴寄托”说,却系统地进行了寻源溯流的梳理、研究和老吏断狱式的评论。

试看,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本)中,对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是如何系统地进行梳理和评论的。

《谈艺录》六九《随园论诗中理语》在简述诗史上比兴寄托之说流行以来“风气既开,囿人难拔。香艳之篇什,淆于美刺之史论”的情况后,对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作了这样的评论:“至吾州张氏兄弟《词选》,阐‘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推求寄托,‘比兴’之说,至是得大归宿。”这就充分肯定了张惠言、张琦兄弟的《词选》及其理论作为历史上比兴寄托说之总结的作用和地位。但钱先生对张惠言比兴寄托说自身的弊病和它在清代诗坛词坛的流弊是洞若观火的,因此他要对这一理论在当时诗学领域的流行和在词学领域的发展变异情况进行梳理与评判。在《谈艺录》九0《庾子山诗》中,他首先以清人陈沆主张寄托说的诗学著作《诗比兴笺》“入话”,指出陈沆的观点和方法实为“吾郡学者”(按即指常州词派创派人张氏兄弟)理论之“绪馀”。接下来,引用张惠言论诗评诗的言论,证明此派无论“说诗说词”俱“同一手眼”。再次,举包慎伯为例,谴责那些“于诗几无所解,而好妄言诗”的盲目追随张惠言的人们:“高谈诗教,尚微言谕志,而不取声色。盖当时隐成风会。然属词比事,钩深索隐,即稍可征信者,正因傅会拘泥,辗转。枚乘所谓:‘铢铢而称,至石必差;寸寸而度,至丈必过。’固哉高叟,以头巾气而成罗织经矣。”“固哉”、“罗织”云云,其语取自王国维《人间词话》。该书批评张惠言道:“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钱先生暗引王国维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表面上是在讥讽包慎伯,实际上却是含蓄地批评了张惠言、张琦这二位钱氏的“乡先贤”在诗学、词学理论上的明显偏失。

常州词派创派于清中期嘉庆初年,繁衍于清中后期直至民国年间,张惠言的继承者们乃对“比兴寄托”说重新做了自己的阐释和发挥,使之发生了很大的理论变异,与张惠言的初衷有所背离。对清及近代词学理论批评史上这一重要的现象,钱先生探幽发微,推本究源,作了深刻的揭示和批评。他指出:

常州词派主“寄托”,儿孙渐背初祖。宋于庭言称张皋文,实失皋文本旨。皋文《词选》自《序》曰:“义有幽隐,并为指发”;观其所“指发”者,或揣度作者本心,或附会作词本事,不出汉以来相承说《诗》、《骚》“比兴”之法。如王叔师《离骚经序》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云云,或《诗·小序》以《汉广》为美周文王,《雄雉》为刺卫宣公等等。亦犹白香山《与元九书》所谓:“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岂舍之乎。假风以刺威虐也,因雪以愍征役也,感华以讽兄弟也,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皆以为诗“义”虽“在言外”、在“彼”不在“此”,然终可推论而得确解。其事大类西方心析学判梦境为“显见之情事”与“幽蕴之情事”,圆梦者据显以知幽。……如皋文《词选》解欧阳永叔《蝶恋花》为影射朝士争讧,解姜 尧章《疏影》为影射靖康之变,即谓柳絮、梨花、梅花乃词所言“显见情事”,而范希文、韩稚圭、徽钦二帝本事则词所寓“幽蕴情事”,是为词“义”所在。……闻皋文之风而起者,充极加厉,自在解脱。周止庵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第七则曰:“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又曰:“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意感偶生,假类毕达。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谭仲修献《复堂词话》(徐仲可珂辑)第四十三、四十六、八十六则反复称引止庵此说,第二十四则曰:“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复堂词录序》又曰:“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宋于庭《论词绝句》第一首得二家语而含义毕申矣。盖谓“义”不显露而亦可游移,“诂”不“通”“达”而亦无定准,如舍利珠之随人见色,如庐山之“横看成岭侧成峰”。皋文缵汉代“香草美人”之绪,而宋、周、谭三氏实衍先秦“赋诗断章”之法(参见《管锥编》二二四至五页),犹禅人之“参活句”,亦即刘须溪父子所提撕也。

钱先生在梳理和评论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说的时候,像他研究其他理论课题时所常常做的那样,把问题放到世界文论的大语境中去进行考察,将中国的文论与西方的有关理论作比较,从而更清晰地揭示了研究对象的本质。在上引《谈艺录》的相关段落里,他介绍和评论了张氏兄弟的比兴寄托说的基本内容后,随即指出:“西方文学有‘寓托’(A1legory)之体,与此略同。希腊斯多噶学派已开后来比拟附会之风,但丁当时读《圣经》引申商度之法,推而至于谈艺,绝似子夏叔师辈手眼。所异者:吾国以物喻事,以男女喻君臣之谊,喻实而所喻亦实;但丁以事喻道,以男女喻天人之际,喻实而所喻则虚。一诗而史,一诗而玄。顾二者均非文章之极致也。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异床而必曰同梦,仍二而强谓之一;非索隐注解,不见作意。”接下来又引艾略特论英国17世纪玄学诗派的话相印证。再次,在评论周济等人所谓“仁者见仁,知者见知”、“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等观点时,引诺瓦利斯、瓦勒利的说法与之“相比堪”。最后点明,对于作为当世西方之显学的“接受美学”、“拆散结构主义”来说,周济等人的理论“亦如椎轮之于大辂焉”。这一番打通中西的精彩论述,真使人耳目一新,使我们加深了对传统词论的认知和理解。

“比兴寄托”说不但是常州词派的创作主张和理论纲领,而且也是词的创作与词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因此近代以来陆续有词学研究者对此作了专题的探讨和论述。比如詹安泰先生就有专题论文《论寄托》;邱世友先生《词论史论稿》一书更为此论题专设了六章:《张惠言论词的比兴寄托》、《周济论词的空实和寄托》、《刘熙载论词的含蓄和寄托》、《谢章铤论词的性情与寄托》、《谭献的柔厚说》和《冯煦谬悠显晦的寄托论》等,致使论比兴寄托的文字占了这部词论史著作总篇幅的将近一半。这些论著对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不乏高明的见解和精彩的论述。但通观这些由词学专门家撰写的论著,虽然所论不差,却大多就词论词,未能把这个实际牵涉到整个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论题做深做全做透。而钱先生作为一个词学“体制外”的学者,却具有一般词学专家所缺少的两个方面的学术优势:一是他有十分广博深厚的传统诗学功底;二是兼通中西文艺理论。有此两方面的优势,他就把“比兴寄托”这个诗学与词学的老题目给做新、做活、做大和做透了。

钱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著作,在谈论诗学和其他文艺理论问题时引证了大量的唐、宋、清及近代词。他在引证和议论时诚然不是为了专门解决词学问题,但却在有意无意间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词的艺术手法、艺术技巧方面的问题。这些宝贵的论词文字也值得词学研究者认真学习和借鉴。

最有理论创新意义的是《七缀集·通感》对北宋以来词家(当然不仅仅是词家)所普遍运用的“通感”这种描写手法的探讨和阐释:

对宋词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北宋文人宋祁的《玉楼春》词中有写景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为时人所激赏,他本人因此获得了一个“‘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的绰号。这个名句在无人说不好、流播几 百年之后,却遭到了清代著名词曲理论家李渔的非议和否定。李渔《笠翁馀集》卷八《窥词管见》第七则别抒己见,对宋祁的“闹”字句加以嘲笑:“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同时人方中通站出来为宋祁辩护,并驳斥李渔道:“试举‘寺多红叶烧人眼,地足青苔染马蹄’之句,谓‘烧’字粗俗,红叶非火,不能烧人,可也。然而句中有眼,非一‘烧’字,不能形容其红之多,犹之非一‘闹’字,不能形容其杏之红耳。诗词中有理外之理,岂同时文之理、讲书之理乎?”方中通并没有将那个“理外之理”讲明白,因而他对李渔的反驳是无力的。后来王国维《人间词话》以“境界”说词,道是:“‘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究竟为什么著一‘闹’字就能使境界全出,他也没有将其中的道理讲明白。鉴于对这种描写手法“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似乎都没有理解或认识”的情况,钱先生就要来作一番探讨和阐释。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头就以宋祁的句子“入话”,摆出了清人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指出:“宋人常把‘闹’字来形容无‘声’的景色,不必少见多怪。”宋人诗词里用‘闹’字写景的例子是很多的,钱先生列举了宋祁之后的晏几道、毛滂、马子严等人的词和黄庭坚、陈与义、陆游、范成大、陈耆卿、赵孟坚等人的诗,说明:“‘闹’字是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对于中国词话家所无法说清其中道理的这种艺术描写手法,钱先生运用现代科学原理加以解释道:“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这是‘通感’(synaesthesia)或‘感觉挪移’的例子。”在说清了“通感”是怎么回事以后,钱先生接着指出,这种艺术手法其实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譬如我们说“光亮”,也说“响亮”,把形容光辉的“亮”字转移到声响上去,正像拉丁语以及近代西语常说“黑暗的嗓音”(voxfusca)、“皎白的嗓音”(vocebianca),就仿佛视觉和听觉在这一点上有“通财之谊”(Sinnesgütegemeinschaft)。又譬如“热闹”和“冷静”那两个成语也表示“热”和“闹”、“冷”和“静”在感觉上有通同一气之处,结成配偶,因此范成大可以离间说:“已觉笙歌无暖热。”(《石湖诗集》卷二九《亲邻招集,强往即归》)李义山《杂纂·意想》早指出:“冬日着碧衣似寒,夏月见红似热。”(《说郛》卷五)我们也说红颜色“温暖”而绿颜色“寒冷”,“暖红”、“寒碧”已沦为诗词套语。

接下来,这篇文章的大半部分致力于旁征博引,上征先秦以来的典籍和诗文例证,旁引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理论著作和文学创作,极为有力地证明了:“通感”不但中国古已有之,而且是“很早在西洋诗文里出现”的世界通用的艺术描写手法。

也许还应该提及的是,钱先生作了这篇专论“通感”的文章以后,似乎馀兴未尽,又在《管锥编》第三册第八十一则《全三国文卷二五》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一段补充论述:

寻常眼、耳、鼻三觉亦每通有无而忘彼此,所谓“感受之共产”(Sinnesgütergemeinschaft;即如花,其入目之形色,触鼻之气息,均可移音响以揣称之;晏几道《临江仙》:“风吹梅蕊闹,雨细杏花香”;毛滂《浣溪沙》:“水北烟寒雪似梅,水南梅闹雪千堆”;黄庭坚《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寒窗穿碧疏,润础闹苍藓”;王灼《虞美人》:“枝头便觉层层好,信是花相恼;觥船一棹百分空,拚了如今醉倒闹香中”;……庞铸《花下》:“若为常作庄周梦,飞向幽芳闹处栖”(《全金诗》卷二七)。“闹香”、“芳闹”即“声香”耳。 11 除论“通感”之外,钱先生的几种主要著作在征引历代词作以论证自己的文艺观点时,还触处生春,介绍和评论了词的许多艺术表现手法。比如词有“代言”(亦即所谓“男子而作闺音”)一体,钱先生在《管锥编》第一册《毛诗正义》篇第二十二则为之追溯《诗经》以来的创作史,指出这种作词之法源自诗歌,“设身处地,借口代言,诗歌常例。”这种表现手法的特征是:“貌若现身说法(Ichlyrik),实是化身宾白(Rollenlyrik),篇中之‘我’,非必诗人自道。”接着把问题引到词学领域,指出这种做法“词中更成惯技,毛先舒《诗辨坻》卷四论词曰:‘男子多作闺人语;孙夫 人妇人耳,《烛影摇红》词乃更作男相思语,亦一创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二论唐昭宗《菩萨蛮》结句当作‘迎奴归故宫’,乃托‘宫人思归之词’,如李后主词之‘奴为出来难’,均‘代人称“奴”’,犹诗云:‘既见君子,我心则降’,乃‘代还士之妻称“我”。’”凡此种种,在钱氏遗著中还有很多,皆是在诗学的大语境中探讨词学问题的有得之见,兹不备举。谁谓钱先生于词学“措意稍少”、“涉猎不广”耶?

面对着作为词学“体制外”学者的钱钟书先生的这些词学成果,我颇多感慨。我不禁想起了钱先生在《七缀集·诗可以怨》篇末的一段话:“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诚哉斯言!但愿我们的词学研究者能从钱先生的治学路子得到一些启发,从而进一步去加厚我们的诗学功底,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健全我们的词学研究体系。

注释

①参见吴建国《钱锺书先生引词勘正》,《词学》第十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谈艺录》(补订本)第2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③《谈艺录》(补订本)第282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同上书,第30-31页。

⑤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5455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⑥钱钟书《宋诗选注》第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⑦⑧⑨分别见《宋诗选注》第33页、101页、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⑩以上《通感》一文引文,见《七缀集》第63-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1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第1073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原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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