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拿什么来拯救悲剧?

—读北村的《愤怒》

张恒学
内容提要 北村的《愤怒》作为表现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小说,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但是,作品的艺术内涵和精神指向却不能不使读者发生疑问:到底该拿什么来拯救悲剧?作家以人道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介入当下的悲剧现实难能可贵,但作品对这种悲剧现实的表现是却是第三者的,肤浅的。作品把李百义式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理想主义人格”、“永恒的爱”视为消解和超越“愤怒”的最好途径,甚至视为“对于当今中国存在的矛盾来说,是一种最好、最高明的解决办法”,“是改变中国的唯一可能性”,这只能是缘木求鱼的一厢情愿,作品也由宗教幻想走向了非理性。小说的出现及其评论也使人们对现今的创作与批评不能不进行一些深层次的反省。
关键词 弱势群体;悲剧;拯救;宗教意识;“爱的呓语”

2004年9月北村的《愤怒》出版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小说出版两周就售出了3万余册,文学界的一些评论也给予了相当的称赞。余杰在小说的序言《我们的罪与爱》中称,“《愤怒》的出现具有标杆性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挽回中国当代文学声誉的优秀之作,也是一次向雨果的《悲惨世界》遥远的致敬”。网络媒体也是一片喝彩声,有的记者在访谈中认为这部小说为北村“赢得了描写民工的第一作家的声誉”。

《愤怒》确实是一部值得重视作品。我觉得,这种重视不在于小说标志着北村小说的艺术转型①,也不是说它在艺术上给当前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什么新东西;主要在于作品对现实的艺术反映,尤其是这种反映的精神指向上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时,小说的出现及其评论也使人们对现今的创作与批评不能不进行一些深层次的反省。

当下,在社会弱势群体于文学盛筵中普遍缺席,面对底层的苦难作家的良知大面积沦丧,一些名为“作家”的人忙于向权力、金钱献殷勤,同时也在追求或陶醉于个人内分泌发泄的情势下,北村举起了人道主义的旗帜,以久违了的忧患意识介入悲剧性现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觉得,这也是小说在轻浮、颓靡的文坛激起新的兴奋点的根本原因。

不过,在短暂的兴奋之后,又不能不产生一个巨大的疑团:小说到底把现实的悲剧性表现到了怎样的深度?生活于这种现实中的人们到底该拿什么来拯救悲剧?

小说名为《愤怒》,北村说,小说的确切名字应该叫《愤怒以后超越愤怒的故事》②。小说的情节也正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愤怒”,表现的是主人公马木生的悲惨遭遇及由“愤怒”所产生的“罪”,应该说这是小说的面对“现实”的层次。“超越愤怒”,是化名为李百义的马木生的精神历程:反思——忏悔——认罪与赎罪——接受审判——解脱。在这个历程中,李百义的内在精神活动是对何为“正义”的苦思和对包括个人在内的“罪性”与“罪行”追问;其外在行为方式是“爱”的无私付出及其相反的个人“自虐”。应该说这是作家面向自我的所谓“心灵真实”所设置的具有很大虚构性的层次,也是“理想”的层次。前者是作家的出发点,后者是作家的精神归宿。显然,后者才是作品的主旨。

给予小说普遍认同并引起强烈共鸣的当属前一部分。虽然它的文字是粗糙的,但是作家“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及其人道主义情怀着实让读者感动了一番。

小说的第一个层次的主要情节是:

马木生自幼就在饥饿与贫困中煎熬,面貌姣好的母亲长期忍受着村支书的蹂躏以换取儿女们的生存,病弱的父亲也只能漠然地接受这种屈辱的事实。母亲死后,他们被剥夺得一无所有,马木生和妹妹春儿只好到陌生的城市中求生存。然而,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更多的苦难和更深重的悲剧:先是恶霸式的“老板”加于他们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接着是春儿被“收容”、奸污、再被卖到色情场所,获救后又被汽车撞死;再后来,马木生和父亲上访申冤却屡遭惨无人道的报复乃至引来牢狱之灾;最后,父亲竟惨死在派出所所长的棍棒之下,并被抛尸灭迹。这一切正如后来李百义所说:“……有一根链条,把我们的命运锁在上面。苦难就像结在上面的果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比一个更大。”家破人亡的惨痛现实在马木生的心中深深地播下了不公、仇恨的种子。“愤怒”爆发了。没有“公义”,就寻找“自义”。他义无反顾地绑架、“宣判”、处死了作恶的派出所所长,然后与两个“哥们儿”张德彪和老六成为“劫贪济贫”的“大盗”。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的丑恶、不公是怎样逼良为娼,逼民为贼,成为催化犯罪的直接温床和最强大的动力的。

作品在对这一部分的处理上明显是粗线条的,惊心动魄的人生悲剧主要是通过主人公李百义(马木生)为拒绝养女李好的“爱情”,揭示自己的“罪人”身份,在冷静而概括的叙述中表露出来的。在这个叙述中,我们觉察不到主人公的“愤怒”:没有“精卫填海”式的愤怒,没有“窦娥”式的愤怒,更没有“孟姜女哭长城”式的愤怒,拉斯科尔尼柯夫式的“愤怒”早已成为历史;这时他有的只是对自我“正义”的怀疑,他所寻求的恰恰是“赎罪”,是心灵的“自由”。在这里,我们更觉察不到作家的“愤怒”,所能感受到的是,作家以第三者的身份,很超然地“处理”这些十分沉重的悲剧“材料”。在这种材料处理中,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作家的情感与《中国农民调查》之类作品作者的情感是很不一致的。

因而,在这样的苦难表达中,我实在看不出有的人所评说的“深刻”,即作品的深度。作品真正的深度是对事物本质的挖掘,就是不但要考究“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更要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 (列宁语)。恩格斯谈到在社会历史领域内活动的人的动机时曾经指出,真正的唯物主义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他在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中还进一步指出,“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 ③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④。这些论述对我们所涉及的问题难道没有启发吗?

我们已经无法回避这样的社会现实:庞大的弱势人群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边缘化。马木生们的悲剧就是这种边缘化过程中的悲剧。这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人类的耻辱。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思考“他以犯杀人罪这种极端的形式,向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天问’:何谓正义?人如何追求正义?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可能实现正义?” ⑤的同时,难道没有责任和义务在自己的作品中去拷问:是谁,是什么“动力”在制造乃至加剧、加深这种悲剧?

而在《愤怒》中,作者的叙事显然是很平面化的,或者换句话说,那里有的只是悲剧意识,而缺乏的却是悲剧精神。因此,我们在肯定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的同时,不能不觉得它们仍然是肤浅的。这不由使人联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场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所引发的评论界的热闹景象,它们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都是:浮躁与轻率,“物以稀为贵”。

《愤怒》在粗线条地勾勒了马木生的悲剧命运以后,就开始进入预设的“终极关怀”的理想王国,基督式的“爱”的王国,也就走向了托尔斯泰主义。作者在接受访谈中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我的作品并不是农民工生存状态的生活实录,而是给出一种态度:即发掘不公正的人性根源以便解决不公正的问题”。小说“最主要的意义在于通过李百义介入一种新的观念,那就是每个人都从个人心灵的角度去反思罪与恶,如果被伤害者也能看到自身的罪与恶,那么有朝一日他掌握话语权时,就不会只是简单地以暴易暴,以新的不公正代替旧的不公正。” ⑥“对于当今中国存在的矛盾来说,《愤怒》中的主人公李百义的解决方式可能是一种最好、最高明的解决办法。为什么呢?他没有仅仅用批判、对立和恨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只能解决外在的冲突,而不能解决精神内部的问题。我觉得,改变人的精神里边的基本点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社会变革的人性基础。”⑦余杰于该书序言中的一段话给作者的意图作了更明确的注释:“惟有李百义的道路是一条真正的拯救之路,他由拉斯科尔尼柯夫(《罪与罚》)走向梅什金公爵(《白痴》),由聂赫留朵夫(《复活》)走向冉阿让(《悲惨世界》)。这一艰难的历程说明,爱比愤怒更加恒久,爱比恨更具有力量,爱是改变中国的唯一可能性。”

为了通向这一指向,作品首先为主人公设置了一个获得“某种真实的有价值的理想主义人格”的客观环境——与基督教相遇:马木生在逃亡的过程中陷于困顿、饥饿的时候被沐恩堂的王牧师带到教堂,在半个月的“义工”中受到了教义的洗礼,灵魂中深深植下了“原罪”、“罪行”与“罪性”的观念,从此也彻底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在他成为千万富翁以后,顺理成章地成了当地名声大噪的慈善家,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宗教“哲学家”式的心灵拷问和他的方式独特的“自赎”过程。由此,作者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中国当代的“冉阿让”形象。为了彰显这一形象宗教精神的“伟大”,作品采用了多线条的衬托、对比:

黄城县的广大民众对他的拥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不但做了慈善协会的会长,还被推举为副县长,他被捕以后人们拖家带口不远数千里相随,甚至涌进法庭给予“抗议声援”;

他的养女对他由亲情而转化为刻骨铭心、惊心动魄的“爱情”;

具有律师资格的副县长陈佐松由对他的敬仰而与之成为生死之交,当他被捕以后不惜辞去“县官”职位做他的辩护律师;

在看守所,他同过去的两个铁哥们儿张德彪和老六在不同的景况下相遇,一个成了抛弃从前的“劫贪济贫”誓言、作恶多端的死囚,一个成为了“狗人”的奸商,这更充分显示了的李百义“人格精神”的力量和心灵净化后人生道路的“正确”;

参与办案的公安人员孙民在他精神的感召下,也成了一个中国现代的“沙威”(《悲惨世界》中追捕冉阿让的警官),良心发现,最后把自己送进了本人做所长的看守所;

等等。

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这些情节的生活某种“真实性”与“合理性”,但是,很清楚的是,作者的目的在于说明一种李百义“精神”的“榜样”作用,实际上也是作者有意识地在为社会悲剧的拯救开一副最有效的“药方”,说到底就是一个字:爱,永恒、无私的爱。而且,用作者的话说,“我觉得这个爱不是由我们人给出的,而是由创造者(即《圣经》中的“主”,也就是上帝——引者注)给出的” ⑧。在北村看来,究竟用怎样的关爱才能救助那些“边缘人”呢?“只有真爱,超越自私直至对人个体生命的关注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从罪恶的边缘走回来。” ⑨所以,作品要表现李百义在牧师的指引下皈依基督,获取“理想主义人格”,这样才“符合人产生的合理性和目的地性”,也“符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说,作者就是通过李百义这个人物“提出很多问题”:“中国改革的进程的最大瓶颈到底是物质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

我们毫不怀疑作者的真诚。但问题是,抽象的、普遍的爱,边缘人群的“理想主义人格”能否拯救他们的生存悲剧?

这仿佛是早已被历史论证了的问题。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人们熟知的对费尔巴哈的“爱”的哲学批判中就曾经指出:“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句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 ⑩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格律恩以及“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的克利盖那里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指出:“人们的观点、观念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能证明什么呢?”

今天,如果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也不屑一顾,那么是否向它的批判对象倒退就是理想的归宿了呢?面对今天现实,是否“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了呢?答案是非常清楚的。《愤怒》中万民拥戴的李百义在开始服刑以后,特别要求到杀害父亲又被其“处决”的钱家明的墓前三鞠躬,遭遇的不就是名字上被打上了红叉的抗议招牌,还有“愤怒”的鸡蛋、石头、一盆大粪,结果是头破血流、一身臊臭吗?

“爱”、“理想人格”等等人的精神形态,如果剥离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剥离了“物质生产”的基础,它将变成什么东西呢?可以用它来证明什么呢?它还能证明什么呢?如果使它们与宗教情怀相结合,变成来自“天国”的声音向边缘人群宣喻,无疑只能消解他们面对苦难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使他们在自己的幻觉中把悲剧现实合理化,把悲剧产生的“动力”合法化。很显然,它所制造的东西只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有过一句名言: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列宁说,“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

迄今,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公共权力私有化、私有权力绝对化、绝对权力市场化空前突出,这就是被全社会格外关注的权力腐败。这是社会的毒瘤,是滋生各种社会问题、社会悲剧的最主要根源。当这种腐败同资本原始积累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具有掠夺性和疯狂性的经济势力结成同盟,它们就会成为破坏社会正常秩序,践踏一切维护社会公正的道德、法律的丑恶力量,由它们所形成的社会“规则”和“潜规则”,极其严重地毒化着社会氛围,污染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且,它们所有利益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对底层广大群众全面、彻底的剥夺——政治的,经济的,乃至生命的——之上的。这就形成了长期的“三农”问题,出现了所谓“弱势群体”及其边缘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总之,催生了种种社会不公、社会悲剧。农民工的处境只是现实表现的一个突出的方面。马木生们的悲剧不过只是这种悲剧的一个缩影而已。

然而,《愤怒》所要改变、改造的不是造成弱势群体悲剧状况的“原因”,却是被摧残的弱势群体的“心灵”。仿佛“中国改革的进程的最大瓶颈”不是首先改变底层群众“物质层面”的贫困化,而是“精神层面”的升华(如此,“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及其为此而进行的斗争都成了“唐吉诃德”),仿佛只要他们具有了永恒的“真爱”,有了“理想主义人格”,就能“感化”一切丑恶势力,就能消除造成他们悲剧的“原因”,世界就会变得无限美好起来。说得好听点,这只是作者十分美好但却也相当幼稚的一厢情愿;说得实际点,这只是在把人类历史上最陈旧的东西作为新式“灵丹妙药”加以推销。人类在进入“文明”以后,自意识到生存的悲剧性时起就渴望并追求一种超现实的、永恒的“爱”的降临,宗教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追求的虚拟性精神产物。然而,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包括各种宗教教义中所尽情礼赞的超功利、普遍的“爱”。相反,在政教结合的中世纪,欧洲经历了最漫长的一段黑暗的历史。今日中国,如果根本不去触动,更不去努力通过改革根除造成马木生们悲剧的社会“原因”,反而把向马木生们进行“爱”的说教和灌输当作“中国改革进程”的最迫切的诉求,那实在是缘木求鱼。谁会最买这份账呢?马向东、胡长清们,还有赖昌星们巴不得那些在底层挣扎的穷光蛋们去孜孜不倦地“修炼”、去忏悔、去“爱”吧,那样才能使他们毫发无损,才能使他们的“世界”更加安定美好,更加风光无限。

我们不能苛责作者什么,但是我们也感到,《愤怒》把非常复杂的社会生活极大程度地简单化、理念化了,仿佛人类生存困境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解决就像小学生数学演算那样简单:苦难和不公 + 人性中隐藏着的“罪性” = “罪行”;忏悔 + 永恒的“真爱” = 社会的和谐与美满。我想这一定不是作者的初衷,但是作品强烈的宗教意识又无法改变文本阅读沉淀下印象,即由宗教幻想而转向了非理性。

诚然,我们不赞同马木生们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来换取社会的公正。但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作家首先要做的决不是向悲剧的承受者灌输“精神鸦片”,而是以自己的艺术之笔去呼吁改善他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促使他们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和作为 “人”的平等的生存地位,尽管作家的这种力量是多么微弱和有限。鲁迅当年悲剧性的抗争,他的改造国民性的努力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只有这些“理想”得以实现,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的不公和社会矛盾,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犯罪和社会悲剧。这种理想的实现绝非轻易的,更非一朝一夕的。人类历史上所有真正意义的革命正是在这样的追求中发生的,人类的文明也正是在这样的革命中进步的。今天,这样的道理难道还需要重新证明吗?我们的作家难道不应该具有这样的世界观吗?其实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就阐明了的。当今,我们的改革正在向着这个目标前进,道路是十分艰难曲折的。

站在人民立场的作家,在睁了眼面对现实悲剧的时候,树起社会良知的旗帜,对“文学书写与苦难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感到不安,对为帝王歌功颂德感到可耻,对某些作家创作的商业化深为“愤怒”,是令人敬佩的。但是,反过来却用宗教式的“爱的呓语”去“关怀”弱势群体,去清洗他们的灵魂,并将此看作是拯救之道,甚至认作是“改变中国的唯一可能性”,怎能不使人产生巨大的怀疑呢?试想,如果马木生没有成为李百义,即没有成为千万富翁,没有成为“慈善会长”、副县长,即没有任何“地位”,即仍然是连“人”的“平等”地位也没有,连起码的生存都时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拿什么去向世界展示他的“永恒的爱”呢?进一步说,在现实生活中,边缘人群中多少人会有成为“李百义”式人物的机缘呢?多少人会“有朝一日掌握话语权”呢?他们何尝不是朝思夜盼呢?反过来说,是否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的人们都是天生的暴徒,人性中的“罪性”会随时可以化作危害社会的罪行呢?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说作家仍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精英”身份,或者说“贵族”身份来“愤怒”的。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的文学不能不正视这样的现实:“长期以来,由于市场和消费力量的驱动,中国的小说写作,大多局限于欲望和情爱,即便是严肃的作家,也难免为了迎合这个时代的消费口味和审美风尚,放弃自己一度坚持的内心立场。消费文化造就了小说叙事的转向,出版界到处弥漫着情爱传奇的艳俗气息。一边是破败灰暗、道德沦丧、哀告无助的生存景象,一边是游戏现实、快乐闲适、漠视苦难的文学写作,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奇异景观:文学书写与苦难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谢有顺:《灰暗现实中的罪与爱:北村〈愤怒〉》)文学界时有贴近现实、关注广大底层“沉默大多数”的生存状态的呼吁,但至今收效甚微。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意识到,伴随着创作的商业化趋势,批评也在很大程度上“不甘落后”地步其后尘,浮躁化的批评,圈子化的批评,哗众取宠式的批评,故作曲折、空洞无物甚至莫名其妙的批评等等,总之市场化的批评屡见不鲜,真正批评的失语和无所作为已经成为无法掩盖的事实。这种情势如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当代文学希求出现辉煌局面,乃至在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潮流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大概只能是痴人说梦。

“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11)鲁迅先生当年的呼唤仍是我们今天的期盼。

注释:

①这种转型是指,创作观念由先锋转向写实;文学精神的焦点由内部的“自我”转向外部社会;文学内涵由知识分子的痛苦、爱情的迷茫转向社会底层弱势群体。北村说,《愤怒》,使他的创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②参见陈一鸣:《北村:愤怒,并超越愤怒》,2004年11月12日网易转自《南方周末》。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4—2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⑤http://www.tgao.com。

⑥http://www.cnorth.com.cn。

⑦《北村:用愤怒唤醒作家良知》,南方网。

⑧《作家北村谈〈愤怒〉聊天实录》,http://www.eduww.com。

⑨《先锋派北村:用“真爱”平息“愤怒”》,http://book.qq.com转自《工人日报》。

⑩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页。

(11)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005年1月23日

于湖南理工学院

作者介绍:张恒学(1945— ),男,辽宁省沈阳市人,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悲剧美学与中国当代小说研究。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二期
收藏文章

阅读数[4026]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