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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纪之交的反腐小说

张恒学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期以来,长篇“反腐小说”创作成为十分`瞩目的文学“热点”。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反腐败大趋势下出现的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线。综观十来年长篇反腐小说的创作,可以分为“清官”型、展览型、灵魂剖析型和戏谑批判型四类。这些小说创作有一定的成就,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值得反思和研究。
关键词 世纪之交,反腐小说,类型,总体面貌,反思

这里所谓的“世纪之交”,是指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的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本文所要论述的“反腐小说”,主要是指这个时期发表或出版的此类题材的长篇小说。由于这类小说题材的基本内涵主要是对以官场为核心、以公共权力异化为主要特征的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社会丑恶和社会腐败进行某些揭露和批判,所以这类小说也常常被称为“官场小说”,也就是说“官场小说”与“反腐小说”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在理论上是难解难分的,至今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理论共识。本文一律采用“反腐小说”这一提法。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反腐小说,尤其这类题材的长篇小说以空前的势头雄踞文坛,成为“多元共生,众语喧哗”文学语境下的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线,也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唯一的一个文学创作和阅读的 “热点”。在这一创作浪潮中,具有标志性的作家当属张平①。在反腐小说涌动的90年代中期,张平先后发表了《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等作品,每部作品发表都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常常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等,并在全国性的文艺评奖中连连获奖。1997年8月张平的《抉择》出版倍受关注,2000年小说被改编拍成电影《生死抉择》在全国放映,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同年,小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②。这以后,反腐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迅速升温并出现热潮。2004年初,张平的《国家干部》出版,仿佛使这一“热点”的曲线“峰值”达到了顶端,这以后,这类创作迅速退“热”,不但此类小说数量锐减,而且再也没有出现文坛及广大读者关注的作品。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进入了落潮期,或许也是沉淀期。

十几年反腐小说创作的发展给文学界提供了许多话语空间和值得反思的问题。

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现实生活永远是第一性的。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严峻的腐败形势是反腐小说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现实基础。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市场经济以空前的汹涌澎湃之势向前发展,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也随之迅速开始商品化。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所谓“社会转型期”。发展给我们展现出一片美好的前景,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难题”。“腐败”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历史性的“难题”,而权力的腐败又是这种“难题”中最具关键性的“难题”。

对权力腐败的批判,实际上在新时期最初的文学实践中就开始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的大量作品都包容着这样的内涵,而且这种文学批判是全方位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报告文学……。一批具有很强的批判力度、曾经震撼人心的作品至今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写在了文学史上。不过这些对于权力腐败的批判,在历次的文学浪潮中都被另一些现实性意识形态色彩掩盖了,无论作者还是读者,更多的是把关注的焦点指向了极左思潮、政治路线、权力拥有者的道德素质、干群关系及党群关系的异化问题等方面。

到了90年代,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从前相当程度上被掩盖着的权力腐败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遏制,反而在新形势下恶性发展并迅速蔓延,公共权力私有化、私有权力绝对化、绝对权力市场化空前突出。这是一种社会毒瘤,由此滋生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社会悲剧和社会罪行。尤其当这种腐败同资本原始积累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具有掠夺性和疯狂性的某些经济势力结成同盟,它们就会成为破坏社会正常秩序,践踏一切维护社会公正的道德、法律的丑恶力量,由它们所形成的社会“规则”和“潜规则”,极其严重地毒化着社会氛围,污染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阻碍改革进程、破坏乃至毁灭改革成果的黑暗力量。就各种媒体已经披露出来的事实看就已经相当触目惊心了。严酷的现实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到普通百姓的严重关注。在近十来年的全国“两会”上,反腐的问题一直是代表们的热门议题,到2004年的全国“两会”,这一问题已经上升为第一位的被关注的问题。这些都清楚表明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与反腐斗争的艰巨性。

如此严峻的现实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存在,如果未能在艺术审美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得到相应的反映,那一定是十分不正常的。反腐小说应该说是在“正常”情况下诞生并形成潮流的。

由此我们也不能不意识到,反腐小说所以会形成世纪之交那种“波澜壮阔”的形势,与中国社会不断走向开放,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文艺创作的“自由”氛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保障是密不可分。这是反腐文学生存和发展必备的社会条件。显然,如果没有当今政治的宽容或支撑,这种文学现实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极左时代的历史人们还是记忆犹新的。从这方面我们也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一种巨大的变化和进步。

反腐小说在社会反腐败的大趋势下蔚为大观,从创作主体上说,是因为相当一批具有时代意识、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参与其中。这在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滑坡,文学领域欲望化写作成为时尚,某些作家的良知大面积沦丧的特殊年代里,是令人鼓舞和欣慰的③。当然这类作家只是反腐小说作家中的一部分,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他们是这个文学潮流中真正的弄潮儿。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王跃文、阎真等就是这些弄潮儿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④。

最后,反腐小说在十数年中热浪滚滚,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就是市场经济意识刺激下包括出版社、电影、电视在内的各种媒体的商业化运作的强力推动。例如,有的报道说,“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2000年上半年远华案发、电影《生死抉择》热映之后,‘反腐小说’变得炙手可热,成为众多出版社竞相追逐的‘选题’。北方一家很大的文艺类出版社仅在2001年上半年推出的‘反腐小说’就有近10种之多,沿海某市一家出版社把‘反腐小说’当作‘品牌’来抓。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推出的‘官场文学’专区下,有五六十种‘反腐小说’,而据一些业内人士估计,这两年(即2000年至2001年——引者注)来出版的各类与反腐、打黑有关的书远不止这个数目,可能接近百种。在中国出版网提供的一份2001年上

半年畅销书的名单上,17部长篇小说中有6部是反腐类的,销量少则3万册,多则10万册。”(转引自俞小石《“反腐小说”现状堪忧》)

再如,在2002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以布老虎丛书闻名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新推出了“春风反腐系列”,中国电影出版社也推出了“反腐系列”小说。其他一些出版机构也有类似的举动。

还有,2004年6月,河南《纪检与监察》杂志社还邀请部分作家及文学评论家,评选出了“中国十大经典反腐小说”⑤。 同时,该社还评选出了中国反腐文学十大经典人物形象、中国反腐文学十大精彩片断等。

至于反腐题材的电影、电视的热映、热播更是司空见惯。

世纪之交反腐小说作为一次文学浪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出现的。

综观十来年长篇反腐小说的创作可以说是数量众多、色彩纷呈,但也泥沙俱下,众说纷纭。若给这些作品大致归归类,我认为从作品的内容上来看,可以划为四种类型,即:“清官”型、展览型、灵魂剖析型、戏谑批判型。

在数以百计的长篇反腐小说中,被社会看好、也得到社会各方最多认可的作品,就是“清官”型作品。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也的确是一批具有相当创作实力,一直处于严肃写作之中,且在其他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成绩不菲的作家;他们的这批反腐小说,也应该说在同类小说中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质量,都是有一定档次的。这类作品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主要是是张平(《抉择》、《国家干部》等)、陆天明(《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周梅森(《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中国制造》、《人间正道》等),他们被有的评论者称之为反腐小说“主旋律派”的“三驾马车”。当然,这类小说远不止上述作家的有限的几部作品,而且可以说,“清官”意识或“清官”的影子在其他类型的反腐小说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所以说这类作品是“清官”型作品,是因为从创作上来说,这类作品的基本模式是:“腐败现实严重,清官力挽狂澜,矛盾迎刃而解,善有善报天下太平”;它们给读者最强烈的阅读冲击就是:清官出马,“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现实主义官场小说:新样板戏的三突出》,把这种模式总结为“新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官场人物;在所有官场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正面人物。”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剑龙批评反腐小说人物设置上的框子——“一个贪官,几多美色,些许帮凶,一个包青天”(转引自文波《文坛评说反腐小说——近期文坛热点之四》),这种类型小说该是首当其冲的。

文艺界对于这类作品的评价分歧是很大的。例如,张平的《国家干部》出版以后评论如潮,有的给予了高度赞扬,甚至认为这是一部给文坛“带来风暴”的作品,是“时代碑铭,文学硕果”⑥;有的评论则认为,《国家干部》“无论对于张平,还是对于读者,这都是一部令人疲惫之作。”同以往的作品相比,“没有体现出作者在叙事技巧上的进展,也没有反映出作者思想内涵上的开拓。对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迷恋,使张平一直处于一种故步自封的状态之中。”作品的主人公“夏中民不过是新时代一个新的‘高大全’而已。”⑦上面提到的所谓“新三突出”说也主要是针对《国家干部》而发的。

我认为,这类作品的创作者以严肃的态度、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同国人一道热切关注权力腐败的问题,本着作家的艺术良知,力求以艺术审美的方式来加入反腐败的斗争,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正气凛然的干部形象来表达对这场复杂严峻斗争的乐观和希望也是无可厚非的。这些作品在广大读者中确实也产生了相当大的正面社会效果,给人以鼓舞,给人以信心。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首先,“清官”观念是封建专制时代我国底层广大民众身处社会不公而又无力改变现实而生的一种传统观念,是他们悲剧性生存中的一种无奈而又虚幻的期盼与寄托。与此相应,“清官”文学在我国也就源远流长,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与民间的“清官”观念相互依存,互为因果,构成了我们民族灵魂中独特的“政治情结”和“文化情结”,它所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文化惰性和消极性的一面,而且这种惰性和消极性越到现代越加凸显,成为新时代我们民族国家走向真正民主和“自由”的巨大精神障碍。其次,在我们所论说的反腐小说中,“清官力挽狂澜,矛盾迎刃而解”的描写具有很大的虚构性、理想性和片面性。我们并不否认现实生活中在一些具体的、局部的腐败问题上,某个或某些“清官”可以大刀阔斧、正气浩然地给予解决。但是非常清楚的是,无论任何一个“清官”,哪怕权力再大也无法铲除腐败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问题;因而在文学创作中过分显示“清官”的力量是很不切实的,在精神层面是具有相当误导性的。无论作家的愿望怎样美好,这种文学表现给人很强的迎合感和功利感,客观上掩盖或回避了现实社会生活中腐败现象后面的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本质性问题,这就使作品的艺术深度大打折扣,同时也大大小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生命力。如此,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批评也就无法回避,无法忽略。

反腐小说的第二种类型是展览型。这类小说也表现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甚至也有所谓的“反腐英雄”或“清官”出现,但其主体或主导倾向在于展览式地“暴露”,即对腐败的情节和人物的渲染和铺陈。“黑字系列”中的大部分小说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种类型小说很具商业化倾向,在反腐小说中最具欲望化“时尚”写作的特征,所以也拥有大量低层次社会读者;虽然它们的出版单位往往是“杂牌”的,出版渠道常常也是可疑的,但是它们的发行量却是惊人的,个体图书市场上这类作品的盗印量也是非常大的。这类作品在反腐小说中是档次最低的,最没有生命力的,遭到文艺界批评也是最多、最严厉的。这类作品常常使人联想起上一个世纪之交的“谴责小说”与“黑幕小说”。当然,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审美价值抑或历史地位,这类作品与百年前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谴责小说”相较是无法望其项背的。这类小说与20世纪初的“黑幕小说”倒有很多相似之处:粗制滥造,随意编排,在消遣刺激的追求中掏读者的腰包是其最终目的;在内容上即如鲁迅所说:“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中国小说史略》)它们都属于过眼烟云式的文学创作阴影中的短命文字。杨剑龙把反腐小说的元素归纳为“黑幕小说+言情小说+侦破小说”,我觉得这种归纳对这类小说是最适合的。列宁说过,在市场上叫喊得最厉害的人,常常是想把最坏的产品推销出去。展览型报反腐小说在图书市场上也是叫喊得最厉害的。除了一般的商业化炒作以外,这类作品的封面或封底的广告式的“介绍”语中,常常十分醒目地打出具有相当诱惑性的、赤裸裸的“黑幕”性文字来招揽读者,其中一部小说的“介绍”语——“权欲和情欲是构成这部长篇小说情节驱动的两个轮子”,已经成了这类小说“经典”的广告词。所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陈晓明认为,这类“反腐小说”已经成为当下“快感文化”中的一部分,用来满足人们对隐秘生活的好奇;“对权力、金钱、性的展示成了不少作品的真实主题,相较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要求,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话很是一言中的的。

上述两种类型在反腐小说中是占压倒多数的,很多从宏观上对反腐小说的论说也主要是着眼于它们的。

灵魂剖析型作品在反腐小说中为数不多,但却是其中成就最高的。这类作品的艺术指向并不在于披露官场中的腐败现实(这种现实仅作为主人公的生存背景与环境),而在于揭示进入这种现实中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命运沉浮。这类作品首推阎真的《沧浪之水》,其次,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周梅森的《我哭我泣——一个下台市长的自白》等也可归于其中⑧。这里主要谈《沧浪之水》。

《沧浪之水》,200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先后获得了《当代》2001年度文学大奖,湖南省第二届(2004年)“毛泽东文学奖”,阎真也被评为2002年度“中华文学人物”中“进步最大作家”。

《沧浪之水》所获得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我认为,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沧浪之水》的缺席是个不小的遗憾。实际上,这部小说已经远远超出了“反腐”的意义,它触及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深层次问题,并进入了一种严肃的哲学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官本位的生存环境中当代知识分子到底该作怎样的命运选择?官场的“潜规则”在孕育着怎样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又在怎样影响和左右着社会心理和社会秩序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等等。作者的创作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考之上:“世界变化了,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都在解构单纯的信仰”,“无孔不入的市场规则,是纯粹的精神力量能抗拒的吗?是否应该重构能与现实发生联系的新的人文理想?”(转引自《作家阎真访谈》,《中国青年》2003年10月。下同 )

作品着力刻画的人物形象是官场中的知识分子池大为。作者在感叹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几乎无一例外的厄运遭遇的同时,面对当下,“知识分子传统的价值系统也受到挑战,君子的处世原则,譬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在今天已经销声匿迹……知识分子的身份感普遍失落,传统的‘道’寸步难行,权势金钱一路高歌。虚无主义在蔓延,随后便是灵魂的毁损”,因此,“我想借知识分子池大为的升降沉浮,展示人性百态,官场的翻云覆雨,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之死’的忧虑和抗拒”。这一目标的实现,就使池大为这一形象具有相当丰富的社会内涵和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池大为在官场的“沧浪之水”中面临着尖锐而不可调和的矛盾:精神坚守抑是融入体制“文化”?这也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它时刻在池大为的灵魂中激发出哈姆雷特式的拷问:生存还是毁灭?其实,这种拷问对当今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仅限于官场。这就使形象的审美意义有了超越性。池大为由精神坚守而到动摇,到妥协,到自觉融入“沧浪之水”,使人们看到了在“适者生存”的环境中灵魂扭曲、变异与理想放逐的残酷现实。这是最大的人生悲剧,社会悲剧!作品现实主义细腻而平实的描绘却有着惊心动魄、发人深省的艺术魅力。作品的艺术价值也正在这里。

其次,小说刻画的其他人物,如集中了官场“文化”特征的卫生厅长马垂章,灵魂彻底异化了的官场“狗人”丁小槐,官场失败后的智者晏之鹤,乃至池大为世俗化的妻子董柳等,也都是具有相当艺术深度的典型人物。

王跃文的《国画》和《梅次故事》中的朱怀镜,周梅森的《我哭我泣》中的市长顾铁夫也与池大为有着相近或相似命运沉浮和心灵历程,形象的刻画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虽然相对于池大为的形象塑造来说还有一定距离(尤其《我哭我泣》的“大团圆”式光明尾巴大大降低了作品的艺术穿透力),但也不失为反腐败小说中的佳构。

反腐败小说的最后一种类型是戏谑批判型。这种小说我只读到过一种:《只好当官》(又名《银瓶梅》,花城出版社出版,2002年5月第一版时只标明“○○”著)。我所以把它视为一种类型,是因为:其一,小说的内容与表现的特殊性使其无法归入其他类型;其二,由于上述原因它也确实值得单独一论。我所以把它命名为“戏谑批判型”,是因为小说是以喜剧夸张的方式,透过具有阿Q、西门庆、猪八戒、阿斗混合体特征的主人公高举数十年来混迹官场,一路顺风的“奇特”经历,不但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丑陋的人生、人性画图,也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特殊的“时代风貌”,更在历史的进程中揭示了官场的种种腐败内幕。

小说扉页上“内容介绍”中有很好的概括:

小说的主人公高举是个典型的草色混混儿,其最大的特点是浑浑噩噩人生观和“小叫驴”般的阳具。他读过中学,进城造过反。当他举起长鞭抽向一个个“敌人”时,让人想起阿Q手执钢鞭的模样;当他追逐银、瓶、梅及其他种种女人时,让人想起西门庆;当他混吃混喝、笑话百出时,让人想起猪八戒;而当他在官场上左右逢源、连连上升时,更让人想起阿斗。正所谓“有才有德不如有福”。他不学无术,无才无德,非忠非善,非奸非恶,却官星高照,幸运至极。从一个偏僻山村代销点的小小营业员,一跃成为国家干部,到县、地、省,科级、处级、厅级稳步上升,直至省政协副主席,简直有如神助,令人叹为观止又哭笑不得。……

小说的文字并不多(25万字),但时间跨度比较大(从“文革”中到“文革”后),以主人公的生活为线索、以官场沉浮为中心所表现的社会生活面也相当宽阔。高举是一面历史的镜子。高举的人生是畸形的,也是荒谬的,它的全部内容所反映的是他所生存的时代的畸形和荒谬,是一段历史的畸形和荒谬,是由这种时代所形成的官场“规则”的畸形和荒谬。小说是夸张的,但又是十分现实的,正是在这种夸张的艺术形式下,把现实的荒谬性表现得更深刻,更淋漓尽致。

反腐小说是世纪之交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应该说是继新写实小说以后的又一个文学浪潮。这个文学浪潮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参与者之多、影响之广,足以值得写进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主潮史中⑨。这一小说浪潮同“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样,涂着特定时代鲜明的政治色彩⑩,具有不可重复的历史独特性;而这一小说浪潮出现的社会文化——文学背景,又决定了其总体的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史地位,无法与从“伤痕文学”到“新写实小说”的历次文学浪潮相比肩。

如前所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全面进入了新的社会转型期,与此同时,文学创作的态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文化多元化、文学多元化的局面逐渐形成,文学边缘化的趋势也在不可逆转地发展。二是在此情势下作家群体迅速分化,作家的良知、责任感、使命感及其严肃的艺术追求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新生代作家,尤其是“80后”的出现更加深了这种危机。其三,与上述相关联,文学创作的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这就是雷达所说的,“都市”正在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欲望化描写”成为写作“时尚”,以“欲望化描写”为核心的选材倾向直接导致了官场小说、犯罪小说、都市时尚小说、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的盛行(11)。

这些也决定了世纪之交的反腐小说的总体面貌。

首先,近十年来反腐题材的长篇小说数以百计,对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创作和阅读持续走高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但是迄今为止还未见真正大气磅礴、有巨大震撼力的作品出现,更谈不上所谓的“经典”。这里所说的大气、经典作品应该是这样的作品:具有丰富而深厚的艺术内涵,复杂的历史场景蕴藏着深邃的哲学思维;完美的艺术形式,独特的艺术风格显示着艺术想象的创造性,等等;总之,这样的作品应具有经得起时间筛选的艺术价值。而在我们论及的这类作品中,大量的是平庸之作,粗浅之作,粉饰或迎合之作,乃至不入流的垃圾之作,像《沧浪之水》乃至《只好当官》那样的作品也只是凤毛麟角。历史转折时期惊心动魄、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为文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资源(尤其反腐败的严峻形势作为文学的“重大题材”,迫使每个睁了眼看的作家都无法回避,无法漠视),从未有过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也为“自由的创作”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优越条件,这应该是出大作品与大作家的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时间的流逝并未使“应该”变成事实。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遗憾。为什么会是如此?当中国文学再次焕发“诺贝尔情结”的时候,真该首先对中国文学自身好好反思一番,研究一番。

其次,就具体创作而言,反腐小说可指点之处确实不止一端,许多批评已经有所论证。其一,作为政治色彩鲜明、强烈的小说创作对当前的政治文化的挖掘大多处于浅层次上,一些比较严肃的作品也常常脱离实际地制造某些幻想或“理想”,有意或无意地美化某些不该美化的现实,遮蔽某些本质的东西。这是创作上的一种可悲的倒退。而且,创作实践表明,在这类创作上,“丰富多彩”的生活还没有激发大多数作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尤其哲学的深层思考,很多作品给人的阅读感受是有思索却无思想,或有思想却无深度。其二,创作的模式化是许多作品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也是反腐小说艺术上重要的、普遍性病灶,这在“清官”型和展览型作品中尤其突出,这是作家对生活观察、把握、认识、理解简单化、机械化、表面化的必然结果。这不由使人们联想起“十七年”时期的“合作化”小说,“文革”中的批“走资派”小说,“文革”后的揭批“四人帮”、“造反派”的小说,它们在创作思维上有很大共性。其三,创作模式化必然导致作品主要人物形象类型化、定型化、脸谱化,这在“反腐英雄”和“腐败分子”的形象塑造上更是如此。其四,艺术手法普遍陈旧,绝大部分作品退回到了“生活故事化”的小说创作历史的初始阶段,少有“人物性格典型化”,更缺乏“内心世界审美化”的作品。新时期以来小说艺术上的吸收借鉴、探索创新沉淀下的成果和影响在这个小说潮流中几乎没有得到明显的回应。如此,阅读的疲劳感、厌倦感也就难以克服,小说的艺术感受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了。再有,市场需求诱发着一些作家的创作欲,刺激出浓厚的浮躁心理,他们拒绝对作品进行精雕细刻,有的作家一年内竟会创作出版几部长篇反腐小说,这样,粗制滥造的作品泛滥于市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 “指点”的更多是不尽如人意的东西,我也十分渴望看到中国文学的成就和辉煌。然而在我阅读的数十部不能说没有代表性的作品中,令人欣慰、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给当前文学带来新气息、新创造的作品实在是微乎其微,这也常常使我发出疑惑:我们的文学到底怎么了?

作为一个历史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潮流,反腐小说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研究的。

注释:

①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创作了相当数量“反腐”作品,且有一定声望的作家,常常拒绝承认自己是“反腐作家”,甚至不承认自己的这类作品是反腐作品。张平在《国家干部》出版后,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反感”把自己“定为‘反腐’作家”(参见《张平:别把我当成“反腐作家”》,《北京青年报》2004年3月8日)。我们这里也不想在把他“定为”什么作家,而是谈他的这种题材的创作。

②为了表彰张平的这种创作成就,2002年12月山西省政府授予张平“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

③张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过:“我们不能直接参与改革,但我们应该呼吁改革。作家是时代的见证者,也应该是时代进步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关注公众利益,必然要关注政治,如果不关注公众利益,不关注政治,社会公众怎么会关注你的作品?让所有的作家都关注政治关注现实,那肯定是谬误,但所有的作家都远离政治和现实,那也注定是文学的灾难。周梅森也有过类似的表达。

④当然,反过来说,同历来的文学潮流一样,这一小说潮流既使一批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角(例如王跃文等),也造就了一批作家新的文学成就(例如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

⑤它们是:陆天明的《大雪无痕》(吉林人民出版社)、张平的《抉择》(群众出版社)、周梅森的《中国制造》(作家出版社)、王跃文的《国画》(人民文学出版社)、阎真的《沧浪之水》(人民文学出版社)、田东照的《跑官》(中国电影出版社)、汪宛夫的《机关滋味》(中国电影出版社)、晋原平《权力场》(作家出版社)、张成功的《黑洞》(群众出版社)、曹征路的《贪污指南》(作家出版社)。实际上这种“经典”的定位是很“泛”,也很“滥”的,具有明显的炒作动机。就拿这10部作品来说,也很是良莠不齐的。

⑥如《文艺报》2004年8月10日发表的翟泰丰的《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评张平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山西日报》2004年6月发表的钟磊的《时代碑铭,文学硕果——评张平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等。

⑦参见《疲惫的不仅仅是“夏中民”——我看张平的〈国家干部〉》,《文汇报》2004年4月13日

⑧有的论者把阎真和王跃文这类题材创作称作“官场写实派”,我觉得这是不准确的。其一,这种概括混淆了他们的创作同上述展览型作品的根本性差别;其二,这种概括没有抓住他们作品的本质内涵。

⑨我们这里论述的只是长篇小说,大量的中短篇小说还没有涉及,实际上反腐文学也远不局限在小说领域。所以,我认为,“反腐文学”也应该列为新时期文学史一个新的重要对象。

⑩张平、周梅森在很多公开场合不止一次认同自己的这类小说是“政治小说”,张平在《国家干部》的后记中旗帜鲜明地为作品标明“政治小说”。实际上这是不言而喻的,题材的本质就决定了这种倾向。

(11)参见雷达:《当代文学审美趋向辨析》,《光明日报》2004年6月23日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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