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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风流苏东坡》第三卷 序

多姿多采写文侠

曾枣庄

我和龙吟先生既是老友,又可谓新知。说是老友,因为二十年前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就相识,当时只是觉得他是一位才气横溢的青年,但由于工作原因,很快就各忙各的,互渐淡往。2000年秋,在河北栾城的苏轼研讨会上,我又与他见过一面,由于时间太短,也没来得及详叙他就匆匆道别。今年年初,突然收到他从北京寄来的一大包书,是他的新作《万古风流苏东坡》。后来又收到他寄来的《万古风流苏东坡》第二部《人伦》的清样,三十章六十多万字。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新知”,因为我从他的这部新著中,对他的才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才知道他这些年都一直在“踵武东坡”,不仅在写小说,学术研究也搞得很深入。阅卷之后,我禁不住想要为这部书写点什么,想写我的欣喜,我的体会。

翻开龙吟先生的新著,扉页上赫然写着:“仅以此书献给我所景仰的万古风流人物苏轼——苏东坡仙逝九百周年”,联想到我也为纪念苏轼逝世九百周年,邀约国内外数位友人共同撰写了一部《苏轼研究史》,书的封面上也写着“纪念苏轼逝世九百周年”。千百年来,凡是苏轼的生日和忌日,世界各地的苏轼爱好者,都会以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位文化巨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当今的作家用戏剧、小说表现苏轼的不少,最近数年有关苏轼的电视剧,就我所知,就不止五部,但令人满意者寥寥。尤其是眼下某家电视台正在播放“风骚才子”苏东坡,实在是惨不忍睹,令人气愤之极!从剧本创意、故事情节到演员形象,简直都是对苏轼的丑化,这样的东西居然在我们的公共媒体上播出,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分属理性思维与形象思维两个范畴,一般来说,有深厚的学术底蕴的学者总是长于理性思维,而缺少想象力;文学创作者则往往长于形象思维,而欠学术功底。写历史人物之难,就在于要集两种能力于一体,才能使作品既经得起推敲,又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感谢龙吟先生以学者兼作家的双重能力来从事此书的创作。首先,他在研究方面所积累的深厚的学术底蕴,对写好这位千古奇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次,他天赋的想象力和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经验为此书的成功奠定了基石;另外,作者丰厚的阅历也是写好这部作品的重要因素。龙吟先生在作品的第一部后记里曾说:“我喜欢苏东坡,是孩提时候从中学课本上读到东坡先生的‘大江东去’和‘明月几时有’时开始的。因为喜欢苏东坡,我才喜欢文学,进而喜欢文、史、哲;才决定参加‘科举’,直到考进现代的‘翰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了那里的一名学者;后来又到‘中书省’习练官场文字,也受到东坡先生的影响;再后来,自己把自己‘流放’到江湖岭海,充分领略了从冷漠的天上宫阙到溷浊人间的世态炎凉,显然充斥着踵武东坡的孟浪—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小说。”像这样由治学到从政,由首善之地到闯荡江湖,遍尝天上人间的炎凉,确实是在“踵武东坡”。过去我曾说过,不到不惑之年、知命之年读不懂陶渊明。同样的道理,没有复杂经历的人,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苏东坡。

苏轼是一位通才,他在哲学、文学(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在哲学上,当今学者多认为王安石的新学是北宋理学的对立面,我却认为,三苏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们父子共同完成的《东坡易传》才是北宋理学真正的对立面。古往今来,哲学史家把三苏父子看成是文学家,不研究他们的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家认为《东坡易传》是哲学史家的研究范畴,就因为这种相互“礼让”,结果很少有人研究三苏的哲学思想,更少有人研究《东坡易传》。我曾审读过一篇专论苏轼哲学思想的文章,只字没提及《东坡易传》,相反却把两篇伪托之作《睡乡记》、《醉乡记》作为重点论述,这位研究苏轼哲学思想的先生似乎根本就不知道《东坡易传》为何物,东坡哲学思想就这样被淡忘了。而龙吟先生的《万古风流苏东坡》却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创见,这就是他和他的先师所持的观点:“东坡的思想和内在精神,要到《东坡易传》中去寻找,研究不透《东坡易传》,永远会处在‘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态。”孔凡礼先生在为此书第一部《人望》所作的序言中说:“《东坡易传》是研究东坡思想的一把钥匙,这是龙吟先生的创见。搞通《东坡易传》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会占卦。于是,他(龙吟)和一些会占卦的人(有的是有名的道士)交上了朋友,向他们学习。现在他不仅懂得多种筮占之法和推衍《易》理,而且完成了《东坡易传》的注释、今译和评述工作。”龙吟先生能对《东坡易传》下这样深的功夫,为之作注,真可谓九百多年来所仅见。在这部小说中,龙吟先生对三苏哲学思想,特别是对《东坡易传》的研究,其心得多处可见:如第二十一章苏轼求雨时的算卦细节;第三章通过三苏父子的对话,把苏洵《六经论》的离经叛道思想作了精辟的陈述;第六章更借三苏父子游嘉州(今四川乐山)治易洞,阐明了对《周易》的看法。作者借助一个不贪名利的治《易》老者程公望之口说:

学《易》之道,仅有两条,一以悟,求其神;二以思,求其理。以悟求神,需天资之高,足以与伏羲、文王相近者才可为之,数千年以来,据老夫所知,仅陈抟一人而已,他人焉能望其项背?而以思求理者,又分三种途径:其一为深研《易》象,以求其用,如汉之东方朔、蜀之孔明;其二为精通《易》数,以求其变,汉之京房、唐之一行,也仅二人而已;降及末流,方是研究义理,自《易大传》开始,王弼、孔颖达相为继续,已是管窥蠡测,至于今世之人,多为招摇过世。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段话可以说是简明的《易》学史,非对《周易》的深入研究者,不可能讲得如此简明清晰。

基于对《易》学的认识,作者在本书中将苏轼善于使用《周易》来解说日常事理,描写得既生动形象,又十分可信。比如本书第十七章写苏轼借瞎子询问太阳的故事来表达作者对性、命、情的理解,把被宋人弄得十分复杂的性、命、情三者的关系解说得非常明晰,一般人会以为作者这是从人们耳熟能详的苏轼散文名篇《日喻》说中借来的情节,殊不知《日喻》一文正是来自《东坡易传》“乾”卦中对“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一句话的阐释,近些年来,许多人不停地批判《日喻》是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看罢龙吟先生的小说,才知道苏轼思想的高妙之处。而作者在不知不觉中澄清了这一问题,不仅再现了苏轼深邃的哲学思想和人格魅力,也纠正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一个错误认识。这种表达方式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一般人难以见其奥妙。

龙吟先生不仅对《东坡易传》有独到之研究,对儒家典籍以及儒、道之关系也有上乘之见。在本书的第二十五章里,他描写苏轼与一个名叫安师孟的人之间的争辩,龙吟先生借苏轼之口,通俗易懂地将儒、释、道三者相通的机理,用所谓“孟子终身有两大遗憾”表达了出来。苏轼确实在很多文章中都说过,儒、释、道相反相成,本为相通:“道家者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上清储祥宫碑》);“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辨才文》)等等,这些文字只有研究苏轼的专家们才知道,而龙吟先生则用许多类似的故事,把苏东坡三教合一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读起来饶有趣味。再如龙吟先生借苏轼之口,重新解释《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子瞻想到这儿,不禁一笑,他觉得世间腐儒向来将《老子》的这句名言解为治理国家好比烹煮小鱼,真是既蒙自己又蒙世人。子瞻早就明白,“烹”的本意是“亨”,就是养育的意思,这两个字古时是通用的,如果治理大国连小小的鱼儿都煮着吃了,那不就等于竭泽而渔,自断后路么?只有将那些小鱼养起来,让他们根据本性,自由自在地活着,池里的鱼儿才能长大呢,我主张把官家专卖交还百姓,不就是放水养鱼么?王安石如果烈火猛煎,肯定会搞得鱼死水干,那时再想美餐就难了……

在先秦原始典籍中,“烹”与“亨”是经常混用的,比如《周易》中的“鼎”卦便把“烹饪”写作“亨饪”。作者用深厚的训诂学知识还原了老子的自由政治观点,同时将苏轼与王安石在思想上的分歧也渐渐表露出来,这为后面两个人之间的激烈的斗争作好了铺垫,真是匠心独运。

小说不同于研究专著,小说不能说教,而要靠引人入胜的情节来表达主人公的思想和作者的思想。龙吟先生把三苏父子及其同时代人的诗文和史实,化为精妙的故事,写得有声有色,让人不忍释手。《万古风流苏东坡》把细节的虚构和历史的真实处理得相当巧妙。本书一开始写苏轼葬母的场面,史无明文,显属虚构,但却写得真切感人,使人如临其境。苏洵祭奠亡妻那篇文章是真实的,一般人读起来不知其味,经过作者用饱含真情的白话文翻译成新诗后,铁石心肠的人读起来也要动情。这样便使早年扔下妻子儿女独自出游的苏洵形象一下子丰满起来。本书的第二章写史彦辅之死、苏洵拒绝召试这两个事件,作者只凭《祭史彦辅文》、《与雷简夫书》和《与梅圣俞书》这三篇文章为史料,演绎出了一系列动人心魄的小说场景。更为精彩的是第五章写苏轼与乡里长者携壶藉草,在苏轼晚年《与王庆元书》中仅有“归陪杖屦,复讲昔日江上携壶藉草之乐”几句,作者却将之化为非常具体的情节,特别是瑞草桥用典一段,不仅接连举了唐代著名诗人卢纶、钱起、王建、姚合、范朝、杨衡、方干、徐夤、寒山子、杜牧有关瑞草的诗篇,而且还巧妙地表现了援引者以及苏轼本人的不同心态,真可谓是学者之识与小说家之笔的完美结合。

苏轼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位人所熟知的伟大天才,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苏东坡,写这样的人物往往会吃力不讨好。“成如容易却艰辛”,此话的逆定之理是很成立的。由于龙吟先生作了几乎长达二十年的准备,包括知识积累和阅历体验,他对苏轼生平及其诗文、思想早已烂熟于胸,所以顺手拈来,皆成妙笔,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却又活灵活现的苏东坡形象,让精研苏东坡的学者都要为之频频颔首,这一点极为不易。作者并没有用历史语言把苏轼写得很学究,而是用一件件典型事例和朴实无华的现代语言,将其性格特征鲜明地展现出来,小说中的苏轼是一位风趣幽默、心直口快、感情丰富、管不住自己嘴巴甚至行为的性情中人,又是一位敢于疑古、敢于挑战、敢于犯禁的正直之士。像治易洞、嘲讽吴秘、三白饭、凝祥池等情节,让读者时时忍俊不住、舒卷开怀。苏轼更是一个才气横溢、文思敏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文豪,故书中论及苏轼大量文学作品,作者通过对苏轼不同时期诗文的点评,进一步烘托渲染苏轼的才华和天赋,其独到之处比比皆是。如借苏洵之口,评苏轼的《郭纶》和《夜泊牛口》之时,同时又写出父子二人不同的心态;借刘敞之口,评《次韵和刘京兆石林亭之作》来渲染苏轼高妙绝尘的才情:“刘敞见子瞻紧扣亭石,起结连贯,既有自己诗中归隐之趣,又有雄视刘汉李唐王朝的豪迈,而超然物外之情。逸世绝尘之想,远比自己的诗高妙得多,尤其是最后几句,把世间权利与珍玩看得轻如鸿毛,万事等闲视之,哪像出之刚入官场的仕子之口,只有饱受人间沧桑的达练老者才有这种情思!刘敞看到这儿,不禁大声叫好……”。又如借张琥之口评《石鼓歌》:“子瞻兄,莫非你是天人?……奇迹,简直是奇迹!”作者在书中善用典故、善用押韵,善于用次要人物和场景来烘托形象的手法,都进一步丰富了苏轼的人物形象。

苏轼是书法和绘画的开派之人,《万古风流苏东坡》中有不少篇幅论及他的书、画。蔡襄是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且看第九章苏轼与蔡襄的一段对话:“老前辈,人人都说你的书法是颜真卿再世,从字体端庄,笔法谨严,格调诙宏,雍容典雅这几处说,实可与颜真卿相提并论;不过以晚生看来,您的书法别有一种简逸飘荡之态。晚生认为,大人您除了师承颜真卿外,还兼收东汉名儒蔡邕蔡伯喈的汉隶笔法,从而在端庄典雅之外,另有飞洒飘扬之势。”蔡襄对苏书的评价也很高:“你的字,有种剑锋,却是藏而不露;有种韵致,约在山水林泉之间;有种意趣,凡人不易看出,只有我才知晓。请问你是从哪儿学到的?……”一段点睛之笔,便可深见龙吟先生对书法的独到见解和对人性的独特感悟。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万古风流苏东坡》还以其亦俗亦雅、刚柔并济的文采吸引着读者。如书中有一段苏轼兄弟听其父亲江上弹琴的描写,以及苏轼在终南山上与道人赵宗有一边弹琴一边述说音律的场面,文采华赡,似辞如赋,一气呵成,铿锵有声,读来令人回肠荡气,禁不住拍案叫绝。而苏洵请来汴京说书人孙宽为苏轼兄弟讲述皇宫秘闻,则如说快板一般,读起来又有另一种快意,一雅一俗,相映成趣。再如写苏洵批判礼法一段,行文也很有气势,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文风颇似苏洵。而对寻常的场面描写,作者爱用白描语言,把人物刻划得活灵活现。如苏轼为了资助穷书生马梦得给亲人送葬,把刚刚得到的书法大师蔡襄送给自己的条幅“大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拿到太学里卖掉,那情景犹如今天的拍卖场面:

“我出五千五!不管是谁再出价,我都比他多给一千!”众人回头一看,原来这叫声出自当朝宰相富弼的孙子富大蒯。这一下,再也没人敢叫了。“好,这位仁兄,字就归你了。你带钱了吗?”子瞻问道。“我是富宰相的孙子富大蒯,你让马正卿说,我的话几时不算话了?!”富大蒯直拍胸脯。马正卿急忙向子瞻点头称是。…… “放心好了,大苏先生,以后谁再敢斜着眼看马梦得一下,我就要他的好看!”富大蒯打起了包票。……子瞻刚出门,只听身后富大蒯叫道:“你们都听好了,蔡大人这字,就是写给我富大蒯的,今后谁要敢胡说八道,当心他的狗命!”

短短一段文字,使这位财大气粗、不可一世而又心虚、怕人说三道四的纨袴子弟的形象跃然纸上。

作为“文侠小说”的开山者,龙吟对武侠小说颇有微词,但读到本书中王彭与陈慥比武一节,便见作者相继摩写“霹雳神掌”、“疾风拔根”、“龙爪双踪”、“饿鹰捕食”、“空中猎隼”、“鹰攫兽脑”、“反扑黄羊”等招式,由此可以知道,龙吟先生不写武侠小说,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若真的写起来,恐怕也是不亚于某些武侠小说名家的。

苏东坡在《泛颍》一诗中,写自己在颍水里的倒影说:“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水波的一动一静,不仅重现了水中的东坡倒影,也映出了苏东坡的神采和奇趣。《万古风流苏东坡》便如一池碧水,随风生纹,用百千个细浪一般的动人情节,合成了一个丰富圆满、可信可爱的苏东坡形象,也即龙吟笔下多姿多采的苏东坡,化成了读者心目中真实可见的完整的苏东坡。

是为序。

二O O二年四月一日

于四川大学棘园旧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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