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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

何平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许多文学史研究者从纯粹“文学性”的角度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路径。但由于20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政治化倾向,使得置身其中的文学必然无法回避“政治”这样的事实存在,因此有许多文学史研究者仍然关注着文学的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这当然也无可厚非。但一些研究者以往在考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审视“政治”如何参与到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时,由于并未真正搞清政治与文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方式,常常是简单地将文学现象与政治事件,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政治思想,文学的内容与现代政治的历史进程生硬地直接对应或比附,这就使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描述有时不免是感性化或情绪式的。

基于这样的文学史研究现实,朱晓进、杨洪承等著的《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以下简称《非文学的世纪》)将自己的学术预期和指向定位在以往学术研究对文学和政治关系不甚了了之处,试图经由“反思一一重估一一重构”的学术思路,来客观地探究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到底在哪些主要方面,到底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左右、影响乃至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向,或是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的甚至是主要的特征。因此,这就决定了该著作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视首先关注的也许不是纯美学、纯艺术层面的东西,

而是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所面对的不同政治文化;20世纪一些重要文学现象得以产生的政治文化氛围;20世纪“政治化”语境中的文学表达和言说方式以及形式化、艺术化的文体景观中的政治潜因。从这样的观照视角看取中国文学的20世纪, “非文学的世纪”的特点(第7页)呈现与突显出来,自然不会令人奇怪。

《非文学的世纪》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引入文学史研究,希望借助“政治文化”这一文学与政治关系方式的桥梁和中介,规避并校正以往文学史研究在考察文学与政治关系方式时生搬硬套、乱贴标签的弊病。“政治文化”这个用以揭示政治系统内成员的价值意识、行为习惯与政治系统运行之间关联的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并予以界定。作为一个研究角度,缘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其理论渊源于社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政治学研究学术思潮的影响下,政治文化研究被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进并被广泛介绍。

《非文学的世纪》在将这样的一个政治学概念向文学研究的转换过程中,通过对诸种观念的比较与甄别,以寻找政治学和文学对接、融合,并且运用到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可能。基于此,该著自然关注严政治文化”的心理性和精神性的内容,将“政治文化”界定为“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更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中成员对政治的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模式,进入其研究视野的就不再是纯客观的‘活动’,而且包括甚至主要关注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第6—7页)。进而该著将“政治文化”引入文学研究,指出“‘政治’是以政饴文化的方式对文学施加影响的,即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文学创作的,而文学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政治文化方面来间接实施的” (第7页)。该著从理论上廓清了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那就是“政治”经由怎样的路径进入到“文学创作”活动并且最终影响文学作品的,从而把它作为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前提。

由于“政治文化”视角的选择,对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走向的把握直接关系到对这一阶段文学走向的把握和该著文学史叙述的个性。在导论和结语中该著对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走向作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和分析。按照他们的理解: “自20世纪初至世纪末,中国文学所面对的及其自身所包含的政治文化问题,在政治文化所包含的‘政治’的基本内涵方面,一个基本走向,便是从世纪之初已开始追求而在后来得以实现的‘民族国家政治’走向了世纪末期的‘文化政治生活’,而政治文化的基本模式,也从起初的非整合模式经由后来的半整合模式,走向世纪末期的‘前整合’模式”(第470页);而“由于20世纪不同年代的政治文化形势不尽相同,其文学与政治结缘的方式也不同”(第7页)。基于这样的理解,该著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作出他们的阐述: “中国20世纪的绝大半的年代,是处于上述非整合模式和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氛围中,虽然这两种社会模式中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方式不同,但在文学自身的未能获得自足发展的足够空间这方面却是共同的”;“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以来的社会状况以及政治文化氛围,正处于由半整合模式向整合模式过渡的‘前整合模式’阶段。我们从90年代的文学发展趋势来看,文学的自足性发展已初露端倪,文学终于在20世纪末留给人们以更多的希望” (第10-11页)。因此从表面上看,该著虽然没有明确进行文学史的断代和分期,但却把对文学史周期性变化的把握贯穿在具体的撰述中。仔细审视其论述和行文,尤其是文学迁延、嬗变过程中的孕育生成、过渡转换以及迂回曲折之处,便能体味隐于其中的眼光和用心。例如,在对20世纪政治文化和文学之关系发生的溯源进行研究时,该著指出: “从晚清到五四,文学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断裂。文学过渡中的新的生长点,催生了五四文学,五四文学仍然保持着清末民初文学难以割舍的政治文化的情结”(第20页)。借助政治文化视角,使我们在寻觅五四新文学形成和演进的内在路径时,找到了晚清民初文学这个重要的源头。应该说,已有的文学史研究也曾揭示过这个源头,但现在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无疑给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因为晚清民初的文学是借助当时的社会变革和民众普遍的政治诉求而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晚清以来的政治与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精神承传中获得了更充分的诠释。文学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不但接续、承传它之前的时代而延续,而且,又可能成为它之后文学发展的重要资源,正是这种后先相继的承与续构成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向。例如,在谈到30年代文学时,该著认为:“文学的政治化,30年代与其后的年代是一脉相传的” (第70页)。这样的文学史理解直接影响了著者对于其后40年代和建国17年文学的认识,30年代文学政治化的基本特征,在其后的年代里,以其不同的方式得以沿袭相承,终而成为一种传统。当然文学发展的历史不仅是文学的继承史,后一时代的文学和前一时代相比可能构成衰退或是超越。因此,该著把“当代中国文学的第一次思潮”描述为针对复杂的现代文学传统的“一次思想排斥与重建过程”(第280页)。而在论及新时期文学时,则认为:“与‘文化大革命’及‘十七年’时期相比, ‘新时期’的文艺政策自然更加符合文艺的规律和特点,也为文学写作预留了较为开阔和较有弹性的政策空间” (第360页)。

“政治文化”角度阐释的有效性不仅体现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描述上,同样体现在具体的细节上,以作家群体为例,是否具有“文学性”常常是一个社群能不能进入文学史描述视野的重要衡量指标。依据这个指标,许多“文学性”不很彰显,但事实上又对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构成影响的社群很难纳入到文学史研究的视野。而且,从已经纳入文学史视野的作家群体,如果单单从“文学性”的角度去审视是否就能解释清所有的问题呢?《非文学的世纪》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重新去看取这些作家群体,揭示文学群体作为“公众团体”的“利益集团” (第86页)性质,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群体“必然会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亚政治文化’的特征”(第105页)。对20年代,该著选取最有代表性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进行典型案例的解剖,指出:“20年代中国文学社群聚合、重组和散落,与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第47页)。而对于40年代而言,该著认为:“40年代文学组织和社团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文学性” (第195页)。至于政治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的30年代,该著则以“30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形态”来加以阐述,尤其是对“京派”作家群及“京派”之外的部分作家主观上打出“超脱政治”的旗号,提出“远离政治”的主张,“但在事实上这种旗号和主张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政治的表态” (第110页)的辨析,使“文学性”遮蔽下的20世纪文学群体的“非文学牲”性质得以呈现。事实上,将文学群体纳入到某一阶段政治文化场域中,揭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作家群体的“非文学性”并不影响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理解,相反,由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本身的丰富、复杂性,对作家群体、文学社团的“非文学性”考察反而凸显历史现场的丰富,甚至是芜杂,并在对这种丰富、芜杂的揭示中接近文学历史的真相。

从研究预期来看,该著更关心“政治”以何种方式,在哪些主要方面进入文学。以30年代作例子,著者从3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氛围人手,分析“左联”、 “新月”以及“第三种人”等“亚政治文化”群体的实际反应和采取的文学策略;辨析、梳理发生在这些群体之间的文学论争所具有的政治文化色彩,涉及论争各方的政治态度、政治情绪和成为某种惯性的政治化思维;探讨30年代人们心中普遍蕴蓄的“政治焦虑”在对左翼和进步文艺作品的共鸣性阅读中得到的“审美性置换”以及对写作实践和文学出版的导向的牵引、规约;揭示30年代不同群体作家的政治意识与其文学选择之间的关系一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如何决定作家选取文学题材的眼光、处理题材的方式以及观照问题的角度。研究最终的落脚点是在30年代政治风气、政治需求和普遍的政治心态,如何导致了主导的审美倾向的形成以及一些特殊的文体形式的盛行,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由宏观到微观,由探寻政治语境、政治氛围到体验作家心态,由体验作家心态到分析作家文学主题、题材、体裁和形象选择并予以文学化、审美化、形式化的具体操作的过程。正是这样的研究范式和遵循的研究理路使得该著可能“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学上”(第12页),从“文化”出发,又不被“文化”所蔽。

《非文学的世纪》对当下文学史研究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不过也应该看到由于该著关注的是文学和它所置身的政治文化语境的关系,虽然著者已经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政治向文学渗透与迁移过程中的精神性和心理性内容的考察上,但文学的发展除了受制于外部世界的牵导,其自身同样具有强大的自律性和自足性,具有其自身的嬗变规律,因而,对于“政治”如何参与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间,“文学”在20世纪的政治变迁中又是如何自持和发展,该著只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开端,同时留下许多值得深入讨论和思考的问题。就像著者指出的, “在谈论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时,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所谓的‘政治’或‘政治文化’只是一种研究的视角,而不是一种评价尺度;我们不是以文学是否与政治结缘来给予臧否,而是通过这一角度接近对象的实际,从而对中国20世纪的许多文学现象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第7页)。因此,如果要真正把握文学史的所谓真相,多视角的引入、参与中的“互见”是必然的,从这种角度来说,该著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文学史的一种叙述。

原载:《文学评论》第6期

原载:白烨主编《文学新书评》,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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