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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锥编》中的“文革”话语与“文革”忧思

孙小著
内容提要 成书于十年动乱之际的《管锥编》中含有思想解放的前驱之论,钱鍾书于书中既留下了“文革”期间的种种话语痕迹,也用寓论于述的方式对“文革”弊政表达了种种忧思。如通过阐释“唯食忘忧”一语表达对国计民生的关注,通过议论李斯《谏逐客书》较早地提出文化开放的主张,通过肯定“甘食悦色”说流露出对“文革”左倾禁欲思潮的愤懑与拒绝。所以说,钱鍾书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仍然不愧是一位“鸡鸣不已”的思想大家。
关键词 《管锥编》 十年文革文化开放

 

 

钱鍾书先生学术成就的压卷之作就是《管锥编》一书。现在对此书的议论虽然仍以赞赏、惊叹者居多,但也有人从中读出了思想的锋芒。例如远在美国的余英时先生就曾撰文指出:“《管锥编》虽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1]“触目皆是”自是夸张之论,而且在余氏之前,郑朝宗、柯灵先生都曾先后有言及此。只是须要辨明,这类“感慨世变之语”并非就是心怀异见的窃窃私议,恰好相反,书中忧思的是“文革”及“文革”中的种种弊政,因而也是当年的一种思想解放的前驱之论。不过在这里,还是让我们从书中留下的“文革”话语谈起。

 

“文革”话语与弦外之音

《管锥编》四册钱氏写作于“文革”动乱之际,这本来无须考证,该书的自序就写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可是人们很少注意到,书中也有意无意地留下了“文革”当年的话语痕迹。例如在第一册开篇不久,作者就在书中的一个脚注中言及“文革”当年林彪事件后颇为流行的一个政治术语“架空”[2];在第二册中作者又别有意味地一再言及“左道”、“左科”、“左言”等语。就此作者不仅将种种“行事荒谬”之举(如“上厕回漱口,唤自己作‘足下’”等)视为“左言”之“左”的含义,而且别具深意地引出《礼记·王制》中“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这样的语句[3]。而在第三册、第四册中留下的话语痕迹则更为醒目。例如在第三册中,作者就曾别有旨趣地两度语涉“牛鬼蛇神”一词[4];在第四册中,作者先是将不懂艺术而妄作批评斥为“空门面、大帽子之论”[5],继之在论及六朝人惯用的“粉墨”一词时,还特意指明其含义之一就是“如今语所谓‘抹黑’、‘搞臭’”之类[51495]

没有疑问,这些就是“文革”话语,但《管锥编》中也并非仅仅止于录下这类话语,柯灵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曾述及他与钱氏的对话:

我曾问他,这两部学术性著作(指钱著《谈艺录》、《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写作?他回答说:因为都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并且也借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这两句简单的话里,自有许多慷慨苍凉的弦外之音。[6]

须知柯灵先生这一感慨并非虚谈,因为面对“文革”当年的“全面专政”,钱氏确有过自己的思考与议论,因而《管锥编》的字里行间确也留下了所谓“弦外之音”。例如针对“文革”当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将《庄子》中的寓言视为信史的鼓噪,他写到:“有论《庄子》赝篇《盗跖》者,于其文既信伪为真,于其事复讣假作真,非痴人之闻梦,即黠巫之视鬼而已。”[51298]而针对当年批儒评法运动中只讲儒法之间的斗争、只讲“尊法”的论调,他毫不含糊地提出异议:“术之相非者各有其是,道之已分者原可以合”,并且以推崇司马谈有关之论的形式指出了一味“尊法”的荒谬:

是以(司马)谈主道家,而不嗜甘忌辛,好丹摈素,于阴阳家曰:“不可失”,于名家曰:“不可不察”,于儒家曰:“虽百家勿能易”,于墨家曰:“虽百家勿能废”,于法家曰:“虽百家勿能改”。盖有偏重而无偏废。[2390]

“盖有偏重而无偏废”之说就是对一味“尊法”的非议,也就是钱氏在议论《太史公自序》的过程中发出的所谓“弦外之音”。但更值得给予索解的是,《管锥编》中的此类“弦外之音”有时竟也引发于某些敏感的政治话题。例如在论及《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时,钱氏即言及“功臣”而遭屠戮的问题,其中对“功臣”(如周勃)被逮入狱后的心理变化也给予极大的关注与同情:“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2303]而在论及韩信被杀及其“鸟尽弓藏”之言时,他又引出了“唐谚所谓‘太平本是将军致,不使将军见太平’”等醒目之论。值得玩味的是,他仿佛还担心人们不解这里所引的“唐谚”的含义,因而又引出古罗马史家塔西佗的有关之论:

古罗马史家论暴君诛大将云:“臣之功可酬者,则君喜之;苟臣功之大,远非君所能酬,则不喜反恨矣。”此言视《隋书·梁士彦等传·论》所谓功臣自贻伊戚(按:意为自种祸殃),乃缘“贫天之功,以为己有,报者倦矣,施者未厌”,似更鞭辟入里。马基雅伟利亦曰:“苟为权首,必受其咎,此理颠扑不破”;又言为君者遇功臣必寡恩,盖出于疑猜云。[2339-340]

这里须要注意,《隋书》中梁士彦等传论所云只是钱氏驳议的对象,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钱氏不仅认为塔西佗之言“似更鞭辟入里”,其所关注与同情的对象也绝非仅限于古代的“功臣”,挑开史事的帷幕,其实就是“文革”中所见所闻(如老干部遭迫害等情事)促使钱氏情不自禁发出的“弦外之音”。因此,视钱鍾书先生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人确是对其严重的误解,仅仅止于惊叹和赏析《管锥编》的知识跨度自然也只是一种皮相之见。

 

“文革”忧思之一:关注国计民生

《管锥编》既然成书于“文革”动乱之际,其作者对当年那种空谈革命、鼓吹精神万能而置工农业生产于不顾的荒唐之举,自然也有所忧虑与思考。然而书中是否留下了可供追寻的文本线索?在我看来是存在的。如,书中对“唯食忘忧”及对“言利”说的肯定就是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与忧思。

《管锥编》中在论及《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魏子引当时的“谚曰‘唯食忘忧’”一语时,钱氏即指出“此谚殊洞达情理”,并举出清人张问陶的诗句(“切身经济是加餐”)和李渔戏剧中的人物对话(“长吁短叹,不言不语都做的来,那不茶不饭四个字却有些难”)为证,而为说明三国时的嵇康有关“曾子衔哀,七日不食”之说为“通人之蔽”,他又举出中外文家哲人的诸多之论以为之助:

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曰:“吾虽忧伤,然思晚食。吾心悲戚,而吾腹命吾饮食,亦可稍忘苦痛。”与魏子引谚(指“唯食忘忧”)契会。后世小说家有悟于斯,故塞万提斯写吉诃德病危将死,其侄女餐饭如常,其管家妇不停酒杯。《红楼梦》凡“歇落处每用吃饭”,护花主人于卷首《读法》中说之以为“大道存焉”,著语迂腐,实则此意只谓此虽日常小节,乃生命所须,饮食之欲更大于男女之欲耳。费尔巴哈云,心中有情,首中有思,必先腹中有物。[2239-240]

然而何以见得钱氏此论是对国计民生的忧虑?因为此处之论已将“饮食之欲”视为人生的头等大事,而“文革”当年为了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不仅使国民经济处于停滞和凋弊的状态,且也忘记了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这一常识。因此之故,钱氏一方面特别引出了费尔巴哈(注意:是马克思恩格斯肯定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有关“必先腹中有物”云云,另一方面则又极有针对性指出:不仅不能“以愁肠而尽废食肠”,而且“唯有食庶得以忧,无食则不暇他忧而唯食是忧矣。”[2240]换言之,发展经济,解决吃饭问题才是治国安邦的正道和当务之急。当然,《管锥编》中对“文革”的忧思也有个显现过程。如果说此处之论是对“文革”当年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一种忧虑心情,那么在论及“言利”之说时,则清楚地显示了钱氏对“文革”当年盛行的精神万能论的厌恶之情,从而实际上也对当年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在这方面,他的忧思集中表露在对《史记·货殖列传》的议论上。首先,他认为此传“文笔腾骧,固勿待言,而卓识钜胆,洞达世情,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继之则提出一个这样的命题:“盖义之当然未渠即事之固然或势之必然,人之所作所行常判别于人之应作应行。”钱氏此一命题的含义虽非明若观火,但说穿了也就是:应将哲人或伟人的理想与民众的愿望区别开来,因为“人之应作应行”并非就是“人之所作所行”;或者换言之,虽然哲人或伟人的理想重义轻利,崇高远大,但在现实中却未必行得通,因为“义之当然未渠即事之固然或势之必然”。须知此论不仅为司马迁洗去了其所蒙受的历史积垢,而且有着不容置疑的现实意义。因为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钱鍾书先生在那个理想高于一切的时代力排众议,毫无隐晦地称许司马迁“言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迁据事而不越世,切近而不鹜远,既斥老子之“深民耳目”,难“行于”“近世”,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是则“崇势利”者,“天下人”也。迁奋起直笔,著“自然之验”,载“事势之流”,初非以“崇势利”为“天下人”倡。《韩非子·观形》曰:“镜无见疵之罪”;()彪、()固父子以此《传》为迁诟病,无乃以映见嫫母之媸容而移怒于明镜也。[2382-383]

在举国上下“斗私批修”的“文革”当年,钱氏却力主“崇势利”者为“天下人”也,其用意为何不言自明,但他仿佛仍然担心读者不解其苦衷,故而在述及《货殖列传》中“各劝其业”云云数语时,以认可的口吻三度言及“民之于利”、民之“趋利”和“民之从利”这样的语句,而在论及汉人扬雄的《逐贫赋》时,又将“送穷必兼迎富”或“送穷之明日,众人复迎富”,视为一种贯通古今的民俗[4962]。因此可以这样说,《管锥编》中对“言利”说的肯定既表达并论证了现已被视为常识的一种观点:对物质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人们的一种不可遏止的正当追求;同时也证据确凿地显示,钱鍾书先生当之无愧地是一位从价值观上否定极左政策的先知先觉的先行者,其所忧所思自然应被视为思想解放的先驱之论。

当然,钱氏于此尚未说破自己的忧思,但有趣的是,以文学名世的钱鍾书在《管锥编》中却对经济问题极有兴致。我们已经看到,在论《左传》、论《史记》的部分里,他反复言及“食”与“利”,而在论《全汉文》、《全晋文》的部分里,他又几度论及“贫”与“病”。例如在论及汉人晁错的《说文帝令民入粟受爵》一文时,他即接过晁文中有关“民贫则奸邪生”等数语的话头,指出此说既是《管子·牧民》中“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之论的继续,也是汉初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因而“贾谊《说积贮》引以开宗明义而《史记》又采入《管晏列传》者,《后汉文》卷四六崔寔《政论》又引之。”[4898-899]换言之,治国安邦以发展经济为基础既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识,而种种社会问题的产生(“奸邪生”)其根源也就在于经济的落后与停滞(“民贫”)

在这里,如果说钱氏仍未明确道出自己对“文革”当年经济衰微状况的忧思,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管锥编增订》中,为补释晋人鲁褒《钱神论》中“贫人见我,如病得医”一句,他则通过引录晚唐诗人苏拯的《医人》一诗(遍行君臣药,先从冻馁均;自然六合内,少闻贫病人。),而明确道出了自己的忧虑与主张:民众之病源于社会贫穷,因而要医民众之病,首先就要发展社会经济(“病出于贫,欲医病,当疗贫。”[7])因此,我们既可以给出《管锥编》中留下的“文革”话语的种种证据,也可以有根有据地说,《管锥编》中确实蕴含了钱鍾书先生对“文革”弊政的种种忧思与主张。

 

“文革”忧思之二:呼唤文化开放

人们不会否认,当代中国20年来最大变化就是由封闭的国家转变为开放的社会。然而由此我们也会很自然地想到,十年动乱时期的闭关锁国必然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所厌恶与拒绝。钱鍾书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自然深知经济文化交流对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指出闭关锁国的荒谬与危害,而且极为透彻地揭示闭关锁国的实质就是文化禁锢。因此,《管锥编》中“文革”忧思的又一项内容就是呼唤文化开放。

在《管锥编》中我们看到,钱氏一直把是否通晓域外之事作为臧否学术人物的一条重要标准。例如在论及晚清学者孙星衍谈佛学、平步青释“亚细亚洲”一词时,针对他们仍然在做拆字的游戏(如孙氏释“菩萨”:“当即‘菩薛’,‘菩’乃香草,‘薛’即‘蘖’,谓善心萌芽”)、或仍在《尔雅》、《说文》中追溯字义的愚陋做法(如平氏释“亚细亚”、“‘亚’者,《尔雅·释诂》云:‘次也’,《说文解字》:‘丑也’,《增韵》云:‘小也’,‘细’者,《说文解字》云:‘微也’,《玉篇》云:‘小也’,华语‘次小次洲’也,其侮中国极矣”云云),他即尖锐指出:“清之朴学家伎亦止此,无以大过明之道学家尔。”[41460-1461]而针对黄遵宪释“耶苏”为“七日复苏之义”、“此假借之法也”的言论,他则给予这位享有大名的诗人以极大的鄙薄:“盖谓‘耶苏’为‘爷苏’,识趣无以过于不通‘洋务’之学究焉。”[41461-1462]

不仅传统中国学者这一知识缺陷受到钱氏的批评,对西方学者的无知高论他也同样给予鄙视。在《管锥编》开篇伊始《论易之三名》一节中,他即对黑格尔有关中国语文“不宜思辨”的言论而指出:“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21-2]正是为了防止“东西海之名理同者”而蜕变为“南北海之马牛风”,也正是有感于“文革”当年密不透风的闭关锁国之政,他在论及秦人李斯的《谏逐客书》时既给予充分肯定,又由之而议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与艰难。

应该承认,李斯此“书”并未直接论及思想文化的交流,但他既然反对逐客,而外籍之客卿自然也有其思想,因而钱氏首先肯定李斯此“书”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二西之学入华,儒者辟佛与夫守旧者斥新知,呵为异端,亦以其来自异域耳。为二学作护法者,言论每与李斯之谏逐客似响之应而符之契,其为暗合耶?其为阴承也?”而在这之前他即提出:“按此书历来传诵,至其命意为后世张本开宗,则似未有道者。”[2329]但我们应当注意,探讨后人与之同类题材的文章在“命意”与用典方面与之是“暗合”还是“阴承”,只是一个一般的学术问题,而在“文革”当年闭关锁国和“全面专政”的氛围中重议此“书”的价值,则有着超越学术层面的思想锋芒。换言之,钱氏对“文革”当年闭关锁国的忧思就是通过寓论于述的方式而表露。

我们看到,为了说明李斯此“书”对后世同类文章的影响,钱氏给我们举出了“较不著者数例”,其中包括《弘明集》、《广弘明集》所载释家之文,也包括明人何乔远、焦竑等人的议论,为申论便,同时也为借以见识一下钱氏寓论于述的手法,这里不妨对《管锥编》中的引述略作转录:

《广弘明集》卷一李师政《内德论》略云:“夫由余出于西戎,辅秦穆以开霸业;日出于北狄,侍汉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师亦宜尔。何必取其同俗而舍异方乎?师以道大为尊,无论于彼此;法以善高为胜,不计于遐迩。岂得以生于异域而贱其道,出于远方而弃其宝?

我们须要注意,这里的由余辅助秦穆公云云不过是释家议论的一个话头,关键是其中提出的“师亦宜尔”的主张,但钱氏引述至此仿佛仍然担心读者不解其意,继而又引出明人何乔远等更为显豁的有关之论:

何乔远《〈琴庄笔记〉序》云:“四夷衣服食用之具,其精巧于中国者亦多,而中国率用之矣。至论学论文,则曰‘彼佛经也!’‘彼佛意也!’”焦《笔乘》续集卷二《友谈》云:“肃慎之矢,氐羌之鸾,卜人之丹砂,权扶之玉石,中国之人世宝之。独其微言妙论,乃掩耳不欲听。”赵铭《琴鹤山房遗稿》卷七《与李爱伯同年书》云:“天算用彼术矣,炮火用彼法矣;吉贝出于异域,衣被寰中;巴菰植自南洋,咀含海表。苟求利济,岂限方隅?学在四夷,夫奚不可也?”[2330-331]

转录至此,我们有必要注意这样两点:一是其所称引不论是僧俗两界何家之说,落脚点总是在“道”、在“学”、在“文”、在“论”,从而表明钱氏关注的焦点始终是文化的开放;二是其所称引的资料由古代而及近代,从而不动声色地把文化交流归结为引进近代西方文化。为了突出这里的两点,钱氏不温不火但却一语中的地写到:“‘衣服食用之具’,皆形而下,所谓‘文明事物’;‘文、学、言、论’,则形而上,所谓‘文化事物’,前者见异易迁,后者积重难革,盖事之常也。”[2331]

无庸赘述,《管锥编》中此一大段之论虽然议的是李斯此“书”在“命意”与用典方面对后世同类题材文章的影响,而人们从中却很自然地想到:闭关锁国的实质其实就是文化禁锢。然而须要进一步肯定的是,呼唤文化开放不仅在“文革”当年有着极大的针对性,同时有着极大的前瞻性。因为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与交流其难点仍然集中在“文化事物”这一方面。因此有理由认定,呼唤文化开放既是《管锥编》中“文革”忧思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钱鍾书先生早在“文革”期间就曾提出的一项极富挑战性的政策主张。

 

以忧思转向忧愤:“慎思明辩者”鞭挞“学士”

钱鍾书先生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理想。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有着视权贵如路人的独立不羁的品格。据黄永玉先生介绍,“文革”当年江青忽发善心,指名给钱鍾书送来一张国宴请柬,但不意却遭到钱氏的拒绝[8]。在《管锥编》中我们看到,钱氏不仅将“不赂贵人之权势”视为“著书立说之德操”,而且特别强调:“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51506]。为此,他一方面在书中新创了一个名词以自称或用以褒奖他人,这就是《管锥编》中频频使用的“慎思明辩者”一词,另一方面则对那些凭借一点知识而卖身投靠或厕身于权贵门下的“学士”者流,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慎思明辩”一词本来是《中庸》中语,大意是说通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等途径,普通人也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钱氏取其词而赋予其新义,并用之以与“学士”相对称,从而使之有了自由理想与独立思考的含义。例如在论及《周易》中“象曰:天行健”云云时,他写到:“穷理析义,须资象喻,然而慎思明辩者有戒心焉。”[212]这是用以自称;在论及秦始皇以李斯之议而行焚书之政时,他针对汉人王充“持作恶降殃”之说(即谓始皇“厥辜深重,嗣不及孙,李斯创意,身伏五刑”云云),他又写到:“此论出于慎思明辩如王氏者,真是差事。”[2263-264]这是用之以褒奖他人。那么,钱鍾书这位“慎思明辩者”对“学士”者流究竟有何鞭挞呢?

首先,他坚决拒绝了“文革”当年流行的“文人无行论”。例如在论及南朝梁简文帝有关“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的主张时,他即对之十分称赏,而针对《文心雕龙·程器》篇、《颜氏家训·文章》篇中“历数古来文士不检名节,每陷轻薄”等有关之论,他对之驳议却既尖锐又别有所指:

实则窃妻、嗜酒、扬己、凌物等玷品遗行,人之非将非相、不工文、不通文乃至不识文字者备有之,岂“无行”独文人乎哉。

这里的话锋所向就是《管锥编》中的“文革”忧思,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钱氏随之在辨析“文如其人”问题的种种表现时,其鞭挞的锋芒则公开指向“学士”者流:

若夫齐万殊为一切,就文章而武断,概以自出心裁为自陈身世,传奇、传记,权实不分,睹纸上谈兵、空中现阁,亦如痴人闻梦、死句参禅,固学士所乐道优为,然而慎思明辩者勿敢附和也。[51389]

好像仍然在担心读者不解此论的真实用意,钱氏在论及唐人李商隐诗句的含义问题时,不惜一改惯常的仅作点睛之论而不作详解的风格,对学士者流及“文革”当年的文化专制作出了锋芒毕露的鞭挞。其中的议论虽是文繁难以尽引,但大意是说,就像对李商隐的诗“作深文周纳之笔”一样,“文革”当年也是:

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辩者所敢附合也。学者如醉人,不东倒则西欹,或视文章如罪犯直认之招状,取供定案;或视文章为间谍密递之暗号,射覆索引。[51390]

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们只须稍加思索就会忆及,当年不仅有所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众多作家学者也因其作品而深受其害。他们或被打成反革命,或被定性为里通外国,而其罪证就是上引所谓“或视文章”云云。然而,何以见得此处的“学士”就是“文革”当年的卖身投靠者流?因为“学士”者,“北门学士”也,而“北门学士”则是“文革”当年“梁效”们的一个公认的别称。因此,“慎思明辩者”对“学士”的鞭挞其实就是钱氏从忧思转向忧愤,也就是一代学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忧虑之情。我们今天为之爬梳索解,既是一种学术和历史的公正,也借以表明钱鍾书先生的确不愧是一位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仍然坚持“鸡鸣不已”的社会的良心。

 

参考文献:

[1]文汇读书周报[N].1999-01-02.

[2]钱鍾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5.

[3]钱鍾书.管锥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542-543.

[4]钱鍾书.管锥编(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14-1015.

[5]钱鍾书.管锥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280.

[6]读书[J].1989.(3).

[7]钱鍾书.管锥编增订[M].北京:中华书局,1982.95.

[8]文汇报[N].1999-02-01.

 

 

 

原载:《山西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发言者:??发表时间:2012-7-31 12:43:00??IP地址:124.126.167.*
作者还真断章取义的忽悠了,按照作者的意思,钱先生的著作里写“革”“润之”的地方也很多,当如何解释呢?做学问就是做学问,不要拿钱先生的著作当枪使,这也是钱先生为什么一直反感当大师的缘故,早料到身后必然会有一帮牛鬼蛇神跳出来拿他和作品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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