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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凌叔华与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不同

薛双芬
内容提要 凌叔华和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女作家,她们的作品因其独特性引人关注。本文从侧重点、范围、美学风格方面来比较她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差异,并进一步探析其原因。
关键词 凌叔华张爱玲 女性形象 不同 原因


  
  凌叔华和张爱玲分别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40年代的女作家,在小说中,她们成功地塑造了都市女性形象。本文着重比较这些女性形象的不同。
  
  一
  
  凌叔华和张爱玲专注于旧家族的女性故事,书写了她们的悲欢离合,总的来说,她们笔下女性形象分现代女性和传统女性。虽然类型一样,但存在着差异。
  1.侧重点不同
  就新女性而言,她们存在着差异。在凌叔华笔下苦苦守候真挚情感的筠秋在遇见了现今俗不可耐的旧情人时,只能无可奈何地道声“再见”(《再见》);李先生为了家庭一步步妥协和牺牲,结果变成了老处女(《李先生》);绮霞抛夫别家,学成之后却琴瑟难鸣(《绮霞》);她们响应“五四”的号召,孤军奋战,最终获得了传统女性向往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却以孤独一生为沉重的代价。徐宛珍为了维持生计,主动当了姨太太(《转变》);“军师”小刘在激烈抨击“贤妻良母”后,也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小刘》);她们在现实中痛苦挣扎,在刚刚走向解放的第一步,又回归家庭,与旧式女性合流。在张爱玲笔下的邱玉清庆幸自己能嫁掉,并且对方有一份殷实的家产(《鸿鸾禧》);上海单纯的学生葛薇龙自从迈进梁太太的客厅后,由念书到想嫁人,为着自己的贪念,“只怕回不去了”(《沉香屑第一炉香》);追求自由恋爱的密斯范结婚后却愉快接受丈夫的一夫多妻制(《五四遗事》);她们最终还是为了经济的需要,重新回归到传统的轨道上。若说凌叔华笔下的新女性更多展现了在“五四”风潮中她们的精神苦闷与经济独立之间矛盾的话,张爱玲笔下的新女性已经彻底抛弃了新思想,为着生计的需要,赤裸裸地寻找经济依靠。
  就传统女性而言,也存在不同。在凌叔华笔下,在传统与现代交替中的富家大小姐把自己一生的梦想都寄托在异性身上,结果梦断闺阁(《绣枕》);芳影在异性对她殷勤体贴照顾后,顿生爱慕之意,却原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吃茶》);遵从父母之命嫁入夫家的宛兰,处处讨好他人,自己却里外不是“人”(《女儿身世太凄凉》);不论是在家中操持家务抚养子女的张太太(《写信》),还是时刻防范佣人揩油、喜欢传播闲言碎语的阔太太们(《送车》),最终还是把自己的一生放在丈夫的身上,对新女性既羡慕又对她们嗤之以鼻;她们深受传统礼教影响,苦守忠贞之名,在“五四”春风的吹拂下,作为“人”的自我意识也渐渐觉醒。在张爱玲笔下为门第所限,郑川嫦只能做个“女结婚员”(《花凋》);与言子夜相爱的大家闺秀冯碧落,最终嫁给有钱的聂介臣(《茉莉香片》);白流苏跟了范柳原,“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倾城之恋》);出身于大商家二十三岁就守寡的敦凤,嫁给五十多岁的米先生,只“为了生活”(《留情》);彻底物质主义者梁太太,“依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沉香屑 第一炉香》);孟烟鹂爱丈夫,“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指定了这一个男人是她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性情寡淡无姿色的五太太一辈子处于“又像弃妇又像寡妇的不确定的身份”(《小艾》);曹七巧被贪图钱财的兄嫂卖到簪缨望族,用金钱一点点锁上了所有的爱(《金锁记》);霓喜靠自己的姿色与多个男人姘居,总想做个天长地久的打算却每每落空(《连环套》);无论出身高贵与卑下,这些女性没有丝毫的自我意识,把一切维系在男人身上,竭力寻找一生的依托。
  凌叔华笔下的杨妈在尽了媳妇和妻子义务后,念念不忘她作为母亲的职责,为儿子不惜搭上老命(《杨妈》);章老太太在自诩完满的大家族中的光环中怡然自得岂不知儿孙们勾心斗角,已经分崩离析(《有福气的人》)。如果说凌叔华更多表现了女性的爱与痴愚,而张爱玲更多的是表现母爱的冷漠与自私,让人触目惊心。川嫦的母亲瞒着私房钱不肯给她买药,宁可让她死去;蜜秋儿太太在微笑与无知中亲手摧毁女儿的幸福(《沉香屑 第二炉香》);面对即将被赶出家的白流苏,母亲却要她体谅家人;曹七巧用金子锁上自己后,不动声色地扼杀了儿女的幸福;顾曼桢在姐姐与姐夫的合谋下失身后,母亲竟然也默许这种关系,还帮着隐瞒真相。
  总之,小说描写了女性各种生活状态,都提及妇女解放运动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赤裸裸地追求婚姻与金钱,丑陋与奴性十足,她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张爱玲继承和延续了凌叔华的创作,在批判国民的劣根性的深度上超过了她。但凌叔华的小说还关注现代女性在婚后如何保持新鲜活力、经营两性关系等问题。如果说凌叔华笔下的新旧女性人际关系还是温情脉脉,更多地突出精神追求的困惑与矛盾的话;那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早已知道人性的冷漠与自私,更多地区性体会到生存的艰难与对物质和男性的赤裸裸依附。
  2.范围不同
  在“五四”春雷中,当冰心描绘着爱母亲、爱儿童、爱自然的绚丽蓝图时,凌叔华回应了冰心“爱的哲学”,用儿童的眼睛去看世界,细腻真实地展现了她们纯真、好奇的心灵世界。凤儿在目睹大家庭内部人情世态后,具有了追求男女平等的朦胧意识(《八月节》);在目睹新娘前后的变化后,小英由羡慕到困惑到义愤填膺,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小英》)。千代子在试图侮辱支那小脚女人时,却又被她们吸引,表现出她的单纯善良(《千代子》);但在日本当局舆论的“瞒”和“骗”下,又会认同世俗的标准仇视中国人(《异国》)。儿童因袭的传统精神包袱比较少,充满童真与童趣,很容易发现世俗中不平等的现象,追求男女平等,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也是挽救社会的一副“灵丹妙药”,“用童心写出一批温厚而富有暖意的作品,正是凌叔华为京派作出的贡献。”①张爱玲由于成长历程的特殊性,“不喜欢小孩,小猫小狗她都不近,连对天使她亦没有好感。”②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是敬而远之”,认为“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时候也有限……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然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③在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她正面描写小孩。
  3.美学风格不同
  在凌叔华的笔下不论是蜷伏在“高门巨族”中忍辱、痛苦的“精魂”,还是从“高墙”中走出的“娜拉”,一般生活在花园、客厅、厨房、卧室、学校等狭隘封闭的空间,个个端庄典雅、温和含蓄,嘴边“轻轻的显露一弧笑涡”,脸“微微红晕起来”,眼睛“似笑非笑”;面对异性,“脸上有些发热,举止极不自然来”;美梦破灭后,大小姐们“只能摇了摇头”,“嘴边微微显露一弧冷冷的笑容”,“虽有烦愁苦闷,但总是优雅贞淑”④,符合中国“发乎情,止乎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传统,体现出京派的“节制和谐”的审美追求。 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通常生活在“典型的上海‘弄堂’里石库门中的旧式房子,或是破败的西式洋房和公寓”⑤中或香港这样土洋杂陈的大都市,变换的空间大。在“咿咿呀呀”的苍凉的胡琴声中,在“陈旧而迷糊”带点凄凉的月色中,一个个有着“半透明的轻青的玉”的脸、“滴滴娇的清水眼”、“纤瘦的腰”和“孩子似的萌芽的乳”的贵族女性出场了。白流苏终于“有这么圆满的收场”,但柳原“把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流苏还是有点怅惘”;葛薇龙如愿以偿嫁给乔琪,却只有“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郑夫人“总是仰着脸摇摇摆摆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凄冷地嗑着瓜子——一个美丽苍白,绝望的妇人”;带着黄金枷锁的曹七巧由一个有着“滚圆的胳膊”的少女到成为一个“骨瘦如柴”、“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的老太太,“鲜艳而凄怆”;凭借“婴孩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的美”和“叽叽喳喳的肉”征服了佟振保的娇蕊只能是热烈的情妇,“只剩下一种苍凉的安宁”。这些出身于破落家族或生活在破旧公寓中的女性虽有着美丽的容颜,通过手段达到或未达到目标,无不体现出一种绝望的苍凉感,这也契合了张爱玲苍凉的美学追求。 

   二
  
  凌叔华和张爱玲在文坛上出现的时间相差不远,为什么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有诸多差异呢?
  1.家庭成长环境不同
  凌叔华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受父亲和缪素筠等著名画家的影响,形成其古典气质;辜鸿铭所推崇的中国理想女性恬静、羞涩、优雅和妩媚以及贞洁的特征,对她也产生了影响。与陈西滢结婚时,“父亲居然把一个有着九十九间房舍的后花园和其中的二十八间房分给她作陪嫁”⑥。书香门第的出身、雍容富贵的生活环境、深厚渊博的古典文学素养、敏感细腻的女性心态、对中庸和谐审美意识的追求形成了她温文尔雅的淑女性格。虽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但由于自小生活在男尊女卑的家族里,妻妾间的争斗、母亲处妾的身份等激发了她对旧家族的强烈不满;“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洗礼和所接受的新式教育,以及女性强烈的自尊等都使她成为现代女性。正是古典与新式交融的教育背景,以及她自身的淑女性格使她更亲近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并成为其中的一员。
  1920年张爱玲诞生于上海一个衰败的封建贵族世家,祖母是李鸿章之女,出生时留给她的是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清朝遗老,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曾留学欧洲。父母离异使她过早地尝到无爱的亲情,形成其敏感早熟的性格。早期接触《红楼梦》《金瓶梅》等小说,为其创作奠定基础。曾被继母虐待,父亲毒打,加上母爱的淡漠与在香港靠奖学金生存,以及与胡兰成失败的婚姻等经历使她过早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显赫没落的贵族出身、敏感早熟的性情、无爱的家庭、惨痛的婚姻等导致她性情孤僻内向、冷漠寡情,也使她看清了人性的丑恶,“世上的情感,没有一样不是千疮百孔”。
  相对于张爱玲,凌叔华的成长环境和爱情婚姻可谓一帆风顺,这导致她们创作的差异。
  2.时代背景不同
  1925年在泰戈尔来华的茶会上凌叔华结识了徐志摩等人,成为“现代评论派”一员。在20世纪20年代“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等重大事件和20世纪30年代战争频发派系激争的苦难岁月中,凌叔华始终强调文学与政治、时代的距离,关注贵族女性,推崇古典的审美情愫。
  张爱玲生活的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已被日军占领,经济急剧衰退,物价上涨,政治气氛紧张,新文学作家或被拘或者韬光养晦。乱世中人们有一种朝不保夕、生命无常的感觉,加上他们冷漠的金钱关系,及时行乐、个人至上的末世情绪甚嚣尘上。张爱玲孤芳自赏的没落贵族心态、西式教育、对战争由此引发的社会巨变的虚无感和对物质的热衷等使她更关注现世的安稳。
  3.地域文化渗透的不同
  凌叔华与张爱玲都描写了都市女性,但由于作家“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之文陋,却也影响作家的神情”⑦,导致她们的不同。
  纵观凌叔华的一生,除去小时候与结婚后曾在日本居留,自1946年随丈夫出任国民党驻联合国文教组织首任常驻代表后,基本上在北京生活。北京作为五朝古都,承袭古代帝都的城市格局,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典正恢弘的皇家建筑与封闭朴实的平民四合院并存,弥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浑融的古典主义的气息,为知识分子提供相对优裕、稳定的生活环境,也造就了“现代评论派”、“新月”和“京派”的生成与发展。凌叔华从小就生活在这里,自然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亲切之情。
  张爱玲除从诞生到离开大陆,在天津、北京居留和在香港读书的三年外,基本生活在上海。相对于北京那种保守、闭塞带有农业古国古都的城市形态,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因“内以长江沟通内陆,旁以海岸联系南北,北以港口面对世界”⑧的地理优势迅速崛起,成为以发达的工商业和消费文化为内核的现代城市。商业的兴盛、消费文化的流行、西方婚恋观念的传入等都在客观上弱化了宗法制农业文明下男人与女人的主奴关系。由于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及消费文化的出现和盛行,人们普遍地“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崇尚的是追求新事物、新感觉、新时尚”⑨,张爱玲的小说在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关注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迎合了新兴市民的口味而大红大紫。
  总之,由于两位作家成长经历、时代背景和生活地域的不同,也造就了她们在关注女性的侧重点、范围和美学风格方面大大不同,虽然其女性人物形象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和连贯性。
  
  基金项目:南阳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费资助项目:在现代与传统中穿行——凌叔华小说论(项目编号nytc2004k19)
  
  作者简介:薛双芬,文学硕士,南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从事文学艺术研究。
  
  ①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页。
  ② 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③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年版,第95页。
  ④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页。
  ⑤ 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⑥ 傅光明:《凌叔华:古韵精魂》,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⑦ 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页。
  ⑧ [美]罗兹·墨菲:《上海:进入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⑨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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