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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化进程与中国美学的当代性问题

刘士林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先进的生产能力及富可敌国的经济总量、发达的现代交通网络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形成的都市社会正在成为当代人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现实背景。这是我把“城市化进程”的当代形态与最高表现称之为“都市化进程”[1]的根本原因。在当今世界中,由于“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国家首位城市”与“国家级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与“区域性城市群”,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主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直接决定着“城市环境”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经验”的再生产过程,因而成为影响当今世界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以“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当代城市化进程,其影响早已超出了经济社会的范畴与一般的文化领域,并深刻地改变了文学、艺术、影视、娱乐等传统的精神生产与消费方式,使当代人的审美意识、艺术经验、自由体验与审美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言以蔽之,“都市化进程”为中国美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当代性问题与全新的学术生长空间。

这可从审美主体与对象两方面加以了解。就前者而言,在都市化进程中,随着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问题越来越多地转移到都市人的精神、心理与情感方面。以《新民晚报》讨论的“新上海人问题”为例,它们大都不是由于物质生活的窘迫,也与制度安排(如户籍等)无关,而是集中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与心理世界中,表现为个体在大都市中的郁闷、烦躁、焦虑和不适应。这既是较为纯粹的美学问题,以其直接关涉到人心理上的愉快不愉快与精神上的自由不自由;又是都市化进程的必然表现,因为这些文化与美学问题不可能出现在乡村与中小城市,而是人口向中心城市与大都市高速流动与大规模迁徙的结果。就后者而言,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扩张,使自然环境与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与破坏,其间接后果是抽空了古典美学赖以立足的以大自然与乡村为代表的“物质条件”。以20076月发生的无锡蓝藻生态灾难为例,美丽的太湖本是江南诗性文化在古典世界中的最高代表,但当它被厚达三寸、发散着腐烂气味的蓝藻所覆盖时,诸如“江南可采莲”或“三生花草梦苏州”的古典意境也就顿时化作一片虚妄。无锡蓝藻事件不仅直接突现了太湖水资源的危机,摧毁了江南文化赖以存在与重建的现实基础,同时也将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典美学、充满了“恶心感”与“荒诞感”的“审丑”经验与现代美学对象感性地展示在当代人面前。由此可知,都市化进程不仅对当代美学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同时也提供了一种与古典美学在范畴、趣味、审美理想等方面完全不同的审美对象,这要求中国当代美学只有首先完成自身的重构与创新,才能跟上全球化时代快速变化的节奏与发展的步伐。

 

 

从美学学科自身的角度,都市化进程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从审美对象上看,古典美学的主要对象是大自然与乡村,中国古代诗人的“田园诗”可以看作是这方面最典范的创造。以陶渊明为例,“自然的花开花落、春去秋来的伦理秩序、原始心灵的宁静宽阔、无知无欲都是多么的美好诱人。而文明人的行为却破坏了自然秩序,文明人的欲望则毁灭了原始心灵的和谐,与‘晨耀其华,夕已丧之’的文明时代相比较,自然本体和原始心灵的那种朴素状态,显然更适合人的精神生态,是对生命存在的本体。”[2]现代美学的主要对象是反思、批判工业化及其对古典精神世界的异化。这集中体现在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潮与现代派文学艺术对现代人类异化困境的深入揭示上,如海德格尔指出的“无家可归”状态,萨特关于存在的“恶心感”,艾略特的“荒原”隐喻,以及卡夫卡小说的“荒诞”叙事,都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与此截然不同,在当代都市社会与生活空间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新型精神文化消费品与审美实践活动,如超级市场、广告、模特文化、汽车文化、选秀、景观设计等,即使作为美学最直接、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文学艺术,与其传统形态相比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这不仅表现在当代西方美学提出的“性经验可以是审美的”[3],同时也以感性方式具体再现于大众文化以物质与肉体消费为中心的话语与影像上。

从审美主体角度看,古典审美主体的最大成果是一种“和谐”的审美态度,它的必要前提是对自然本能的部分压抑与升华。如鲁枢元先生对辛弃疾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细致分析:“诗行中透递出诗人对自然体贴入微的亲近,洋溢着庄稼人对于大自然丰厚赐予的感激。从生态学家的眼光看,诗中的描绘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一个平衡和谐、有机运作着的生态系统,其中有作为天体存在的星、月,有作为天气存在的风、雨,有作为大地存在的树木、稻田,有作为动物存在的鹊、蝉,当然,其中也有着人类制造的‘第二自然’:茅店、小庙、村路、板桥,但一切都是如此安详、温馨,如同海德格尔说的,这是人在自然中诗意的栖居。”[4]现代审美主体则拒绝文明的压抑与异化,并在与现实原则的激烈对抗中将自身再生产为“新感性本体论”。如马尔库塞称赞的“用超短裙反对机关干部”,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起到“否定整个既定制度”,“否定这个制度的道德和文化”,直至建立一个以“感官的、好玩的、平静的和美的”为主要内容的“新天地”。[5]在都市化进程中,一方面,由于都市社会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差异与矛盾,当代审美主体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彻底地摆脱了它的乡土情结与农村口音,另一方面,借助于消费社会及其制造的欲望狂欢景观,又将“新感性本体”进一步发展与升级为我所说的“纯粹欲望主体”,“它直接催生了反精神本体的性解放运动和消费意识形态……严重削弱了西方已经发育成熟和东方正在启蒙的主体理性能力,所以在后现代话语中就很难把‘存在本身的美’和‘纯粹欲望’在本体内涵上区别开。”[6]这使得审美判断力的再生产与都市美学原则的确立在当下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审美生产与创造上看,古典美学的核心是“天才的想象力”与“心灵机能的和谐游戏”,这以康德哲学美学为最高代表,一方面,“天才是替艺术定规律的一种才能(天然资禀),是作为艺术家的天生的创造功能。……通过这种能力,自然替艺术定规则。”[7]另一方面,审美创造的主旨在于达成生命的内在和谐,因为“愉快的情绪介于认识与欲求机能之间”[8],“在必要的场合能够临时靠拢两方的任何一方”[9],实现的是人生中固有的“自然的合目的性”。现代美学的重心从主体世界移向外在的“艺术形式”与“审美体验”,从这些相对稳定和可实证的对象与过程中更容易认识艺术与审美活动的秘密,因而,如杜威的《艺术即经验》、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以及由维特根思坦开创的分析美学,成为现代美学的主流。与此两种不同,如同都市自身固有的多元化与异质性一样,都市审美生产与创造也表现出超级复杂的形态与方式。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例,既是高级的精神生产活动,又与物质财富欲求紧密相连;既要求主体有天才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又是工业化设计与商业性策划的直接产物,等等。两相比较,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都显得比较纯粹、简单与朴素,这也是它们很难解释当代审美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传播与消费方式上,正如司马迁说他的著作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以及愤世嫉俗的现代派诗人喜欢扬言其作品是写给100年或50年以后的读者,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也有一个与之有家族类似的特点,即刻意强调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一致性,这是它们自身存在与延续的充要条件。“正是存在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即艺术生产未能完全纳入到商品的生产/交换逻辑中,才捍卫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自由可能性一样,如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金钱的诅咒与反抗,如浪漫主义者高扬心灵而抨击物质……使精神生产/交换活动,能够按照另一种精神的逻辑来进行。”[10]但在信息技术与文化市场高度发达的大都市中,这一历史悠久的“物质与精神的鸿沟”早已丧失了现实意义,不仅任何精神产品都需要借助广告传媒与市场营销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文化生产力也已成为衡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这既有好的一面,特别是在促使艺术生产多样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方面;但同时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审美标准的降低,使当代精神生产与消费呈现出不可收拾的粗放局面。尽管文化消费品表面上异常丰富与物美价廉,但由于它们实际上精神含量与审美价值的低劣,所以“书不像书”、“电视不像电视”、“音乐不像音乐”、“美术不像美术”,在当下已成为人们最普遍的文化感觉。这就是在当代文化消费中出现的典型的异化关系:“人们消费的低俗文化对象越多,他们实际上享受到的精神价值就越少;人们对这种粗放文化消费品占有得越多,他们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苍白。也可以说,他们越是消费,他们就越丧失消费的能力,并且在心灵上越来越饥饿。”[11]

在都市空间中出现的这些新现象与新变化,正如同都市化进程本身一样具有鲜明的双重性,新的审美对象与不断扩展的文化市场,自然可以给都市人带来新的刺激与更多的满足,但与此同时,部分地由于传统审美观念的束缚,部分地由于都市审美生产与消费自身的问题,也给当代都市人的审美活动带来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与严峻的挑战。对于中国当代美学而言,则直接面对着一个具有二难性质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主体的想象力与个性在都市社会中正走向越来越严重的异化与沉沦,因而它一个重要的批判任务是如何重新拯救人性中固有的审美想象力与艺术创造力诗性智慧机能;另一方面,由于古典美学、现代美学的传统影响及其对都市审美经验的隔膜与敌视,因而它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启蒙任务是如何培养出当代个体生命对都市文化健康的审美趣味与判断力。这就是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对中国美学提出的最重要的当代性问题。

 

 

中国美学既有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意识形态品性,也有“深入农村工厂”的现代现实主义传统,由于都市化进程构成了影响当今世界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可以说它就是当代人面临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与最本质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都市化进程及其普遍影响加以关注与研究,既是对中国美学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有助于推动美学自身的学科更新与系统升级。

对中国当代美学而言,在都市化进程中需要反思与调整的方面固然很多,但最关键的一点无疑是如何改变人们关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一方面,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与深厚的乡村文化传统,是人们普遍亲近自然、颂扬乡土中国的历史背景[12];另一方面,人口密集、空间紧张、交通拥挤的大城市,又是人们在感受、心理、情感与判断上容易加以拒绝的。在都市刺激与传统温床的共同作用下,当代人特别容易产生一种对都市化进程的逃避乃至仇视倾向,其后果则是使中国美学直接丧失了对都市现实的反映、表现与建造功能。由此可知,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一个重要的、需要先行解决的问题即如何以理性与科学的方式直面大都市与都市化进程。在调整心态、变革思维方式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理论与西方城市社会学是两种最重要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前者可以为都市美学研究奠定总体性的理论框架与价值理念,而后者则可以提供诸多具体可行的科学范畴、理论方法与技术工具。

首先,马克思的城市社会与文化理论有助于我们透过现象去认识与把握本质。在某种意义上,城市不是一个使人喜欢的家园,不仅流行歌曲中有“城市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的感性倾诉,城市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也把“特大城市”看作是城市停止发展、走向衰竭的产物,认为它不仅在空间环境越来越不适合人们居住与生活,同时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中被彻底扭曲与异化。[13]甚至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也可以发现相同的体验。如马克思曾指出:“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14]恩格斯则在总结了资本主义大城市人际关系时指出:“所有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每一个人的这种孤独、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15]以城市文化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批判针对的也主要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文化工厂与市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由于在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源,因而在推动人类历史进步方向,其作用是远远超过农村与城镇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予以充分肯定的。如“……人口集中于工业城镇。……农业人口这种现代社会中最稳定最保守的因素正在消失,同时工业无产阶级正是由于现代生产的作用,在大城市中围绕着巨大的生产力聚集起来。”[16]如“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17]一言以蔽之,由于先进的生产力与进步的生产主体是大城市的产物,因而马克思才给予它们充分的肯定与高度的赞扬。

其次,对于大城市的肯定与辩护也是西方现代城市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城市本身的问题,特别是大城市在发展中往往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在西方1970年代曾一度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与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大城市将走向衰落。但实际上,“这在西方国家只是过渡性的临时现象,而非城市发展的主导和必然的趋势。……大量数据说明,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一直呈优先发展局面,尤其是在20世纪,大城市在完成竖向发展后,进入横向发展阶段,形成了大都市区和大城市连绵区或大城市带。这种大都市区化,是人口在一个更广范围内或是更高层次上的集中。”[18]在现实中也是如此,据20057月《超越大都市带:美国新“大都市带”地理扫描》调查报告,目前美国已出现10个大都市带区域(Megapolitan area),并且大都市出现了“成对”分布的新趋势。[19]这种成对状分布的新趋势表明大都市群自身在内在机制上更加完善,同时也意味着其发展与增长正在进入良性循环,衰落的可能愈加渺茫。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大城市理论更能代表城市社会学界对城市发展的理性态度。以医疗卫生为例,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曾指出:“城市曾经是疾病的最无助和凄惨的受害者,但是它们后来成为了疾病的最大的战胜者。所有的如手术、卫生、微生物、化学、电讯、公共卫生措施、教学型和研究型医院、救护车等等——不仅是在城市里的人需要这些,在城市外的人也需要这些来展开阻止人的早逝这场永不停息的战争——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大城市的产物;假如没有大城市,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想像的。”[20]她还特别强调指出:“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1]

由于农业文明传统、城市化水平低,以及在都市化进程中受益较少,“逆城市化”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界最喜欢传播的西方话语。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当代美学特别热衷于批判与否定城市文明的根源。但另一方面,这个“回归自然”的母题或深层结构,也使当代中国美学与现实世界越来越隔膜、无法交流与对话。如不少人都喜欢刻意宣扬“城市恶”主题,但无论在现实还是在学理上,这都是很不稳固或自相矛盾的。以现实生活为例,既然大城市如此不好,为什么无数的个体还那样迷恋它呢?实际情况是,城市尽管有恶的一面,但作为人类文明的更高发展形态,它同时也为个体提供了在乡村与中小城市不可想象的发展空间。对于当代中国美学而言,这在学理上又有必然性,由于传统美学理论主要是农业文明和工业社会的产物,其概念、范畴、方法与理论体系,是根本无法胜任解释与批判当代都市世界的美学理论任务的。这也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呼吁着都市美学的出场。都市美学的主要理论任务是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科学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审美经验,使当代人对审美愉快与生命自由体验的需要在熙熙攘攘的世界中得到真实的实现[22]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说“道路虽然拥挤,却是寂寞的,因为它是不被爱的”。这句诗也完全适用于城市。在快速的都市化进程中,如何尽可能地减少审美与心理异化,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和谐与全面的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对中国美学提出的最重要的当代性问题。以马克思的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为核心,辅以西方城市社会学、尤其是都市群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对中国古典与现代美学的批判继承中,努力建构一门面向经济全球化进程与社会的都市化现实的都市美学,是十分必要也是适逢其时的。只有更深入地融入与介入当今世界的都市化进程,当代中国美学才能再次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热土并发挥出更大更积极的作用,而不再仅仅是凭借对往昔的回忆和对现实卤莽的道德批判去证明自己悲哀的存在。

 

注释:

[1]刘士林:《都市化进程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

[2]刘士林:《中国诗学精神》,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101页。

[3]〔美〕舒斯特曼、曾繁仁等:《身体美学:中美学者的对话与论辩》,《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4]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295页。

[5]〔美〕马尔库塞等著,绿原译:《现代美学析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6]刘士林著:《苦难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7]〔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46节。译文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86页。

[8][9]〔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4页。

[10]刘士林:《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271页。

[11]刘士林:《超越粗放的文化消费方式》《解放日报》200545

[12]刘士林:《人是一根有情感的芦苇——〈诗经·蒹葭〉与中国民族审美情感的历史源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3]参看康少邦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219页。

[1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7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407~40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2-663页。

[18]王旭:《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解读》,岳麓书社2003年版,序言第3~4页。

[19]LangRobert E. Beyond Megalopolis Exploring Americans NewMegapolitanGeography 2005 http //www.m.i vt. edu/uploads/MegaCensusReport. pdf 2006-4-1

[20][21]〔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页。

[22]刘士林:《都市文化学:学科框架与价值基础》,《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原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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