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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异域男性作家视角中的美丽女性形象

朱美英 董成亮
内容提要 通过对两个不同国家里的两部不同文学作品中的两位美丽卖唱女形象的比较分析,从而揭示使二人遭受不同的物化、异化命运的根本原因所在:两国思想文化传统差异和两位作家的阶级差异、时代差异以及不同的思想根源差异。
关键词 《巴黎圣母院》 《水浒传》 爱斯梅拉达 金翠莲

  
  自古以来,人们一提起美丽的女人就会说“红颜多薄命”、“红颜祸水”。所以在文学的殿堂里便充满了祸妇、怨妇、毒妇、淫妇、贞妇等女人形象,如中国的妲己、潘金莲、窦娥……西方的海伦、美狄亚……举不胜举,繁不胜繁。她们一个个美若天仙,却往往是男人手中的一粒棋子,是男人们争夺、斗狠、发泄的一种手段、工具,是为男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是被作者有意或无意物化、异化了的美丽女性形象。笔者要谈论的爱斯梅拉达和金翠莲这两位美丽的女性形象就是如此。
  首先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二位女性产生的时代背景情况。《巴黎圣母院》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雨果早期的著名浪漫主义作品,反映了15世纪末期路易11统治时期法国封建社会末期下层人民的生活;而《水浒传》则是中国元末明初(大约13—14世纪)的著名作家施耐庵的代表作品,写的是中国北宋末年(大约12世纪)封建社会中晚期的下层人民的生活。两部作品都是反映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但两个世界里的人物在时间上却相差了三个世纪,且两个作家生活的时代差别也更是惊人,大约五六个世纪,作品外两个作家生活的社会阶级性质也是截然不同,《巴黎圣母院》是资产阶级作家视角中产生的作品,《水浒传》是封建主义社会作家视角中产生的作品。这两种社会阶级性质不同的作家写出来的女性形象便自然大有差别,且作品中的人物虽都是封建社会的,但由于一个是封建社会末期里的,且年代靠后了近三百年,况且公元15世纪正是当时欧洲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封建主义的压制而大肆进行文艺复兴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个则是封建社会中晚期的,年代久远了近三百年,当时中国正是封建皇帝一人称天、万民皆伏,大搞闭关自守时期,这就使二位女性形象又多了一层差异。但是不管情况如何不同,二位美丽的女性形象却都难逃被物化被异化的共同命运,只是被摆布的手段、方式、目的、过程、结果不同罢了。
  爱斯梅拉达是《巴黎圣母院》中的女主角,而金翠莲是《水浒传》中的配角。虽然一主一次,二人在各自的文中的作用却同等重要。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水浒传》的主题思想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那么《水浒传》中108个好汉是怎样被逼上梁山走上反朝廷的道路的呢?文中给他们每人安排了一个又一个曲折凄凉的动人故事,在几个主要人物如林冲、宋江、武松、鲁智深等人的故事里,女人是迫使他们不得不上梁山的致命的导火索,女人是他们的灾星。林冲因为娘子而得罪上司无处容身,武松因杀淫嫂而走异地,宋江因了阎婆惜而吃下官司,鲁智深好好的提辖官当着,因金翠莲拳打镇关西而流亡……这些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的女性是这些英雄人物前进道路上的一粒粒关键的棋子,必要经过她们、利用她们才能继续前进。百家汇评本《水浒传》前言第6页中写道“《水浒传》中的好汉们被写成一群具有特殊性格的人:与关心事业和家庭的常人不同,他们对这二者看得很淡,甚至可以说不在考虑之列,而女性的介入更可能造成对好汉精力和气质的损失。所以《水浒传》一再强调好汉们的‘一意打熬气力不亲女色’。”[1]从这段话我们可知道女人在这些英雄们面前根本不算什么,如果出现在他们的人生中,一定是以弱者、祸者而出现,一定是以好汉们的胜利品出现。缅甸社会活动家昂山素季说得好:“世界上没有一场战争是女人发动的,但总是女人和小孩是最深受战乱之苦的人。”男人们的好斗好战哺育了妇女和儿童们的弱小和可悲,好汉们的旗子只有插在女人和小孩的头上,然后践踏着他们的尸体,才能高高飘扬。这个道理就和堂吉诃德的骑士原则是一样的,要想成为骑士,就必须有骑士行侠仗义的对象,于是便有了堂吉诃德一系列的疯狂痴傻的举动:风车成了他要对付的魔鬼,牧猪女成了他要忠诚和保护的美丽的情人……那么在《水浒传》中,要完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好汉们”的英雄伟业,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们自然就只不过是他们英雄道路上的一种物品、一种障碍罢了。否则女人就只有像“母大虫”顾大嫂力大如牛,像孙二娘“母老虎”卖人肉包子,或作一代名妓李师师。《水浒传》里歌颂的就是那些英雄好汉人物,所以那些女性几乎全成了配角人物,金翠莲就是这样一个配角,她是鲁智深人生道路上一粒致命的棋子。
  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积极发起者、宣传者,为了与伪古典主义文学做斗争,1827年10月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了一条新的美学原则:对照。他认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滑稽怪诞在崇高的背面,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伴”。这条对照原则一直指导着雨果的文学创作。1831年雨果发表了《巴黎圣母院》,在其中,雨果将对照艺术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不愧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2]这则资料明确的告诉世人《巴黎圣母院》是应雨果的美学对照艺术原则要求而产生的,如何匠心运用这条美学原则?笔者认为作者选择的角度是别具一格的,他选择了在男人的世界里最易产生多事之秋的女人来作为全文的中心,以此中心来折射出她周围男人的灵魂的实质,爱斯梅拉达就是这个中心人物,因为她,作者把对照原则艺术运用到极致。克洛德、卡西莫多、孚比斯在她这面镜子的折射下形成了鲜明的美丑对照,使美的更美,丑的更丑。他们可谓照着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生动的演了一场好戏。难怪1831年6月27月歌德和爱克曼谈话中说:“这是完全违反自然本性的、毫不真实的 ,他写的所谓剧中角色都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一些由他任意摆布的木偶,他让这些木偶做出种种怪相来达到他所指望的效果。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3]
  由此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无论爱斯梅拉达还是金翠莲,她们生存的环境是非常被动的,命运的结局也是由不得她们自己来发展的。金翠莲虽然作了赵员外的妾,但这个“妾”的身份也只是为鲁智深以后当和尚铺好了道路,其还是逃不了被作者当作安插在鲁智深人生道路上的一粒棋子的命运。爱斯梅拉达就更悬乎,为了完成彻底摧毁克洛德这个丑恶人物的任务,爱斯梅拉达作为“最美”与克洛德之“最丑”一起灭亡了,完成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历史上“美丑对照”极致的光荣任务。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爱斯梅拉达与金翠莲都是封建社会里的下层人物,都出身卑微、在街上卖唱为生、美丽动人。都只不过是作者在文章中匠心布局的棋子,以帮助实现各自的作者在文章中所要表达的真正意图:爱斯梅拉达是作者“美丑对照”原则中的“美”的象征,金翠莲是作者反映“官逼民反”的主题思想时要用的的一粒棋子。这点笔者已在前面详细的分析过了。但二者虽然都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底层土壤里,由于各自的背景情况根本不同,所以二人又是截然不同的。
  爱斯梅拉达的美像火一样热烈、奔放,像天仙,像火精,烧疯了克洛德的情欲,点燃了石头样丑的、石头样聋哑的卡西莫多的沉睡的心,燃烧了在女人堆中生存的孚比斯的轻浮的派头……所有的男人都为她疯狂:“人群闪开,让出一条道路,走来一个纯洁、光艳照人的身影,她一路过来,男女都温驯地闪开两旁,她目光所及,他们那粗暴的面孔都容光焕发。”[4]
  金翠莲的美在文中着墨不多,只说了“虽无十分容貌,却有些动人颜色”,是那种中国古代传统的宁静的美,哀哀哭泣的美,素净的美,也是个美人。有文章中的内容为证:有钱人镇关西强行骗取为妾,后来又被赵员外纳为妾 ,且对她不差,否则赵员外就不会舍力帮助鲁智深了。既然有钱人看上了她,那相貌就不会差的。

  两个美色不同的女人,最后的结局也不同,爱斯梅拉达被绞死,金翠莲安居赵员外的妾的身份而安宁的活着。
  二人的性格也不同,爱斯梅拉达善良、热情、执着、坚定,无私的帮助诗人格兰瓜尔,搭救他的性命;为绑架她的仇人丑八怪卡西莫多送水喝;坚定热烈的忠于爱情,绝不向冷酷的伪科学家、毒害人们心灵的教士克洛德屈服。金翠莲老实、软弱,只知道哭泣,不过心地善良、知恩图报,如帮助鲁智深脱险。
  究其根源,雨果笔下的爱斯梅拉达生活在封建社会就要崩溃、资本主义就要获取胜利时期,又源出于具有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热情思想的作者雨果的心里,所以她已经初步具有了与资产阶级自由女神相似的一些特征了,她在文中自由、热烈、奔放,像一只无忧无虑的百灵鸟,使得一年四季躲在人群后吐毒箭的如僵尸一般的克洛德也为她疯狂了,他的欲望被她的热情的光芒燃放得膨胀到了极限,甚而胁迫她与他私奔,作为一个道貌岸然的教士来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所以人们总是认为美丽的爱斯梅拉达形象在法国的历史上是与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同在的:美好的吉普赛少女爱斯梅拉达是善良人民的化身,她的悲剧性的经历就是法国人民在封建统治下的一部苦难历史的缩影。爱斯梅拉达是美的同义语……是欧洲古典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最光彩夺目的美好女性形象之一,不但是故事中心人物,也处于这部小说的几何中心,在整个小说的结构上起着核心作用。[5]
  相比之下,金翠莲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做强大的垂死挣扎的时期,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无法发芽,蔡京、高俅之流对人民抓紧残酷迫害,与英雄人物水火不容,对梁山进行多次围剿,对方腊无情镇压,加上金翠莲又是深受中国几千年封建儒家思想影响作家笔下的人物,几千年以来,夫权、神权、族权三座大山压迫着中国的妇女们,足不出户、笑不露齿、“三纲五常”、恪守妇德……定在女人的言行上面的规矩是数不胜数。所以在男人的视角中,金翠莲遇到欺压后就只会哭哭啼啼,等待命运的安排,不像爱斯梅拉达那样进行坚决的反抗。这是二者由于阶级差别原因、时代差别原因、地域不同原因、文化传统差异原因等不同因素所造成的结果。
  因此,金翠莲在温柔、宁静的完成自己在文中的神圣使命后,便杳无信息的退到了历史舞台的后面,躺在“棋盒中”睡大觉去了,“棋盒”外战得昏天黑地的厮杀再与之无关了。用一段资料概括其使命:“看书要有眼力,非可随文发放也。如鲁达遇着金老,却要转入五台山寺,夫金老则何力致之于五台山乎?故不得已,却就翠莲身上,生出一个赵员外来。所以有个赵员外,全是作鲁达入五台山之线索,非为代州雁门县有此一个好员外,故必向鲁达文中出现也,要知都向前段金老所云‘女儿常常对他孤老说’句中生出来,便见员外只是爱妾面上着实用情,故后文鲁达下五台外,便有‘好生不然’一语,了结员外一向情分。”[6]说的是金翠莲遭镇关西欺负后,是鲁达仗义打死屠户,且资助其一些银两,使其逃生后得以嫁给了赵员外,赵员外便舍力帮助鲁智深以谢他救助金翠莲之事,梁山上也便多了一个“旱地拔杨柳”的大力和尚英雄好汉。
  而以爱斯梅拉达为中心的美丑对照圈也凄凉、哀婉、悲惨、生动、胜利地完成了其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历史上为“美丑对照”美学原理服务的神圣使命,他们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爱斯梅拉达的形象是永不磨灭的,当人们站在庄严的巴黎圣母院外时,眼前就会不由自主的浮现火一样和山羊跳着漂亮的舞蹈的爱斯梅拉达来。
  当然这两个美丽的女性形象在各自的作者心里的份量上又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看出来。14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后,资产阶级迅速发展,经济、文化、妇女的地位在19世纪的欧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妇女越来越受到重视,雨果是个人道主义进步作家,一生都在为法国人民的进步而奋斗,从《雨果传》我们看出其一生都尊敬女人,如对背叛他的妻子阿黛尔的原谅,对忠于他的情人朱丽叶特的热烈的爱。雨果对“妻子”和“情妇”这两种妇女典型的双重爱护,反映了他的实际生活处境和思想状况。他正是一方面把炽烈的爱情奉献给朱丽叶特,一方面又尽可能地维持着阿黛尔作为妻子的尊严。[7]所以在雨果的笔下,作者对爱斯梅拉达充满了深深的同情,也对她注入了深深的爱,正因为如此,爱斯梅拉达这个形象才光彩夺目、生动感人。尽管歌德说她只不过是木偶,但全世界的读者对她的热爱完全可以与对歌德的绿蒂的爱比美。作者通过对爱斯梅拉达的同情,无情的抨击了以克洛德为首的邪恶教会势力和路易十一统治的黑暗,充满了无限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深受中国封建儒家思想影响的施耐庵生活在公元14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切还非常闭塞、专制,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权、神权、族权这些概念就是在当代中国人的心里也还根深蒂固,何况在一介儒士施耐庵的视角里,几千年来,这些概念就是和中国女人一起生存的,所以施耐庵笔下的女能人虽有,但却是“母大虫”顾大嫂、孙二娘“母老虎”式的;至于林冲娘子、金翠莲恪守封建道德的本分原本是她们的本色,但在梁山好汉的面前,这种本分就一钱不值了,反而成为他们英雄事业道路上的绊脚石;潘金莲、阎婆惜等则是遭千人万人唾骂的淫妇了。可见老实、本分的金翠莲在作者的眼里就只是一个渺小的弱者、可怜虫,只是他的那些英雄人物鲁达、林冲被逼上梁山时作者要用到的棋子,作者通过描写金翠莲的遭遇来颂扬鲁达的英雄豪气,来表现人民被逼造反的中心思想。至于金翠莲本人则是微不足道的,作者字里行间对她倾入的感情也更是微不足道,很是客观化,就像对待一个物体似的。其凄惨的嘤嘤哭泣声也只是为引出鲁达来打死人命触犯朝廷法律从而走上反朝廷的道路。所以在代代中国人的心里:梁山好汉是真英雄,潘金莲是大淫妇,孙二娘是“母老虎”。而对金翠莲就没有印象了。
  由此观之,封建文化的历史悠久绵长,会积淀出厚重、忧郁、脆弱、细腻、实在的文化传统形象,而激进、开放、自由的资产阶级文明却扫荡着封建文化的腐朽、酸臭,显示出自己的独特的粗放、潇洒、豁达、缥缈的文化形象特征来。爱斯梅拉达与金翠莲就是很好的榜样。
  
  注释:
  [1][明]施耐庵著,郭皓政辑评,陈文新审订:百家汇评本《水浒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2][法]雨果著,管震湖译:《巴黎圣母院·雨果文集总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3][5][7]张英伦著:《雨果传》,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第236页,第287页。
  [4][法]雨果著,管震湖译:《巴黎圣母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6][明]施耐庵著,金圣叹批评:《水浒传(上)》,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回,第40页。
  

  
原载:《现代语文》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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