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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文化心理论略

王峰 黄莹
内容提要 与居于北方黄河流域的中原人相比,居于南方长江中游的楚人具有特殊的文化心理:楚文化在初兴之时,居于从属地位,是处于外围的边缘文化,楚人被称为“楚蛮”、“蛮夷”,这使楚人从不以中华正统自居,也从来没有文化优越感和排他性,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生机;世居两湖、江汉地区的自然环境为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提供了汩汩源泉,由此也造就了楚人狂傲冲动的心理特征;荆楚神秘巫祀文化,使楚人从神灵信仰中获得了力量,并由此形成了达观的文化心理。这些文化心理,至今仍然顽强地保存在湖北人身上,体现出楚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 文化心理 楚文化 中原文化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古代文明是由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黄河的中原华夏文化和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长江中游蛮夷的楚文化,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精华,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环境的差异,与中原人相比楚人具有特殊的文化心理。

 

一、蛮夷本色———开放

 

楚文化是在长期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它在初兴起时与中原文化相比,居于从属地位,是处于外围的边缘文化。楚人在文化上与中原同源,楚人的远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先祖重黎亦曾为高辛氏火正,号为祝融。自熊绎受封,建立楚国,就已经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当时楚是江汉间小国,在文化上与中原不一致,受到北人的轻视,北方诸侯常以文明者自居。《诗经·小雅·采杞》中说:“蠢尔荆蛮,大邦为仇。”《礼记·曲礼下》云:“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春秋》亦云:“用夷礼,故曰子。”而《国语·晋语》称:“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时因“楚为荆蛮”而“故不与盟”。《孟子·滕文公》云:“南蛮,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春秋公羊传》又云:“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诗经·商颂》曰:“维汝荆夷,居国南乡。”《左传·成公四年》载:“楚虽大,非我族也。”《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伐随时云:“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人敝甲,欲观中国之政。”楚文王亦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由此可知,楚人自先秦起就被称为“荆蛮”、“楚蛮”、“蛮夷”,这种民族特性对文化心理影响深远。

当时的中原文化模式,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即以王室为天下共主,按照尊卑亲疏和内外远近划分政治地理区域,其中贯穿着强本弱末、恩威并施的统治政策,体现着“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的政治原则。在经济上,这种制度由于“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国语·鲁语》),使得中原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在政治上,由于诸侯有帮助天子征战的义务,因而大大加强了天子对诸侯四裔的统属关系;在思想意识上则更牢固地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观念。中原作为天下的地理、政治、文化中心,不但自身在固有的物质文化基础上向前不断发展,而且以其先进的文化向四周辐射扩散,吸附和征服四方邦国和民族,不断扩展旧有文化圈的地域范围。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共主”的统治方式导致了文化心理上的定向趋势,即中原地区获得了一种睥睨四夷的优越感。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不以中国从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这种文化价值判断不仅流行于中原,而且普及四夷,得到普遍的心理认同。地处夷夏之间的楚国自然受到这种社会普遍心理的影响,产生自卑情绪。所以费无极说:“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与争。”(《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地偏处南方一隅,山林众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人的生活习气,刀耕火耨,生活艰难;地域上处于中原外围,文化上又源于中原,具有从属性,在与中原诸国的交往中备受冷落,楚人内心充满了自卑。“不与中国之号谥”虽是骄横之辞,也有自卑之心。然而正是这种文化自卑情绪刺激了楚人开放的文化心理,奋发图强,以达到自强于天下的目的。

正因为楚人从不以中华正统自居,所以楚文化也从来没有中原文化那样的中心辐射的优越感和排他性,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一面北和诸夏,“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史记·楚世家》);一面南抚蛮夷,联合巴、越、等少数民族。正如《左传·襄公十三年》中所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这种“南下抚有蛮夷,北上以属诸夏”的发展道路,是在与蛮夷杂处的现实环境和服务中原王朝的现实需要下逐渐形成的。楚人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生机。开放融合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楚人的这种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子“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的思想都要先进。楚先民从中原南迁到江汉蛮荒之地,身处于土著荆蛮中间,为了生存必须与当地的荆蛮和相邻的蛮夷友好相处。长期的共同生活,使楚人与他们建立和睦的关系。《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武王熊通说:“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可见楚国当时的民族政策非常开放和兼容,很得民心,蛮夷因而“皆率服”。同书又载,熊绎五代孙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可见,楚人在江汉地区一直是深孚众望的。楚王熊渠的“奄征南海”的活动,得到了江汉间蛮夷的拥护和支持,征服了南方的大片地方,颇有些顺应民意的意味。从史籍中看,楚人也从来没有流露出像中原文化那样的对蛮夷的极端鄙视和仇恨的心理,所以能够开明地、迅速地“奄征南海”,将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发展成为几乎拥有南土半天下的赫赫大国。也许正是因为楚文化在学习中原文化的同时,融入到了蛮夷之中,在激烈的文化碰撞中,显示出极强的兼容性,所以表现出博大而又开放的文化心理。就像拥有蛮夷族鲜卑血统的唐代君主一样,兼收并蓄,呈现出极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当代研究地域文化的学者根据地貌特征将地域文化概括为河谷、草原、山岳和海洋四种类型,认为河谷文化内聚力和包容性突出、草原文化流动性和外向性强,山岳型文化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而海洋文化则以开放性和冒险精神为特征。中原文化大体是山岳型文化,而楚文化则显现出明显的河谷文化特色,具有强烈的内聚力和包容性。直至今天,在南楚故地的湖北,楚人的后代仍然像祖先一样被称作“蛮子”,在发达的交通条件下接受、欢迎各种思潮。武汉也不像北京和上海那样排斥外地人,而是以仿佛谁都能融入进去的小市民社会而著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文化心理的继承。

 

二、浪漫主义———冲动

 

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与世居两湖、江汉地区的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受自然环境影响的社会环境有关。

南朝著名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就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祥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山地之民近悍,江湖之民近黠。对于南北文化的差异,当代地质学家周昆叔强调环境的因素。他说:“北国有粗犷豪放的人民和古朴深沉的文化;南国有圆通灵敏的人民和轻灵秀美的文化,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差异?不可否认,北方坦荡的黄土高原和南方山回水转的环境对人类性格陶冶和对文化特点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可以说,人及其人创造的文化是植根于环境中的,是环境起了重要作用的杰作,是环境的效应。”[1]7楚地山峦起伏,林木葱葱,大江奔流,细川潺潺,时而云遮雾绕,时而晴空万里,此种绚丽多彩、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观,为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提供了汩汩源泉。除了民族不同、地域环境不同外,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之间还有经济生活的差别。显然,北方中原是旱地农牧经济;南方楚地是水稻渔猎经济。这些不同,带来了两者文化心理的明显差异。如中原人重礼制、重理性;楚人则重人神共位、重感性,并富于浪漫色彩的幻想。

《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精神上的追求。此外,也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傲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的压抑,形成了楚文化浪漫冲动、热烈奔放的生活情感。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文化,无论娱神娱人,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饮酒是浪漫气质的表现,楚人非常重视酒在祭神与助兴中的功用,酒后的狂放是生命力的展现,楚人的个性与活力在这里得到了自由的舒展。楚人与乐舞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楚歌抒情的意味特别浓厚,《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音乐是楚人生命中的一个部分,楚歌虽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分,然而都极具震撼力,上自士大夫,下至田夫野老,都有歌舞的雅趣。楚人充沛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使楚文化的艺术遗存无不呈现出造型清秀、韵致俊逸、色彩富丽、线条流畅的风貌。楚人崇拜太阳,崇拜大火,喜爱亮丽的红色;向往日出的东方;楚人尚鬼,好祀,崇巫,喜卜;楚人爱细腰,女子婀娜多姿,男子则轻剽好斗等等,都可以用楚人耽于幻想、富于浪漫气质寻求一个确切的解释。与中原文化相比,念祖、忠君、爱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处,但中原文化偏重礼法,楚文化偏重情感;楚文化中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神合一、力求浪漫,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力主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浪漫冲动的性格一方面能够革故鼎新、锐意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在建国初期,楚人就发明了“楚式鬲”,还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而兼之,使自己的矿冶水平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并创立了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在楚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楚人敢于打破陈规,向自认为不合理的事物挑战。熊渠封儿子为王、熊通自称武王,还有楚庄王的“问鼎中原”均属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本是楚人的一种性格,最后升华为以敢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但另一方面,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也造就了楚人狂傲冲动的心理特征。楚人的狂傲和冲动是人所共知的,因此遭到儒者的非难。早在孔子时就有楚狂人“风歌笑孔丘”,一个“狂”字,把楚人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班固就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班固《离骚序》)。楚人的狂傲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楚人的自卑心理,超越自我的愿望使他们重视自我的存在,自我是他们首先关注的对象,正因为这一点,楚人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楚人的性情在他们的生活中处处表露出来,这种生活方式又强化了楚人冲动与狂放的性格。屈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期望能“乘骐骥以驰骋兮”、“令凤鸟飞腾”(《离骚》)。项羽更是以刚愎自用、轻狂傲慢闻名。司马光也曾在奏折中写道:“闽人狭险,楚人轻易。”(《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确实如《礼记·王制》所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学者们在研究时也发现,不同的地区有着不用的文化心理特质。李淦的《燕翼篇·气性》则将天下分为三大区域:“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2]259其区域划分虽粗,但描述习俗民情却十分形象,似乎正好对应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不同的文化心理。

司马迁曾这样评价楚地楚人:“其俗剽轻,易发怒。”(《史记·货殖列传》)直至今天,湖北民间还有着动不动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民俗,人们也习惯把湖北人叫“九头鸟”,表现着狡黠、强悍、变化多端等种种特点。武汉人也以脾气大、容易毛躁著称。楚人的文化心理深深积淀在楚人心中,传承千年仍表现在衣食住行、自娱自乐、思维想象等各个方面。

 

三、神秘巫祀———达观

 

德国19世纪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中,分析了地理条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人的活动、发展和分布受到了地理环境的严格制约,自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一个民族应该居住在命运所赋予的土地上,他们服从法则,必将死于这块土地”[3]19。他把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总结为四个方面:直接的生理影响;心理的影响;对于人类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支配人类的迁徙及其最后分布的影响。他在强调地理环境决定着人类活动的思想的同时,也承认人类意志的力量和人的无限创造力。楚地特殊的地理条件产生了强烈影响着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的神秘巫祀文化,在心理上也产生了达观的态度。在氏族社会里,巫一向具有很高地位。中原文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以礼制的名义保留了一些形式。而楚人在对神灵的坚定信仰中获得了力量,这种力量也使他们形成了达观的文化心理。

楚国故地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大量泥沙的淤积,形成了肥沃的冲积平原———江汉平原。在古代,这里就是“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因此,无论是在春秋还是战国时期,楚国都是富强繁荣的大国之一,“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墨子·公输》)。至今长江中下游各地,仍被誉为鱼米之乡。楚由“族”发展为“国”,国由小发展到大,历经800多年。曾被中原人称作是“荆蛮”、“南蛮”的楚国处于一个“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汉书·地理志》)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之中,并在社会风俗、思想传统与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不曾像中原地区那样“经过严格的‘礼’的教化”,而是都要比中原地区“较为浓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会的许多传统”[4]349。跟同期中原各国比,楚国大量继承了氏族社会的风习,受宗法制度和礼教观念的束缚较少,显得比较宽容和开明。这种状况在政治制度上业得到了体现。张正明先生考证,楚国的的政治体制,其前期有着浓厚的原始社会组织的痕迹,后来发展为农奴制为主体的政治体制,这与同期中原地区的奴隶制国家有一定的区别[5]427,在文化心理上也因而表现出更富有自由的想象和激越的情感,从而成为神秘巫祀文化发展的沃土。

荆楚繁茂的丛林、纵横的江河、广袤的原野以及多民族杂处的神秘的生态环境,孕育出楚地先民崇尚自然、敬畏鬼神的传统意念。楚人信鬼、崇巫、好祀,他们生活在充满神奇传说的地方,飞翔的大凤、熊熊烈火都是崇拜的对象,楚人的精神就来自这原始的冲动、神奇世界带来的原动力。楚先民“民神杂糅,家为巫史”(《国语·楚语》),《列子·说符》中云:“楚人鬼”;《汉书·地理志》记载,在楚国,从宫廷到民间,历来“信巫鬼,重淫祀”。王逸在《九歌序》中也说过:“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在《楚辞》那里,我们更能看到一个与巫风关系密切的神话世界。屈原作品《九歌》中保留着对自然多神祟拜的遗迹,《离骚》等作品中,也能够看到其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大量承袭和运用。在民间,古来荆楚卜居建宅,均要“前门植桑,后苑种竹”;生儿育女,历来互馈“竹米”;寿诞生辰,必要种树、“放生”;行事动辄求神问卜。还有流传千年不衰的跳丧舞等,无不蕴涵着对鬼神的敬畏。就像元稹的诗中所描述的:“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元稹:《赛神》)楚人尚鬼、崇巫、淫祀、好卜,虽有迷信落后的一面,但生活中的这种浓烈的神秘气息,不仅形成了楚人思想和行动上的特立独行,同时也体现了楚人达观的一面。其中,既蕴含着人们宽厚善良的本性,也为楚人在兴邦建国的艰难历程中提供了乐观的精神力量。

南方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自由随意的烈烈巫风,使得楚人遇事能随遇而安,听天由命。所以楚国的狂人接舆才会说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样乐观积极的话。对此,梁启超的认识最为深刻,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道:“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馀欲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继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6]18这“达观”二字确实道出了楚人的文化心理。楚地少有中原诸子那样的逻辑严密的抽象说理文章,即使像《老子》《庄子》这样的哲学著作,也焕发着诗化的形象的光辉。在最能体现楚文化思想的老庄学说中,处处闪烁着达观的精神力量。在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和对鬼神的顶礼膜拜的同时,楚人形成了独特的人生哲学。由于从柔弱中来,楚人创造出一套柔弱胜刚强的哲学,如鬻子曰:“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老子·二十八章》)置之死地而后生,从绝望中寻找和相信希望,正是楚人乐观精神的写照。在庄子看来,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人也不例外,“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正因为他执著于这样一种“通天下一气”的观念,自然就对死亡抱着一种十分浪漫达观的态度。“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做到像庄子这样旷达?他的人生观,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在湖北长阳、五峰至今仍然因袭着为亡灵“击灵鼓、唱歌、跳舞”的跳丧习俗,更体现了楚人喜欢率性而为、达观向上的秉性。就像今天湖北籍作家池莉在作品中形容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要活好!

总之,在一般人看来,所谓的历史,只有到史书或博物馆里去查寻,才能触摸到远古的气息。长江流域孕育出的古老文化———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楚文化的物质文明大多虽已消逝在历史的灰烬之中,然而,对于那些记录着人们生活方式和心灵节律的文化心理,却只要一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就会发现。许多千年前的文化习俗,至今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闪耀在我们生活当中,这就是文化心理的魅力,这就是楚风楚俗的神秘奇诡之处。这些积淀的文化心理,仍然顽强地保存在湖北人身上,体现出楚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周昆叔.环境考古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2]李淦:燕翼篇·气性[M]//檀几丛书·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金其铭,张小林,董新.人文地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4]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5]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湖北通史:先秦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

 

[作者简介]

王峰(1963-),女,湖北五峰人,土家族,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土家族文化研究;

黄莹(1981-),女,湖北孝感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7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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