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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之新与旧

孙宜学
   《性格与文化:论东方与西方》[美]白璧德著 孙宜学译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欧文·白璧德(IrvingBabbitt,1865-1933),是崛起于20世纪初的新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但相对于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何“新”之有?

    人文主义源自西方文化的原点:古希腊,并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第一次扩张与普及,自此,对个人自身发展的关注,对个人潜能的发掘,对个体幸福的追求和肯定,成为各种人文主义思想一致的核心。

    白壁德承认文艺复兴是个人主义的第一次推进,但他认为文艺复兴忽略了人文主义自希腊时代起就包含的规训和纪律之意。文艺复兴无限夸大了人性的要求,导致了人欲的泛滥;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也不是调和人性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完全将自然等同于人性。虽然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古典主义思潮试图复兴古希腊文化中的这种节制和理性,以理制欲,但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主流,却是不可遏止地趋向与科学相伴的物质主义的日益泛滥,尤其是到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现代社会,人性似乎如脱缰野马,无止境地将世界拖向堕落的深渊。正是出于对这种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人类迷途的紧张,白壁德等新人文主义者才逆流而上,以拯救人类文明为己任,提倡新人文主义,力求以传统文化标准规范现代文化,拯救世界于“水火”。

    白壁德认为现代社会有两种主要的破坏力量,一种是始自培根的功利主义,强调知识就是力量,人依赖科学定能胜天,认为解决人类生活问题的主要手段是科学和功利主义,实际上就是扩张人征服自然的力量;另一种是卢梭所引发、很多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的浪漫主义,标榜人的自然情感的神圣性,实际上过度强调了个人情感扩张的合理性,无视社会和道德规范,尤其是作为浪漫主义旗帜的“回归自然”观,危害最大。白壁德认为卢梭所代表的这种人道主义的一大缺点是赋予人类一种乌托邦梦想,并据此获得一种虚假的自我意识,一种沾沾自喜的自我满足感,进而希望改变社会结构,却忽视了人真正的道德追求。白壁德认为这两种力量都忽视了对人最至关重要的道德自制,因此,卢梭是感伤的人道主义发起的文学、社会和宗教运动的罪魁祸首,“卢梭不仅仅是浪漫主义的先驱,他还是浪漫主义的完整体现”。(“拉辛和反浪漫主义的反动”,见《性格与文化》,以下引文同)

    白壁德最难忍受的,是卢梭的人性善思想。“卢梭……不是谴责个体的罪恶,而是谴责社会的罪恶。”(“帕斯卡”)“卢梭确立的新的二元论——性本善的人和社会机构之间的二元对立——不仅要以社会学取代神学,而且怀疑任何形式的旧二元论。”(“卢梭与宗教:我相信什么”)在白壁德看来,卢梭确立的这种二元论使人人都将自己看成是社会的受害者,从而造成社会的动乱,而毫无节制的自我解放,则释放了人的自私意志,从而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而代之以仇恨和自私,甚至连美国人的日趋平庸白壁德也都归罪于卢梭。面对人类文明的“天敌”卢梭,文明的卫道者白壁德自然誓将与之针锋相对,一决高低,并终生把卢梭当作最大的敌人。实际上,白壁德的名望也总是与对卢梭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他或许也是最著名的卢梭批评家,为此甚至有人专门画了一幅漫画讽刺他,画上的白壁德趴在地上,揭开被单,窥探卢梭是否藏在床下。

    针对卢梭的自然人性论和性善论,新人文主义确立了自己的人性二元论,即认为人自身存在着理性和欲望、高级自我和低级自我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自律、克制、道德约束。而现代社会的混乱,就是因为内在克制的减弱。白壁德求助于东西方伟大的传统和经验来确立一种普遍的标准和价值体系,力图恢复人文主义传统,以道德和文化的力量救治现代社会的混乱与危机;他激烈地抨击了泛情人道主义和科学人道主义,批评想象的过度放纵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呼吁节制情感,恢复人文秩序,通过自律、克制来达到个体完善。因为白璧德等人提倡的这种人文主义是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解放运动,特别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反动与批评,它和古代人文主义在理论主题和对象上明显不同,因此冠名为新人文主义。

    但是,虽然白壁德反对浪漫主义想象的放纵,但并非否认想象本身。他也强调艺术必须是想象性的,只不过这点少有人注意,或者被有意忽视了,因为他更强调艺术除了有审美价值,更要有道德深度;艺术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对人的行为和生活观都会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因此不可不节制。在当时的思想和文化气候下,这种观点颇让很多人不适。另外,白壁德也绝不是毫无保留地捍卫传统。他自称为“现代人”,并认为现代性代表了一种进步,只不过他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一种批评个性,即把经验性的证据作为批评的基础,他称之为“实证的和评判的人道主义”。

    白壁德所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缺陷是很明显的,其中最致命的一点就是把社会的混乱归因于知识和文化,而忽视了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根源,并且将道德的力量夸大到不可信的地步;另外,白壁德对卢梭及浪漫主义的批评虽然击中了要害,但显然也陷入了他一直力避的“过度”的泥沼,打破了自己所倡导的平衡。《性格与文化》一书在证明了白壁德知识广博的同时,实际上也再次证明了他只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者、综合者和发扬者,而并不是理论创造者,“他没有任何新奇的学说,他只是发扬古代贤哲的主张。实际上他是‘述而不作’,不过他会通了中西最好的智慧。”(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文学因缘》,文星书店,1964年版)白壁德的价值,也许只是在人心不古的世道面前竖起了一面延续了传统的人文主义旗帜?也许在将来,人们只会将白壁德作为卢梭的批判者而铭记,但他为追求人类文明的繁荣和人的道德完善所付出的努力,毕竟已经在人类文明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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