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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价值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伍世昭
内容提要 文章运用文学价值学、美国文学理论家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和刘若愚艺术过程四阶段理论,结合中国20世纪历史文化境遇和西方文化、诗学的影响,对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社会政治意识、精神启蒙、审美感悟、语言形式、学理认知诸价值取向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总体考察,为学界深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问题提供了逻辑起点和理论框架。
关键词 文学价值论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

文学理论批评这一概念,据黄曼君先生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的释义:

文学理论批评是在特定文学观念指引下的文学活动,它包括文学本质规律的反思,文学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作家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的阐释、评价和规范活动……。另一方面,文学理论批评又是一种运用概念、逻辑来描述、阐释、评价文学现象的理论活动,对于生动的文学实践来说,它具有抽象性、超越性,应该纳入科学体系性的理论思维框架之中。(1(P4)

从学理上来说,文学批评应该包括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批评和文学理论批评,但约定俗成的理解告诉我们,文学批评仅指前者;而文学理论批评应该仅指文学理论家、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象的批评。比较而言,黄曼君先生对文学理论批评的解释比起约定俗成的理解,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和逻辑性。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理论在为文学批评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还处于理论建构与实际批评交融的运动过程之中,其探索具有更强的实践性、易变性和不确切性,而文学理论作为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实践的已然总结,则具有理论的纯粹性、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切性。

文学理论批评是在特定的文学观念指引下的文学活动,其价值取向是文学观念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关于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观念的关系,党圣元在《论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规定性》一文中说:文学价值观念包含在文学观念之中,是文学观念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文学观念……从价值与事实区分的角度来看,可以大体上分为价值观念和非价值观念两个部分。其中非价值观念这部分,是关于文学本体及其规律、趋势的整体性认识……。而价值观念这部分,则是关于文学的作用、意义,也就是关于文学价值的观念性认识,它是文学接受主体基于自身需要对于认识对象好或坏、值得或不值得、期望什么或拒绝什么之类的评判……。凡文学观念都有特定的价值所指,而文学价值又无不有一定的观念所依。所以,在实践中,它们往往相互渗透,相互转化。(2

根据党圣元的说法,我们可以将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定义为理论批评家在从事文学理论批评时,所涉及的关于文学作用、意义、功能的观念性认识,它对理论批评家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批评起着导向作用。根据文学观念与文学价值观念相互联系的特点,本文在考察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时,将越出文学价值观念的概念边界,适当地探讨一些总体文学观念层次的问题。

 

一、文学价值论与文学价值存在的主客观依据

 

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可以借鉴美国文学理论家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和刘若愚关于艺术过程四阶段理论。在探索概括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构架的背景上,阿氏提出了艺术四要素的共时性概念结构图式:宇宙作品作者读者他认为这一图式可概括所有文学批评理论:或强调作品与宇宙—世界的关系;或强调作品与作家思想感情及心灵特征的关系,或强调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或将艺术品看作一个独立自足的统一体,以其自身存在形式所固有的标准来检验。他指出,一个严肃的批评家在承认上述四种关系存在的同时,他还必须特别地注重某一种关系。(3(P5)阿氏在这里点明了各种文学理论批评切入文学现象的视角。依据阿氏这一图式,刘若愚提出了艺术过程四阶段理论,他认为艺术过程应由下述四阶段组成:宇宙影响作者、作者创作出作品、作品影响读者、读者反作用于宇宙。而每一阶段两个要素之间关系的性质便决定了批评家特定的文学观念。当一个理论批评家的专注点在作品本身时,他的切入角度有以下几种可能:或强调创作技巧,或注重文学的审美特性,或关注文学的语言形式,或将文学(作品)视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一定的观察视角亦会带来一定的文学观念。(4)阿氏与刘氏的理论建基在对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大量考察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的研究是有启发的。但他们的理论并没有讲清文学本身何以具有可供不同理论批评家从不同角度加以考察的价值丰富性和多重性,更没有讲清不同的理论批评家何以选择不同的观察角度,从而形成相应的文学观念。为了说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引入文学价值学理论。

20世纪法国拉皮埃和德国尼古拉·哈特曼创立“价值学”以来,价值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科学领域,道德、艺术、美学、宗教、经济、政治等统归属于“价值科学”,而价值则成了人文科学的基本范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尽管研究的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如价值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等等,但极大地丰富了价值理论的思想资料,为探索人文科学的价值理论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价值是物化了的社会劳动,因而是客观的。另一方面“价值”又是主观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主体能力即“本质力量”,是价值实现的主观基础。他指出:“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5(P125)他还说:“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6(P79)音乐本身所蕴含的价值潜能只有相对于“音乐的耳朵”才能实现为现实价值意义。总之,“价值”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按照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文学价值作为一般价值中的特殊价值,也必须置于主客体关系中加以研究。首先,文学作为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客体,其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带有客观必然性。在这里,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观点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是文艺家的社会劳动创造了文学(作品)的价值。这种凝结了创作主体的道德观、情感、认知能力、审美感悟、价值判断、实践经验的精神劳动,由于满足了创作主体及创作主体背后的多方面精神需要,因而作为创作主体创造的艺术客体,其价值先在地存在着。按照文学价值学的观点,文学是一个综合性价值系统,是由人们的多重艺术需要决定的:这里既有普遍需要,即审美需要,具有人类性;也有特殊需要,如政治、科学、伦理、宗教等趋向实际功利、学理认知的需要,具有历史具体性。这种种需要通过创作主体的创造性劳动物化于文艺作品中,转化为文学的特殊价值与普遍价值。作为客体的文学艺术作品既存在着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的以个人意识为依据的审美价值,也有着满足社会需要的以普遍意识为依据的政治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认识价值等等。各种价值相互渗透,构成了文艺的多重价值整体。文学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作为对广阔生活的一种特殊把握方式,其价值远不止审美价值可以涵盖。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诸种文学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无疑是审美价值,其他价值处于从属的地位。这是由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决定的,离开了文学审美特性,文学就不成其为文学。前苏联著名美学家列·斯托洛维奇对此亦有过恰当的说明:“艺术可以具有许多意义:功利意义(特别是实用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和建筑)和科学意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但是如果这些意义不交融在艺术的审美冶炉中,如果它们同艺术的审美意义折衷地共存并处而不有机地纳入其中,那么作品可能是不坏的直观教具,或者有用的物品,但是永远不能上升到真正艺术的高度。”(7(P167)因此,不管批评或欣赏主体选择确认文学的何种价值,他必然会同时注意到文学的审美性,因为他知道,离开了这一点,他所确认的价值是无从实现的。

创作主体带着各种艺术需要创作出文学作品客体,鉴赏批评主体亦带着各种艺术需要,从作品中择取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存在。文学主体的价值存在尽管是客观的,有着客观必然性,但是离开了主体的需要,离开了主客体关系,价值就始终处于晦暗不明状态,无法由价值潜能转化为现实价值。说文学价值是主观的相对的,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1.隐含于文学中的各种价值潜能有待于主体的发现,方能转化为现实价值,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文学的价值不能成其为对象;2.“价值不是真理”,价值和价值评价尽管不排除理性认识和逻辑判断,但在很大程度依赖于主体的情感经验,文学的价值评价与选择具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情感性,文学价值的实现依赖主体的能动性;3.文学价值评价与选择主体由于价值尺度、审美标准、功利目的、情感经验、趣味爱好、艺术需要乃至生存环境、文化氛围、时代境遇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需要说明的是,主观条件、艺术需要相似的理论批评家有可能选择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在文学功能的认识上有大致相同的看法,这是由社会历史的复杂因素决定的,带有客观必然性。

 

二、文学批评“相位”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多元价值取向

 

文学价值论较好地解释了文学价值的多重性和文学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为研究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取向提供了理论前提、逻辑起点和方法论基础。当一个理论批评家的主观条件、功利目的、审美追求、历史境遇和他的艺术需要现实地相因成形时,必定有其观照文学对象的特定视角,我们将这一特定视角称之为“相位”。[1]按照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和刘若愚艺术创作四阶段理论,我们可以看出理论批评家观照文学的如下相位:宇宙—作家—作品;作家—作品;作品—读者—宇宙;读者—作品;文学(作品)本身。每种相位的前一因素决定影响后一因素。宇宙—作家—作品相位把作品视为宇宙影响作家、作家作出反应的结果;作家—作品相位将作品视为作家主观精神的外射;作品—读者—宇宙相位着眼于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随之对宇宙带来的影响或改变;读者—作品相位意在强调读者对作品存在、价值、意义的决定性作用,文学作品本身相位强调文学的意义在于其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一定的相位带来相应的价值取向。但某些相位因前一因素所指有异,则会呈现一些复杂情况,如在宇宙—作家—作品相位里,当宇宙分别指作为“万物的唯一原理和万物存在的整体”的道或人类社会时,其价值取向前者为形而上的,后者或为决定论的(作家对宇宙—人类社会的显现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或为模仿的(作家的显现或反映是有意识的)。而在文学作品本身相位中,则存在着一些亚相位:或强调创作技巧,或看重文学的审美特性,或关注语言形式,或将文学作品视为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体。不同的亚相位亦带来不同的价值取向(如果认为只有形式才是文学作品的意义所在,其价值取向便是形式主义的)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总体上既有文学之外的功利价值、认知价值的诉求,也有文学自身内在规定性和审美价值的坚执。这当然与理论批评家观照文学相位的差异有关。但由于中国自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特殊遭遇,更多的理论批评家自觉不自觉地择取“作品—读者—宇宙”相位作为看取文学的视角,更为关注文学之外的社会功利价值,期望以文学为手段唤醒民众,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难,实现民族国家的自立与强盛。因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贯穿20世纪,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流价值取向。在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向。一是将文学视为政治革命的手段,旨在通过政治和社会的改变,拯救民族危难,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强盛;一是将文学视为思想革命的手段,旨在通过个体和群体思想的改变,提升民族的精神素质,实现民族国家的全面复兴。前者我们称之为社会政治价值系统,后者称之为精神启蒙价值系统。就主要倾向而言,执着于前一种价值取向的理论批评家主要有梁启超、茅盾、钱杏邨、成仿吾、洪深、瞿秋白、郭沫若、艾青、毛泽东、周扬、邵荃麟、陈涌、秦兆阳、张炯、雷达等,坚持后一种价值取向的理论批评家主要有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胡风、钱谷融、巴人、李泽厚、刘再复、王元化、王富仁、钱理群、王晓明、汪晖等。

由于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家常常择取“宇宙—作家—作品”相位以观照文学。这一相位将文学作品视为宇宙影响作家、作家作出反应的结果。理论批评家虽然看到了作家反应的特殊方式(如形象思维、审美性),但其宗旨则是作家的创造能否与客观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生活取得对应,因而真实性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常规标准。这种观念导致了两种结果。1.由于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取得了对应,是真实的,于是文学被当成了知识的来源,文学是否有价值,要看读者是否能从作品得到教益、收获知识,所谓“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所谓文学的认识作用(价值),指的就是这种价值观。2.由于作家的反映是真实的,可以与广阔的社会生活比照从而加以确认,于是作品便成了科学认知的对象。理论批评家往往从科学实证的角度把握文学,文学理论批评在思维理路、语言表述、入思方式、论证模式、学科体系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革,表现出与传统文学理论批评迥异的现代性特征。我们将这一价值取向称之为“学理认知系统”。就主要倾向而言,坚执于这一价值取向的理论批评家主要有王国维、胡适、余上沅、吴宓、梁实秋、钱钟书、李长之、陈铨、何其芳、陈瘦竹、严家炎、钱中文、谢冕、杨义、陈思和、刘小枫等。

从文学作品本身看取其价值存在,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家观照文学的另一个相位。这与西方唯美主义思潮、形式批评理论、结构主义学说及中国审美主义理论传统的影响有关,强调的是作品的自性,即文学的形式创造和审美力量应该达到的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给读者带来形式自足感和审美愉悦,而无意关注作品之外的其他功能。由于前述中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特殊遭遇,文学本身相位常常处于被遮敝状态,其价值取向亦相应地受到遏抑,仅在20世纪初、末两端呈现出活跃态势。站在文学本身相位观照文学的理论批评家强调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其价值取向由此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偏向:一是强调语言形式的自足性及对文学存在的根本意义,一是重视文学的审美特性及给读者带来的审美感悟。前者我们称之为“语言形式价值系统”,后者则称之为“审美感悟价值系统”。就主要倾向而言,前者包括李金发、穆木天、刘呐鸥、张爱玲、袁可嘉、唐湜、洛夫、王蒙、郑敏、吴炫、陈晓明、李劼等理论批评家,后者包括王国维、宗白华、欧阳予倩、闻一多、朱光潜、李健吾、侍桁、沈从文、童庆炳、苏雪林、南帆等理论批评家。

社会政治价值系统、精神启蒙价值系统、学理认知价值系统、审美感悟价值系统、语言形式价值系统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价值取向,都是对文学客观价值属性的体认,在常态上没有好坏高下之分,都有存在的合法性。由于上述五种价值取向是对文学客观价值属性不同方面的体认,因而它们都有相对的独立性。诸价值取向之间的相关性,首先表现在它们都涵盖了文学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表现方式,区别仅在于社会政治价值系统、精神启蒙价值系统、学理认知价值系统将文学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表现方式作为实现其外在目的的中介。理论批评家之所以以文学为手段,正是看到了文学以情感人、形象生动、优美动人、富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而语言形式价值系统和审美感悟价值系统则将文学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表现方式视为文学的自性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规定。其次,受时代影响,这一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语言形式价值取向与审美感悟价值取向,除个别理论批评家的理论批评外,从来就没有像西方理论批评一样走极端,陷入语言形式、审美自性本身而不能自拔,而总是处于“入”与“出”之间。当他们强调“有意味的形式”时,形式指向了意味;当他们倡导以审美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时,审美导向了终极关怀。“能入”而“能出”,这一特点与社会政治、精神启蒙、学理认知价值取向无疑是相通的,区别也仅在于前者的功利目的是彰显的、直接的、现实的;后者的价值指向是隐晦的、间接的、超越的。上述五种价值取向所涉及的理论批评家是就主要倾向而言的,而实际的理论批评活动则要复杂得多。有的理论批评家并无固守的价值准则,在选择某一主导价值取向的同时,可能并不拒斥他种价值取向(如胡适、陈思和、刘小枫等);有的理论批评家则在长期的理论批评实践中,其价值取向和理论主张发生了明显变化(如郭沫若、茅盾、周作人等);有的理论批评家则由于学养深、才分高、涉猎广而成为多种价值取向的肇始者(如王国维)。因此,在我们的探讨中,有些理论批评家和他们的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重要理论主张必然会在不同价值取向系统内出现。

 

参考注释:

[1]“相位”原是物理学术语,《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8卷第556页对此的解释是:“在波动中,某点在最后一次通过参考(或零)位置后,完成一个周期的分额。”“相位的概念也适用于诸如波和振动物所经历的简谐运动。”张荣翼《文学批评学论稿》一书将这一概念运用于文学批评的研究,以探讨本来可用“角度”来说明的批评的视角问题。在他看来,“相位”与“角度”是一对可混用的概念,之所以使用“相位”而非角度,一是突出运动的观点,二是强调其整体相关性,三是它包含运动过程方式的含义,可以引入从同一角度但由不同方式来考察文艺问题。本文也在这一意义上借用的。

 

[参考文献]

(1)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2)党圣元.论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规定性[J].学术研究,1996(3).

(3)[]M·H·阿布拉姆斯.镜与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导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苏联]列·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

原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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