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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研究与中国”研讨会纪要

黄卓越等
内容提要 [编者按]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编辑部、《差异》编辑部和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主办的“英国文化研究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于6月29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英国文化研究的概念与重要性、英国文化研究学科史中的具体问题、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英国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意义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此稿为研讨会发言整理稿。

重申“英国文化研究”的概念

 

    黄卓越(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首先欢迎在座诸位专家学者参加今天的研讨会。这也是国内首次以“英国文化研究与中国”为主题的研讨会,希望一直关注、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老师们能借此机会交流一下各自的工作心得。从大的背景上来看,文化研究在我国发展非常迅速,与中国文学研究及其他各领域的研究形成深度交涉;在国际上,文化研究也正处在极度泛化状态,似乎文化问题发生在哪里,文化研究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甚至于那些过去无法纳入文化范畴中去的研究领域,如城市、区域研究等也都被归入到了文化研究的版图;文化研究的形态越来越多样化,卷入的国家也越来越多。面对国际学术界文化研究泛化的趋势,“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的问题会不断有学者提出,需要我们做出解答。而回归“英国文化研究”这一相对确定的学术实体,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文化研究”的学科概念,包括其学科系脉、伸展逻辑等,并提供一个可参照的历史性坐标。

    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学术界对英国文化研究的介绍和了解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在上世纪末就有学者开始着手编辑英国文化研究方面的资料,北京的学者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等都有一些学者积极参与到这个进程之中。北京语言大学在五年前开始为研究生开设英国文化研究课程,05年正式启动年度性的“BLCU国际人文论坛”。去年的活动主题是“文化研究的多元阐释”,邀请了托尼·本内特、约翰·斯道雷等来主持讲座。今年被邀的主讲者有费瑟·斯通和斯各特·拉什等。今天我们大家聚首一堂,重开英国文化研究的话题,其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希望各位专家就本会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金惠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差异》杂志主编):纵观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的潮涨潮落,其荦荦大者,当属德国的现象学、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和英国的文化研究。它们均有跨学科、跨国界的广泛影响,且自成独立一脉的效果史。若往前追溯,亦各有承接,来路正大。然此三者于中国知识界之接受却甚有不公。如所周知,海德格尔早已是显学,德里达亦出尽了风头,而同样重要的英国文化研究,却一直暗淡在“海德”等大师的阴影下,它甚至还淹没在“文化研究”的众声喧哗之中,有声音但并不显得怎样特别。

    今天我们倡导研究作为一个思想学术流派的“英国文化研究”,不是为了在知识学意义上补阙拾遗,也不是因为个人兴趣上的喜新厌旧,而是源自于我们“阐释中国的焦虑”。当代中国现实正在经历着一个急剧的转型,对此以往的阐释框架大多不是陈腐不堪,就是鞭长莫及。例如,对于媒介文化、视觉文化、消费文化、多元文化、亚文化或反文化、全球文化、文学的边缘化、政治的道德化,等等,都不可能直接地从现象学或法国后结构主义那里得到答案,或者说我们要绕很多弯子以后才能有所发现,而这些却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文化研究非常成熟的主题,对我们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理论其实并不都是灰色的,关键是看能否接通生活。英国文化研究阐释生活的激情,很值得我们理论界去学习和借鉴。

    张华(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英国文化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之后,我们确实有必要回过头思考到底什么是文化研究,或者说英国文化研究的特点在哪里?英国文化研究和欧陆的德国、法国不一样,理论相对较少,更注重的是经验和实证,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传统是思考普通百姓对生活的反映和生存状态。我曾在2004218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一篇名为《伯明翰学派何去何从?》的文章,其中也谈到这个问题。

    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在20026月就关闭了,原有的十一位教师中还有四位继续留校任教。我去伯明翰大学访问宗教与神学系时,曾采访了一位留在该系的老师Gargi Bhattacharyya。通过与Bhat-tacharyya女士的交流,我发现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虽然解散了,但文化研究依然鲜活。仅就伯明翰学派本身来讲,有人说它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也有一定理由,但它所开辟的文化研究理论方法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目前这样一个充满全球危机的现实处境下,我们更需要用伯明翰传统来继续思考普通百姓的生存问题。

   

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脉与问题

 

    金惠敏:在追溯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史时,人们通常把雷蒙·威廉斯祭奉在先驱者或开拓者的牌位上,然而就威廉斯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又很难将其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或“典范”,因为对于“文化研究”其态度从来是游移不定的,甚至也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我们知道,他倾力于打造一个物质性的、民主的和大众的“文化”概念,而另一方面却是,他从未真正地走出过利维斯主义的思想阴影。“在他的著述中艺术家始终是被赋予特权的”,或者说,“对于艺术实践在形成共同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始终是赋予特权的”。这种“文化唯心主义”,即“假定一种精英的文学性文化跨越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而对所有生活形式都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和魅力”,即使不能完全解除他的“文化唯物主义”,至少也使其不再显得那么首尾一贯了。简言之,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鼻祖,威廉斯并非同时就是它的笃志不移的践行者。

    英国文化研究之最终蔚成一大思想学术流派,我认为,应当归功于斯图亚特·霍尔之卓越的思想才能和组织领导才能。在《Sage文化研究词典》中有这样的评论:“如果有哪一单个的人与文化研究作为一特别的研究领域之发展最相等同,那么这就是斯图亚特·霍尔。”在被列入“思想大师”丛书的《理解霍尔》一书,作者则干脆说:“斯图亚特·霍尔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一个人就是一个学术流派,如胡塞尔之自认为等于现象学一样。其实说霍尔就是“文化研究”,已经不止是“英国文化研究”了,一点儿都不虚妄。霍尔个人的知识轨迹就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演变史,从“英国的”文化研究到“国际的”文化研究,霍尔不是别的什么,他通体都是“文化研究”。这是与半截子“文化研究”的威廉斯最根本的不同之处。

    注意,威廉斯并不把“文化”作为纯粹的即“唯物主义”的生活,它还必须是那保证此生活得以进行下去的一个所谓“方式”(way)。例如在区分“工人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时,他提醒,理解“全部的生活方式”,不能只是局限于“住房、衣着、休闲时尚”等“物证”层面,由这等表面现象观之,工人阶级正在与资产阶级趋向一律;而应当着眼于他们之间“关于社会关系之实质的相互对立的观念”,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个人主义。且不论这种区别是否正确,对我们极有启发的是,他在暗示,所谓“方式”就是“观念”,就是“意义”。生活本身不是“文化”,而惟有生活的“方式”即其“观念”、其“意义”才能使生活升腾为“文化”,但它又必须落实为生活的形式,否则就回到了“文化唯心主义”。作为“英国性”(Britishness)之外部的霍尔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的定义在英国发生了重大转折,即“文化”不再是“文学”的“文化”,不再以“文学”为其精髓、标志和圭臬了。这里如果说“文学”是单一性的话,那么“文化”则是多元的和混杂的。利维斯主义没有错,只要它不将“文学”与“文化”等同,不用“文学”来要求“文化”。如今漫步在伦敦最繁华的商业区如牛津街,很难见到什么英国人,就像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没有什么北京人一样。在英国的现实生活中,“文化”已经取代了“文学”。如此看来,霍尔作为外乡人在英国本土于“文化”上的成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

    霍尔的著作正在被陆续地引进中国,但对他的研究迄今还非常匮乏,更不要说整体的评价了。如果我们借助麦克罗比的眼睛(见其《文化研究的用途》,2005),那么霍尔对文化研究的贡献可以归纳为:第一,开创了媒介研究的微观意义政治学;第二,通过对撒切尔主义的评论提升了文化在构造社会中的作用;第三,提出了“在异之同”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

    曹莉(清华大学英语系教授):目前我正与几位老师共同进行一项题为“剑桥批评传统”(Cambridge tradition of criticism)的国家课题,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理查兹(I. A.Richards)、燕卜逊、利维斯和雷蒙·威廉斯,而其中有三位学者应隶属于前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ultural Studies Cen-ter)。金老师谈到了英国文化研究创始时期的两位大家,我想在他的基础上再向上追溯,简单介绍一下几位剑桥批评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第一位人物理查兹是英美新批评的奠基者,在文学理论领域的成就无须赘言了。而在文化方面他也作出了贡献,他曾受英国教育部教育董事会委托参与撰写重要的文化档案《纽波特报告》(Newbolt Report),其中主要论述文学教学在大学人文教育中的作用。

    燕卜逊则系统地发展了理查兹的语义分析法,留下了如《含混七型》(Seven Types ofAmbiguity)等影响深远的文学理论专著。而大量资料显示,燕卜逊后来的研究一方面继续关注文本,另一方面也非常注意挖掘文本的社会文化内涵及文本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文学的文化批评新领域,他本人则成为了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从文本批评走向文化批评的一个中间环节。

    利维斯一直是极其重要又颇受争议的人物。剑桥的批评传统正是从利维斯开始发生了新的转折,即由文学的文本批评走向了道德和文化批评。值得一提的是,不论考察剑桥批评传统还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时候,都有必要重新进行历史性追溯,实际上可以上溯到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将文学视为传承伟大文化传统的载体的这一命题。利维斯的道德批评与文化批评思想一直深深影响着大学的文学教学和人文教育,并与阿诺德的文化理想一起成为抵制功利主义技术至上的思想武器。

    第四位雷蒙·威廉斯是文化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批评倾向和文化观念与理查兹、利维斯等人多有不同,但也绝非没有渊源和继承。目前国内许多研究倾向于将威廉斯与利维斯对立起来,似乎威廉斯就是关注大众文化而利维斯就是提倡精英文化。这样黑白分明的对立是否真的存在呢?社科院的王逢振老师曾撰文,认为还有必要对威廉斯“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这一观点进行重新思考和挖掘。就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看,其实威廉斯并不是排斥精英文化,而是认为精英文化应该成为普通大众也能够消费的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今天大众文化向精英文化步步紧逼的情形下,我们更需要对“共同文化”这一概念重新思考,不能简单地将威廉斯的思想定性为批判精英文化、提倡大众文化,而缺少批判性地看待大众文化的生存状况和影响。威廉斯的“共同文化”,与利维斯追求的亲和的、理想化的“有机共同体”(organiccommunity),在强调对文化加以甄别和建设这一方面具有一致性,二者都是在构想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结构和生存状态。我们的课题着重关注的不仅是威廉斯对利维斯批评思想的反叛,还将包括继承。利维斯之于威廉斯,既是思想资源亦是挑战对象。

    最后还想指出的是,我们这个课题从学术史的角度重温和阐明由理查兹、利维斯等人开创和传承的剑桥批评传统,希望能为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理论的焦虑、批评的式微、学术的浮躁、想象力的缺乏等问题产生一定的纠偏作用,也能够为英国文化研究学科史的梳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黄卓越:学术界对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脉认识存在着一定的模糊之处,后期的情况也不清晰。从大的方面讲,比如国内有笼统称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也有称为“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显然是不能简单等同的。比如我们可以将默多克及后来进入学术界的汤林森、费瑟斯通等归入英国文化研究中,但他们无法纳入伯明翰学派的谱系。霍尔、达维·莫利等这些至今还活着、活跃着的学者,他们前期的工作属于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不能就此而以为,至今还存在着一个有确实意义定向的伯明翰文化研究。

    因此,也就有一个如何确定伯明翰学派分界的问题。对伯明翰学派的界认,除了一些发生于其间的事件,最关键的还是要对之做理论定性上的判断,即找到它作为流派的话语逻辑,以便能将之与后来其他的英国文化研究现象区别开来。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在其发展的几个阶段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概念,比如“文化”、“意识形态”、“阶级”、“大众文化”、“霸权”等等,形成了流派表述的一个意义簇。究竟其中的哪些概念为其特有,从而导致了其与英国文化研究这一总体性思潮的分野,的确还是需要认真梳理的。

    伯明翰学派的转折(同时也是它的衰落)最终发生于80年代后期,即所谓的“新时代”(new times)的出现,当然,其中许多的理论要素在这之前已经出现。这里至少对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是新时代最重要的理论标志是什么,以便我们可以借此判断正在消失中的伯明翰学派的属性。二是一般学者实际上是将“后现代”与“新时代”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那么也就有了一个继续解释英国文化研究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后现代性问题的登场,使得伯明翰的模式难以为继,并为更多样化的文化研究所取代,从此以后,文化研究的历史,也就从以伯明翰为代表的研究,过渡或转型到了广义上而言的英国文化研究的阶段。

    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化研究领域中电影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分析对象,我想从这一角度切入议题,谈谈电影批评与文化研究在学科领域、学科建制方面的关系。

    诞生于上世纪初的电影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并不长。早期的电影研究在学科上属艺术研究领域,早期的电影批评家则基本按照生产程序来进行批评实践。比如从表演、道具、灯光、布景等分门别类的生产技术角度来进行分析,每一具体板块都有其专家,因此当时的评论实际上完全是电影生产过程的评论。直到60年代之后,电影评论走出了艺术院校的专业领域而进入了泛文化领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符号学、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从60年代至80年代,文学评论家几乎垄断了整个电影批评,这使得电影批评落入既不被文学院校也不被艺术院校承认的尴尬境地。这个阶段电影批评存在的普遍问题是,文学出身的评论家往往将电影作为一个故事处理,只注重情节层面,而未进入电影制作与编码过程去分析电影镜头和电影语言。所以泛文化时期的电影评论更多是将电影仅视为非语言的、用影像表象的故事来解读,故事的情节和戏剧性发展过程成为电影评论最核心的对象。

    但随着电脑技术的进步更新、DVD等影像产品的普及,晚近的电影评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帮助了非艺术领域的学者、非电影制作环节的评论人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更深入地对电影语言进行分析,使今天的分析进入到了对电影每一个镜头的细分。像电脑抓图这样的技术就使得对镜头的分析可以变得非常细致。在这样的条件下,电影批评的文化传统非但没有消失,各种文化理论如符号学、精神分析等的应用反而得到加强,以一种更显性的方式得到使用。也就是说今天电影的批评文本更倾向于以电影镜头、电影编码过程为主要分析对象,而逐渐淡化了概念先行、理论先行的批评趋势,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电影的文化批评实践则无疑更加深刻、更加有力。

    汤斯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我的研究专业并不是文化研究,因为最近看了汤普森和阿尔都塞等学者关于文化研究的一些著作,所以想谈谈我读书时思考的问题。阿尔都塞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英国文化研究领域,学者对他有比较严厉的批评,认为他过于强调意识形态。但我认为在他早期的书《保卫马克思》(For Marx)中实际上强调了结构的内在矛盾,他谈到意识形态也是有矛盾的,比如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是多样的,虽然它们服务于统治阶级,但意识形态机器之间是可能产生矛盾的。

    英国文化研究提出了“agency(能动性)这样一个重要概念,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批评,因为agency说明可以产生反对统治集团的社会群体,说明意识形态理论是不全面的。不过我认为阿尔都塞的矛盾概念其实已经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了,不一定要用agency来解释。而agency这个概念本身也存在问题,提出agency的学者并没办法解释反对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权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思考阿尔都塞与英国文化研究,以及与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articulation(接合)理论间的关系。

   

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

 

    赵国新(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英国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文化特色,这与其起源和发展均受到马克思主义以及新左派运动的思想塑造关系非常密切。民族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对英国社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法西斯崛起及苏联成就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等等,让整整一代英国知识分子开始倾心于马克思主义。不过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直到50年代仍然以苏联的正统阐释为全貌,对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进展所知不多。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60年代成为《新左派评论》主编后,译介了大量西马理论,如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和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等等,此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才真正突飞猛进。80年代,佩里·安德森甚至认为英国已出现了由马克思主义所主宰的公共领域,即马克思主义已经在英国的大学、媒体和大众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英国文化研究出现在50年代的英国,这既离不开来自社会历史等外在因素的触动,又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相关。二战之后欧洲资本主义空前发展,社会福利制度建立而贫苦现象减少,阶级界限日趋模糊;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贯穿了整个社会生活并塑造了民众的言谈举止、行为方式等等。人文学者由此开始思索这些复杂的文化症候产生的原因和影响,而单一地从文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出发,都无法进行全面解答,因此急需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给出全面合理的解读。50年代新左派的出现是战后英国文化格局中的另一亮点。不同于战前的旧左派,新左派不再想从政治、经济角度改造资本主义,而是更多地关注文化问题,通过探讨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分析在工人阶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流行文化,从中发掘出抵制中产阶级主导意识形态的政治手段。正是新左派的思想和主张促成了文化研究的兴起并决定了伯明翰文化研究社会批判的性质。

    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了文化研究在英国体制化的开端,中心的工作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每个时代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都有不同的关注问题。60年代,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工人阶级文化趣味与生活方式;70年代重点关注媒体研究和青年亚文化研究;80年代种族问题和女性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就方法而言,中心的批评实践在80年代之前受过“文化论”和“结构论”两种范式的支配,70年代,葛兰西理论的引进逐渐淡化了结构论反人文主义的倾向。

    《仪式的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是60年代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代表著作。战后西方年轻人苦闷厌世,为了挑战中产阶级道德规范而故意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如奇装异服、举止轻佻、殴打同性恋、袭击有色人种,他们被冠以如光头仔(skinhead)、男阿飞(Teddy)、摩登派(moderns)等等外号。这本具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倾向的著作,从社会史视角出发,揭示了上述现象产生的经济、文化背景:经济繁荣带来的消费资本主义、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团解体、一贯持有的清教式思想崩溃、家长对子女的约束作用逐渐降低等等。不过青年们的反抗仅具有象征性、仪式性意义而没有产生实质性颠覆作用。当时中心的批评家和学者却倾向于强调青年亚文化的颠覆性力量,视之为革命性力量,带有某种民粹主义色彩,这正是当时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弱点。60年代末以后,中心的媒体研究不再关注媒体所蕴涵的审美和道德意义,而是全力关注媒体的社会意义,凸显它的意识形态内涵,考察媒体在塑造社会共时方面的功能。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强调社会结构对媒体接受的影响,认为观众对媒体的理解和接受受到意识形态、支配关系以及社会话语霸权的制约。

    9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迅速淡化,尤以苏联解体为重要的实际指标,社会批判锋芒锐减,文化研究的学院化色彩越来越浓厚,抗争行为更多成为自我标榜意味的仪式,成为纯粹学术谋生手段。实际上这已经偏离了五六十年代文化研究出现的初衷。因此,如加拿大的帕米拉·麦考勒姆等学者呼吁,“在21世纪,为了保持它原有的批判锋芒,文化研究应该重新审视70年代文化研究中突出的阶级观念”。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正如赵老师所言,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关系非常紧密,特别是文化研究与产生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阶级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是文化研究整个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问题。许多新“左”派理论家正是文化研究的创始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初期的文化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一种质疑、反思的态度。在草创时期,威廉斯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论模式表示了不满;斯图亚特·霍尔也在《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中批判了“经济化约论”,将文化看成社会生活本身而政治经济是构成要素。可见,在早期,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继承。

    7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中发生全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趋势。这里的偏离对象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生产主义的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这三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特色,但却恰恰是这三者受到质疑。

    质疑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民粹主义对生产主义的挑战,以费斯克为代表,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葛兰西转向。结果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批判,特别是对其以生产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批判,同时也扬弃了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主义、悲观主义的立场。费斯克的主要观点是强调消费的重要性,强调消费者的能动性,强调消费过程比生产过程更重要等等。

    第二个是来自于女性主义者、黑人学者对阶级分析方法的反思和质疑。70年代末伯明翰内部就有对阶级论方法的反思,重要文献包括《妇女们有意见》(Women Take Is-sue)、《帝国反击》(Empire Strikes Back)等,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站在性别身份或种族身份的立场上,认为文化研究忽视了性别政治与种族政治,对于以阶级为核心的方法进行了质疑。

    第三个是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对于“阶级”这一宏大叙事一直采取质疑态度,有些信奉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甚至宣告“阶级已经死亡”,认为阶级分析方法已经过时,阶级分析的方法已经很难解释身份政治、生活政治等问题。

    但到了90年代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反思的反思,否定的否定,质疑的质疑。在这里仅介绍几个主要人物的观点。

    首先是吉姆·麦克盖根(J. McGuigan)在《文化民粹主义》中对文化研究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化、非政治经济学化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主要针对费斯克),认为文化研究在今天的深刻危机就是将自己的关注点狭隘地集中于消费,没有将消费置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系统之中。他提出解决之道在于将文化研究重新放入政治经济学框架中,重新关注生产,否则文化研究很可能与现存的剥削和压迫力量结成同盟。他特别反感费斯克那种廉价的乐观观众理论,认为这是英国文化研究批判性丧失的标志。

    其次是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韦伯斯特在《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学科边界》(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andDisciplinary Boundaries)一文中,分析了社会学界、文化研究界为什么会产生对于马克思主义模式的质疑,他总结的原因是:1,随着职业白领化,越来越以信息为基础,阶级分析的固有模式已经捉襟见肘;2,劳动力的女性化和女性主义思潮的传播;3,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消费热情高涨,导致理论界对消费的关注越来越强烈,而阶级分析的方法主要是关注劳动、关注工作而不是关注消费,所以说传统的方法仅仅擅长于对生产进行分析;4,传媒迅速发展以及符号领域的扩张,使得生活方式和消费主义的话语变得很流行;5,和阶级身份关系不太密切的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也导致阶级分析模式的边缘化。以上种种潮流汇集之后的共同趋势是,强调文化相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强调文化不能通过传统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如“生产”、“阶级”来解释,强调社会关系有许多新的形式是不能用阶级关系或生产来分析的。文章中还指出民粹主义趋势的危险:“反对经济还原论”走过头就变成对于没有任何革命意义的所谓的消费中的差异的庆贺;对消费者创造性的过于乐观导致忽视社会结构对于消费者的控制;对观众快感的赞美导致对于最肤浅的文化产品的随意肯定等等。

    第三是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Garnham)。加汉姆在文章《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Cultural Studies)中也着重谈论了这个问题。他提出“只有在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桥梁重新建成之后,文化研究的事业才能成功推进”。他之所以使用“重新”一词,是因为他认为文化研究在开始时就是关注阶级问题的,就是工人阶级抵抗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学术上的兴趣是次要的,而对政治的兴趣是最重要的,后来文化研究的偏离阶级实际上是对文化研究初衷的一种背离。他在文章中还强调,种族关系、性别关系相较于阶级关系,在当前依然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身份政治过分地夸大了性别、族性等维度在塑造人与人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时的重要性。传统马克思主义固然对这些维度比较忽视,但是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又走得太远,也就是说他们将性别、族性等维度强调夸大得太过分了。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十分有启示性的。在今天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权力关系之中,到底哪个是最重要、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力量?我觉得还是积极力量以及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阶级关系,塑造群体认同的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应该还是人的经济地位。比如在西雅图反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人出于经济地位、经济诉求而走到一起。这对中国本土的性别研究和族性研究都很有启发性。

   

英国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意义

 

    马海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文化研究有“做”文化研究和“研究”文化研究之分。所谓做文化研究,就是对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文化文本的意义及其表达方式进行分析、批判和揭示,这时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实践行为。所谓研究文化研究,就是将文化研究本身当作观照研究的对象,对它的属性、元素、结构、原理甚至它的历史和影响进行分析、辨识和总结。总的来说,现在已经成为国际性学术潮流、也已经引起中国学界强烈兴趣的文化研究,是首先出现在英国并在英国经过充分发展,然后向各大洲扩展传播的。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引进的学术品种。一个品种被引进,是由于它能满足本土的某种需要。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要一个引进品种能够在我们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必须对它进行适应新的社会文化条件的改造,而要取得这样的效果,我们自然首先需要对引进品种进行研究,获得了解。这就构成了我们今天以英国文化研究为中心议题的总体动机和意义。

    英国文化研究或英国的文化研究目前仍然是一种非常活跃的实践行为,是一支进行态当中的实践力量,是国际范围内的整个文化研究的一个部分。然而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将原生态的英国文化研究离析出来,使之成为一个观照对象。按照这一思路,甚至不妨将英国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围划定在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至1979年斯图亚特·霍尔离开中心之间。即使这样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仍然构成了一个庞杂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太多的分析议题。在面对众多分析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通过对材料的实证分析和研究,了解英国文化研究的产生及其内部的范式转换的历史逻辑。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回答文化研究为什么最早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问题,才能看清文化研究开始全球旅行、踏上其他国土之后发生的必然性衍变,也才能对文化研究进入我国之后的有效实践做出自觉的选择。其实,一种具体历史意识无论在研究文化研究时,还是做文化研究时,都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譬如说,有了这种意识,我们就未必会紧跟着一些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的“激进”转向而转向,也未必会跟着一种反对文化研究学科化和体制化的西方声音而行事。

    陆薇(北京语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关于英国文化研究,我本人并不是像马海良教授所说的那样是在正面地“做”文化研究或者对其进行“研究”,我对文化研究的介入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是教学,二是将其方法运用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中。下面我就这两方面的情况做一简单介绍,求教于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

    首先,我本人给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二年级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文化研究导论”的课程,使用的教材是英国的五位文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于2003年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的英文教材《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在这门课上我和学生以研讨班的形式对文化研究中的许多课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关于文化的各种概念,以及文化与时间、空间、身体、再现、经典文学、大众文学和视觉艺术以及哲学、社会和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使学生有机会从一些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对中、西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从一些全新的角度进行分析,透视其中包含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帮助他们掌握文化研究的方法,对专业课中所学的一些文学作品做新的理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讨论,学生们逐渐显示出了很好的问题意识和自觉的研究欲望,他们开始对一些大众和通俗文学、文化作品进行分析,从中读出了这些作品流行的重要原因。如有的学生开始关注斯蒂文·金的流行小说中的一些严肃主题(如“救赎”的主题)和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重大命题(如社会对人的体制化作用),从而合理地解释了这些文学、文化产品深受大众喜爱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些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经典作品进行了重读,从问题入手,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行了重新阐述,如对《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阶级问题、上层建筑在对经济基础做出反应时出现的滞后现象做了一系列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其研究成果十分令人欣喜。

    其次,在我本人的研究中,我也一直在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少数族裔美国文学,特别是华裔美国文学进行研究。我一直坚持认为,用传统的文学阅读模式来阅读少数族裔文学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用的,因为它们在阐释这些多少带有“演现”(performativity)性质的文学文本的丰富性与多义性时多少会显得贫乏无力。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呼唤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同式阅读”,而是阿尔都塞所提倡的那种“症候式的阅读”。它要求我们要像福柯那样,对文学文本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钩沉,深入冰山一角下的潜文本,挖掘其中不易为人察觉的细节,探究只有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才能洞察的一些问题。在我的研究课题中,有对华裔美国文学中“沉默、恋物、物读”等现象的解读,有用“模拟、含混、杂糅”的后殖民理论对“易装”(crossing)所带来的身份混杂对权力的消解的分析,有对“胃口的政治”意义上的“食”与“性”现象的探讨,有用福柯的反叙事策略对少数族裔叙事话语的剖析,有对华裔美国人集体无意识的“种族的忧伤”精神分析式的阐释,还有对少数族裔文学对主流文学史的改写与文学经典重构的思索,等等。无一例外,这些都是文化研究的方法所带来的成果。从以上的教学和研究中我的一个深刻的感受是,文化研究将文学研究放入了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密切相关的宏大语境之中,它有效地消除了经典文学与大众文学、高雅文学与普通读者、文学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使读者深切感受到了文学与文化的“无用之用”(鲁迅语),对文学和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对人的塑型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这些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这些都大大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文学、文化研究深入、细致的开展。

    汪民安(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前面发言的老师都谈到了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主要从经济主义的角度,而英国文化研究则主要是从文化主义角度出发,两者不能互相取代。

    从文化主义角度来说,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意义”(meaning),对于意义的解读或协商正是英国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对“意义”的强调与“葛兰西转向”是有密切关系的。在此之前英国文化研究主要借助于阿尔都塞的理论,强调的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于人、事物和意义的整体性控制,经过葛兰西转向,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强调了“协商”理论。他们认为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施加的控制不是完满的、独一无二的、严丝无缝的;恰恰相反,统治集团必须不断通过符号、社会表达、文化表述,使自己统治的意义与被统治集团协商。因此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便有了一个中间地带,在此,双方可以互相沟通、协商,互相妥协,从而使被统治者同意统治者的观点,使统治合法化,使臣服具有合理性。葛兰西转向使对文字文本和社会文本的意义传达的理解变得复杂多样化:意义不是绝对单一,相反,它可以进行多种阐释,可以通过意义进行协商,意义不再是单一的宰制性、支配性的意义。这一思想与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有相近之处。从中我们发现,对于统治者或作者试图去控制、影响、支配他者所发出的意义,可以提出抵抗。这就是霍尔在这两者基础之上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统治者、文本生产者或信息发出者,他们可以发出一个符码、编织一个符码,可以进行一个文本的编码;但读者、消费者或接受者可以对文本的意义进行逆向的解读,可以抵制文本的意义,抵制作者的意义,同时他可以与作者协商、商谈而将意义放在一个折中的状态去处理;另外他还可以完全同意统治者的意义,受其支配。因此,实际上存在三种阅读或解码的方式:抵抗式、协商式、宰制式的阅读方式。霍尔的“编码/解码”成为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一篇经典性论文,而对意义的解释就此也变得高度复杂化了。

    作为对今天会议主题的回应,我想借助“编码/解码”理论来对中国的媒体进行一个具体分析。就拿最近很轰动的黄健翔解说事件为例吧。毫无疑问,黄健翔那引起轩然大波的三分钟的解说是他自己写作的一个文本、编制的一个符码。首先最明显的是,这个符码与中央电视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对立的。中央电视台有其一贯的编码策略、编码技术和其一贯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手段,其标准是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符合常识、政治正确、声音圆正的高度机构化、制度化的修辞方式。按照黄健翔的职业、地位和身份,他的解说本应归属于中央电视台这一套符号编码,但在这偶然的三分钟之内,他却完全变成了中央电视台机器编码的逆反,完全抵制了体制性编码。因此黄健翔自身的编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央电视台编码机制的解码,又以一种解码的方式为自身编制了一套意义符码,这是从黄健翔与中央电视台的关系上来分析的。

    黄健翔的编码技术和意义的表述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用叙事学的说法,第一是他的修辞行为、叙事行为或符号学所言的“能指”行为:他的叙述行为是激动甚至歇斯底里的嚎叫,用事后的人们评述是“海啸”;第二是他的叙事内容或符号意义上的“所指”:他喊出了让人目瞪口呆的“意大利万岁”、“伟大的马尔蒂尼”、“澳大利亚完蛋了”等(激进的)话语。无论是黄健翔的叙事行为本身或其叙事内容本身,都完全与中央电视台的编码机制和惯例相对立,而在他的解码性的编码同时,又对观众施加了他的意义:所有收看了那场直播的观众都马上接收到了他发出的信息,这个信息包括叙事内容与叙事行为两个方面。

    观众作为一个消费者、作为意义的接收者,又是如何解读黄健翔在叙事行为和叙事内容这两个层面的意义的?就网络上的情况看,观众的态度是多样化的:有赞同的,有批评的,还有处在两者之间,以一种协商的态度来对待黄健翔给出的意义。这样,在黄健翔喊出那三分钟时,或者说,黄健翔在给出了那样一个编码时,观众马上对这个编码进行了消费,同时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目前这个事件还处在意义解读实践的过程之中。这个编码的结局,一定会对黄健翔的主体性构成影响。黄健翔最后的命运,或者说黄健翔最后的主体性,还处在这个解读意义的实践过程中。不同的意义解读,最终将决定他主体的最后构型。据说中央电视台已宣布,将根据观众的态度来决定是否封杀黄健翔。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国家机器,也在解读黄的编码的意义,但是,中央台的解读不是唯一的意义定论,它不是单纯的决定黄的主体性的意义定论,中央台的解读,与普通大众消费者的意义解读要进行意义的协商;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协商的过程之中,在各种复杂的观众所做出的复杂意义的解读与中央台的解读的协商过程之中,黄健翔的主体性,最后才能得到确定。

    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本的生产和消费机制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编码的意义,不仅可以被反复地消费,而且,这种意义的消费甚至能对编码主体的构型产生决定作用。

    马海良:汪民安老师刚才为我们演示了一段很精彩的文化研究的实践行为。我觉得这个实例很典型地说明了文化研究在当下的重要性,也说明了这次座谈会以“英国文化研究与中国”为议题和我们推动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按理说,世界杯也好,亚洲杯也好,这类足球赛事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利益”很遥远,但是网上一下子粘出无数认真交锋的帖子,爆发出一场意义之争、之战。这场意义论争终究会有某种实际结果,譬如说当事人将来的去向和行事方式的改变。由此看来,表意确实具有实践性,表意实践是整个当下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对生活的镜像式反映。前面陆薇教授提到文化研究进入研究生教学实践之后收到的效果,我也觉得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文化研究进入课堂,获得学科地位,对于提高人们的表意能力,丰富全社会的表意实践,建设美好生活,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文化研究真正进入本科生课程,不会是很遥远的事情。

    沈建青(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前面老师的发言充分展示了文化研究独特而鲜明的跨学科性、政治批判性以及自我挑战、自我批判的勇气。我想就中国引进和吸纳文化研究理论发表一些看法。

    威利斯(Paul Wills)是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学习劳动》(Learning to Labour)以民族志的方式研究了70年代英国城市工人阶级后代的生存状况,对当时英国青年亚文化问题进行了有力的解读。但是依然存在缺陷,默克卢比(An-gela Mcrobbie)曾指出威利斯研究中对性别的忽视。现在看来,种族视角也是被忽略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将他的研究放在美国当代黑人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圈中,就会存在适用上的问题。

    去年我在美国讲学过程中曾观察到很多现象,比如黑人青少年有不少人剃光头,穿着肥大的裤子,酗酒并常有暴力事件;黑人女性青少年则反感自己的头发和长相,希望能够和其他人种通婚来改变后代的面貌。虽然经历过黑人民权运动及各种文化批评洗礼,黑人建立起一定的民族自尊心,如提出“以黑为美”的主张等,但现实中仍有相当一部分黑人认为黑皮肤、卷头发、大嘴巴、大鼻子等面部特征丑陋不堪。文化批评学者安·杜西尔在《跨文化的芭比娃娃》一书中对芭比娃娃这一流行文化符号进行了解读,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出上述黑人的自卑自贱心理的形成原因。而文学方面,爱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等黑人作家特别是黑人女性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渗透在主流文化、青年亚文化中的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白人文化。这些文化研究文本和文学创作文本,都对“黑人白化”给黑人心灵带来的长期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也从黑人自身的角度做出了一些反思。

    与此相关,威利斯对于青年抗拒学校的解读则显然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他视其为积极抵抗,青年通过这种行为扮演了一种主动的角色,并不是当时教育体制消极的牺牲品。针对青少年逃学的问题,我在美国期间对不同年龄段的黑人及白人青少年做过采访,发现他们的逃学并不是所谓积极主动的反抗,实际却是一种别无选择、对未来无望绝望心理的文化再现。事实也证明这种抵抗是无效的,最终他们还是回到了被支配的地位。普通黑人依然群居在资源较差、经济落后、教育欠发达的区域。虽然制度和法律已经明确取消了种族主义,但是渗透在文化和民族意识中的潜在的种族主义观念实际上无处不在,不仅浸染了白人,同样浸染了黑人。

    我的例子不是要否定英国文化研究,而是希望说明,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英国文化研究中传统的理论方法,如威利斯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或许并不太适用于对中国当下问题的解读,因此我们在引进的过程中,应更多关注其对中国语境的锲入,保持批判地借鉴的态度

原载:《外国文学》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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