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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因何而伟大?

——从《文学因何而伟大》说开去

陈歆耕
文学评论自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尽管很多作家声称从来不看对自己作品的评论,乃至什么评论也不看,但任何作家在他(她)成长的道路上都不可能离开评论。他(她)从小学、中学开始汉语学习时,就在吸收文学评论的营养了。语文老师在解析那些被选入课本的作品时,学生们(有的后来成为作家),就已经在接受类似阅读文学评论文章的文学教育了。
    
    创作与评论始终是文学无法分离的两翼。它们应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创作不断给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资源,而评论或批评则起着引导、启迪创作的作用。从事创作的作家的成果容易为人们所普遍认识,而从事创作理论研究和批评的评论家的劳动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有些人总是以为,评论家是吃“软饭”的人,他们总是依附作家生存。恰恰错了,优秀的评论家无疑应该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他们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劳动同样可以走向伟大和经典。且不说,像中国的刘勰、俄罗斯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同样是文学史上高高矗立的丰碑,就是很多优秀、伟大的作家也常常“插足”评论,留下了与创作一样的优秀理论精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红楼梦》的一段评语,是多么的精彩而经典啊!
    
    说了上面一些其实是属于文学常识的话,也是有感而发。因为,当下的文学评论家在大众的心目中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声音也只有在文学的小圈子里才听到。如果说文学被“边缘化”了,文学评论则就被“边缘”到“爪哇国”去了。其重要原因也许有大环境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文学评论自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文学评论一旦成为某种众所周知的理论观念的复制品、成为书商的广告代言人、成为所谓自认为已经足够“伟大”的作家的“口红”、成为三四流作品的华丽的“包装”、成为核心期刊上个人晋级的“阶梯”、成为小圈子里孤芳自赏“花瓶”……那么文学评论家的主体地位已经丧失殆尽,文学批评应有的功能已经不复存在,谁还会关注评论呢?谁还会把评论家当一棵“菜”呢?
    
    在庚寅之初,当我读到青年评论家李建军先生的新著《文学因何而伟大》时,每每浮现在我脑子里的是另一个题目——“文学批评因何而伟大”?记得初识李建军是两年前一个作品讨论会上,会上同时讨论某个省份若干小说家的作品。主办方的用意当然是要把这些本省的小说家“推”出去。当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挖掘这些作家作品的“优秀”之处,发出一片赞扬之声时,轮到李建军发言,他却一本正经地一个一个作家分析他们的瑕疵,指出作品中还有哪些需要精雕细刻的地方?他在那儿不紧不慢地评析着,我却明显地感到不少人对他的“不合时宜”很不耐烦,但出于礼貌也不能“摇铃”打断他的发言。后来,我又看到他不少批评文章,皆锋芒毕露,言辞犀利。他的笔尖直指当下文坛的“一线代表作家”,如王蒙、莫言、余华、贾平凹等,读后令人痛快淋漓。即使他的言说我们不是百分之百地赞同,但我们也不禁为当下稀有的批评之声而叫好。这回通过《文学因何而伟大》,我又较为系统地读了他的评论文章,自认为,李建军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为数极少的有些大家气象的批评家。
    
成就伟大文学批评家的三个条件
    
    我认为成就一个伟大文学批评家的条件,起码有三个:敢于言说、批评的勇气;成熟稳定的评判价值尺度;良好的艺术感觉及能够用明快的语言将深奥的理论观点表达出来的能力……或者,更直白地说无非是“胆识”二字。
    
    先说“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虽然有的评论家不乏识见和才气,但却很少看到他们发出锐利的批评之声。或即使想说出一些什么也难免使用点“春秋笔法”,或声东击西,搞点迂回战术,云山雾罩的话语系统,让人摸不着头脑,或含蓄温柔得如同鸡毛掸子。有一则笑话,说一人在民主生活会上“批评”领导两个问题:一是不注意身体,老是加班拼命工作怎么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二是不注意联系单位里女下属,不能重男轻女啊。如果一个评论家在体制内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而他的顶头上司不幸又恰好是一位作家,你如果让他批评上司写的作品,那不是把他往墙角上逼吗?也许,这样的情境不多,但一个评论家如果在某个体制内春风得意,他在说话时就不能不考虑体制对他带来的制约。杜甫诗云:“文章憎命达”,是至理又有些残酷。他如想有所担当,就得有“投诗赠汨罗”的准备了。因此,真正的评论家是得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精神的。李建军认为:“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身上,通常都有一种由浪漫主义情调和理想主义精神构成的唐吉诃德气质。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意味着对文学一往情深的爱,意味着为了捍卫文学的尊严和价值而表现出来的勇敢而执着的精神。为了说出自己的感受和判断,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些真正的批评家的内心充满了难以遏制的激情和冲动,很少考虑直言不讳的坦率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利的后果。就此而言,批评即行动,它体现的是一种唐吉诃德的气质,一种充满内在热情和实践勇气的英雄气质。我们需要怀抱着崇高信念和伟大理想的唐吉诃德,需要这种像罗宾汉一样勇敢的行动,像顶橡树的牛犊一样倔强的可爱的英雄。”这是他对真正的批评家的形象的描述,也可看作是他对自己的一种勉求。别林斯基在他心目中就是具备这种唐吉诃德气质的伟大的批评家,他“抛弃自己,克制利己主义,把自私的我踩在脚下……为了真理和善良本身,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受尽苦难,然后重见上帝,获得永生,这永生必须包含在你的我的融化中,在无边至福的感觉中!”批评家之所以伟大,首先在他人格的伟大!这人格表现为不计一己利益,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一个批评家,“首先是一个最卓越、最高尚的人,是一个见义勇为的骑士。”就如同为什么当代文学中缺少鲁迅一样,当代文学评论家中为何缺少别林斯基这样的大家?最根本的原因是找不到为文学“殉道”的“骑士”,找不到敢于与风车搏斗的现代“唐吉诃德”。
    
    在被李建军批评的对象中有一批大腕级作家,有中国当代的名家,也有现代的大家,乃至国外被奉为大师级的作家,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来。这既需要底气,更需要勇气。他拿名家“开涮”,是因为名家对大多写作者和读者有一种示范意义。他们的优秀固然会影响一代或几代人,他们的“坏处”也最容易成为别人效仿的榜样,导致谬种流传。
    
一个成熟的评论家,应该有一套稳定的评估体系
    
    成就伟大文学评论家的另一重要条件是“识”。这个“识”体现为评论家评判作家、作品的价值尺度。或者说评论家心中应该有一杆秤,一个作家够不够大师级别,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经典,用这杆秤一量,分量就立刻出来了。要打造这样一杆秤是很不容易的。它必须建立在广博的学识、良好的艺术感悟能力和直入肌理一针见血的表达能力上。我们应该允许评论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经历犹疑、肤浅、“准星”总在晃动的阶段,甚至前后自相矛盾的阶段。但一个成熟的评论家,应该有一套稳定的评估体系。如果不是出于利益的权衡,他手中的“准星”不能今天倾向甲,明天又滑向乙,让人弄不清他究竟操持的是一杆什么样的“秤”。令我钦佩的是,李建军先生在评判作家作品时,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和标尺。他的立场是前后贯通一致的。也许有人对他的评判尺度有不同的看法,但应该承认他有自己稳定的评判系统。在《真正的大师》一文中,他对真正的大师应该具备的条件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大师是那种在创造能力和人格修养上,都达到极高境界的人;是那种在许多方面,都高于他的同时代的人;是那种人们提到他们的名字,便觉得温暖和鼓舞的人,便觉得骄傲和自豪的人。”他旗帜鲜明地认为,文学大师固然首先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但更为重要的还必须同时是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大师,必须在情感态度上显得高尚而伟大的人。他坚持把“情感、人格、道德和伦理”当做评价“大师”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尺度。而经典作品既“必须是自铸伟词、形式完美的,用伦理尺度来衡量,它又必须表现着温柔敦厚的仁爱情怀”。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李建军并不是凭空臆想地建造他的评判系统,他以古今中外前辈大师的经验和经典作品提供的范式作为资源,在博览群书后的基础上对前人成功的或不成功的案例进行梳理分析,然后从中提炼概括出了一些恒定的带有普适价值的尺度。这个时代无论价值观如何混乱,文学应该引导人求真、向善、爱美,总是不容置疑的吧?正如作家郭文斌所说:“我始终认为‘坏人心术’的文学是不值得称道的。”也正如李建军所说:“只有懂得爱的意义的作家,才能成为好的作家;只有表达对人类的祝福感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好作品;只有在善的阳光照拂下,美的花朵才能灿烂地盛开!”
    
    在他心中,任何创新都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因为任何文体都有它的边界;而体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和精神向度也应该有它的底线。一个多世纪以来,文艺思潮中究竟出现了多少“主义”,多少“派”,简直难以计数。但大多如过眼烟云,昙花一现。能够流传下来的进入经典行列的作品,总是与那些亘古不变的基本文学原理相契合。基于这样的清醒,李建军的话语系统不像有些评论家那样飘移不定,或暧昧不清。
    
文学批评存在的价值,就是及时地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文学批评存在的价值,就是及时地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好在何处,坏在何处?我们这个时代不缺富有才华的作家,但有时由于价值观的混乱,他们的才情迷失了方向。我们这个时代同样不缺挚爱文学的阅读者,但有时由于价值观的混乱,他们常常把罂粟当成了玫瑰。这一切难道不跟文学批评的缺场和误导有直接关联?我始终认为,文学评论,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更应该重视“临床”诊断。基础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临床”诊断的水平。可是在当下,评论家们有些本末倒置了,他们热衷于一些对“临床”诊断几乎没有任何关联的研究,因为这最安全、最实惠,似乎显得又最高深。而“临床”诊断医生则几乎都去休长假了。而李建军的全部研究都在力图为当下的文学寻求经验的支持。
    
    面对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我特别怀念当年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张爱玲的出道与傅雷对她的前期作品《金锁记》等表现出的良好的艺术感觉和非凡才情极力推崇有直接关系。但当张爱玲写出《倾城之恋》、《连环套》等人性阴冷和情趣低下的作品时,也是傅雷给予了毫不留情的严厉的批评。当下文坛,又有多少像傅雷这样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客观公允的评论家?就连张爱玲的不堪卒读的遗文,也已经被有的评论家吹成“巅峰之作”了。

原载:《文汇报》201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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