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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汉书•东方朔传》谈史家据本人文章改写本传

伏俊琏

《汉书·东方朔传》中有几个完整的段落,如戏弄侏儒一段,射覆一段,与郭舍人争辩一段,与本传所引东方朔自己的《上书求仕》、《答客难》在风格上很相近,都以调笑诙谐为其特色。

如东方朔与郭舍人在汉武帝面前因为射覆而相互调笑的一段,可以说是一篇典型的对问体调侃俗赋:

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薮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为脍,乾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寠薮。”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上曰:“隐云何?”朔曰:“夫口无毛者,狗窦也;声謷謷者,鸟哺鷇也;尻益高者,鹤俯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不知,亦当榜。”即妄为谐语曰:“令壶龃,老柏途,伊优亚,狋吽牙,何谓也?”朔曰:“令者,命也。壶者,所以盛也。龃者,齿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途者,渐洳径也。伊优亚者,辞未定也。狋吽牙者,两犬争也。”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2844页)

日本学者清水茂认为:“这件事,《汉书》当然认为事实,但是如果东方朔和郭舍人预先秘密地通情合作的话,可以说是一幕喜剧。演员有两个,一个是生,一个是丑,互相问答,双方的对白都押韵,认为原始的戏剧。那么东方朔的‘赋的变种’《答客难》,别人扮客问他也可以。”[1]清水氏的说法是富有启发性的。

东方朔其人,《汉书》本传即说他是“滑稽之雄”,“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班氏又称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扬雄《法言·渊骞篇》也说“世称东方生之盛也,言不纯师,行不纯表,其流风遗书,蔑如也”,“非夷尚荣,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坐,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所以,当时东方朔本人的滑稽诙谐的“韵诵体”文章和以东方朔为主或客的“诵说”体文章肯定很多。据逯钦立考证,《汉书·东方朔传》主要是根据《东方朔别传》改写而成[2];而《东方朔别传》则是西汉武帝后期至元、成之际的人根据东方朔本人或他人以东方朔为主创作的滑稽诙谐的“韵诵体”改编而成。因而,《汉书·东方朔传》中相对独立的那些段落,都是东方朔本人所作或以东方朔为主人的滑稽诙谐的“韵诵体”杂赋。

刘知几《史通·杂说上》:“《汉书·东方朔传》委琐烦碎,不类诸篇。且不述其亡殁岁时及子孙继嗣,正与《司马相如传》、《司马迁》、《扬雄传》相类。寻其传体,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脱略,故世莫之知。”按子玄之说,史籍无考,《汉书叙传》也没有说明。但他已经看出本传是根据东方朔自己的作品写成,却是极有眼光的。不过,与其说是必曼倩之自叙,不如说是依据东方朔自己的文章联缀改编而成。《艺文类聚》卷23录有东方朔的《诫子》,其实是一首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遂名为《诫子诗》。而《汉书·东方朔传赞》就是取《诫子诗》中的六句而成。可见班氏作朔传,是大量利用了东方朔自己的作品的。欧天发先生说:“朔绐侏儒,及对上问一段;射覆于下守宫之辞;又以时天下侈靡趋末,朔戒帝淫侈‘对曰’一段,皆韵语及整齐句法。凡此盖本东方朔所遗之篇什,叙述而为传文者。然则史传中隐括传主之篇什以入传,虽传中不明显言之,亦得视为本属独立之一篇。”[3]

史家据传主本人的文章改写传记,可以说是史家之通例。

《屈原列传》叙述屈原至于江滨,与渔父对答一段,就是根据屈原自己的《渔父》改编而成。如果《楚辞·渔父》一篇不传于世,我们就不会知道这是一篇独立的文章。

《文选》卷45载有宋玉《对楚王问》,按此篇最早见于《新序·杂事一》,与《文选》所载文字上略有差异,如“《阳陵》《采薇》”《文选》作“《阳阿》《薤露》”,“粪田之鴳”《文选》作“蕃篱之鴳”。这些差异一则说明《文选》并不是据《新序》转载的,《汉志》诗赋略著录“宋玉赋十六篇”,《文选》当是据单篇流传的宋玉赋载录的。二则说明刘向《新序》的这段历史记载确实是根据宋玉自己的赋改编的。我们对第二点陈述点理由。《新序》作“《阳陵》《采薇》”较《文选》作“《阳阿》《薤露》”为是。《艺文类聚》卷43、《太平御览》卷572引《襄阳耆旧传》作“《阳阿》《采薇》”,《古文苑》宋玉《舞赋》有“阳阿”,《楚辞·招魂》有“采菱”,《淮南子·人间》有“阳阿采菱”。陵,山头;阿,山曲;其义相关。故《阳阿》亦《阳陵》类也。薇、菱皆为可食之菜,且《采薇》为《诗经》篇名。而《薤露》为古挽歌名,晋崔豹《古今注·音乐》:“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之悲歌。”可证《薤露》汉初才有,宋玉不得引用之。赵逵夫师认为《新序》所载先秦史料的历史价值,有些比《战国策》更接近原始实际情况(《庄辛谏楚襄王考校兼论新序的史料价值》,收入《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新序》所载《对楚王问》与《文选》的差异,也可说明这一点。

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太平御览》卷399引)的《宋玉传》中,今存者有《宋玉因其友见于楚襄王》、《对楚王问》、《宋玉赋高唐之事》等故事。第一则见于《新序·杂事五》;第二则见于《新序·杂事一》和《文选》;第三则即《文选·高唐赋》的开头部分,也见于《文选》江淹《拟潘岳述哀诗》李善注引《宋玉集》。第二则、第三则已证明是宋玉单篇流传的辞赋,那么第一则也可能是宋玉自己的作品。习凿齿据流传的《宋玉集》改编《宋玉传》,采用的正是太史公、班固的方式。

《史记·楚世家》载有顷襄王十八年,“楚人以弋说襄王”一段,姚鼐《古文辞类篡》收入辞赋类,认为本是单篇文章,太史公错误地作为史实收入《史记》(姚鼐《古文辞类篡序》:“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楚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非是。”)是则《楚人以弋说襄王》也本是单篇文章,而史家据此以作传。

《韩非子·喻老篇》载有右司马以隐谏楚庄王一段:

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鸣,默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

这段故事,也见于《吕氏春秋·重言篇》,为成公贾谏荆庄王;也见于《史记·楚世家》,为伍举谏楚庄王;也见于《新序·杂事二》,为士庆谏楚庄王;还见于《史记·滑稽列传》,不过变成了淳于髡说齐威王的事。这充分说明,这本是一篇单独流传的文章,不韦以为成公贾作,史迁以为伍举作,而子政以为士庆作,各据传闻,故有这样大的差别。

《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所补六章中有记东方朔“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议论”一段。按此段即《汉书·扬雄传》所录雄自著之《答客难》。如果不是《汉书》把它记载了下来,我们便不会知道这原来是褚少孙根据扬雄的自著改写的。

《汉书·司马迁传》《扬雄传》抄写他们两人的《自序》,也是明显的。梁人编辑汉人的文集,率自别传删取,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概史家据本人作品以作传记,其法有二:第一是径载其词,而在前后明其原委,著其始末,使读者知道事情的完整过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凡例》曰:“唐以前旧集,体例不与今同。如扬雄《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御览》八百十一引雄集曰:‘单于上书愿朝,哀帝以问公卿,公卿以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雄上书谏’云云,所以识其缘起也。末又引雄集曰:‘天子召还匈奴使者,复报单于书而许之,赐雄黄金十斤。’所以竟其事也。诸书旧集,此类甚多。”按:严氏以为《扬雄集》本如此,其实严氏刚好说颠倒了。《扬雄集》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不知何人所编。张震泽《扬雄集校注前言》根据王逸集《楚辞》而不收扬雄辞赋,判定“最大的可能是那时已有《扬雄集》通行了”。而《扬雄集》的编辑,主要依据史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扬子云集》五卷,汉黄门侍郎扬雄子云撰,大抵皆录《汉书》及《古文苑》所载。”《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即据《汉书》而来,严可均所引《太平御览》引用的讲《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前因后果的那些话,统统见于《汉书·匈奴传》。

我再举一个例子,《韩非子·存韩篇》,其中收有李斯《上秦王驳议韩非书》、《上韩王书》两篇,所以论者根据这条便断定“此可决其必非韩子之文者”(陈千钧《韩非子新传》,见诸子集成本《韩非子集释》附录)。陈奇猷先生则谓:“盖编《韩非子》一书者连类记录,后人未加审择,遂以本篇为伪作。其实《存韩》正文出于韩非,可以此为佐证。至于李斯《上韩王书》,乃以李斯《上秦王书》连类而及。”其实附录李斯《上秦王驳议韩非书》,是为了说明韩非上书的后果。

根据本人作品作传的第二种作法是:直接改编原文,使与前后叙述浑然一体。这种方法,往往混淆假托之辞与史实的界限,所以遭到一些史学家的严厉批语。刘知几《史通·杂说下》云:“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耶?”又曰:“嵇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又曰:“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至若神有混沌,编诸首录,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



[1] 清水茂《辞赋与戏剧》,《辞赋文学论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2][2] 逯钦立《汉诗别录》,《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今为逯氏再补充一条证据:《史记·滑稽列传》附褚少孙补充的六件事情中就有东方朔的记载,与史传互有同异;褚氏自言为郎时,“好读外家传语”,外家传语,即别传之流。那么《东方朔别传》,褚少孙已经看到了。

[3] 欧天发《赋与说唱文学之关系》,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1995年主办“国科会中文学门专题研究计划成果发表研讨会”论文第33页。

原载:《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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