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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心雕龙》的诗性言说

刘金波 李小兰 
内容提要 《文心雕龙》在体制结构、语言表达、艺术风貌方面有着独到的唯美言说特征,刘勰借助语言结构修辞表现手法使得自己内在的情感得以明晰外化,从而传递出艺术的张力和生命流动的美丽,其诗性言说方式在当今仍然是文论书写的很好借鉴与参照。
关键词 诗性; 理性; 言说
 人们确定一种文学理论的价值,更多的是看它提出并解决了什么文学问题,这些问题怎样彰显了文学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并对我们的文化和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而很少看它的理论结构和言说方式有什么独立意义,或者作为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显示了什么样的特别价值。在权威消解,文学理论变得丰富芜杂,多元多样的时代,某种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与意义展示会更多地取决于它的形态,文学理论话语方式与所表达的理论内涵之间的关联方式在这样的时代里变得重要起来。[1]
  《文心雕龙》[2]是一部文论著作,刘勰舍“论”择“文”,借用文学文体——骈文来书写他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主张。《文心雕龙》凭借这优美典雅的文体成为了中国古代最美丽璀璨的文论瑰宝。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典范,《文心雕龙》以逻辑性与诗性相统一的特征折射出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和文论家刘勰独特的体验及思维方式,从《文心雕龙》骈赞结合的恢宏体制、形声情兼美的绮丽语言、诗性与理性结合的古雅体貌三个方面清晰透视出这部文学批评专著的诗性言说。
  
  一、 《文心雕龙》骈赞结合的诗性体制
  体制即体裁,作为文学作品的存在形态,是文体规范性,规律性的外在呈现。因而具有特定的写作规范和要求,刘勰非常注重体式规范的因袭。《风骨》篇特别指出对“新”“奇”的追求不可摒弃文体规范;《通变》篇凸显“文体有常”和“通变无方”的辩证关系。通是对变的理性把握,对变之规律的认识是从文学活动的经验积累及其发展流变的得失中总结出来的。但“体有因革”(《明诗》),“体”一经形成则相对稳定,但毕竟是发展的,有所因袭也有所变异。
  文体的发展,既要根据人们表达意思内容的需要而发展更新,又要根据人们思维逻辑的表达和接受的特点来确定和创造。文体是根据人的需要来创造的,文体是人的需要反映的结果。文学评论的文体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文学评论难以规定和局限在某一种文体中,而是可以通过各种文类表现出评论的内容,魏晋文论和批评就有赋体,诗体,序跋等不同文体形式,汉代对《诗经》的注解阐释其实也是一种文学评论的形式。由“论说”而确立了文学理论文体和批评文体,使理论与批评文体区别于文学文体。
  文体的确立和使用受主体生命精神生命态度的制约,也就是刘勰说述的“因情立体”,作家创作使用何种文体是按情感表达的需要,按主体生命精神的表现需要而确定的,因而,文体与作家的生命精神相一致。
  就性质而言,《文心雕龙》纯为一部论文之作,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3]照刘勰自己的规定和说法,本应使用“论体”。关于“论”这种体裁,刘勰的论述十分精辟。他说:“论者,伦也。”“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说“论”是条理的意思,是就词义而言。说“论”是概括众说,而精研一理,是就内容而言。他指出“论”的写作要求:“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逢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论说》)这是从“论”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提出写作要求。内容方面,要求辨明是非,对具体的现象和抽象的道理都要穷究根底,要攻破难点以求贯通,要探索深义以取得结论。形式方面,主张说道理以圆通为贵,用文辞切忌繁琐,一定要使思想和事物的道理相符合,组织严密而看不到缝隙;要使文辞和思想结合紧密,让论敌无懈可击。这是先秦以来论说文写作经验的总结,也道出了《文心雕龙》这种体裁的写作特点。
  但刘勰自己却在论文时别具一格地使用了独特的体制,在文学批评史上独一无二,而且空前绝后。不苟同异,不可无我,不随人脚跟,这些都是古代有志气,有成就的文人的信条,创作如此,评论也一样。刘勰创作《文心雕龙》时既没有用普通的论体,也没有和陆机一样使用赋体,而是用骈文和赞诗相结合的方式来书写。《文心雕龙》以骈文的体式来评论诗文的批评形态,是掺入了骈文创作成分的文学批评,它天然地有着骈体的特征。裁对,隶事,敷藻,调声等方面深刻地体现了骈文的特征。《文心雕龙》各篇之末皆系以赞语。按《汉书》《后汉书》在纪传之末都有赞语。这种表现形式,可能是受了它们的影响。不同的是《文心雕龙》的赞语一律八句,《汉书》《后汉书》的赞语长短不一,相同的是皆隔句押韵。
  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批评也突破经史的依附地位独立,开始有了自己的天地。刘勰敢于“破体”,打破对传统的严守,也打破文体的界限,使之相互融合,故文学文体和史赞文体结合成为了刘勰的批评文体形式。这种突破与融合使得刘勰的批评文体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人可以超越的地步。钱钟书云:“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宏焉。”(《管锥编·全汉文卷一六》)骈文融入四言诗赞的体制,以华美恢弘古雅婉丽为胜。刘勰的批评具有自身特点和批评文本的特点,在中国古代批评史上无疑是一种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独特性的批评文本样式。
  
  二、 《文心雕龙》形声情兼美的诗性语言
  《文心雕龙》全书都是用优美的骈文写成。骈文最基本的特征是丽辞,这种语言是一种艺术化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和散文语言在词语的运用、句式的结构上完全不同,并营造出一种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文心雕龙》正是以其形美、声美、情美展示着绮丽的风貌。
  先看形美。即字词美。作为骈体文,《文心雕龙》追求辞藻华丽,其中最眩目的当属颜色。红、白、黑、黄、青、绿、蓝等色型不同或冷暖不同的颜色词构成强烈对比,形成绚丽缤纷的视觉美感,从而具有华艳浓丽的审美效果。《文心雕龙》常有意避开质朴自然的日常语言,喜欢用奇兽、灵禽、金玉、风月、香花、芳草等艳丽芬芳的名词,如《原道》篇:“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化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鲜亮的颜色,新奇的名词,美丽的自然景物,由此而生的华美场景,如在目前,在读者心中产生明晰而艳丽的画面感。形美还表现在对句的整齐精工上。《丽辞》:“造物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对句以整齐和谐为表征,不仅要求声律、字数、结构等对偶,内容和意义旨趣也要相对。刘勰在理论上提出言对(言辞相对)、事对(典故举证)、正对(事异义同)、反对(理殊趣合)四说,充分运用到了《文心雕龙》的写作之中。以《神思》篇为例,言对如“人之禀才,迟速易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事对如:“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正对如《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反对如:“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王瑶先生曾指出:“骈文是一种表现形式美的文体,对偶所呈现的感觉是一种意志和感觉的均衡,是对称的美。”[4]整齐匀称的句式调动人们的视觉注意,也启发了人们联想的心理活动,满足人们对整齐、变化、对比、鲜明等多方面的美感要求,使语言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再看声美。即声韵美。《文心雕龙》呈现出旋律和节奏的和谐之美,“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声律》)这种和谐之美的获得,至少体现为两点:“声转”和“辞靡”。“声转”如《声律》篇认为的主要是声部、韵部的处理和平声字仄声字的配合问题。“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即以声律中平仄的相间、相对、相粘等不同的声调配列方式,整齐句式中音节的反复性,形成了有秩序的韵律形式,从而达到了和谐之美。“辞靡”则是双声叠韵词的运用,四六的句式也是重要方面,“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章句》)。四字句虽短,因有两个音节,故而也不显得逼促,而六字句虽长,因往往是三个音节构成,故而也不显得冗缓。四字句和六字句之间平仄疾徐高下,抑扬抗坠,又形成了周期性的平衡。这种规律性和连续性,把声律的美感发挥到了最大限度,从而在节奏上使得声调调谐。[5]
  最后看情美。即情境美。《文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理论,阐释的是文学艺术之美,和中国思维文化中经验性、感性思维发达有关,刘勰喜欢用人体比拟(形神,风骨,气韵,肌肤,主脑,眉目等),用物比喻(草木,金石,清风,明月,白日,春林,龙凤,虎豹等)来阐明道理。抽象的道理,经过象喻略加点染就形象鲜明,精义畅达了,文章也人化和生命化了。《文心雕龙》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6]的比况,比喻、拟人、夸饰等手法的运用,摹写难传之情、景、理于目前,辞藻华美,情理鲜活灵动,具有深入人心的效果。还有五十首赞辞诗情画意,极富意境美,具有绮丽的情致。
  
  三、 《文心雕龙》诗性与理性结合的古雅体貌
  1500年前,并无西方之“理”,但刘勰《文心雕龙》理论的体系性,结构的完整性,逻辑的严密性和探究的深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与一般的中国古代文论著述比较,《文心雕龙》以其体系的庞大缜密和剖析的精细见长,论证逻辑之严密也非其他论家可比。从《序志》篇将全书下半部分的理论探讨说成是“剖情析采”,声明进行“擘肌分理”的探讨看,刘勰对文学现象的层层分解和对规律的揭示是充分自觉的,在这方面似乎也不亚于西方理论。但文论话语受骈文的制约,体现出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刘勰使用了传统文论常用的近取诸身的比况,也不排斥情感和想象的成分,常常以梗概的综合,形象的描述代替严格的抽象规定,这种模糊的把握有时候比细密的剖析和规定更为中肯,有利于整体把握。
  理智中含感情:刘勰在《序志》篇中对前人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满,并扼要地指出了它们的缺点。前人的理论尚未建立完整的体系,也未能系统全面地从各方面深入论述文学理论问题。所谓“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前人的理论,尚未能振叶寻根,观澜索源,从根本上深入探讨文学理论问题,还停留在泛泛的议论上,而不能追本溯源,理论水平还不高。正因为如此,所以刘勰才立志要撰写一部“弥纶群言”“深极骨髓”的《文心雕龙》,足见其写作动机及指导思想,一开始就很明确要写成一部系统的全面的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却在众多文体中退论说而选择了文学文体,骈文。且不说时代使然,还是作为寒门希冀获得上层的认可,更重要的是用美文安放自己的心灵。在对骈文的选择上体现了他的情感,所以他是理智中饱含着感情。
  思想中含感悟:古人往往不愿高谈哲理,宁愿让它蕴含其中,使人思而得之,让学者自悟比说穿更有效。由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在一些概念、术语的把握上往往是印象式的、感悟式的,常常用极简括的语言启发联想,而对概念的内涵、外延的界定则不太严格,致使今天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古代文论重在意会,点到即止,让人举一反三。有混沌特质的中国文论是重感悟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文心雕龙·明诗》:“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以“雅润”“清丽”分别作为四言诗和五言诗得规范和旨宗,又分别以雅,润,清,丽来概指张衡,嵇康,张华,张协四人诗歌的特质,是高度浓缩型的言说方式,简洁精干,但这些词本身就是处于混沌状态,所以需要读者的感悟与想象。评阮籍,嵇康文学风格的异同,刘勰曰:“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明诗》)一清峻,一遥深,毋需更多赘言废语,读者对这两位作家的人格魅力,作品风貌就心领神会。
  逻辑中带想象:《文心雕龙》由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割情析采和批评鉴赏论四个互有联系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其各层次,各部分之间,既是自成系统,又是互相联系和转化的,文之枢纽五篇是贯穿全书的,文体论二十篇,虽然专论文体,但是其“敷理以举统”部分论述各体文章的写作道理和文体的特点,和创作论部分可以互相补充,相辅相成。“选文以定篇”部分评论作家作品,为批评论提供了许多文学批评的实例,相得益彰。至于序言部分,如刘勰自己说的起着“以驭群篇”的作用。安排周密细微,紧凑而自然,显现出高度的逻辑性。范文澜说得好:“《文心雕龙》五十篇总起来是科条分明,逻辑周密的一篇大论文。”(《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至于具体的论述过程也是非常富有逻辑性,论的周密,史的条理,层次分明。但对很多概念的界定,理论的概括,作家作品的评价,他使用的多是艺术的想象手法,通过描述,比喻,典故等去进行,更多时候,他似乎并非在主张什么,要求什么,推论什么,判断什么,而是描述一幅幅艺术的图画,把艺术形象呈现出来,然后通过这样的形象,把理论原理体现出来。
  总之,《文心雕龙》在体制结构、语言表达、艺术风貌方面有着独到的唯美言说特征,刘勰借助语言结构修辞表现手法使得自己内在的情感明晰外化,从而传递出生命力流动的美。欣赏者可以感悟到作者蕴含其中的情感张力,感受到《文心雕龙》多姿多彩、美轮美奂的诗性风貌。《文心雕龙》的诗性言说为当今的文论书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与参照。
  
  参考文献:
  [1]张永刚.关于文学理论话语方式的沉思[J].福建论坛,2006,(10).
  [2][梁]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罗根泽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6]马振彪遗著.周易学说·系辞(下传)[M].张善文整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7]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8]李建中.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原载:《理论月刊》 2009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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