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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不再”时代的文艺学何为

范玉刚
内容提要 随着经典的衰落,“文学性”的弥漫与诸多新文学形态的生成,经典概念愈益泛化,在多元文化激荡中重新确立“经典”的定义和内涵成为一种必然。惟此文艺学不仅要扩展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还要坚持研究的本土立场、问题意识、身份意识、语境意识和价值祈向维度,通过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的重构以及研究范式的转换,使文艺学在现实中重新获得话语权和有效性。文艺学何为势必要回到文学自身,研读作品、尤其是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此外,文艺学何为还要把诸如科技、市场、资本等因素纳入视野。
关键词 文艺学 文学经典 理论 价值形而上学


    当下文学性越来越显现在非文学文本中,越来越依存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尽管文学日益边缘化,我们却无时无处不感觉到文学的存在。这或许是时代的特征所致,时代的或文本的不稳定性决定着文学批评的重大变化,由对个别文本的文学解读转向对文化生产方式的分析。“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在后现代阶段的今天,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与其说在个体的文本中,毋宁说是在一个具体文化模式的结构和动态中,其开端是艺术和文化生产出什么样的新系统(或非系统)取代较久的系统。现在文化生产的过程(和它与我们特有的社会构成的关系)才是研究的对象,而个别的杰作不再是研究的对象。”①这种境遇正是中国当下文艺学的现状。它切近的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蔓延的文化现实。现实的急剧变化直接影响了文学知识、话语的生产,并在多元文化空间形成了特有的奇观。读图时代、文化的视像化使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文化意义的生产与消费中心(尽管文学热点不断、文学畅销书动辄百万册印刷,甚至有文学图书突破性的版权输出),影视、广告、互联网等新媒体文化已经替代文学成为新的主导性的意义源,也取代了传统知识分子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部分教化职能。现实及其知识语境的变化使“传统”文学研究范式(文学理论及其批评)不得不发生转向。审美泛化使审美/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日益消弭,文艺/审美活动已远远超出所谓纯文艺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艺术活动场地远远逸出与大众日常生活相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显现于诸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百货超市、街心花园、健身美体休闲中心、网吧、咖啡馆等日常生活空间。文学的“自律论”及其研究和批评方式越来越捉襟见肘而力不从心,甚至越来越乏力以至于丧失话语权,在文化权力重组中逐渐边缘化甚至淡出。基于此,不少学者指出文学研究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文学性扩张的事实,密切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文艺活动,及时调整、拓宽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这就是所谓文艺学的“扩容”。惟此,有些学者试图通过重建文学-社会研究范式,使文艺学在现实中重新获得话语权和有效性。
    在媒体娱乐文化主导的时代,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于是写作的口语化、视像化超过了书面语写作,日益凸显的日常生活感成为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从昔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到当下文字的速朽,文字的魅力不再是惊天地、泣鬼神,而是不断生产又不断被覆盖。从敬畏文字到滥用语言,语言成为随波逐流的无思平台;从诸神的诞生到神死了,大写的人死了,知识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自足的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的世俗化,生活舒适成为幸福的别名;从理性中心到感觉欲望中心,整个世界和文学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了整体偏移,身体感挤压精神成为时代的标识。今天文学的经典阅读和阅读经典都发生很大变化,伴随电视、互联网长大的一代,除了在语文课堂上阅读纯文学作品之外,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看着电视、电影,听着流行音乐和浏览网页长大的,非经典作品往往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文学素养。随着传统经典作品权威地位的衰落,经典概念愈益泛化,在多元文化激荡中重新确立“经典”的定义和内涵成为一种必然。
    有学者指出:“人们认为,当一部作品是否合乎经典的问题,被摆到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样的突出位置上(正如实际情况那样),学生才会更聪明地领会:一部文学作品被称作经典作品究竟意味着什么。”②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文学经典正处于不断重构中,经典背后的各种文化力量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我们并不一定要在新经典与老经典、文学或人文主义与理论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才能使我们的文学教学收到比今天更好的效果。我们不必消除机构特征危机也能使其在教育方面和文化方面产生建设性的作用。然而这种危机必须被公开化,而理论就是使我们此刻正经历的那种危机公开化的那种语言。”③面对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文艺学如何做出自己的理论选择和价值评判。
    学术的点滴进步都是在突破常规中实现的。在当下审美泛化、文学性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语境下,文艺学的学科范式遭遇危机而陷入理论困境,如何突破既定范式寻求转换的契机,成为学者们竞相说话的机缘。回顾几十年来的文学研究,文艺学确实在对经典文学的细读、解读基础上建构了一套游戏规则,在现代人文学科构架中形成了文学研究的语言学模式和专注审美特性说,它的前提条件就是现代性的“分化”原则。而在“后”语境下,文学研究早已逸出自身的边界,因拓展文学场而成了文化研究的一部分。有人断言“文学的终结”、“理论的终结”,是“终结”、“衰落”还是范式转型?有学者提出这样一种转型的轨迹:文学理论——理论(大理论)——后理论(小理论),这在西方的文学研究中也许是事实,但在中国目前仅仅是一种假设或构想,至多是一种走在“途中”的现象。文艺学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仍有生存空间和学术增长点,仍有发展的现实基础,它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范式转换,与其说是某种转换,不如说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的重新建构(创造性生成),其研究重心仍旧落在“文学”上,而非抽象的“理论”或无所不是的“文化”上。在此语境下,我们不得不问:文学经典不再,传统的文学理论范式失效,文艺学何为?
    这些年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始终未能走出一条独立的路径,而遭遇着来自西方的话语和各种思潮的掣肘。在全球化语境下,相互影响和深入交流本不足怪,但缺失独立向度的交流只能淹没我们,依附于异质理论后面充当爬虫,而发不出或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学界所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艺理论的西方背景与中国文论话语之间的矛盾,乃至产生了中国文艺理论“失语”的焦虑。当下则是面对急剧变幻复杂的文学现实和文化研究的大肆入侵,对文艺学何为的焦虑。这种焦虑主要来自当前的文化境遇,它既有技术的现实动因,又有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危机。从经典艺术精神中衍生的以文本研究为中心的经典文艺理论和理论的普适性诉求为特征的范式,遭到了全面冲击和挑战,此范式遮蔽了对文艺生态多样性的认识,逐渐形成对文艺活动多样性的压抑,而难以有效阐释当下多样化的文学现实。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其局限性日益凸显,一些边缘化的、地方性的文学力量进入新的历史语境,共同融通于当前的文学场。文艺学研究需要从经典的、普适性的理论观念到非经典的多元理论观念的转变。惟此需要将文艺学视野扩展到生态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学等相关学科所关涉的各种文学问题中,把经典理论所压抑、遮蔽或排斥的对象和问题吸纳进来,形成生态完整的鲜活的动态语境,从而构成多样化、生态化的研究领域,使文艺学学科建设获得新的生长点和强健的生命力。
    在此前的研究中,通常是文学之外的科学范式不断被借用到文学研究中,像我们所熟知的“老三论”、“新三论”以及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等,而当下则是文学的反攻,不仅“文学性”逸出文学自身普遍渗透于日常生活领域,出现了“文学性”的弥散,就是文学的表现方式也影响到其他学科,文学方式成了一种超出文学研究自身的理论范式。如人们开始探讨“叙述转向”以及广义叙述学如何可能?面对当前的历史语境,学者们产生了某种困惑:研究了几十年的文学理论突然间不知道研究什么了?面对无所不在的“文学性”,人们突然间“失语”,于是,“文学理论终结”的呼声甚嚣尘上。理论的纷纷扰扰再现了历史语境的驳杂,一时间人们无所适从,面对文学存在方式及其生成方式的剧烈变化,特别是视像文化及图像理论的流行,理论研究难以切近新的时代及其文学现实,进而陷入了理论的迷茫。伊格尔顿认为当下的时代是一个“理论之后”的时代。它意味着伴随60、70年代结构主义的衰落,及其文学理论讨论话题的转移,从1917年开始建立起来的以文学语言特性为中心的文学理论范式遭遇学科的危机。其明显表现就是其后汇聚在“理论”之下的诸多话题大多与文学无关,伴随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刻变化,人文学科本身遇到了严重的危机。透过驳杂的历史语境,大致可以看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大理论”)就是从现代转向后现代,伴随“大理论”的碎片化,当前出现的则是各种具体的后理论(“小理论”)。随着那些耳熟能详的大师们的去世,理论终结了,各种“后理论”纷纷登场,这种“后理论”就是宏大叙事之后兴起的各种“小理论”。人们之所以对某些所谓“大理论”失望,是因为这些“大理论”解构了对形而上价值的追问,甚至丧失对事物“好与坏”评判的伦理尺度。以至于伊格尔顿认为,“它对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羞羞答答……对邪恶问题沉默寡言,对死亡和痛苦问题缄默不语……对真理、客观性和公正无私问题认识肤浅……人们发现自己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很少有或毫无任何发言权。”④理论要显示其力量和价值,就不仅具有颠覆、反思功能,还应有知识和观念的建构与生产功能,惟此,理论形而上的价值维度不可去除、不可回避。令人深思和值得重视的是,后理论时代那些曾被质疑和解构的大问题,如真、善、美、革命、正义等再次被重新提出。
    这种全球化的理论语境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当前的文艺学研究,一时间各种声音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们纷纷反观检视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反思高度体制化条件下的文艺学学科建设。文艺学学科的知识论问题、本体论问题重新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一种本土化的问题意识和原创性的建构意识成为学者研究的背景。面对米勒的“文学终结”问题,我们要作出切合自身语境的回答。在基于反思的理论建构中,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尚未解决,也就是说本质没有建立之前,对本质的追问仍有意义。反本质可以作为研究的一个维度抑或意识,旨在如何更好地谈论文学的本质,而不是摧毁文学、文学理论的大厦。文艺学学科建构中知识论和本体论要相互协调,本体论价值诉求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知识论提供的何以可能的逻辑论证偏于认知,而价值论诉求提供的价值评判则偏于审美启悟。知识论的建构有助于人们对文学问题的认识、规律的把握,丰富人们的知识结构和认识能力;价值论诉求则使文艺学有效地介入社会现实成为社会批判和人文批评的方式、途径,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实现提供情感动力和思想导引。在此要强调的是:历经海德格尔对现代人本主义的批判,那种建立在自我对客体需要基础上的价值论已被扬弃,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已被超越,但海德格尔在克服现代形而上学弊端时仍保留了信仰维度,这对我们理解价值形而上学有深刻启发。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学研究不再执著于文学经典,而是把大众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日常生活审美化已进入美学研究视阈,“美”的内涵经由意义转到意味,甚至转到审美之外,美学向其始源的感性学回归。伴随研究对象、基本问题、学科性质的变化,文艺学必然要调整研究范式,除却关注一些具体的文学现象,文艺学作为一种诗学的存在方式,还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精神家园的栖居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当前需要正视的是“文学性”的弥漫与纯文学的边缘化,以及诸多新文学形态的生成。既定的文学观念已不能涵盖当下的文学现实,对于何谓“文学”如若置于生活中来理解,也许会获得一种真切的体验和感悟。重新回到生活中,“文学”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它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是愉悦我们的精神诉求,是我们每天看的报纸、杂志、影视剧,甚至是网络跟帖、博客和冲浪。其实,生活化的“文学”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对此变化,文艺学、美学在什么意义或什么维度上与日常生活相交通?在大众文化语境下,艺术与生活同一,难道作为学科形态的文艺学、美学也要同一于日常生活?诚然,媒体文化、大众文化研究如火如荼,甚至在高校已成强势话语,但它到处侵蚀只能使相关学科日益丧失边界,而不是对相关学科真正的“救赎”。不错,我们不能停留在抽象概念、话语中理解“文学”,而是回到个体生命和日常生活中来理解“文学”,这样“文学”才是鲜活的,这样的生命体验才是真切的,文艺学只有对文学现实的切近,才会真正显示出有效性。但这并不成为消解文艺学的本体论维度和审美观念的理由。
    新的历史语境下,文艺学的知识建构应强化中国文学的身份意识,我们的文艺理论究竟能拿出什么作为西方辨认我们身份的标识?如果没有这种根本性标识,当代文化和文学如何创新。文艺学研究的本土立场、问题意识、语境意识非常重要,理论研究的地方性色彩越来越鲜明,很多理论只有在问题域中才有效。文艺学无论怎样创新和进行范式转换,都必须回到文学这一根基点本身。文学理论必须有本体论基础及其反思维度,否则它就会沦为一种可被任意替换的工具性存在,进而丧失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次,文学理论还应思考它作为知识生产何以可能?要明确在中国语境下何谓文学理论的真问题,如何具有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和理论视野,如何对文学现象作出某种真理性阐释和审美评判,进而建立关于文学的知识体系。须知,文学理论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意识形态真理,它有其历史性和发挥效力的界域,有形而上的维度,但并不就是某种形而上学。不同于艾布拉姆斯关于文学的镜与灯的比喻,文学理论的价值依存于与作品之间的裂缝,它的意义呈现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性”,它生成于“之间”更像是一道光影。
    文艺学何以可能?是否要被所谓“理论”或“后理论”取代?文艺学讨论的话题越来越远离文学现实,越来越与文学文本相疏离,越来越具有自说自话的理论特性。事实上文艺学不仅仅是一套知识体系,它还是关乎人生意义和信仰的价值体系,知识背后的价值祈向、信仰维度不可消解。但文学批评的媒体化、明星化、表演化,使人们不得不质疑:在后现代的知识氛围内,还存在文学理论吗?!文艺学还能做什么?如何实现它的认知功能与价值评判的协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依旧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眼下随着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和不断完善,理论自身又成了问题。于是,西方学术界转而挽救理论自身了。伊格尔顿对修辞学历史的考察是如此,托多罗夫对批评的批评是如此,女权主义对女性写作的探讨亦是如此,甚至伽达默尔对真理与方法的阐释、福柯对知识考古学的谱系分析和德里达对书写的“文字学”研究等,都可以在这一思潮下得到理解。尽管这一切呈现为理论形态,并带有一种明显可辨的抽象和晦涩,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又可以说是反理论的。这当然不是指反对理论自身,而是指它们从不同角度反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并在很大程度上于学院中制度化了的理论的自足性和完美性。这种反理论倾向预示着理论越来越具有开放性结构,这使它不仅可以超越纯理论思辨,还可以打破学科界限,自觉地置身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领域,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整体的社会实践中,最终成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实践,成为一种文化政治批评。
    在当下的文艺学转型中,有一个外在因素——市场越来越重要。即市场这个在文学与现实之间的中介作用越来越突出,市场形构了一套作用于社会的中介机制,也就是说,“社会”必须通过“市场”中介转化才能与文学发生关系,社会已被建构为一个动态的市场化场域。市场化打破了文学的一体化过程,通过市场中介文学与社会建立了多层次关联,或者说市场建构了一个场域,一个更加多元、多样化的文学生产、传播及消费场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市场不是一个空洞的场所,也不是一个同质化空间,而是一个由多种力量博弈构成的场域。其中:体制性的主导力量(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立场、新崛起的中间阶层都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新型文化媒介人和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习惯和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下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他们不但有着读者的通常原则及主体意识和主动选择权,还以其消费能力影响着文学的分层和读者群的分化。此外,市场的平面化运行原则对文学经典产生极大的消解作用,文艺的审美超越性和形而上意义在大众文化流行中逐渐丧失精神价值和位置,依托现代科技,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与大众传媒挑战了文艺存在方式和形态以及功能,文字—视像的转换以及人-机互动在对文学经典的生成方式改写的同时,文学的本质生成以及人的本质生成都会受到影响。文学现实中的这些因素亟须文艺学作出有效应对,而不是漠然置之。如果放在全球化语境下,资本、市场的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可能愈加明显,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理论研究的方向。
    在西方文化语境下,一种普遍性观点认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是由纯学术转向“学术政治”,一切均是政治,文学实践如此,文学研究也是如此,这其中的变化无疑有着资本的力量和市场的因素。全球的资本流动和跨国经济及其背后的文化霸权凭借高科技主宰全球文化市场,将会对民族的文艺审美形态的重塑和精神产生消解作用。就学术研究自身而言,理论取代文学理论的冲动,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或政治干预,所以文学研究的政治维度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重心。流行中的大理论似乎改变了文学理论的功能,而显现出某种后现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它已颠覆了文艺学的既定范式,以及所谓审美和艺术的超越价值,所谓“超越价值”其实是特定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尽管后现代理论解构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及宏大话语,但后现代理论范式本身却带有某种大理论特征。至90年代以来,“理论终结”的幽灵开始在学界徘徊。当前出场的“理论之后”就是后现代理论范式失效后的理论,它告别解释一切的大叙事,转而进入各种可能的“小理论”探索,它既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的单一语言学模式,也有别于后现代理论的超学科范式,而汲取了两种范式所长,凸显范式建构的多元性和具体性。
    如果说从文学理论到大理论再到后理论是文艺学研究的三部曲的话,我们也就仅仅走到第二步而已,何况我们并非亦步亦趋于西方理论!?任何一种理论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理论是被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生产出来的,正是当下不断剧烈变化着的语境,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以反叛和挑战姿态出现的激进理论思潮。这种思潮不仅终结了封闭型的理论形态,而且也造成理论跨越学科边界的境况和各种理论形态并存的现状,理论形态并存的“马赛克”景观,成了“理论高峰”之后的理论与文学理论的总体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多元”或“多元化”,首先就意味着经由深刻反思而来的自觉的理论选择;其次,过去那种“纯粹的”、“自恋的”、“总体性的”、“封闭的”理论左右一个或几个时代的历史,已经风光不再;全球化语境下,理论旨趣和形态方面的“马赛克”局面,可能不仅仅是理论与文学理论的现实状况,也是今后相当长时段内理论演进的基本态势。
    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其知识范式不再囿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语言学根据,而是越出文学理论边界,从许多其他学科甚至难以归类的理论中寻找资源,从而改写了文学研究的既有格局。它在一定意义上契合了后现代重新整合的趋势,出现了某种话语新的“视界融合”,从而涵盖了以往分离的各学科。这种境遇如韦勒克在《正在瓦解的文学研究》中指出的,几代人精心建构的文学研究大厦被“新理论潮流”颠覆了:它一方面简单化地否定了文学的审美特性,一方面又抛弃了文本的权威性和对文本真实意义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学研究中的评价也被当作精英主义残余丢弃了,最终在后结构主义以及极端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中,人亦消失殆尽。⑤韦勒克的忧虑清晰地显示出文学理论两类范式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因现实和理论自身的演变,文学研究必然发生范式转型,但文艺学何为势必要关注文学艺术,研读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必不可少。纵观古今中外的经典文论著作和文章,大多产生于对作品的精细分析。就现实性而言,文艺学范式转换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不容忽视。同时,这种转型还要借鉴当下如火如荼的“文化研究”的经验和策略。经由文艺学、美学研究扩容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当值中国文学精神、中国文艺价值重构之际,立足本土问题意识的文艺学将会对此有所呼应,它会在知识生产和价值生成中起到积极作用。
    注释:
    ①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理论的症状还是关于理论的征兆?》,载《文学理论前沿》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②③杰拉尔德·格拉夫:《理论在文学教学中的未来》,载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1、352页。
    ④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节选,王晓群译,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1期。
    ⑤转引自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参阅《文学理论范式及其转换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8年7月23-27日于哈尔滨师范大学。

原载:《人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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