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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刍论

沈家庄

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可视为其《词论》的核心和总纲。不少论者对此说发表过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如孙崇恩等联系易安词创作实际探讨此论的内涵与外延,论证详赡,切入肌理,深得要领。历考词坛和批评界对易安此说的评价,有褒有贬。肯定者只是从声韵律度方面强调词与诗果然有别;否定者多认为此说宥于传统词学观点,束缚了词体的发展。笔者认为,词“别是一家”说,是李清照提出的一个重要文学观点,她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强调了词之作为一新韵文体裁的独特个性。此论是向千百年来儒学道统、文统的第一次挑战,是宣告“词”作为文学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区别于政论、区别于传统诗歌、区别于传统诗教的旗帜鲜明的宣言,是在积垢深厚、禁锢苛严的中国正统文坛,发出的第一声离经叛道的呐喊。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与她以此说作为旗帜创作的《漱玉词》,打破了中国古代文坛沉闷的儒学酸腐气和道学气,虽如孤雁鸣秋,风多响沉,历来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或被种种误解掩盖了真谛。但随着“文学是人学”这一观念的逐渐觉醒,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必然会重现它的历史价值和理论光泽。本文试图以词之发展脉络为经,以易安及同时代论者对词之体认为纬,联系历来有关词与诗之关系的研究论断,谈谈一己对易安词“别是一家”说的理解。

 

词“别是一家”说,是李清照在考查了数百年词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关于词之文体和题材及主题之规定性的一个鲜明判断。

曲子词从产生、到发展、直至繁盛,绝非偶然或孤立的文学现象,它是顺应文学自身发展内部规律及作家与读者艺术审美情趣中心的转换、演绎和审美趣味的提高与普及诸规律而产生、发展、繁盛的。李清照之前的词坛,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隋至中唐。这是曲子词由民间创作转而由文人染指、进而变成文人专营的韵文体裁的时期。是婴儿到少年的成长期。从现存敦煌曲子词和中唐张志和、白居易等的词观之,词在早期阶段,除音乐与语言特征与诗有较明显差异外,其他如题材内容等方面倒几乎是与诗一致的。特别是作为艺术文学而言,它似乎仅于长短句式和音乐曲调方面与诗有别,尚未作为一种文体形成自己的独立气质和品格。这个时期,没有谁、也无必要提出词“别是一家”说。

第二阶段,晚唐到五代。这是词在文人作家群中得到钟爱,被文人注以浓挚的情韵,敷以艳冶的色彩,饰以华赡的藻佩,协于繁促的管弦之时代,譬如少女的青春期。作为民族的审美情趣,从中唐开始,中心已开始转移。作家已开始由关注外部世界、关注社稷朝廷,热衷功名事业转向关注内部世界,关心人类普遍命运,热衷于人的个人心灵生活的探讨及人之自我人格价值的实现。晚唐诗人杜牧和李商隐的诗歌,明显地表现出创作情绪向这方面的倾斜。

稍后的温庭筠和韦庄,顺应社会审美情趣中心的转移,接过能曲折尽情的长短句,一个以浓密典丽见长,一个以疏宕情至取胜,在词的特殊的诗美天国里,尽兴遨游,风流倜傥,完成了词由民间创作到文人创作的过渡,为词异于诗的特殊审美内质的创造和完备,作出了卓越贡献。从斯时起,词,便以“别是一家”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诗坛。

第三阶段,宋初到柳永时期。这是词体发展到“而立”之年的阶段。柳永在北宋文人已普遍喜爱制作“小歌词”的社会习尚下,专注于词的写作、更新和创造。他在艺术的氛围中成熟,他在词曲的创作群体和欣赏群体中汲取营养,他将仕途不遇的牢骚,颠簸漂泊的身世,爱情的追求和失落,人生的欢欣与眼泪等等无关社稷经国大业的题材和感觉统统融铸进声色优美的篇章。他在慢声促节中吞吐自己的情愫,他在急管繁弦中挣扎自己的灵魂,他在铺叙展衍中申说自己的命运,他在浅斟低唱里慰藉自己的人生……无论主题、题材还是艺术个性,词,到了柳永时代,已经以其成熟的独立丰神,出现在中国文坛。与此同时,喜欢在月色朦胧中欣赏夜景的张先,用其潇洒的诗笔,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晏小山则以贵介公子桀骜不羁的才华,用诗意缠绵的丝绦,编织着深隐的丽情……这种种生活的诗意,这种种诗意的生活,在“词”这一独特的文学艺术样式的载体上,发扬光大,异彩纷呈,摇人心旌,动人魂魄。词,在这一时期已入成年,她以其绰约的丰姿,升起在“皇权神圣”的中国文坛,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障风映袖,盈盈笑语。与历来颂扬圣德大业的诗文,抒发君臣际遇的歌咏及忧时丧乱的辞章相较,词委实“别是一家”。

第四阶段,柳永到周邦彦的时期。这是词体发展到“不惑”之年的阶段。词,以其人道主义的核心内容,崛起在汉代以来独尊儒术的古中国,以其背离传统诗教的无畏姿态,与处在社会下层的歌妓舞女,朝夕为伴,持手凝睇,倚风自笑。中国文坛多能文学艺术家苏东坡,接过“词”这种独特的诗歌形式,或大笔挥洒,横放杰出;或工笔素描,轻倩秀艳。他以缚不住的才情,倚声填词,随物赋形,壮歌慷慨,声情激越。从整体审美形态观之,东坡词旨主要倾向仍是内宇宙的心奥开拓。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其多数作品,打上了传统诗教的烙印,弥漫着较浓的功名事业的气息,载负着沉重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重荷,跋涉在儒家正统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具有异于柳永、晏小山、秦少游甚至黄山谷诸作手的鲜明的士大夫品格。换言之,他改变了词从产生以来便具备的平民性和特殊的艺术美学个性(温庭筠作为文人词的开山鼻祖,其作品内美的个性及闺阁题材,仍属市民文学系统)。李清照《词论》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论者常常只

注意后半句,讨论东坡是否懂音乐,其词是否“协律”,而忽略了前半句。其实,“句读不葺之诗”,正道出东坡乐府的艺术气质本性。只有在词体发展的“不惑”之年,才可能对东坡词作出这一评判。因为纵观李清照以前的词史,委实只有拈出很受人推崇的东坡词,才能说清楚词“别是一家”的道理,才能判断词与诗的疆域。李清照的看清,并不是孤立的一己之见。晁无咎评黄庭坚词,说他是“著腔子唱好诗”(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4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校勘本,1982)。亦以其词似诗,作为黄词“不是当家语”的衡绳。不管其对黄鲁直词评价是否允当,他已经看出诗词有别。比清照早出、与晁无咎同时的陈师道也认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历代诗话》,3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他在同部诗话中,又引“世语云:‘苏子瞻词如诗’”。可见,苏轼词如诗并非李清照与陈师道两人的意见,而是“世人”的共同看法。肯定东坡词“指出向上一路”的宋人王灼,亦是以苏词似诗而备加赞赏的。他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83页,版本同前。)其咒柳永为“野狐涎”,肯定“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是“指出向上一路”,渊源于其“诗与乐府同出”的观点。可证历来论者肯定东坡词“品格高”,正是以正统的诗学观点作为评价标准的。柳永新词的特异风格、新鲜面貌和绰约风姿,代表了新文学潮流的新方向,当然为正统文人所不容,而遭到“野狐涎”之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李清照清楚地看到词区别于诗的独特个性气质,肯定了“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李清照:《词论》。《李清照集校注》,1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所以她对苏轼词的不满,也是自然的了。

 

 

十分有趣的是,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论断时,前以“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铺垫之,认为他们“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提出一个对立面;后以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能知”词“别是一家”,正面论证。细细考索,道理甚明。

王安石、曾巩乃古文八大家之一。当时他俩的文章,名擅天下。尤其曾巩文,被举子视为入仕津梁,“得其文,手抄口诵惟恐不及”。李清照认为他们“文章似西汉”,评价是允当的。西汉文章,气度恢宏,抗辞慷慨,纵横恣肆,雄论滔滔。李清照在这里以擅长政论的曾子固和王介甫为例,说明他们不宜创作“小歌词”,正是看到了文学与政论的区别。而中国文学史之所以自古迄今并未重视文学本体的研究,往往将政治社会学的评价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惟一尺度,便是由于被儒学道统和文统紧紧束缚住了整个文学史观。尽管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已触及到这个问题,但却常常被“囿于正统词学思想”这莫名其妙的评断掩盖了此论的闪光之处。中国文学的“正统思想”是什么?只能说是儒家的“文统”。这文统,就是抹杀文学与政论的区别,强调文学必须合符儒学规范。李清照论词,全弃儒学道统和陈腐的文学观念于不顾,拈出甚合儒学“文道合一”规范的曾子固、王安石作为例证,认为他们若来写“词”,是跳不出其所囿的儒家文统规范的,只能“使人绝倒”。须说明,易安并非对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词视而不见,在易安看来,《桂枝香》一词表现的内容,仍是政论家的史论——用词这种形式写的史论而已,与她心目中洗尽政论色彩、表现人的情感、心灵和生活情趣的“小歌词”非同一科。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李清照对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的肯定找到佐证。先看看她提出此说的前后文:

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

我们将晏、贺、秦、黄的词与曾、王两人的文章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正是为了强调词作为一新的文学体裁,它具有独立性格和特殊本质。就文学本体性意义的认识而言,可以说李清照在这里宣告了“词”与儒学道统和文统的分道扬镳。李清照对晏、贺、秦、黄的肯定,不是无据的,也不是出于偏爱的无知妄说。因为他们四人,特别是晏、贺、秦,在北宋末和南宋初,都得到论者较高评价,他们的词作被视为“本色”词的圭臬。黄鲁直序《小山词》云:“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不减桃叶、团扇。”(黄庭坚:《小山集序》,《豫先生文集》,卷十六,四部丛刊本。)所谓“狭邪”,正是儒家正统文人对词作反映爱情生活及平民一般生活情状等题材内容的诬蔑之辞。《高唐赋》、《洛神赋》和《桃叶》、《团扇》等题材,或是借迷离的神话,写人神缠绵幽丽的爱情,或是表现平民或宫娥的爱情之追求和失落。黄鲁直正是从题材内容上,肯定晏叔原《小山词》能写被正统文人视为“狭邪”的题材,盛赞其题材虽涉“狭邪”,却符合“大雅”精神,“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豫先生文集》,卷十六。出处同前)。贺方回的词,同样得到黄鲁直的垂青:“贺方回初在钱塘,作《青玉案》,鲁直喜之,赋绝句云:‘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贺集中,如《青玉案》者甚众。”(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86页,版本同前。)贺方回《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用《洛神赋》的故实,写自己爱情的曲折,咏叹朦胧要渺的愁情。吴曾《能改斋漫录》也道:“贺方回为《青玉案》词,山谷(黄鲁直)尤爱之,故作小诗以纪其事。”黄鲁直喜爱晏叔原《小山词》,是因为“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喜爱贺方回的《青玉案》,是因为其用洛神故实抒写自己的恋爱悲剧。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黄鲁直作为深受“文统”教化陶冶的苏轼大弟子,能从这个角度欣赏小山、方回的词作,是由于他本人对词之独立于传统诗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观黄鲁直的词,那迥异乎其诗文的风格非常突出。若谓其论文尚持“文者道者之器也”(黄庭坚:《次韵杨明叔四首序》,《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这儒家道统观点的话,在词中,他则全不顾儒学道德伦理规范,大胆抒写性灵,披露个人私生活的隐秘,潇洒风流,洗尽道学家的正人君子伪态。诸如此类的作品,在山谷琴趣中比比皆是。此种格调,与漱玉词的坦率和真情极相类似,而且语言俚俗,与漱玉词的追求也是一致的。《扪虱新话》载:“黄鲁直初好作艳歌小词。道人法秀谓其‘以笔墨诲淫。于我法中,当堕泥犁之狱’。”(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六,172页,版本同前。)王灼评易安词,亦谓:“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出处同前。)易安词“荒淫之语,肆意落笔”与黄鲁直小歌词“以笔墨诲淫”虽有程度之别,但他们在词中不顾忌儒家伦理道德,秉笔直书人情中最为敏感的区域,这一点却是相同的。故李清照视黄庭坚小歌词的创作,能知词“别是一家”。从李氏对黄山谷词的肯定,更可看出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是针对传统诗学和儒家文统而发的响箭。至若秦少游,自宋迄清,论家无不称其为本色词的作手。与易安同时的晁无咎评本朝词之高下,云:“近世以来作词,皆不及秦少游。”(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467页,版本同前。)陈师道也说过:“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鲁直)尔,唐诸人不逮也。”(陈师道:《后山诗话》,《历代诗话》,309页,版本同前。)秦观《淮海词》,人称专写艳情,格调“婉媚”,有人甚至说他超过柳永和张先:“子野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情辞相称,少游一人而已。”(王奕清等:《历代词话》,卷四,引蔡伯世语,《词话丛编》,1161页,版本同前。)《淮海词》明显的个性,即“清丽刻深,三反九复,一章乃成,大抵悲愁凄婉,郁塞无聊者之言也”(张耒:《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张右史文集》卷五十一,四部丛刊本。)。秦观在词中,全写性灵,尽抒怀抱,但绝不涉功名事业、仕途经济的直接感喟或政治时事的借古讽今。他的牢骚、他的忧郁、他的爱情生活的悲欢离合,都是通过纯文学的形式表达。清词丽句,心性灵气,杂然流出,哀感顽艳,动人魂魄。

直至南宋,人们提到词作者,必称小山、方回、秦少游,后者又最为词家称道。甚至品评词之高下,都以他们为标准。如刘克庄评黄孝迈词:“其清丽,叔原、方回不能加;其绵密,秦郎‘和天也瘦’之作矣。”(刘克庄:《再题黄孝迈长短句》,《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八,四部丛刊本。)黄庭坚的词,前面已提到,晁无咎也认为“不是当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为何李清照仍说他能知词“别是一家”呢?李清照除了认可其对“小山”和“方回”的评价为知人之论外,主要是就山谷琴趣能抒写性灵、大胆使用俚语俗语入词这点而进行肯定评判的。作为区别于典雅的诗教传统和板着脸的散文道统的词而言,黄庭坚的淫言渫语和俚词俗句都表现出了较新的面貌和清新可喜的气息。无怪乎道人法秀要咒其“以笔墨诲淫”,“当堕泥犁之狱”了。李清照却谓其能知词“别是一家”。两下相较,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反道统、反文统、反传统的文学观,不是更其鲜明了吗?

 

 

关于诗词有别,稍先于李清照的李之仪也提出过类似看法。他在《跋吴思道小词》中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入格,便觉龃龉。”他虽认识到词“自有一种风格”,但仅从“遣词”和“韵律”、“情韵”等方面来衡量。如他肯定“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却又谓“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同上)。其他如对张子野、晏元献、宋景文的肯定,也与人们对诗的形象韵味要求相去无几。以音律、情韵作标准议论词别于诗,李清照前后均不乏其人。前面曾论及陈师道谓东坡词“如教坊雷大使舞”,可作代表。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自称“野蔽”,“善为诗不能制曲”。他说:“予自童时,即好作文字,每于他文,虽不能工,然犹能措辞,至于倚声制曲,力欲为之,不能出一语。”(张耒:《倚声制曲三首序》,《张右史文集》卷五,四部丛刊本。)这段话,可视作诗词有别的实证。他因“不能制曲”故尔不能填词。那么,他当然以为诗与词的最大区别在于音律及作品能否谐于歌喉管弦了。后来论诗词有别者基本上是持声律音韵标准作为衡绳。刘克庄也说过:“词当叶律,使雪儿、春婴辈可歌,不可以气为色。”(刘克庄:《跋刘澜乐府》,《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九,四部丛刊本。)直至清代,大多数论者谓诗词有别,仍是就声律和体段立说。但李渔又提出一腔调标准:“词之关键,首在有别于诗固已。但有名则为词,而考其体段,按其声律,则又俨然一诗,觅相去之垠而不得者……诗有诗之腔调,曲有曲之腔调,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李渔:《窥词管见》,《词话丛编》,549页,版本同前。)实际上,他所谓的“腔调”,与“声律”、“体段”大同小异,都属词的“文体特征”。郭麐从词之原本“国风”、“齐梁”立说,指出词为诗的变体,区别仅在于词“千曲万折以赴声律”(郭麐:《无声诗馆词序》,《清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602页,台湾,广文书局。)诸如此类的判断,散见在宋以来词论、词话的各朝代著述中。面对纷纭众说,我们又可回到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时的一句话,即“知之者少”。如果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仅是从音律、腔调、体段、典重等方面立说的话,则不会说仅“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因为早于清照本人的李之仪、陈师道、张耒、晁补之等都已“知之”了。后来刘克庄直至清代的李渔、郭麐还有众多词论家论诗词有别,亦未出李之仪、陈师道等的范围。那么,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当然不仅是指声律等的区别,更多成分是说的主题、题材方面对传统诗教的更新和改造。关于此点,历来未引起人们注意。这里还须强调两点:

第一,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既是说的文体问题,又是说的题材与主题问题。文体,即格式、腔调、体段、特别是声律方面,要求词有别于诗。题材与主题,则是强调词与政论及传统诗歌有本质区别。词的俚俗、狭邪,词题材的艳情及向私生活的切入,词主题的多样化、群众化及平民化,是离正统文学之经、叛儒家诗教之道的创举。李清照正是从这后一个意义上,强调词“别是一家”。所以她表现出对许多词家特别是苏东坡的不满,而对柳永却表现出特别的钟爱;所以她的词论被坚持儒学文统的胡仔诅咒为“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所以她的词作被正统文论家王灼看做是“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

第二,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与后来关于词为“诗余”,词是“小道”的观点不能相提并论。

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是为了强调一种新兴文体崛起在传统文坛的地位。因为任何一种新事物出现后若要保证它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突出它的独立性格和有别于旧事物的独到之处。若新事物并没有十分优越于传统事物的外形和内质特征,它也就无“新”可言,也就无继续存在的价值,并必然失去生命力。李清照看到了词之独立于当时文坛的特殊地位,考索其发展,研究其个性,得出词“别是一家”的结论,有利于“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价值肯定进一步完善。这是她站在一个超越传统的高度,对“词”作出的一个客观评价。在某种意义上,潜含着呼唤人道主义文学和普遍的人类之爱的平民文学到来的意义。所以说,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不但没有给词划定一个狭小的范围、限定词的发展,而且提高了词的地位,肯定了词作为一新兴文体的价值。

但是,“词是诗余”,“词为小道”,最终压盖了李清照有眼光、有胆识的见解。“词”终于不能特立独步,而是被儒家正统文人剥落尽其特有的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的光芒,纳入传统诗教的轨道。“诗余”,“小道”论者虽然承认词有别于诗,却是站在正统立场,以卫道者的姿态,降词等诗文而下之,与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发生了本质上的歧异。即使是承认词的独立价值者,也认同词为“诗余”或“小道”的偏见。如清浙西派宗主朱彝尊就说过:“词虽小道,为之亦有术矣。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役,俾滓窳涤濯,以孤枝自拔于流俗,绮靡矣而不戾乎情,镂琢矣而不伤乎气,夫然后足与古人方驾焉。”(朱彝尊:《孟彦林词序》,《清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254页,版本同前。)他首先承认诗词分流,“不可复合”,又以“不戾情”、“不伤气”的标准申说词须与《花庵》、《草堂》划清界限,要“自拔于流俗”。这正是后来词家所努力追求的目标——尽量使词与诗靠近,就范于传统诗教规定的社会政治学的内容风格标准,达到“与古人方驾”的目的。

叶燮却是从承认词区别于诗,并强调“词之本色”的角度,提出词是“诗余”的观点。他说:“词者,诗之余也。吾之心思志虑,寄托感兴,亦何有所不得于诗,又何必复事于其余?且词之意之调之语之音,揆其所宜,当是闺中十五六岁柔妖婉娈好女,得之于绣幕雕栏,低环扶髻,促黛微吟,调粉泽而书之,方称其意其调其语其音。若须眉男子而作此生活,试一设身处地,不亦赧然汗下耶?无已,则仍以须眉本色,如苏如辛而为之。须眉之本色存,而词之本色亡矣。余故十五年来,绝不作此。”〖ZW(B〗叶燮:《小丹丘词序》,同上,266页。)他是承认词“别是一家”的。但由于他站在正统文人的卫道士立场视词为“诗余”,便下决心“绝不作此”。这与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相去甚远。

认为词不是“小道”,所谓能“尊词体”者,一般都有一个“词与诗无异”的前提,从而抹煞了词的本色个性,表面看来是承认词与诗文一样具有正统地位,实质上却否定了词作为一独立文体的基本属性。如文廷式认为:“词者,远继风骚,近沿乐府,岂小道欤!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按:吴梦窗、周草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文廷式:《云起轩词自序》,《文廷式全集》册一,台湾,大华印书馆。)他肯定辛刘词作,贬斥“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正是站在道学家“文统”立场,从思想内容的要求立论,认为词与诗不应有别。在这个前提下,他肯定词非“小道”。焦循强调词的地位,亦是以此点立论:“词之有花间、尊前,犹诗之有汉魏六朝也……有学究者,痛诋词不可作,余骇而问以故,曰:专言情,则道不足也。余曰:然则有道之士必不为词乎?曰:然。余因朗诵‘碧云天,黄叶地’一首……问曰:范仲淹,何人也?曰:有道之士也。余乃告之曰:此词正仲淹所作。”(焦循:《林雅词跋》、《雕菰集》,卷十八,文选楼丛书本。)他斥“学究”“痛诋词不可作”,论据乃取“有道之士”范仲淹也“作词”进行辩难,似乎为捍卫词的地位理直气壮,实质上混淆了词的审美个性与传统道学、传统诗教、儒家文统的应有区别。比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的理论倒退了许多。

 

近年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已涉及对儒学道统与儒学文统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问题。事实上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理论还是创作,并非是儒学一统天下,也不是死水一潭,其中常有异军突起或异声长啸。如北宋末以前的词,就是突破儒学皇权禁锢的人道主义文学的勃兴。问题是其势无穷的儒学道统,最后还是将其纳入循规蹈矩的中国文统之道,并堂而皇之曰:提高了“词品”。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上,我写下以上文字,以求教于先达与世人。

(原载《李清照学术研究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15月第l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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