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所庆五十周年

理想•攀登

吴庚舜

人们把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比喻为攀登科学高峰。攀登的高度虽因人而异,但前进途中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却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否则其事业将半途而废,或功败垂成。克服困难的动力是理想,克服困难的途径是不断探索适用各种课题的科学方法。在文学所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我逐渐掌握了科研之道。

在四川大学毕业前夕填志愿表的时候,我填了文学研究所和新疆等文教单位,表示服从国家分配,并写了充满激情、充满青春气息的散文《我要弹起冬不拉》,在学校广播,当系里正式宣布分配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到文学所时,一想到首都北京,一想到自己喜爱的专业,我们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

难忘的1959年。这年的9月15日由母校包的专列把我们送到了北京。下车后,有的去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有的去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新建设》杂志社,有的去了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我和连休一行则直奔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为郑振铎,第二任所长为何其芳。他们领导科研工作都有雄才大略,有远大抱负,而且爱才如命,在不足百人的文学所里,仅著名学者就有好几十位,他们既是学者,又是作家,既善于总结古今中外文学经验教训,又能以优美的文笔把理论文章写得富有魅力。他们既是做学问的榜样,又是催人奋进的压力。记得在文学所六号楼三楼大会议室召开国庆联欢会上,我和川大来所的同学们坐在一起第一次见到众多子素敬仰的人,情绪之激动实在难以抑制。那天,我正是以这种心情在会上代表初到所的大学生、留学生讲话的。

所里分配工作做得很慎重,其芳同志召集我们川大来的六个人在二楼会议室开座谈会。大家围坐在他四周的沙发上,他简短地说了几句话,便让我们各自说说平常喜欢读哪些书?今后愿意做什么工作?他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使我们一点也不紧张,大家毫无拘束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听得很仔细,然后说等所里再研究一次就通知大家到组室去。不久,我与其他二人去了古代文学组,我分在唐宋段。

古代组号称文学所第一大组,前辈多,名家多,民主人士多,所以其芳同志、棣华同志常来参加组会,会议学术气氛很浓。

其芳同志很注意对年轻人的培养,标举德才兼备。他亲自开书目(分“必读”和“参考”两大类)。强调独立研究能力的重要。鼓励大家为国争光。王平凡同志也说在文学所事业是第一位的,不要受名利的诱惑。

早期的文学所培养年轻人有导师制度。在研究工作中导师绝不越俎代庖,只起引导作用。我的第一位导师是王伯祥,他在文史两个领域都做出过重大贡献,他原计划和我一起编纂《中国古代文论长编》,后因运动干扰而未能实现。他经常讲一些掌故给我听,如游香山时他指着满山红叶(黄栌、枫叶)对我说那是从秦岭南边四川移来的。他知道我喜欢书画,便选了毛泽东“俏也不争春”那首《咏梅》词写了一张条幅送我。王老待我如子侄,看到我很瘦弱,经常用带着苏州口音的普通话问我:“庚舜同志,你怎么还这样清癯?”我结婚的时候,他不顾年迈,晚上从小雅宝胡同寓所赶到所里参加婚礼,作主婚人。

王老到文学研究所时已64岁,此后十余年间,他编著了《史记选》、《增订李太白年谱》,参与了古籍《四库全书总目》的整理。

《史记选》是文学研究所编选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从书》中的一种,与《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唐诗选》、《宋诗选注》、《唐宋词选释》等一样都是名家名选。《史记选》的工作开始于1953年,王老为了迎接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纪念,夜以继日地著书,终于在1955年8月定稿。选注历时虽仅两年,但实际上是融人了王老一生研究《史记》的心血。迄今为止它仍是国内外出版的《史记》选本中学术水平最高的一种。这部书前有《序例》,它系统地论及作家的生平、 《史记》的伟大史学成就、伟大文学成就、深远的影响以及版本知识等,是一篇有独到见解的《史记》论,也是一篇富于启示性的《史记》研究指南。王老编选这部书特别强调它在传记文学上的文学性。他说: “在司马迁以前,没有专写个人的传记。他独能窥见人的一生是活生生的整体,若把它分系在‘以事为纲’的记载上就算了事,那就破坏了这个整体,无异肢解了这个人物。所以他每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写传记。就这一点看,可以说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发现‘典型人物’的人。”(《序例》注)基于这一认识,他的书“只选了描写生动而故事性较强的记叙文20篇,凡是‘表’、‘志’和其他偏重年代、世系或议论的‘纪’、 ‘传’概从割舍”(《序例》)。他选的篇篇都是文艺珍品。本书注释,详赡准确,涉及音读、字义、语汇、地名、人名、官名、器物名和典章制度,很有特色。

《四库全书总目》是一部至今还很有价值的、大百科全书式的书目工具书。它是清代学者为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存书及存目所作的内容提要。 《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存目6793种,二者共10254种。这些书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经、史、子、集各类书的重要著作。要为万余部书的提要断句,没有渊博的知识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是不行的,所以中华书局特别约请王伯祥先生担任。这部书影印出版后,深受学术界好评。此外,王老还编辑了自己的题跋集《庋椋偶识》,校点过王夫之的《黄书》、《噩梦》、《思问录》、《俟解》和严衍的《资治通鉴补》,增补了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

我的第二位导师是钱钟书。我另有专文怀念他,这里就不再赘述。

对我最具影响的当推何其芳同志和余冠英先生。其芳同志既是科研工作的领导者,又是科研工作的实践者。他胸怀全局,处处从发展文学研究的全局出发,制定规划以适应国家和时代的需要。他强调提高,但也兼顾普及。普及的内容包含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因能注意深入浅出,故为读者所喜爱,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起了良好作用。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尤为感人。在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中,他的主张受到非难,批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形势严峻,但他仍据理力争,表现了坚持“百家争鸣”的勇气。其芳同志的热情、真诚、正直,使老专家把他当做朋友。罗大冈先生后来感叹说:“其芳同志主持工作的时期是文学所的黄金时代。”我们则把他看做表率、师长。他关心人民在文化上的需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身遭摧残之后仍不改其志。当时有一位青年写信给他说他想买一本《唐诗三百首》,遍觅不得,希望他代购一本,线装的、高价的都行。读信后他为人民缺乏精神食粮而焦急,萌生了编选唐诗选本的念头。他说《唐诗三百首》自有其历史价值,但它的选目和注释还存在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选编一部比它好的书。恰好北京出版社来约稿,他就答应了组织编选《唐诗选注》的工作,并让我负责业务。当时《唐诗选》编写工作尚未完,我就两边兼顾,努力而为。

《唐诗选注》工作启动正值唐山大地震,震波波及北京,北京人纷纷住进地震棚,我们就在学部大院地震棚里进行王作。在讨论中,有的同志考虑到要与我所《唐诗选》相区别,说是不是全选新的,反正唐代好诗多,可以避免重复。我说恐怕不行,因为这部书不是《唐诗选》的续集,许多代表作如果读者找不到,他们会失望的。其芳同志赞成我的意见.他说我们的选目从《全唐诗》选,要有自己的特点,搞好注释,不用题解而代之以独到的作品分析, 自然就与别的选本不同了。有讳言作品艺术特征的时代,他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征,其胆识于此可见。以后在审稿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流水作业法,我修改定稿一部分就请其芳同志审订一部分。往往是头一天送去,第二天或第三天他一到所就急匆匆地带着那批经过他推敲的稿子到我那间办公室兼宿舍的大房间谈统稿问题。这部书稿经过大家不懈地努力准时交稿。1978年北京出版社向社会推出后,反映很好。短短两年间,北京、四川、江苏、浙江的出版社先后又重印了几次。其后经过修订再版,累计印数超过百万部。其芳同志不仅在工作中培养我,是我的良师,而且在关心我的生活方面不愧为好领导。令我铭记难忘的是他亲自出面、亲自动手解决我的两地分居问题。若无其芳同志,我这后半生的研究之路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和其芳同志一样,余冠英先生对我的关怀和影响也令我难忘。进所前我已读过他的书,进所后一见面自然有一种亲切感。他身材魁伟,为人宽厚仁慈。以后我参加所的集体科研课题都与余先生有关。先是写文学史,后是编《唐诗选》。后一项工作因受“文革”干扰而停顿,1975年《唐诗选》又重新上马。在所里,余先生找到我说,钱钟书先生要完成他的《管锥编》,不能继续参加编写,你参加进来吧,兼做业务秘书。接着开编写组会,议定了修订原则,决定根据《全唐诗》重订选目,发掘新的优秀作品,增补和修改注释与作家小传等。“文化大革命”初哲学社会科学部宣传队是明令停止科研的,这时“文革”尚未结束,我们的正当工作尚“不合法”。有人担心完稿以后没有出版之日,余先生说那就让它藏之名山好了。修订诗人的生卒年、事迹,注释难点及引用资料的核对,古今地名的正误,都经过反复推敲。工作方式,除了开会讨论,还将书稿带回家轮流传看,有批评建议就在稿件上贴纸条。余先生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编写组外一同志知道后说:你们这是真正的百家争鸣。此书正式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并获本院科研奖。

杜甫说“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确为千古不易之论。学部和文学所学术活动,老一辈讲演,座谈发言,每有警策之言,启人心扉。我听过郭老讲《离骚》,顾颉刚讲考证,吴晗讲做卡片的方法。文学所编写现代文学史,其芳、唐歿同志请了一些五四老人和30年代代表作家来所座谈。茅盾先生讲他和好些作家在五四前喜爱六朝骈文,我马上想到人人爱读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北山移文》、《答谢中书书》、《与宋元思书》等,心想骈文名篇对新文学大家有好的影响,可见不能一概而论给一切骈文都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夏衍讲30年代文坛活动,也颇开眼界。一次陈毅同志在川剧《绣襦记》演出后在中南海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谈到“古为今用”不要搞形而上学。又谈到对待古代作家,可以有个人的爱好,但评论作家作品却要客观公正。李健吾先生与会后回所谈笑风生的传达,令人顿开茅塞。文学所也常与国外汉学家交流,使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外的影响。有一次日本学者访华团来所座谈,会议由沙汀、荒煤主持,余先生和我们去日坛路宾馆参加。会上日本代表团团长、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谈到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历。他谦恭地说,他虽然研究杜甫几十年,但由于民族文化的不同,有些方面他深感无法与在座的中国同行相比。吉川幸次郎是日本汉学界的权威,他这样讲,使我们感到肩头重担的分量,更要为国争光了。前面提到了《唐诗选注》、《唐诗选》虽是重要科研活动,但却不是我的科研的开始。到所后,我参加的第一项科研工作是编写三卷本《中国文学史》,1959年,文学所曾奉命进行“整风运动”,后期为整改阶段。讨论中,大到办所方针、治学道路、研究课题,小到具体的事务,都可以发表意见。我当时想, “大跃进”中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在探讨规律和评价作家作品的某些失当曾引起争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均成书于几十年前,不可能反映新的研究成果;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又太简略,因而需要编写新的中国文学史。文学所既是国家的专门研究机构,又具备研究人才,理所当然的应肩负此任务。那时发表意见都是用大字报的形式,于是我就把我的想法写在一整张白纸上挂了出去,表达我的心意。《中国文学史》出版后,胡乔木同志建议再写一部大型文学史。本来建所初期,文学所还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其芳同志就有组织古代文学专家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古典文学的打算,与写多卷本文学史是不谋而合的,于是人人心中一直都在考虑编写大文学史。

1963年经过潜心研究,我写成的《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一文,既是为大文学史做准备,也是以此祝贺我所建所十周年。这是一篇探讨唐代小说发展规律的长篇论文,我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传奇小说。众所周知,宋以来一些学者曾提出“温卷”说(即唐代考试制度对于小说繁荣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传奇为“古文运动支流”说,其影响颇大,它们基本上成了小说史、文学史的定论。还有些论著又把传奇看做像后世的话本、拟话本一样的作品。他们主观上是想以此提高唐代民间文学的地位,实则缺乏根据。此外,如何看待宗教及外国文学的影响,也存在分歧意见,需要重新认识。为此,我在研究了全部唐代小说(包括传奇、志怪、轶事三类)及有关文学现象后,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文交到所里,首先引起了其芳同志的重视,但因论文涉及诸家文学史特别是陈寅恪先生,为慎重起见,他又让秘书转给余先生审阅。余先生做了基本肯定后,又转请钱先生提具体意见。钱先生看后写了两页纸的意见,充分肯定了我的论点和引用的材料,从而使论文得到通过,第二年发表在装帧精美的《文学研究集刊》所庆专刊上,在国内外都有影响。

正当我继续在科研道路上奋进的时候, “文革”打乱了我的计划,下河南干校,在温度高达摄氏40度时还干农活,真是苦不堪言。宝贵的光阴被浪费了,最为可惜。“文革”后期私下里有了搞科研的机会,那就不能不分秒必争了。此后一段时间生活和写作环境还很困难,全家团聚之初无宿舍,或住于冰冻的朝北办公室,或让孩子卧于办公桌,我们则拼椅而卧。后来在新建的陋室(人们戏称“土地庙”)居住时,因冬日不会管理煤球炉,全家煤气中毒,差点演出人生悲剧。有时夏日炎热,晚上便到马路边路灯下工作。光线不好,便摸着在稿纸上写,字大一点,也顾不上按格按行,第二天重抄一遍,反正抄也是改并不误事,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步伐,条件一天天好起来了,最令人欣慰的是报国有门,理想得到实现。l4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列入国家“八五”科研课题。我主持编写的《唐代文学史》(中唐五代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写这卷书,我考察了相关的文学史(包括我们自己写的),发现以往的书基本上是诗史,散文、小说、词、通俗文学(多为敦煌文学)、五代文学单薄,诗人少,反映不了全貌,散文也主要只介绍韩、柳两家,在当日社会颇有影响的骈文不见踪迹,整个一百七十多年的文学史总字数不过数万字。经过我的思考,拟定了分期和章节目录。经过编写组齐心协力的奋斗,终于完成了计划,全书五十多万字,反映了

这个历史阶段文学史的全貌,提出了许多新见。北京大学陈贻掀教授看后评价说,这部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文学史》的相应部分。这前后我还发表了不少论著。有的自然科学家说六七十岁前后正是搞科研的黄金岁月,我计划还要完成几部书稿以不负我们的时代。

原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收藏文章

阅读数[6027]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