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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所“三老”印象

许志英


我于1960年9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三老”何其芳先生、唐弢先生、蔡仪先生,只有蔡仪先生(生于1906年)超过50岁,其他还不到50岁。与王伯祥、俞平伯、陈翔鹤等先生比较,他们还不算太老。我之所以写“三老”,是出于由衷的尊敬与较为熟悉的缘由。

何其芳的三句话

何其芳在当时以及以后的文学所里的人没有一个称他为“何所长”、“何其芳所长”,人们不约而同地叫“其芳同志”。在见到其芳同志之前,我看过他的《画梦录》、《刻意集》等著作,把他想象成一个带颓废气息的诗人,似应是修长的身材,长长的头发。一见面我才大吃一惊,一个满面红光的寸头,一米六左右的个子,说起话来缺乏抑扬顿挫。殷晋培兄说,“其芳同志说话像放机关枪,没有标点符号”。

与其芳同志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那年9月20日左右,在六号楼底层,算是迎新会。那年分配到文学所工作的,有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计17人(当时只有张炯同志尚未来報到)。迎新会上,其芳同志说些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一点,也许是我,也许是别人,提了一个问题,“其芳同志,如何提高文学鉴赏水平?”他回答得倒也干脆:“只要你认认真真地读100部中外古今名著,你的文学鉴赏水平一定会提高。”其芳同志以自己多年的经验,最好地回答了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至今还记得的其芳同志的第二句话,是“心浮气粗的人是不能搞研究的”。这句话在什么场合说的,对什么人说的,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是“文革”前几年说的。上月见到朱寨先生。同他谈起这句话,他说毛星、井岩盾先生也在场,其芳同志对他说:“你能搞研究,因为你细心。”“心浮气粗”的人不能搞研究,“细心”的人才可以搞研究,这是为大量的事实所证明的,应是至理名言。 .

其芳同志的第三句话我至今仍铭记在心。这是文轩兄转叙的,要成大才一是要有“过人的记忆力”,一是要有“过人的精力”。过去形容某人的记忆力强,有“过目不忘”之说,这至少有点夸张,能做到过目“少忘”就不错了。说到人的精力,那是有区别的,有人睡觉多,有人睡觉少,不要看一天差不了多少,日积月累下来可就多了。

唐弢叫研究生读杂志

1962年夏天唐歿先生招来两位研究生,他还亲自跑了一趟上海,主持面试。他带研究生的办法,倒很特别:让他们读原始杂志。他开列出数十种杂志,让他们一一读来。过一段时间。让他们去汇报一次,谈谈读杂志的体会、收获。我当时也在读五四时期的杂志,他规定单行本书可以借出来看,读杂志则到他家去读。他让我辅导金子信兄。有时我们也一起去他家,他常谈起读原始杂志如何重要,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气氛,增强“历史感”,而这正是当时一般研究文章所缺少的。他没有像现在许多高校所

做的那样,硬性规定研究生要写多少文章,要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他强调扎扎实实打基础,认为写文章应是水到渠成的事,他强调写文章要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看资料是为形成观念服务的,不能“掉书袋”。我在1963年第五期《文学评论》上发表的考证文章《〈觉悟〉的创刊日期与〈觉悟〉、〈学灯〉、〈晨报副镌〉、〈京报副刊〉的终刊日期》,他读完全文以后特地加最后一段话,就是提醒我要注意研究倾向的。

唐弢先生去世十年多了,他的刻苦奋斗精神,一直感动着我、鞭策着我。我当时也为他没有写完《鲁迅传》而深深遗憾。记得1978年马靖云陪同当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沙汀先生来宁,住在省委西康路33号招待所,让我去一下(这是我与沙汀先生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与沙汀先生谈起唐先生《鲁迅传》的写作情况,说所里给他配备了助手。我说: “怕不容易。”沙汀先生惊异地问:“为什么?”我说:“唐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了,要完成这样的大工程,必须集中一切精力,关起门来搞它个几年。但难以做到,干扰太多了。”以唐先生的多方面的修养特别是他的文字修养,以他对鲁迅的理解,他的《鲁迅传》如能问世,一定是一部很有研究个性的可以传世的著作。

1986年,我去北京参加所里主持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分期讨论会,在樊骏那里说起想去看看唐歿先生,樊骏说:“他会很高兴的。”不日去了以后谈话近两个小时,果然如此。想不到那就是我与唐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了,以后几年没有机会再进京。

蔡仪的人格魅力

在我说的文学所三老中,我所结识的最晚的要算蔡仪先生,后来我们成了“忘年交”。从1960年到所里工作,到“文革”开始,这六七年间我们没有什么交往。与蔡仪先生见得多了一些.是1968年底开始,这时工、军宣队来了,将我们原先住在所里的单身汉摊派到各家去。樊骏与我住到建外永安南里蔡仪先生家。樊骏与我对当时尚未“解放”的蔡仪先生没有什么交谈沟通,见面点点头客客气气,我们对他没有任何的歧视,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如此已属不易。1969年10月6日,樊骏与我作为先遣队去河南干校(先罗山、息县,后明港),与蔡仪先生接触多了一些。回京后,樊骏与我还到他们家吃过饭。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北京家家修防震棚,蔡先生家的防震棚,就是张锡厚兄与我给修的。1983年系里要我报副教授,蔡仪先生是我的评议人之一,写材料前他还把樊骏请到他家,商量如何写。态度如此之认真,真是难能可贵。

蔡仪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坚定性。无论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为人处世,这种坚定性伴随他一生。在美学界,蔡仪是50年代四大流派中一派的代表(他认为美是客观的,美是典型),他的基本学术观点形成后,从不朝三暮四,改来改去。1989年在我系要调高尔泰先生——他也是美学界四大流派中一派的代表,一次我与他谈起蔡仪先生,他说:“蔡老着布底鞋,穿中山装,自有一种人格魅力。”尽管他们在美学见解上可谓大相径庭,但对蔡先生的人格魅力却竭力肯定。 “治学不逢迎屈从。”这是朱寨先生对他的人格概括。朱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尚未公布时,中国作协召集过小型座谈会“吹风”,因为与会者已领悟到问题的来头,大多表示赞成肯定,惟独蔡仪先生提出不同看法,他以文艺史为据,说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甚至相背离的创作方法,恐怕不能将两者结合。一位作协领导立即面斥,说这是学究迂腐之见[1]。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同意“两结合”的提法,是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的。

80年代初,有一次我与樊骏聊起蔡仪先生,都认为他切切实实抓了三件事,一是抓阵地,他主持了美学专门刊物《美学论丛》、《美学评林》的编辑工作;二是抓人才培养,自带硕士生、博士生,他带的学生如今在文学理论学科上有了不少的坚实成就;三是自己不断著书立说,还认真修订过去的旧著。这三者对于建立一个美学流派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美学界50年代的四大流派,有的已经烟消云散,好像只有蔡仪一派还后继有人。

我1977年10月南调后,每次到北京有事无事都要看看蔡仪先生,说上一两个小时的话。想不到1986年9月那次见面,竟成永诀。

2002年l0月2日

[1] 朱寨:《蔡仪印象》,《社会科学报》2002年5月23日

原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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