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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所工作回忆片断

张书明

由于耳疾,我于1958年离开军事工程学院,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开始了我经历中新的一页。自从参加革命后,曾多次调动工作,总是抱着当革命螺丝钉的思想,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埋头工作。现在转到地方,又是科研单位,自己文化基础较差,耳朵听力又不好,安排在行政办公室,自觉还可以为研究事业做一些服务工作,把自己微薄的力量,用在事务性工作中,让有专业的人才做出更多更好的成果,这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但没有想到岁月匆匆,竟然在这个单位工作了25年,这在我的经历中是仅有的。漫长的行政事务等工作中,琐事繁杂,很多情况都淡忘了,但有一些事情,却至今留有印象。

文学研究所是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决定,于1953年2月成立的,原名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来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地址由北大迁往中关村。1958年10月底,又搬到城内建国门内大街五号,和学部机关与哲学、历史等所同院。

新成立时,郑振铎先生兼任文学、考古两所所长。我只见过一面,他在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赴阿富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途中,在苏联境内因飞机失事,于1958年10月17日殉职。副所长何其芳、唐棣华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王平凡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当时,只有38人,设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民间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组,另有图书、资料、学术、行政及编辑人员。到1965年,增设当代文学组,发展到125人。1959年7月,何其芳同志被正式任命为所长。1964年初,筹备建立外国文学所,人数达到247名。当年9月,外文所正式分出,文学所人数降为134人。

所的党组织,1961年以前,全所为一个支部,鉴于支部过大,工作不便,1961年2月经上级批准成立总支委员会,王平凡、张书明分任正副书记,并按组室单位,建立了五个支部。此外,原经中宣部批准,成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何其芳、毛星任正副组长。1957年反右时,改名领导小组。以后不断扩大成员,计有何其芳、王平凡、唐棣华、蔡仪、毛星、贾芝、张书明、朱寨。全面负责所的领导工作。

1977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当文学所恢复工作时,何其芳同志于1977年7月24日逝世了。1978年4月22日,院部任命沙汀同志为所长,陈荒煤、余冠英、吴伯箫、唐棣华、许觉民同志为副所长。

何其芳同志是一个工作认真、细致,党的观念和群众观念都很强的领导人。他十分重视所的方针、任务和研究事业的建设,对“出成果、出人才”抓得很紧。他除主要负责所的工作和兼作研究员以外,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报》编委、人民大学文研班主任、学部分党组成员、《文学评论》主编、学部委员。此外,在一段时间内,他还每周参加两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文教书记会、文艺理论小组会、文化工作会等等。在我们贯彻科学院保证研究工作时间的规定中,他是所里第一个忙人。在所里,常见他行色匆匆,跟很多同志谈话、研究工作、安排活动。家里也是他办公的地方,所的领导小组开小型会议,都是在他家里开,连他的夫人牟决鸣同志和几个孩子,都要为开会准备、接待。尽管他自己约束不出席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会议;所里有关部门和人员也做出一些规定。尽量减少对他工作的干扰。例如尽量减少给他的电话,拒绝一些不必要的会见。但其芳同志所内所外事情太多,一些措施并不能根本解决他的问题。他总是白天应付各方面的工作;研究、写作,则常常搞到深夜或凌晨。

他非常关心群众生活,重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不管是高级研究人员还是初到所的大学毕业生,除了在业务上平等研究、商讨问题外,生活上也特别关心。唐歿同志调所,吴世昌先生回国,在住房安置等问题上,他都亲自参与。他关心别人的事例很多,有一次在所里开会,我突然感觉心区不适离开会场,他竟随后赶出来,把自己随身带的急救药在手帕里捏碎,捂在我的鼻子上。

1958年整风后,所里同志提出稿费问题,认为既领工资,又得稿费,一劳双酬不合理,其芳同志十分重视,他先召开全所人员参加会议讨论,又开各种小型会议研究,最后联合召开所学术委员会和所务会议,报上级批准从1958年起,所里实行50%稿费交公的制度。到1963年,四年间共交公稿费两万多元,解决了一些群众生活中,行政经费不能开支的问题。如所庆十周年,全所人员举行了会餐,还请四川川剧院为所演出。

“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所里首当其冲,受到无数次批斗,到了河南“五七”干校时,有一段时间我和他及陈毓罴、马世龙等同志一起养猪,他那种办事认真的精神,使我有更深的体会。

在东岳街上,我曾看到在菜园劳动的俞平伯先生,挑着担子东倒西歪,深感不妥,向军宣队领导提了意见。到了猪场,何其芳同志却也参加这样的重劳动。我曾劝他不要干那些重活,但他对养猪的事却非常认真。猪跑了,他踏着泥泞的道路,冒着大雨去赶猪。喂猪时,他也挑着两桶猪食一扭一拐地往猪圈走。他的身体不好,我看了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他住院时,我见他在病床上已不能说话,只用手势表示了一下。他的两只脚,露出了盖单外边,使我想起了他泥泞中挣扎的情况。他逝世后,我就一些印象学着写了一首哀悼的诗:

六五年华志未偿,品格文章已流芳。

毒雾弥天斗重庆,烽火遍地颂延安。

殷勤秉教不怕鬼,刻意求真岂信谗。

淋雨泥泞猪场路,遗恨绵绵四人帮。

1959年8月,我正在四川大学选调毕业生时,突然接到两位所长的电报:“奉院令请速回所。”我心里很纳闷,后来知道是中央召开了庐山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进行了批判,继而在全党展开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文学所则在9月至10月间,对黄克诚同志夫人唐棣华同志开展了批判。1960年2月24日,院部对唐做的“严重右倾”的结论,送来文学所让支部讨论后上报。当时,唐棣华同志不上班,组织让我找她谈话、看结论、签字。11月19日,让她看了结论,她说: “算了。不提意见,也不能签字,有意见。”她还说:“事实都对,但情况不同。”到1962年4月25日,学部分党组决定,取消对唐棣华同志“严重右倾和党的严重警告”的处分。

“文化大革命”后期,唐棣华同志又被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清理重点,工、军宣队要我参加对她的审查。在几次谈话中,唐棣华同志始终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地谈了当时对她怀疑的情况。

在长期工作中,我和她接触较多,记得有一次,她在我办公的房间见到我在扇子上抄有关于李恕的几句话,说李“俭于奉己,丰于待士,知贤不疑,见可能断”等,她也表示很欣赏。实际上,她正是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大炼钢铁”时,她响应北京市委的号召,积极参加。建生产基地时,她亲自到农家察看。工作中遇到问题,她善于果断处理。她于1936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过地委委员、民运部长、县委书记等工作。胜利后,在很多企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又在重工业部、化工部任院长、司长等职,对党和国家做出很多贡献。1958年调文学所任副所长,和何其芳同志一起,对文学所的建设做了很多工作。她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后来我看到黄克诚同志为维护党和毛泽东思想而写的文章,深深感觉唐棣华同志也正是具备了不计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共产党员宝贵品质。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经济发生了困难,文学所和全国一样,每个人的粮食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是缺乏。由于营养不足。所里不少同志都得了浮肿病。根据上级决定,各所建立生产基地,进行养猪、种菜、种粮等农副业生产。同时规定,国家机关干部必须参加一个月体力劳动的制度,必须严格执行。

1961年1月,所里自办食堂开伙。4月开始,在大兴县安定公社建立生产基地。1962年1月,又转往河北昌黎果乡公社。由于所里研究任务和参加劳动经常发生矛盾,在生产基地工作的由培福等同志,做出了十分可贵的努力。

由培福同志二十多岁参加人民解放军,曾当过副连长,战斗中光荣负伤。1952年文学所筹建时,就担任行政工作。他一贯听从组织分配,叫干啥就干啥。担任采购员时,不辞劳苦,到外地为建所采购家具等用品,千方百计为所里节约经费。在困难时期,他接受了建立生产基地的任务,带领几个同志,仍像战争年代那样,住在农村的破旧小房里,节衣缩食,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他既要和所里经常联系,又要自己参加种地、养猪等生产活动。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到1963年4月,.两年生产收获高梁、玉米、黄豆、黑豆等粮食1.2万余斤,及其他副食,为渡过困难时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行政事务和人事等工作中,大多数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研究事业服务,如一个长期担负财务工作没有出过差错的会计,任务繁重总是起早赶晚的打字员,准时保证用车从未出过事故的汽车司机……其中张慧珠同志还给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

记得我来文学所时是张慧珠同志接的,当时我看她年龄大约三四十岁,在车上问她有几个孩子,出乎我的意外,她说“没有结婚”,使我很尴尬。她是老北京人,1953年应考到文学所,一直在办公室担负文书、收发、档案、文具杂物等管理工作,始终认真负责。特别是别人不管的事,她都乐于承担。同志们出差或下放时,总是托她与亲属联系。文学所到“干校”期间,她在京留守,不仅妥善保管好所的图书、家具和私人寄存的东西,还为同志们代购物品,帮助解决困难。平时,所里同志上班,第一个总是看到她早已到所,忙着分发报纸,并送到各研究组及各个办公室。逢年过节,她总是贴完门上的封条,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所里上上下下,都亲切地叫她“张大姐”。她生活简朴,热爱党热爱祖国,严格要求自己。在养病期间,她仍体谅国家困难,医药费尽量节约。她对看望她的同志说:“我坐吃社会主义,应当扣工资。”她是1983年6月25日因癌症逝世的,终年73岁。除了日常用品外,她只留下一些自己喜爱的字画,还委托别人送给同志们。

1966年2月,窃据中央领导职位的阴谋家康生,曾批示学部“下去滚泥巴”。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学所已彻底变了样。1968年12月,又进驻了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领导所的工作。1969年11月学部到河南办“五七”干校,文学所编为干校第五连,先到罗山落脚,后到息县东岳进行生产和清查“516”,最后迁到明港军营。我由于精神压力和劳累等原因,耳鸣、耳聋加重,大家都喊我“聋子”,真是名副其实了。

1972年,学部回到北京。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扭转了航向,党和国家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人心大振。1978年至1981年,按照中央和社科院的布置,我受命和许力华等同志一起,对所内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复查和落实党的政策。1983年我60岁,遵照中央文件的规定,正式离职休养。今天算起来,我在文学所已是44年了。

2002年9月4日

原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发言者:??发表时间:2011-8-31 14:52:00??IP地址:222.89.128.*
文学研究所工作回忆片断 张书明 由于耳疾,我于1958年离开军事工程学院,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开始了我经历中新的一页。自从参加革命后,曾多次调动工作,总是抱着当革命螺丝钉的思想,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埋头工作。现在转到地方,又是科研单位,自己文化基础较差,耳朵听力又不好,安排在行政办公室,自觉还可以为研究事业做一些服务工作,把自己微薄的力量,用在事务性工作中,让有专业的人才做出更多更好的成果,这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但没有想到岁月匆匆,竟然在这个单位工作了25年,这在我的经历中是仅有的。漫长的行政事务等工作中,琐事繁杂,很多情况都淡忘了,但有一些事情,却至今留有印象。 一 文学研究所是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决定,于1953年2月成立的,原名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来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地址由北大迁往中关村。1958年10月底,又搬到城内建国门内大街五号,和学部机关与哲学、历史等所同院。 新成立时,郑振铎先生兼任文学、考古两所所长。我只见过一面,他在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赴阿富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途中,在苏联境内因飞机失事,于1958年10月17日殉职。副所长何其芳、唐棣华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王平凡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当时,只有38人,设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民间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组,另有图书、资料、学术、行政及编辑人员。到1965年,增设当代文学组,发展到125人。1959年7月,何其芳同志被正式任命为所长。1964年初,筹备建立外国文学所,人数达到247名。当年9月,外文所正式分出,文学所人数降为134人。 所的党组织,1961年以前,全所为一个支部,鉴于支部过大,工作不便,1961年2月经上级批准成立总支委员会,王平凡、张书明分任正副书记,并按组室单位,建立了五个支部。此外,原经中宣部批准,成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何其芳、毛星任正副组长。1957年反右时,改名领导小组。以后不断扩大成员,计有何其芳、王平凡、唐棣华、蔡仪、毛星、贾芝、张书明、朱寨。全面负责所的领导工作。 1977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当文学所恢复工作时,何其芳同志于1977年7月24日逝世了。1978年4月22日,院部任命沙汀同志为所长,陈荒煤、余冠英、吴伯箫、唐棣华、许觉民同志为副所长。 二 何其芳同志是一个工作认真、细致,党的观念和群众观念都很强的领导人。他十分重视所的方针、任务和研究事业的建设,对“出成果、出人才”抓得很紧。他除主要负责所的工作和兼作研究员以外,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报》编委、人民大学文研班主任、学部分党组成员、《文学评论》主编、学部委员。此外,在一段时间内,他还每周参加两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文教书记会、文艺理论小组会、文化工作会等等。在我们贯彻科学院保证研究工作时间的规定中,他是所里第一个忙人。在所里,常见他行色匆匆,跟很多同志谈话、研究工作、安排活动。家里也是他办公的地方,所的领导小组开小型会议,都是在他家里开,连他的夫人牟决鸣同志和几个孩子,都要为开会准备、接待。尽管他自己约束不出席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会议;所里有关部门和人员也做出一些规定。尽量减少对他工作的干扰。例如尽量减少给他的电话,拒绝一些不必要的会见。但其芳同志所内所外事情太多,一些措施并不能根本解决他的问题。他总是白天应付各方面的工作;研究、写作,则常常搞到深夜或凌晨。 他非常关心群众生活,重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不管是高级研究人员还是初到所的大学毕业生,除了在业务上平等研究、商讨问题外,生活上也特别关心。唐歿同志调所,吴世昌先生回国,在住房安置等问题上,他都亲自参与。他关心别人的事例很多,有一次在所里开会,我突然感觉心区不适离开会场,他竟随后赶出来,把自己随身带的急救药在手帕里捏碎,捂在我的鼻子上。 1958年整风后,所里同志提出稿费问题,认为既领工资,又得稿费,一劳双酬不合理,其芳同志十分重视,他先召开全所人员参加会议讨论,又开各种小型会议研究,最后联合召开所学术委员会和所务会议,报上级批准从1958年起,所里实行50%稿费交公的制度。到1963年,四年间共交公稿费两万多元,解决了一些群众生活中,行政经费不能开支的问题。如所庆十周年,全所人员举行了会餐,还请四川川剧院为所演出。 “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所里首当其冲,受到无数次批斗,到了河南“五七”干校时,有一段时间我和他及陈毓罴、马世龙等同志一起养猪,他那种办事认真的精神,使我有更深的体会。 在东岳街上,我曾看到在菜园劳动的俞平伯先生,挑着担子东倒西歪,深感不妥,向军宣队领导提了意见。到了猪场,何其芳同志却也参加这样的重劳动。我曾劝他不要干那些重活,但他对养猪的事却非常认真。猪跑了,他踏着泥泞的道路,冒着大雨去赶猪。喂猪时,他也挑着两桶猪食一扭一拐地往猪圈走。他的身体不好,我看了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他住院时,我见他在病床上已不能说话,只用手势表示了一下。他的两只脚,露出了盖单外边,使我想起了他泥泞中挣扎的情况。他逝世后,我就一些印象学着写了一首哀悼的诗: 六五年华志未偿,品格文章已流芳。 毒雾弥天斗重庆,烽火遍地颂延安。 殷勤秉教不怕鬼,刻意求真岂信谗。 淋雨泥泞猪场路,遗恨绵绵四人帮。 三 1959年8月,我正在四川大学选调毕业生时,突然接到两位所长的电报:“奉院令请速回所。”我心里很纳闷,后来知道是中央召开了庐山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进行了批判,继而在全党展开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文学所则在9月至10月间,对黄克诚同志夫人唐棣华同志开展了批判。1960年2月24日,院部对唐做的“严重右倾”的结论,送来文学所让支部讨论后上报。当时,唐棣华同志不上班,组织让我找她谈话、看结论、签字。11月19日,让她看了结论,她说: “算了。不提意见,也不能签字,有意见。”她还说:“事实都对,但情况不同。”到1962年4月25日,学部分党组决定,取消对唐棣华同志“严重右倾和党的严重警告”的处分。 “文化大革命”后期,唐棣华同志又被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清理重点,工、军宣队要我参加对她的审查。在几次谈话中,唐棣华同志始终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地谈了当时对她怀疑的情况。 在长期工作中,我和她接触较多,记得有一次,她在我办公的房间见到我在扇子上抄有关于李恕的几句话,说李“俭于奉己,丰于待士,知贤不疑,见可能断”等,她也表示很欣赏。实际上,她正是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大炼钢铁”时,她响应北京市委的号召,积极参加。建生产基地时,她亲自到农家察看。工作中遇到问题,她善于果断处理。她于1936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过地委委员、民运部长、县委书记等工作。胜利后,在很多企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又在重工业部、化工部任院长、司长等职,对党和国家做出很多贡献。1958年调文学所任副所长,和何其芳同志一起,对文学所的建设做了很多工作。她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后来我看到黄克诚同志为维护党和毛泽东思想而写的文章,深深感觉唐棣华同志也正是具备了不计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共产党员宝贵品质。 四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经济发生了困难,文学所和全国一样,每个人的粮食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是缺乏。由于营养不足。所里不少同志都得了浮肿病。根据上级决定,各所建立生产基地,进行养猪、种菜、种粮等农副业生产。同时规定,国家机关干部必须参加一个月体力劳动的制度,必须严格执行。 1961年1月,所里自办食堂开伙。4月开始,在大兴县安定公社建立生产基地。1962年1月,又转往河北昌黎果乡公社。由于所里研究任务和参加劳动经常发生矛盾,在生产基地工作的由培福等同志,做出了十分可贵的努力。 由培福同志二十多岁参加人民解放军,曾当过副连长,战斗中光荣负伤。1952年文学所筹建时,就担任行政工作。他一贯听从组织分配,叫干啥就干啥。担任采购员时,不辞劳苦,到外地为建所采购家具等用品,千方百计为所里节约经费。在困难时期,他接受了建立生产基地的任务,带领几个同志,仍像战争年代那样,住在农村的破旧小房里,节衣缩食,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他既要和所里经常联系,又要自己参加种地、养猪等生产活动。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到1963年4月,.两年生产收获高梁、玉米、黄豆、黑豆等粮食1.2万余斤,及其他副食,为渡过困难时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行政事务和人事等工作中,大多数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研究事业服务,如一个长期担负财务工作没有出过差错的会计,任务繁重总是起早赶晚的打字员,准时保证用车从未出过事故的汽车司机……其中张慧珠同志还给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 记得我来文学所时是张慧珠同志接的,当时我看她年龄大约三四十岁,在车上问她有几个孩子,出乎我的意外,她说“没有结婚”,使我很尴尬。她是老北京人,1953年应考到文学所,一直在办公室担负文书、收发、档案、文具杂物等管理工作,始终认真负责。特别是别人不管的事,她都乐于承担。同志们出差或下放时,总是托她与亲属联系。文学所到“干校”期间,她在京留守,不仅妥善保管好所的图书、家具和私人寄存的东西,还为同志们代购物品,帮助解决困难。平时,所里同志上班,第一个总是看到她早已到所,忙着分发报纸,并送到各研究组及各个办公室。逢年过节,她总是贴完门上的封条,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所里上上下下,都亲切地叫她“张大姐”。她生活简朴,热爱党热爱祖国,严格要求自己。在养病期间,她仍体谅国家困难,医药费尽量节约。她对看望她的同志说:“我坐吃社会主义,应当扣工资。”她是1983年6月25日因癌症逝世的,终年73岁。除了日常用品外,她只留下一些自己喜爱的字画,还委托别人送给同志们。 五 1966年2月,窃据中央领导职位的阴谋家康生,曾批示学部“下去滚泥巴”。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学所已彻底变了样。1968年12月,又进驻了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领导所的工作。1969年11月学部到河南办“五七”干校,文学所编为干校第五连,先到罗山落脚,后到息县东岳进行生产和清查“516”,最后迁到明港军营。我由于精神压力和劳累等原因,耳鸣、耳聋加重,大家都喊我“聋子”,真是名副其实了。 1972年,学部回到北京。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扭转了航向,党和国家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人心大振。1978年至1981年,按照中央和社科院的布置,我受命和许力华等同志一起,对所内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复查和落实党的政策。1983年我60岁,遵照中央文件的规定,正式离职休养。今天算起来,我在文学所已是44年了。 2002年9月4日 原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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