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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文学所的回忆

康金镛

不久即将迎来文学研究所成立50周年纪念日。在这些日子里,除了衷心地祝贺文学所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丰硕成果之外,也不由得不引起自己对在所里工作过的那一段时间的回忆。

我是1960年春入所工作的。最初,在所的党总支当干事,配合葛涛同志做些党的组织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直接领导是总支书记王平凡同志。再后,因所长秘书胡湛珍同志生小孩子,由所长何其芳同志提议让我暂代胡做了几个月的秘书工作。

过了半年左右,外国文学研究方面除了已有的西方文学研究组、苏联文学研究组、东欧文学研究组之外又成立丁东方文学研究组。我提出了想去那里从事日本文学研究,所里同意了我的请求。到东方组之后,得知组里的高研只有石素贞先生一人。她研究印度文学,但当时她主要是用乌尔都语研究泰戈尔及其著作。年轻的研究人员有仁钦道尔吉研究蒙古文学,周有光研究朝鲜文学。李修章研究越南文学。这个组的顾问是外请的北大季羡林先生。他一年之中来组里面两三次,指导东方组的各国文学的研究工作。那时石先生也多陪他同来。另外她还指导组里的个别同志写研究论文。

组里的同志们都是到国外留学之后,回来研究各该留学国家的文学的。我自感在外语和专业知识方面的准备尚有欠缺,在季先生的提示下,我提出了去北大东方语系进修日语并听由刘振瀛先生主讲的日本文学史,在获得所里的批准后,我在那里进修了一年半以后回到所里和东方组。

到1964年,所里的组织机构有个大变动,提出了要在老所里分出外国文学各研究组的全部人员同《世界文学》编辑部调来的人等合并,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由冯至同志任所长。很快在这年的上半年,分所工作就已完成。我也准备着随东方组到外文所去。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老所副所长唐棣华同志突然找我谈话,她要我留在老所当何其芳同志的秘书。说胡湛珍同志坚持要到外文所去搞俄罗斯文学研究,这样老所的秘书工作就出了空缺,要我补上。为了服从组织分配,我没说二话就表示同意所里的这项决定,马上由所的人事部门提名,经学部的干部局批准,定我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秘书。

我任所长秘书后,归属于所的学术办公室(也就是现在的科研处)。这个室由朱寨同志领导,他当时的职称是学术秘书。据说他的前任是所里的老先生陈翔鹤同志。那时在此室工作的还有一位王继贤同志,后来他调走了。过不久,老所除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文艺理论研究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组之外又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组。朱寨同志调到这个新成立的研究组当组长(那时还称研究组,实际就是现在的研究室,组长就是室主任)。朱的原职务,由古代研究组的副组长邓绍基同志兼任。学术办公室里在我来之前已有马靖云同志,在我之后又调来栾贵明同志,他是1964年秋从各大学分配来的那批大学生之中的一位。我们三人共做室里的具体工作。我除了做秘书工作之外,还兼管所的外事工作和应由所长出面的所内外接待工作。往常学术上的一些问题和工作、何其芳同志多找邓绍基同志或找各组的有关中级研究人员商量,帮助解决。而我则多搞些事务性的工作。当时外事工作并不算太多,因为中苏关系已经恶化,来往走访的苏联专家、学者基本上没有了,仅过年、国庆日有些祝贺信往来。倒是日本、越南有些来访的。如越南文学院院长邓台梅,以及日本诗人的来访等等,1966年春还有越南的一位留学生来所里学习文艺理论,何其芳同志请理论组的涂武生等帮助指导。此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不久就未完成专业学习而悄然归国了。

作为文学所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的何其芳同志对所的建立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其学术思想和成就自有党的组织和专家、学者们对他做出应有的评价,我在此毋庸赘言。然而作为一个在他身边工作了几年的同志来说,我认为他身上的许多优点和长处是很值得提倡和学习的。

其芳同志对所里的专家、学者,我们统称为老先生的人们能够礼贤下士,处处尊敬、爱护他们,尽量发挥他们的光和热。他对他们常进行拜访或探望,给予多方面照顾。甚至当阴天下雪下雨刮风的日子,只要有他们来所开会的时候,他都要叮嘱大家及时妥善的接送他们。其实那时所里只有一辆由老赵师傅开的黑道吉。后来才添了一辆小绿蛤蟆车,由小杨开。当时要想调度好车辆,还真要费些周折。他对党内外的新老干部也是关怀备至。除了对大家的工作、学习常常加以指导之外,甚至对这些人的生老病死他都管到了家,如力扬同志、井岩盾同志、路坎同志,生病之后。从住院、延请好大夫、购买有效的药品,医疗的各个进程他都要一一过问,甚至在他们去世之后,其芳同志还要在优恤、丧葬等事情上花费精神。路坎去世后,何其芳同志曾亲写挽联和在骨灰盒上题字。他对老同志如此,对年轻人也是如此,有一位唐搜的研究生,不幸英年早逝,他的母亲来所哭闹,其芳同志都能耐心接待,给予亲切的安慰和优厚的抚恤。对郑振锋同志的遗属尤其是关怀备至,每逢年节或他家有事,其芳同志都要派人探望或帮助处理所发生的事情。

何其芳同志造诣甚高,博闻强识,却总是孜孜不倦地奋力学习。若论他的文学功底可算是不浅了,然而他却数十年如一日勤学不辍。他也很爱读书、买书、藏书。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蹲牛棚、上干校,身心俱受不小损伤之后回到北京,仍常去书店或街头书摊购买新旧书籍,之后再用手杖一端担回家中。这时他还借用字典自学起德文,很快能用德文阅读海涅的诗篇。他甚至还找出了冯至所译海涅诗集的一处纰漏,他曾亲口告诉我,他跟冯至谈了此事之后,冯自己也承认他的译本是有些错处。

其芳同志在接受人们的意见和批评方面从来都是虚怀若谷。他不仅能够倾听专家、学者、老先生的意见和建议,对所里党内外的同志们的意见,更能认真地听取,就连普通工作人员的意见他也能认真听取,他认为对的,马上付诸行动加以改正。有同志褒扬他在这方面对群众具有一颗赤子之心,我认为这种称赞是妥当的,贴切的。别看他在写评论文章时笔锋犀利,毫不让人,而他在听取大众意见时都是极认真而又恳切的,这的确是他的一大优点。

何其芳同志一生都奉献于祖国的文学事业,在鲁艺、马列学院、人大文艺理论班,他都辛勤地培养出大批的文坛新秀。他对所里的年轻研究人员,更是尽心竭力地加以扶植,使他们更快地在文学研究方面取得好成绩和不断地茁壮成长。只要他同所里的哪位年轻同志谈一次话,那位同志便会兴奋不已,感到备受鼓舞。有次刘士杰同志同他谈了一次话,何其芳同志竟能根据他的特点与爱好指出他的明确的奋斗目标,刘对此次谈话感受很深,并使他得到极大鼓舞。我想其芳同志在教人育才方面所做的努力可说是:倾毕生心血浇灌文学园地,常使新株长青翠,做终生奉献培植艺校苑林,早令桃李竞芳菲。我想那些受过他的教诲和栽培的人都将不会忘记这位可敬的师长和领导者的培育之恩吧。其芳同志在文坛尽心培植新苗的努力堪称是功德圆满了。

其芳同志在文学阵地可称是一员猛将,他除了建立并发展本所的事业之外,也曾英姿焕发地想大干一场。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位来访者曾问及他在办好文学所的事业之外,个人还有什么打算,他立即信心百倍地回答说,他准备十年写文学评论,十年写文学史,十年写小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正当他抖擞精神,率领队伍要重整旗鼓的时候,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真是天不假年,竟使他的这些壮志均未得酬!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秘书生涯也随即画上了句号。何其芳同志被贴了大字报,之后对被称之为牛鬼蛇神和周扬线上的黑干将,所里也有一些人陪着他一起被逐批送上了三楼(这里是文学所的牛棚)。起初,我感到那些真假怒吼声实在是震撼心灵,再后对这些也就渐渐地麻木起来。对我来说感到最为严峻的是那些在要否良心的天平上进行衡量。有人说我这个“知情人”在会上对何其芳所做的揭发实在是太小太零碎。而我真的打心眼里不想在那个会上做什么一鸣惊人之举。再后所里出现了各派,我也参加了一派,既有派当然就有争斗,有时通过大字报我也损伤人,人家对我也有所损伤。之后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来了。1969年秋末冬初,我们所里的男女老少,包括各自家属一齐下了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下干校后严冬对我是考验,政治运动遭审查更是考验。惟有参加劳动、种棉花、选苗、除草、打农药、摘棉花等农活和在盖房时当工地上的小工拿瓦提泥,脱土坯等才使人感到其乐无穷。在小蒋庄借住的半年使我这个贫农出身的人真正的受到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尽管他们的生活很不富裕,但他们是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热爱这个国家。房东妹子一家热心教我如何用好河南的板锄,如何换式锄好地。房东妹子于淑荣不仅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还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她还告诫我要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群众。同他们相处我倍感亲切。 干校搬到明港的养马兵营之后又生活了一个段时间, “九一三”事件发生了,从此政治运动也不那么频繁了。人们都想赶快回到北京,大家都闲散下来,男同志捕鱼捉鳝,女同志大做起针线活。我更惦念着惟一留在北京的尚未成年的小女儿。大家在焦急盼望之中,终于等到了周总理的号令,让学部的五七干校的全部人员首批回到了北京。在军宣队撤走之后,又来了一批工宣队,他们澄清了许多学部的问题,使受整的人也得到了解脱。这时所里成立了个临时领导小组,由朱寨、张宝坤两位同志领头。我也被派到这里当临时干事。干事干些什么呢?这时人们稍感安定之后,便纷纷要求调上山下乡的孩子回北京,也有人要求调爱人到北京。经我手办回北京的有马靖云的女儿,高智民的大女儿,未办妥的有何其芳的女儿调换工作和余冠英的大孙女从三河县调回北京这两桩事。张大明、楼肇明等人的妻子调北京工作问题我也曾在电话上同物资部联系过,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前,江青等忽然想起文学所,要人给所里送来一些茄子等蔬菜,以示对这些人的“恩宠”。朱寨、张宝坤同志,对此并未受宠若惊,也没大声张扬,稍稍地请示了一下学部的领导宋一平同志,宋的回答很简单,让搁一搁再说。这一搁,茄子等摆在窗台上都瘪下来,烂掉了,这个事也就从此自消自灭了。我认为朱寨他们当时这样做,还是合乎人心,顺乎民意的。

总之,“文化大革命”确实使人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然也使一些好人、好同志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使人们受到了许多深刻的教训和获得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个人更是如此。

到1978年,我被调回中央党校工作,在这年的秋季,我终于离开了度过从“而立”到“不惑”之年的难以忘怀的文学所。

2002年10月于北京

原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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