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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的门第

顾农
  在业已僵化了的九品官人法的系统里,一个人的资品与起家官之间有着大体固定的对应关系。一般来说,只有出身于世族高门的青年才可能被评为二品人才(资品),因此起家即从六品(官品)清要之职做起。这在当时属于最优惠的待遇。当然,起点高并不代表他此后在官场中一定一帆风顺,那是另 一回事,起作用的因素会很多很复杂。

  刘秀之这一支也比较强,他本人位居三公,封康乐县侯,但入齐后亦已衰落:“传封至孙,齐受禅,国除。”(《南史·刘秀之传》)但东莞刘氏并未全垮,刘勰的父亲仍然官居四品,刘勰的一个堂叔刘岱在齐代当到山阴令(其墓志于1969年在江苏句容出土,完好无缺,后发表于《文物》1977年第6期),亦能维持宗风不坠。在齐梁时代,一个四品高官的儿子、起家即为六品之奉朝请、后来又当过东宫通事舍人的刘勰,怎么可能出身于庶族寒门?他早年艰难的处境主要是由于“早孤”造成的。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成就最高的名著,于是它的作者刘勰(465?~521?)也就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研究的对象。中古时代十分讲究一个人的出身门第,那么刘勰的出身算是士族还是庶族,或者换句话说,他是出身于世族高门还是寒门呢?刘勰的生平资料甚少而又往往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大的分歧,两种说法都有,难以取得一致。王元化先生有《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影响很大;此后有关的讨论似乎比较岑寂。

  这方面的研讨尚可尝试着向前推进。《梁书·刘勰传》开头部分有云: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兼东宫通事舍人……

  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注意,其中多有关于这位大理论批评家身世方面的信息。

  例如“起家奉朝请”一事,内涵就很丰富。而在讲究门阀的中古时代,一个人获得的第一个官职即所谓起家官,与其人的出身、资品(九品官人法评估体系中所得的品第)关系极大。奉朝请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呢?《南朝五史辞典》作过一个简明的解释:“东汉时,对退职三公、将军及外戚、宗室、诸侯多给予奉朝会请召的礼遇,称为奉朝请。晋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都尉而奉朝请。后省奉车、骑二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南朝宋以后,奉朝请选杂,至孝武帝孝建初年省。南齐为安置闲散官员,奉朝请多至六百余人。梁奉朝请列官员班品之第二品。”(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奉朝请”并不是职事官,而是带有荣誉性质的一种安置,亦即所谓散官,没有实权,但对资格的要求却很高。晋、宋以来奉朝请官衔为六品;后来梁代实行新的制度,将六品官以上者单列,分为十八班;六品以下为流外七班。奉朝请与秘书郎、著作佐郎、太学博士等并列为高官班品之第二班,级别虽不算很高(十八班中以班多者为贵),但对于初任者资品的要求却非二品不可;“位不登二品者,又为七班”(《隋书·百官志上》)—这些流外诸官对初任者要求比较低,无须资品的二品。

  刘勰起家即为奉朝请,表明他资品高。一般来说资品二品即“上中”就是最高品;一品即“上上”乃是圣人,基本不会有。从另一角度看,又只有二品才算上品,三品以下用处就不大了。在九品官人法早已从“论人才优劣”异化为只看“世族高卑”(《宋书·恩倖传序》)之血统论的南朝,起家为六品清选也就表明他出身于高门。庶族青年不可能弄到二品门资,也不可能起家即为奉朝请。是否具有二品门资,在当时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在业已僵化了的九品官人法的系统里,一个人的资品与起家官之间有着大体固定的对应关系。一般来说,只有出身于世族高门的青年才可能被评为二品人才(资品),因此起家即从六品(官品)清要之职做起。这在当时属于最优惠的待遇。当然,起点高并不代表他此后在官场中一定一帆风顺,那是另一回事,起作用的因素会很多很复杂。

  据研究,“西晋以后,资品二品的起家官,一般为员外散骑常侍,秘书郎,著作郎,奉朝请,从事中郎,尚书郎,王国师、友、文学等六品官”(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刘勰置身于此间,则其出身为世族应当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后来刘勰充当东宫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亦是清要之职(梁高官班品之第三班),一向皆取甲族有才望者为之,这也充分证明了刘勰绝非出身于寒门。

  东莞刘氏是中古的高门之一,其先世据说可以追溯到西汉的齐悼惠王刘肥,晋、宋间崛起甚烈,其中出现了刘宋的开国重臣刘穆之(360~417)、高官刘秀之(穆之的从兄之子,397~464)等;而刘勰乃是刘秀之的弟弟刘灵真的孙子,门第应当说是比较高的。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曾经列出其谱系(详见该书,中华书局2006年版,图表第十一)。只是刘灵真名位不彰,其子亦即刘勰的父亲刘尚虽然官居越骑校尉(秩二千石,官居四品),却又死得太早,所以到刘勰这一代就显得衰败下来了。“家贫,不婚娶”一句很有意味,这显然不能理解为刘勰已经穷到完全结不起婚,而只是表明到他成年后想与世族高门攀亲已经很为困难,而高贵的出身又使得他不愿意随便婚娶以至于失类,于是只好当他的单身贵族。此即所谓“高门多慎婚,所以全门户,保令誉,不贻羞蒙地也。”(《五朝门第》,第213页)如果他出身于庶族寒门,不背什么门第的包袱,解决婚姻问题反而会比较容易。

  中古时代上层青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出仕,一是婚姻,都讲究符合门第、身份,否则便是“婚宦失类”,让人瞧不起,甚至被斥为“寒士”。典型的例子如东晋时代的杨佺期,他是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第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晋书·杨佺期传》)。“佺期为人骄悍,常自谓承籍华胄,江表莫比;而(桓)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晋书·桓玄传》)。衰败破落下来的世家子弟一旦与非世族高门人家(哪怕这一家非常富裕)的女儿结婚,就是婚姻的“失类”;而充当低级别军职或其他杂牌小官,则是出仕的“失类”。在前一方面,刘勰实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中,所以干脆不结婚。在出仕方面,他终于以“奉朝请”起家,这是很体面的,保住了身份。由此可知刘勰具有很强的门第观念,非常讲究自己的身份。

  东莞刘氏最有名的是刘穆之一支,刘穆之为刘宋王朝佐国元勋,封南康郡公;其长子虑之官至员外散骑常侍,中子式之为黄门侍郎,少子贞之为中书黄门侍郎:都位居清要。入齐以后这一支衰败下去,刘穆之的曾孙刘详(此人于刘勰为远房堂兄弟)“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详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南史·刘详传》)这位刘详已被看成“寒士”了,其实他仍有不低的地位,只是同祖先比较起来不免显得衰落而已。褚渊(彦回)是一向看不起破落户的,谢灵运的孙子谢超宗(?~483)也曾被他斥为“寒士”(详见《南史·谢灵运传》)。此公自视极高,他随口贬低别人的话显然不足以给被骂者的家族定性。

  刘秀之这一支也比较强,他本人位居三公,封康乐县侯,但入齐后亦已衰落:“传封至孙,齐受禅,国除。”(《南史·刘秀之传》)但东莞刘氏并未全垮,刘勰的父亲仍然官居四品,刘勰的一个堂叔刘岱在齐代当到山阴令(其墓志于1969年在江苏句容出土,完好无缺,后发表于《文物》1977年第6期),亦能维持宗风不坠。在齐梁时代,一个四品高官的儿子、起家即为六品之奉朝请、后来又当过东宫通事舍人的刘勰,怎么可能出身于庶族寒门?他早年艰难的处境主要是由于“早孤”造成的。

  父亲的过早去世,总会增加下一代的困难,在古代尤其是如此,但这不影响一个人的出身;而艰难困苦,又总是促进有志气的青年更加奋发图强,所谓“玉汝于成”——这更是历尽古今而不变的一条规律。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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