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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版“中国神话”

陈歆耕
  报告文学从它诞生起,就有两个确立它地位的优良传统:一是它的敢于与社会假恶丑现象正面交锋的战斗性和批判性;二是报告文学的史家风范和史料价值。用文学的笔法真实地记录时代、记录历史,应该是报告文学的重要使命。这两个报告文学的“利器”,在目前的报告文学中不算完全丢失,也起码是少有引起读者重视的重量级作品。何建明、朱子峡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东方光芒》值得引起重视,是因为它体现了报告文学的后一种优良传统。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史,无论是放到世界发展版图上横向参照,还是与中国既往历史纵向比对,都是人类的奇迹。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中国用30年的工夫,跳跃性走完了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用几个世纪缓慢进化的历程,从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重新崛起,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在这一发展史中,东莞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具有特别的典型意义。一是东莞始终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他们在改革开放中表现出的“超前思维”、探索精神、过人的聪明才智,为中国近30年的发展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二是东莞在近30年中惊人的发展速度,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领跑的作用。可以说,东莞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东莞的发展速度是现代版的“中国神话”。长篇报告文学《东方光芒》用充满激情和思辨的笔触,丰富而翔实的材料,真实记录了这个“神话”的创造过程。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部地方性的史志性的报告文学,它对于想了解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人,具有史学和史料的价值。东莞人的变革图强的“光荣与梦想”——也是中华民族变革图强的“光荣与梦想”,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谱写东莞神话、创造东莞历史的是东莞人。这部报告文学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血肉丰满的在改革中“敢为天下先”的东莞人的形象。30年中,东莞的领头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改革的接力棒在他们的手中没有丢弃。他们前赴后继,不断续写改革的新篇章,创造新的辉煌。那些其貌不扬、刚刚“洗脚上田”、身上还没脱泥土气的总经理、董事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读这部作品时,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在脑海里闪现:这个现代版的“中国神话”,为什么会在东莞(当然还应包括深圳)发生,而不是在其它地方?当然一个首要的外在因素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设计了宏伟的蓝图。但这是外在的原因,同样处于这一环境下的不是东莞一地。东莞与其它很多地区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听到“发令枪”后,为什么是它成为“飞人刘翔”,而不是别人?这本书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专题的梳理。但我从书中感觉到了创造“神话”的东莞人的一些独特的地方:一是与经济发达城市香港的地域毗邻,两地贫富的强烈反差,给东莞人注入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强劲动力,给东莞人输入了许多改变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新观念。二是东莞人“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三是东莞人低调做人、踏实做事的务实性格,也是他们不断走在同代人前列的重要原因。他们所具有的认准目标,就“一根筋”到底的坚韧不拔、永不言败的变革图强的精神,使他们在改革开放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想像力。
原载:《文艺报》200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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