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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手稿集》论《樊川诗集注》

慈波

《钱锺书手稿集》第六百七十五则论《樊川诗集注》,近五千字,品藻杜诗,兼及冯注,辨析毫芒,识力独到,其观点多为《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所未涉及,实为了解钱先生唐代诗学观点的重要资料。

杜牧诗歌笔力劲健,韵调协畅,人多以“俊爽”目之。在晚唐诗歌一片颓靡声中,这样的声音自属别调。手稿集指出,此种风格的形成,除了力矫时弊的意图之外,亦是杜牧向李、杜、韩、柳等前辈诗人学习的结果。钱先生以《雪中书怀》一诗中“北虏坏亭障,闻屯千里师”等句为例,指出“胡孝辕《唐音癸签》卷十一谓与昌黎《赠张道士》诗相似。又谓牧之吊赵将军云‘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意同昌黎此诗之‘恨无一尺,为国笞羌夷',是也”。手稿集又引《观林诗话》,称“牧之好以‘雨'比‘羽林枪',又好用‘縆'字”。杜牧诗多处以“竹”比“羽林”,如“历历羽林行”、“竹冈森羽仗”;又以“雨”为比,如“万里横亘羽林枪”、“分明㧐㧐羽林枪”,这些比喻新警独特,有豁人心目的艺术效果。“縆”字用在诗歌当中,也很少见,当亦是为创造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这其实反映了杜牧在诗歌创作上的刻意追求,“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1],其矫正晚唐诗歌流弊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钱先生对杜牧诗歌相当肯定,认为“《九日齐山登高》律一首最瘦劲,《早雁》一首最浏亮”;又激赏《池州送孟迟先辈》中的“喜极至无言,笑余翻不悦”,认为“写得透,似胜老杜《喜达行在所》之‘喜心翻倒极,呜咽顾沾巾'”。因为杜牧此句写出了由乐转悲的情感变化,文心细密,刻画入微;而杜甫的诗句只是写出了喜悦的极致[2]。对于《睦州》中的“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钱先生尤为欣赏,称“十字四层意,进而益深,却不着迹”。《鹤林玉露》曾评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赏析极精到,认为“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3],钱先生此评当亦作如是观。何义门曾认为“‘残春'、‘中酒',比年事蹉跎,作用既微,笔力尤横”[4],评价亦相类。杜牧此句语短情长,浑融完整,手稿集指出“方虚谷句眼之说此地无下手处”。这又反映了钱先生对“句眼”的一贯看法。句中之眼实际上是指诗句超妙,耐人讨索探求,但后人往往舍本逐末,误认独具句眼为对仗炼字而已。方回更是屡屡标举此义,其《瀛奎律髓》每每摘引只字,目为句眼,颇为后人所讥。杜牧的这句诗以浑融深挚见长,绝不能仅列一字以为警策,故而钱先生有上说。

上述见解在手稿集中尚属零星散见,钱先生对杜牧诗的看法则集中在对其缺失的评价上,其主要观点有两条。第一,认为杜牧“古诗殊苦杂驳”。前人也颇有对其古诗略致微词者,如张戒就认为杜牧“大抵工律诗而不工古诗,七言尤工,五言微弱,虽有佳句,然不能如韦、柳、王、孟之高致也”[5]。钱先生则具体指出,其古诗“一篇之中元、白轻滑语与杜、韩奥质语溷出,不特五言七言间作而已。如《送孟迟先辈》,前半五言风格似昌黎,后半七言风格似太白,不伦失类,与牛首人身女面狐尾何以异乎?”古体长篇篇幅较长,情感容量大,尤需振笔直遂,劲气直达,有千钧笔力方能斡旋其间。在晚唐诗坛,杜牧的古体已经堪称翘楚,但笔力确实逊于李、杜、韩等大家。即如《池州送孟迟先辈》,此诗前半叙述诗人与孟迟的几次离合,颇寓失意之悲,风格沉郁;后半叙与之作别,转趋旷达,以离别为不足关意,诗风飘忽,和前半形成鲜明对比。从整体风格来看,此诗前后跳脱,自然难称完璧。又如《杜秋娘诗》,为小杜古体力作,然亦难免此病。此诗实以杜秋娘的悲惨遭遇来寄托深慨,其主旨集中于“女子故不定,士林亦难期”一句。至“我昨金陵过,闻之为欷”,诗意已足,后面又引夏姬、西子、薄后、唐儿、吕、管、孔、孟等例,称引繁复,已稍嫌驳杂;后又接“指何而为捉,足何而为驰,耳何而为听,目何而为窥”,造语俚俗,和前面部分风格大异,故而贺裳斥之:“所为雅人深致安在?此诗不敢攀《琵琶行》之踵。或曰以备诗史,不可从篇章论,则前半吾无敢言,后终不能不病其衍。”[6]古体风格杂驳,轻滑语与奥质语间出,似乎是杜牧学习前人而未臻化境的表现。这应该是其诗歌的最大缺陷,古诗尤为明显,“五七言古恣意奇僻,且多失体裁,不能如韩之工美”[7]。其近体诗甚至亦有这种痕迹,“杜牧‘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宋人亟称。然五言古诗著此语,尤可参伍储、韦,今乃作绝,声调乖舛甚矣”[8]。又有人认为“樊川笔健调响而绝少全璧,如《早雁》诗前半绝唱,而后幅殊劣”[9],皆可与钱先生的评价互参。

杜牧诗歌的这种缺陷和他喜用数目字也有密切的联系。手稿集录引了一则较少为人注意的材料:“马星翼《东泉诗话》卷一谓牧之好用数目字。”好用数目字并非始于杜牧,早在初唐,骆宾王因为文喜以数为对,当时就有“算博士”之讥。杜牧诗中如“故乡七十五长亭”、“二十四桥明月夜”、“南朝四百八十寺”等,数目字迭出却和全诗格调相侔,多为名句。看来在高手驱使之下,多用数目字亦自无妨。但杜牧诗歌中亦有另外一种情况。其《洛中送冀处士东游》有句云:“四百年炎汉,三十代宗周。二三里遗堵,八九所高丘。”手稿集在此处下了按语:“按,《华清宫》云‘一千年际会,三万里农桑'。”这两处皆为其诗中瑕疵。前诗为赠别之作,颇有“世事万变,不必悲愁”的劝勉之意,所引诗句正暗寓此意,但全用数字,语词滑易,几近打油,破坏了整首诗的格调。《华清宫三十韵》为讽喻之作,前半描绘开元盛世景象,接以“一千年际会,三万里农桑”,语句浅俗流滑,明显和前面风格难以协调,因此有人认为此语“置在此诗中,如使伶优与嵇、阮辈并席而谈,岂不败人意哉?”[10]从上述诸例可以看出,多用数目字其实不足深病,而由此而造成诗歌风格的杂驳才是真正的病因。

手稿集还指出了杜牧诗的另外一个缺失:“牧之七律每涉议论,率滑可厌。”杜牧以议论为诗,前人多有论述,认为他“好为议论,大概出奇立异”[11],以自见其长。甚至有人以为他援引议论处多以文为诗,开创了宋诗的先河[12]。杜牧尤其擅长咏史诗,往往立意奇警,多作翻案文章,以史识见长,其中议论甚为后人欣赏,而所作多为绝句。钱先生所指与此不同,“如《润州》之‘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河湟》之‘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送刘秀才》之‘落落精神终有立,飘飘才思杳无穷';《闻庆州赵使君战死》之‘死绥却是古来有,骁将自惊今日无';《咏歌圣德题关亭》之‘广德者强朝万国,用贤无敌是长城'是也”。这些议论虽然布在人口,颇利唇吻,但是深意无多,见解亦甚为平浅,而遣词用语则流于“率滑”,自然难属佳品。即如“死绥却是古来有,骁将自惊今日无”,虽用倒装,而所表达的意思不过是赞扬赵纵之英勇古今罕匹,造语俗滑,堕入元白下乘之作恶趣当中。又如“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一联,亦不佳,“小杜《河湟》一篇第二联‘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极佳,为‘借箸'一联累耳”[13]。手稿集指出此点,确属相当精辟的见解。

杜牧在晚唐并不独以诗著称,为他编订文集的裴延翰,就在集序中盛推杜牧的文章,以为其仲舅之文“高骋敻厉,旁绍曲摭,絜简浑圆,劲出横贯,涤濯滓窳,支立欹倚”[14]。手稿集于此指出“裴延翰《樊川文集序》摹追乃舅,盖亦昌黎法脉”,可见正是以杜牧作为韩愈之后的古文后进。韩愈之后,学韩文者或流于怪诞,或失之平弱,古文趋于衰落,亟需有人振起。手稿集指出:“义山辈古文学韩之句重语奇,殊多警策,然有句无章,滞而不流,以涩伤气,不能如韩之举重若轻、履险如夷,又不能举体匀称,每如绣金错采而不能尽掩粗布大帛,故碎而不整。”杜牧学韩则不拘泥于字句之间,主张“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15],直抒经济之怀,故而“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16]。钱先生也认为“樊川古文尚通体完整”。裴延翰在序中所列举的《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皆其荦荦大者。从创作实绩来看,杜牧无疑可算作唐代古文运动的殿军,但学界对之关注不多。手稿集标揭出杜牧古文创作之意义所在,其观点值得深入研究。

在评点杜牧诗歌之外,手稿集也对冯集梧的注解做了订误与补充。冯集梧生活的时代,注释前人作品的风气颇为盛行,而他的家庭影响尤为重要。其父冯浩曾作《玉溪生诗详注》三卷与《樊南文集详注》八卷,探赜索隐,对李商隐的作品多有发明。但李商隐之作词旨隐晦,索解不易,而冯浩又每牵引史书,勉强比附,难辞穿凿附会之讥,其甚者更有汉儒解诗之弊。手稿集引用了尚镕的观点,“尚乔客《聚星札记》谓集梧此注自序,论注诗本知人论世之说,不无求之过深,故第诠事实而略意义,似讥乃翁之注玉溪也”。是否讥讽其父或未可知,但冯集梧在注诗方面确实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牧之语多直达,以视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为辞晦者,迥乎不侔”,故而他注解樊川诗集,“第诠事实,以相参检,而意义所在,略而不道”[17]。这自有其积极的一面,钱先生认为,“然浩注虽穿凿而集梧注则孤陋”。

因此,手稿集中多有对冯注的订补之处。如《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中“威加塞外空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一句,冯注仅引“都尉春田,犹居塞外;单于冬猎,不入渔阳”与“比至河,河冰亦合”,又注解了“河源军”这个地域名称,诗意未明。手稿集补注:“《邓析子》云,为君者若冬日之温。《申鉴》云,主怒若秋霜。《文选》卷五十八王仲宝《褚渊碑文》善注皆引之,牧之此联即从古意引申。”《读韩杜集》中“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手稿集先称述了前人观点,“《十洲记》载凤麟洲上多麟凤,人取凤咮及麟角合煎为胶,号集贤胶,又名连金泥。汉武帝时,西国王使至,献胶四两,尝于上林续弦者是也。而杜牧之诗有‘天上凤凰难得髓,何人解合续弦胶',恐髓字误。然髓亦安可为胶也?”[18]认为杜牧用典有误,然后加以阐释:“窃谓凤凰当作凤麟,全句宜易为‘何处凤麟寻咮角',亦免‘谁'字与‘何人'意复。《太平广记》卷四《仙传拾遗》王母献连金泥一名集弦胶四两,弓弩刀剑断可续。卷三百五十八《玄怪录·齐推女条》魂魄离散,遂合而以此胶涂之,则可云‘天外金泥何处觅,无人解合集弦胶'。冯注仅引《十洲记》而已。《博物志》卷三只言西海国献胶续弦,无凤咮麟角煎成之说。少陵《病后遇王倚饮赠歌》云‘麟角凤嘴世莫识,煎胶续弦奇自见'。顾逋翁《右拾遗吴郡朱君集序》亦云因都国出麟角凤喙,为续断之胶,与本无异,朱君能以烟霞风景补缀藻绣,符于自然。(《全唐文》卷五百二十八)正用此故事,牧之偶忘之耳。”又《忆齐安郡》中“一夜风欺竹,连江雨送秋”,手稿集注云:“上句用少陵绝句《漫与》之‘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冯注乃引江文通《哀千里赋》‘心一夜而九摧',岂非瓜皮搭李皮乎?”“瓜皮搭李皮”出典可参《随隐漫录》卷三,盖为宋时俗语,指强拉关系,此处则讥讽冯注称引之妄。

此外,手稿集又对冯注不够严谨作出批评。如冯集梧在注解《念昔游》中的“分明㧐㧐羽林枪”时,称“《丹阳集》:诗人比雨,如丝如膏之类甚多,至杜牧乃以羽林枪为比。《念昔游》云‘分明㧐㧐羽林枪',《大雨行》云‘万里横亘羽林枪',岂非去国凄断之情,不能忘鸡翘豹尾中邪?”钱先生评道:“此又冯氏稗贩类书之一例。所引盖见《韵语阳秋》耳。”即为指责冯注辗转引述,不去征引原书,误信耳食之言。

总的来说,钱先生对冯集梧之注评价不高。冯注虽然详赡,但是不够精审。钱先生又认为此注“鲜发明”,因而复对杜牧诗歌艺术手法稍作阐发。如《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有句云:“去夏疏雨余,同倚朱阑语。当时楼下水,今日到何处。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手稿集指出:“前四句与《初春夜饮》‘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干'异曲同工。(元遗山《俳体香雪亭杂咏》云,重来未必春风在,更为梨花住少时,又生新意。)后二句开东坡《正月二十日出郭寻春》之‘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牧之《独酌》亦云‘长空碧杳杳,万古一飞鸟'。《题宣州开元寺》又云‘亡国去如鸿,遗事藏烟坞'。合而观之,则知《登乐游原》绝句所谓‘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消)[销]沉向此中',匪徒即目,正亦比兴。山谷《初至叶县》云‘千年往事如飞鸟,一夕倾愁对夕阳',即用牧之意。”此评既对杜牧诗歌作了相互印证,又点明了此后诗歌的化用现象。如《不饮赠酒》中“与愁争底事,要尔作戈矛”,描述以酒消愁之意,造语新奇。手稿集指出:“冯注谓韩偓《残春旅社》云‘禅伏诗魔归净域,酒冲愁阵出奇兵',师其意。不知牧之《春末题池州弄水亭》又云‘逐日愁皆碎,随时醉有余'。黄亚夫《伐檀集》卷上《山居独酌》‘愁贼戈矛盏底销',用小杜语也。皇甫松《醉乡日月·饮论第一》云‘以与忧战',可参观。”亦为发明诗意之评。又如杜牧名句“游骑偶同人斗酒,名园相倚杏交花”,手稿集指出:“《皇朝文鉴》卷二十四石曼卿《金乡张氏园亭》云‘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可谓后来居上。”则又为对诗歌艺术价值的判断。

手稿集中还有多处因杜牧诗句而有所发挥,集中了大量包含同类艺术现象的作品,体现了钱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如杜牧《秋思》名句“微雨池塘见,好风襟袖知”,“知”字堪称摹画入神,钱先生由此生发,举出了很多用“知”的作品,“《玉台新咏》卷十徐悱妇《题甘蕉叶示人》‘夕泣已非疏,梦啼真太数。惟当夜枕知,过此无人觉'。温庭筠《菩萨蛮》‘花落月明残,锦衾知晓寒'。南唐中宗《浣溪纱》‘此情惟有落花知'。刘言史《恸柳论》‘裴回无处展哀情,惟有衣襟知下泪'。戴石屏《怀家》第二首‘强言不思家,对人作意气。惟有布被头,见我思家泪'。贺方回《醉厌厌》云‘疏雨池塘见,好风襟袖知'。周美成《四园竹》云‘伫立庭柯影里,好风襟袖先知'。卢柟《想当然》第四折云‘冷飕飕衣薄风知缝',谭友夏评‘知'字唐人佳语,盖谓是耳。(周栎园《书影》卷一:“《想当然》出其门人邗江王光鲁字汉恭手,托名于卢。”)援引殚洽,极见功力。又如《汴河阻冻》中“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手稿集指出:“冰下水流,唐人诗中常喻。香山《琵琶行》‘幽咽泉流冰下难'(据《经韵楼集》卷八《与阮芸台书》,参观《越缦堂日记》第二十九册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其尤著者也。白诗新乐府《五弦弹》,又五言排律《筝》;元诗乐府《五弦弹》、《何满子歌》、《琵琶歌》皆有冰泉之语。昌黎《莎栅联句》云‘冰溪时咽绝'。宋诗如欧公《李留后家闻筝》‘绵蛮巧啭花间舌,呜咽交流冰下泉'。《游东山寺》‘冰下泉初动'。项平甫《丙辰悔稿》《偶得》第二首‘雪中春到梅花(疑当作先)觉,冰下水行人不知'。(《永乐大典》卷八百九十六诗字)至文道希《与冒鹤亭论词即书其水绘园填词图卷后》‘银瓶宛转冰泉咽',则又用段茂堂所校定之香山语矣。”征引范围由古至今,又兼含考辨。此例尚多,未能尽列,而所注皆能随机生发,触处生春,体现了大学者的深厚功力。

在这样的基础上,似乎更能理解手稿集对冯注所下的大判断:“冯集梧鹭庭《樊川诗集注》甚谫陋,鲜发明,较之孟亭注李、星实注苏真如丁子之尾矣。”孟亭即冯集梧之父冯浩;星实即冯集梧之兄冯应榴,有《苏文忠诗合注》。“丁子之尾”典出《庄子·天下篇》,“丁子有尾”为名家有名的论题,“丁子”即蛤蟆,蛤蟆本无尾,但蝌蚪有尾,故而名家有此辩称。用在此处似指冯集梧此注仅具梗概,远远不及其父兄之作。当然这是以钱先生的学术高度所作出的判断,在通常的研究与阅读视野当中,冯集梧的《樊川诗集注》仍有其自身价值。

[1]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3页。

[2]参《管锥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86页。

[3]《一联八意》,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5页。

[4]《瀛奎律髓汇评》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

[5]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见《岁寒堂诗话校笺》,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73页。

[6]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见《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页。

[7]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页。

[8]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9]钱良择《唐音审体》卷十六,道光壬寅刻本。

[10]周紫芝《竹坡诗话》卷二,《丛书集成新编》第78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69页。

[11]方岳《深雪偶谈》,《续修四库全书》第1694册,第518页。

[12]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十,第286页。

[13]吴可《藏海诗话》,《丛书集成新编》第78册,第596页。

[14]裴延翰《樊川文集序》,《樊川诗集注》前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页。

[15]杜牧《答庄充书》,《樊川文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4页。

[16]《樊川文集》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百五十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20页。

[17]《樊川诗注自序》,《樊川诗集注》前附,第3页。

[18]何《牧之诗误》,《春渚纪闻》卷七,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1页。

原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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