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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天明长篇小说《命运》——我们都生活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命运里

梁鸿鹰
  2008年11月,陆天明把他的长篇新作《命运》签寄给我,但我深知,评论陆天明绝非一件易事。因为,《命运》,这个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的命题,实际上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面对60余万字的篇幅,我心生敬意,但根本不可能率尔谈之。作品文本所提供的一切,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讲,广度和深度都是巨大的。
  这是一次有意挑战难度的写作。但于陆天明,却十分自然。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深圳所发生的一切,不仅震撼了中国,而且也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陆天明坦言:“如果作为个人来说,你要去写深圳、写中国的改革,很难!因为它太宏大了,太复杂了,太深透了,而且涉及的面又太广阔了。”但是,他无意于退缩,他认为,身在这个激荡百年的时代,文学就有责任在场,作家不能缺席,要用自己的心来体会中国人民的心路历程,要肩起责任表现这不平凡的变革,用热情去描写深圳人这些年来所付出的一切,这不仅是作家的使命,更是作家的光荣。带着这种信念,作家以百倍的激情投入到创作中,两年多来,他先后十几次到深圳采风,从市委书记、市长,历届老领导,民营企业家,“海归”、科技人员,一直到最基层的深圳建设者,最后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到底采访了多少深圳人,他从浸泡着深圳人汗水和心血的生活中打捞历史,还原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足可以激励人们走向未来的画卷。
  这是一次向伟大的社会小说传统致敬的写作。在当前快节奏、视觉崇拜的时代背景下,陆天明仍然以最纯粹、最丰沛的激情,从与改革开放、与深圳最密切的细节开始,进行了一次燃情的长途文字跋涉。在他的作品中,显然可以看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文脉的传承,从中看到了从巴尔扎克、雨果,到托尔斯泰、德莱塞的影子。这一谱系的特点是一定要对社会作全面、细致的研究,对处于社会各种复杂关系的人进行考察,以细密、周全的视野,统筹自己的文字,这番苦功、这番费力不讨好的扎实细致,全源于他对曾经旺盛的传统的尊敬与虔诚。他用自己的思辨,在自己的文字王国里搭起了一个当代社会的全息框架,对他们的社会活动进行不遗余力的刻画,他的苦行僧般的努力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陆天明从未放弃他的小说创作理想,或者说是政治小说的写作追求。在他,以及与他有着相似追求的作家们看来,政治是社会的最集中反映,政治、社会、人民、变革、历史,这样一些大的主题、大的格局,是文学最广阔、最自由的平台,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精力投向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着最深刻联系的那些方面,于是,我们看到了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柳建伟的《英雄时代》《惊涛骇浪》、周梅森的《中国制造》《我本英雄》,等等,他们像社会的布道者一样,以自己的苦心经营着创作,实践着完善社会的梦想。《命运》的社会反响证明,这个路数的写作有自己的生命力,仍然能够引起关心现实、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的普遍共鸣。人们在小说所提供的框架里思考、振奋,得到心灵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洗礼。
《命运》没有采取人们惯常走的“家族式”路子。因为,陆天明的写作理想是高度的公共化的、社会化的。他主张,真正的主旋律,是要把人民的需求写出来。他似乎不愿意把文学框定在个人、家族、私密的范畴内,他始终主张,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一部有追求的文学作品,都不该只局限于表达“小我”,而要替时代说话,为人民代言。文学必须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一定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最近他还说,我们的文学,如果不受人民群众欢迎了,那一定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从个性化,变成了私人化,变成了隐私化,变得和老百姓没有关系了”。脱离时代和人民的文学,注定会遭到时代和人民的抛弃。这些主张使他成为我们时代的忠实代言人。
  我想说,于陆天明而言,《命运》更是一次挑战时尚的写作。消费是当前文化的突出特征,消费时代要求文化具有速食性、一过性,浅层次的五味杂陈取代多年酝酿的单纯馥郁,在万物生长式的繁盛中,人们边享受着边遗忘着,这些都符合消费时代的文化潮流。而《命运》所构建的庞大叙事帝国显然是逆这些潮流的。它提供的经验,也许是当代的人们所不感兴趣的,也许是难以即时消费的。但是它真实地记录下了从硝烟中走出的共和国刚一诞生就开始推进的、与我们每个公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伟大事业。和陆天明其它的长篇政治题材小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部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真实的地方——深圳,并且作品写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推进改革开放方面的亲力亲为,作品把历史的复现与改革故事的虚构结合起来,对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进行了综合,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多种色彩和多声部的效应。作品以深圳的崛起为线索,描写了在这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种种观念的矛盾和冲突。小说力图把最底层的、最原始的生存本能的挣扎与最高层的为国家前途民族富强而殚精竭虑的决策都进行了生动体现。在当今的创作中,这些大气磅礴、恢弘壮丽的画面与主题,确实有些不时髦了,但我们的读者不会冷落这样的写作姿态,因为他所描写的一切与我们今天、未来的命运相联,而且这种姿态是真诚的、纯粹的。
原载:《文艺报》200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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