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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在今天还有存在意义吗?

何平

●在把握所生活世界的能力上,我们时代的作家已远远把批评家甩在背后。在对一些文学新经验的识别和命名上,我们的批评家常常囿于既定的文学惯例,而不能及时做出清晰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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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这样的追问和质疑也是把我自己放置其中的。因为,作为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师,我的工作、阅读和书写几乎都和文学批评密切相关。很多时候,由于文学批评联系着日常教学,从我个人的角度,往往容易把它赋予神圣的文学教育、文学启蒙和文学传承的意义,从而俨然不知魏晋、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这个行当会一直生机勃勃。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质疑恰恰来自我念念在心教育、启蒙、传承的学生。在今年的课程开始不久,一个文学审美能力很好的学生就直接问我,文学批评在今天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而且她进而追问,和作家的创作相比,今天的批评家为读者提供的究竟是可以作为“文学”而存在的文体意义上的批评,还是就是对作家创作进行阐释性自圆其说的枯燥的文字游戏?

如果回到我们今天的批评现场,就会发现这样的质疑虽尖锐,却是诚实的。我们可以稍微变换一下提问的方法思考一个普通读者为什么要读文学批评?我想无非两个目的,一是从文学批评这个渡船最终通向它所批评的文学;二是将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可以有着自身规定性的文体来阅读。先说后者,在鲁迅、李健吾、沈从文、周作人等批评家纵横天下的那个所谓的现代文学,甚至是去之不远的20世纪80、90年代,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但时至今日,今天我们还有多少批评家能写出他们那样“文学性”的文体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呢?需要揭示的一个事实是,当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日益学院化,其命运将是被学院体制格式化。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文学批评都“大学学报体”,都摘要、关键词、注释、参考文献,都权威、核心期刊,文学批评在今天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一个疑问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究竟有多少普通读者还去阅读文学批评。我的直观印象除了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和专业研究者,今天文学批评的普通读者肯定已经流失掉许多。

而对于前者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今天我们的文学批评能够把读者渡到文学的彼岸吗?不要说普通读者了,最要命的是今天许多作家对文学批评就很不买账。从1990年代一些新生代作家和批评家的“断裂”,到今天,我们的批评家最清楚有多少作家已经和自己“断裂”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从业者,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归咎为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是“猫生猫宠”、“狗养狗惯”的心理在作怪。作家和批评家的“断裂”可以追溯的原因很多。从这里出发也可以把文学批评在今天存在意义的追问推向深入。这里,我只想说的是,当面对一个文本的时候,我们的批评家多大程度能够进入到作家所经验和想象的世界,特别是当我们的批评家越来越学院化、书斋化,越来越远离文本的现场,今天的批评家还能够自信地说,我了解作家书写的世界吗?最近关于阎连科《风雅颂》的“真实性”问题争议很多。我也就这个问题谈论过我的看法,因为这同样关涉我们今天如何开展文学批评,我就旧话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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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是关于“回家”,关于“家园”的,而在“回家”和“家园”之前,小说首先是关于“荒芜”、“荒原”的。在中国近现代作为精神高地的“大学”彻底沦陷。现实的围剿下,一个幻想着“风雅”、有着古典情怀的知识分子坚守就意味着成为时代的敌人。当杨科提着耗费了5年光阴完成的研究专著《风雅之颂》的书稿回到家时,迎接他的竟然是妻子与副校长赤条条躺在床上的荤景。很快,像一条邋遢狗,杨科副教授被清燕大学的领导们踢出了学校——他们举手表决,集体决定把他送进学校的附属精神病院。原因不过是杨科无知地做了一回英雄而已,他带领学生抗击沙尘暴一夜成名。在精神病院,他被院长指派给病人们讲解《诗经》,竟得到大学里从未有过的礼遇——病人们反响无比强烈,掌声雷动。杨科赶紧落荒而逃,回到耙耧山深处的老家寺村。县城天堂街的那些坐台小姐成了他最求知的学生、最热忱的知己。可是,他的《风雅之颂》成了自己的妻子、校长的情妇赵茹萍的《家园之诗》,初恋情人也死了,杨科又爱上了她的女儿,在她和李木匠的新婚之夜,杨科掐死了新郎,领着天堂街的小姐们和一批专家、教授逃向“诗经古城”。继续朝着被孔子删掉的冥冥存在的《诗经》遗篇逃亡。大学罹乱,田园荒芜,《风雅颂》无法重写“象牙塔之诗”,当然也无法重述“田园牧歌”。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在四野荒废的悲凉中《诗经》就能够承载这些时代的失败者、溃逃者、零余者、边缘人的家园之梦吗?其实,在更早的时候,鲁迅早就指出逃向古代的虚幻。所以,《风雅颂》不是我们想象的“恶搞”,而是有着庄严的悲凉,就像小说最后的一句话:“我就走,走得人单影只,白雪皑皑,古诗城像过眼烟云样消失我的身后边。”我不知道读了《风雅颂》前面天堂街的末世狂欢后,还有多少人仔细去留意小说无边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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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其实提出了一个关于什么是“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对于“现实主义”之现实究竟是作家还是批评家说了算?如阎连科自己所说,我们的文学长期皈依现实主义,容不得有人对现实主义的不尊和不恭,更不能容忍有人出来反对我们几十年被尊为文学正途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我们中国文学的“正教”,而其他的凡有反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都可能是邪教和邪派。在阎连科的视野里,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就是一切有现实精神的文学就是现实主义,也包括那些反现实主义的文学在内。在这里,“反现实”的反,不仅是反对的反,更是相反的反,逆向的反。所以,《风雅颂》如果会像一颗钉子揳入我们的时代,恐怕还不只是因为它对知识界的不尊和不恭。因为,这样的工作鲁迅、沈从文、钱钟书,还有贾平凹、格非等等许多人都做了,《风雅颂》在这方面并不一定比他们走得更远。但如果《风雅颂》是一部反现实主义“渎圣”的冒犯书呢?面对它,“生活在新旧乌托邦幻像的交织纠缠中”,我们文学批评的经验和知识还够用吗?而且《风雅颂》的“现实”和“主义”只能是阎连科的“现实”和“主义”,所谓“我的大学”和“我的乡村”。现在,我们需要甄别的是《风雅颂》“反现实主义”“我的”意义上的“现实”和“主义”究竟是对现实富有想象力的、有力量的介入,还是无力进入现实的遁词?文学批评在对此作出判断的时候所依据的就不只是对以往文学惯例知识溯源式的推演,而是应该包含艺术的审美力和现实的洞察力。

在今天《风雅颂》决不是一个个例。在把握所生活世界的能力上,我们时代的作家已远远把批评家甩在背后。事实上,像莫言《丰乳肥臀》中的“独角兽乳罩大世界”、余华《兄弟》中的“选美大赛”、阎连科《受活》中的“纪念堂”、艾伟的《越野赛跑》的“人马赛跑”,这些小说在驾驭东西方文学资源,洞悉近几十年中国经验,飞升腾起文学想象上,已经显示出世界文学格局中中国书写的新的可能性。但在对这些文学新经验的识别和命名上,我们的批评家常常囿于既定的文学惯例,而不能及时做出清晰的判断。素不知,比起文学惯例,作家经验和现实真的是一日几变的。文学批评的判断固然需要建立在已有的文学惯例,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知道今天的作家在怎样的世界生活和写作。

说到这里,我想,如果要使我们的文学批评在今天还有存在的意义,恐怕先要把文学批评捆起的手脚再解放开来,还要知道我们的世界每天在发生什么吧?而重提文学批评个性化的文体自觉,重建文学批评和文学、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应该是所有意义发生的开端。

原载:《文学报》200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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