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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才女凌孝隐

王鹏

  1940年前后,正当二战时期,香港《大公报》不断刊载欧洲战场及战时欧洲生活的报道,如《战时的巴黎》、《欧战观感》(之一、二、三)、《英法前线素描》、《战时法国之外国难民》、《巴黎战时新阵容》、《血战中的巴黎》、《大时代的巴黎》、《法京迁回巴黎之前夕》、《封锁中的战时法国》、《饥饿线下的巴黎》等等 ,描写细致生动,看得出,笔者身临其境。这些报道的署名为“孝隐”。“孝隐”何许人,是署名还是笔名?时任香港《大公报》编辑主任的徐铸成先生在日后撰写的《旧闻杂记》中回忆这件事时写道:“有一天,收到一封从巴黎围城中寄来的厚厚的航空信,拆开一看,有四五张密密的蝇头小楷,署名‘孝隐’,字迹十分工整而秀丽,内容则是描写马其顿防线被突破后,法国统治者如何惊慌失措,举棋不定,以及巴黎围城中各阶层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写得十分生动,文笔极好。我喜出望外,翌日就作为专栏刊出。来信仅写‘凌寄’,孝隐是作者的真名还是笔名,就不得而知了。”看来,这件“疑案”徐老先生始终也未得其解。

  “孝隐”何许人也?“凌寄”与作者有何干系?如果“凌”系作者姓氏,那么作者是否叫做“凌孝隐”?而这个“凌孝隐”又是谁呢?这一连串的疑问引起我的兴趣和追索。利用当今最为便捷的工具互联网查询,我一无所获。笔者不甘,又到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查阅旧书报,终于查到了有关凌孝隐的一些不连贯的资料。再后来,听说台湾正中书局曾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过有关她的书籍,旋即找到台湾朋友帮助查询,终于查到《凌直支凌孝隐父女画集》等,如获至宝。原来,凌孝隐是一位女画家。

  凌孝隐,名卓,自号孝隐,孝言事亲,隐言藏修也;留学美国时,同学们都叫她“Phyllis”。她1905年3月2日生于江苏泰县,幼年时在南京读书,旋随父居北平。1921年她随兄嫂赴美国留学,毕业于纽约州Syracuse大学教育系及美术系后,归国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任讲师。不久,她因身体不适,到北平西郊香山休养。1933年6月,她与萧瑜先生在上海结婚。婚后他们回萧的家乡扫墓,并到湖南的洞庭湖、南岳一带旅游。1933年9月初,他们到法国巴黎定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居住法国。战后,他们往来于法国与瑞士之间,后又长住于法国地中海之滨的甘城(Cannes);1953年6月,他们到南美洲的乌拉圭的工业城市孟都居住,1957年5月21日她因肝癌不治逝世,享年52岁。凌女士的丈夫萧瑜(1893~1976年),字子升,又名旭东,湖南省湘乡人。他与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时是同窗挚友,他和毛泽东、蔡和森被称为“湘江三友”,他们还在1918年组织了新民学会,萧瑜担任总干事,开始了早期的政治活动。萧瑜是湖南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第一人,归国后,因与同人意见不合,便远离了政治活动。因萧瑜曾在法国学习生活,对法国印象极深,所以他与凌女士结婚后,便长期旅居法国,从事哲学、科学的研究。萧瑜的弟弟是著名作家、诗人萧三。

  凌女士幼年受到良好的教育。她七八岁开始,跟随其父学习书法和绘画,并对文学和写作有浓厚的兴趣。1935年她在巴黎时,其绘画作品就被选入了巴黎春季沙龙。她的丈夫萧瑜在回忆凌女士时说:“夫人性喜文艺,而又用力甚勤,只因父教在留美时专心于英文及教育学勿分心于中文。所以在留学时,自己禁止,不写文章。到了与我结婚以后,才解除此禁。她以三分之二的时间与精力作画,三分之一为文。她自律甚严,每日如此,与我偕游欧洲及南美,二十四年如一日。她也自喜有个家庭教师,受课极为虚心。在她作的《秋兴》八律中有两句说:‘从来夫壻称夫子,嫁与萧郎诚得之。’我有喜欢教人的习惯,她有用心求学的兴趣,所以我俩在一起,确有相得益彰。”凌女士具有文学创作能力,熟知书画技法,且十分幽默,爱开玩笑。有一次,她问丈夫:“你何不多写些诗文呢?”丈夫答:“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她说:“好,壮夫不为也,而壮妇为之。”所以,有的时候,她将她的文稿自题为《壮妇集》。可见幽默之至。

  徐铸成在《旧闻杂记》中提到的“孝隐”,其时正居住法国的巴黎。她利用闲暇,在法国各地采访,把她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文,寄给香港《大公报》。正是这些文稿,经徐铸成之手得以在该报发表。笔者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港台书报刊收藏室,小心翼翼地逐日翻看了已经发黄、变脆的旧报,找出了署名“孝隐”的欧战通讯。如《战时的巴黎》、《欧战观感》(之一、二、三)、《英法前线素描》、《战时法国之外国难民》、《巴黎战时新阵容》、《血战中的巴黎》、《大时代的巴黎》、《法京迁回巴黎之前夕》、《封锁中的战时法国》、《饥饿线下的巴黎》等等,一般读者不了解情况,还以为她是该报驻欧洲战地记者呢。

  凌女士的欧洲通讯,描写细腻,深入浅出,读来十分顺畅。例如她在《战时之巴黎》中描写法国人的战时生活时写道:“战事已爆发了。在法国社会现象的改观,就是时时见到人人手中都有一份甚至几份的报纸。早报、午报、晚报。晚报的一版、二版……六版,自朝至暮,接续出版。……在街头市面以及小城乡镇,一眼望去,行者、立者、坐者,无不在十分沉默镇静中,低头凝神向这些白纸黑字去刺探消息。……至于我们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呢?既无开赴前方的消息来源,又无什么家室内顾之忧,唯一大事,便是看报重于吃饭了。一份报来,一字一句,从报头大标题看到报屁股,读得又详又细。一日看过十多份二十份,法文的,英文的,临到晚睡上床,还希望今夜早过早醒,好看明天的早报消息又是如何?我们看报,实在具有双层悲愤的心情。一面细看欧战趋势与世界动向,一面还念念不忘的是祖国同胞们正也是陷在水深火热中与侵略者拼命厮杀之时。欧战趋势与我国抗战,正也是息息相关。”观察之细腻,刻画出战时人们心态;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凌女士作为一代才女,在她的身后,留下了三千多幅画作和五六十万字的文稿,其为人处世更是无可厚非。著名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林语堂先生这样评价凌女士:“她口未尝出一恶语,手未尝作一恶事,心未尝起一恶念,她天性之厚也。”

  凌女士逝世后,她的留学母校纽约州Syracuse大学,把她的绘画作品长期展览;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也开辟纪念室,长期陈列她的遗物。但现在祖国内地的读者很少有人提到她,其才艺和德行似乎已被历史湮灭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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