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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作家的文化观

刘勇
内容提要 京派作家不是一个严密的文学团体,在实际创作中也存在很大差异,并且学术界对京派的研究长期存在着激烈争议。但他们拥有相似的文化观,这一文化观主要体现在自然人性观、古典审美情结和中立包容、沉稳宽厚的文化姿态三方面。其中这种文化姿态的形成受到了学院文化和北平文化的双重滋养。正确把握和理解这种独特的文化观,为我们认识京派作家的整体性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依据;同时也对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京派作家本身的蕴含与风格,认识其历史定位及现实影响,具有独特的作用。


所谓“京派”,是指20世纪30年代主要在北平活动的一批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文艺评论家,有周作人、冯至、废名、陈梦家、方玮德、林徽因、孙大雨、孙毓棠、林庚、曹葆华、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梁遇春、方令孺、朱自清、吴伯箫、萧乾、沈从文、凌叔华、芦焚、汪曾祺、李健吾、朱光潜、梁宗岱、李长之等。
这些作家历来被文学史视为一个文艺群体,但实际上他们只有一些比较松散的文艺小圈子,既没有正式结社,也没有共同发布过任何文学宣言,并且不同的文艺小圈子之间也没有特别密切的联系。其中比较有名的文艺圈有:以周作人的苦雨斋和《骆驼草》杂志为中心的作家,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冯至、梁遇春等;由林徽因主持的被称为“太太的客厅”的沙龙,主要成员有林徽因、叶公超、闻一多、陈梦家、何其芳、卞之琳等,主要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不少原是“新月派”的成员;由朱光潜主持的“读诗会”沙龙,主要成员有朱光潜、梁宗岱等,主要也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圈子,主要通过副刊编辑会聚合,沈从文、萧乾是主要召集人。这些文艺小圈子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比如卞之琳、何其芳既经常光顾“太太的客厅”,也是“读诗会”上的重要成员;废名既经常出入周作人的苦雨斋,也频繁进出西式沙龙。但总体来说,京派作家的内部差异非常明显,这首先体现为所受教育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像苦雨斋文艺圈中的作家传统士大夫的味道比较浓一些,其他西式沙龙中的作家就比较洋化一些,后者的活动也掺杂了较多的西方元素。其次也体现为代际不同产生的差异,京派作家中既有较早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周作人、废名、冯至等作家,也有20世纪30年代成长起来的卞之琳、何其芳等新一代青年作家,代际之间在文学观念、审美趣味与个人追求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
这样一个松散的团体,为什么后人却认为他们具有相似的文学风格和审美追求呢?为什么直到今天,文学史研究始终将他们认定为一个流派、一个整体?大量资料表明,有关京派的研究成果甚丰,但京派这一文学流派的命名问题,却始终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者说从未有过统一的认识。在我们看来,理清这一问题对准确把握整个京派文学的本质内涵恰恰是具有关键作用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得回到问题产生的原点,即京派作家界定的标准。

一、有关京派作家的界定问题
有关京派作家的界定是学术界一直争议的问题,争议的焦点聚集在究竟哪些人属于京派?和“京”的关系密切到哪一步才能入“派”?学术界意见纷纭,莫衷一是。试举其中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如下:
一是张恨水。张恨水20世纪30年代就生活在北平,创作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小说,不仅北平城内妇孺皆知,而且红遍上海、南京等地。这些作品表现了大量北平市民的生活,但相当多的学者坚决不把他纳入京派作家,称“张恨水的不少作品尽管京味十足,天桥、大栅栏、小胡同,如此等等,留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再给他乔装打扮,但谁都会认出他不是京派作家。”[1](P4)
二是老舍。老舍土生土长在北平,将一生都倾注于表现北平市民世界,以北平为背景、为题材、为描写重点的作品不计其数,几乎没有人能像老舍对北京文化那样透着心的熟悉、那样地道的描写。老舍与北京,是一个人与一座城、与一种文化的关系。然而,却很少有人认为他是京派作家的重要代表,甚至认为他是京派作家的也不多。
三是“九叶”诗人。这批诗人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有着深厚的渊源,抗战胜利后也与北京及周边几所著名大学关系密切,像穆旦、袁可嘉都在朱光潜主持复刊的原京派杂志《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但他们毕竟形成于上海和云南,不在北京,且与原来京派作家的关系是远距离的。
上述这些作家算不算京派?学术界将其纳入京派的有之,将其分出京派的也有之,提出广义的“京派”与狭义的“京派”加以调和的也有之。然而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有关京派文学的权威选本,如吴福辉编选的《京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戴光中编选的《大学名士的清谈——“京派”作品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都没有提及张恨水、老舍和九叶派。
而那些被大多数文学史纳入京派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以及批评家的主要代表,他们几乎都是“外乡人”!1934年,京派与海派论战最激烈的时候,鲁迅在化名“栾廷石”发表的《“京派”与“海派”》中指出:“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2]1938年,沈从文这样回忆京派的文艺活动:“北方《诗刊》结束十余年……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慈慧殿3号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3](P247)这里提及的作家几乎都不是北京本地人。
实际上,从整个京派的发展历程来看,真正是北京本地人的京派作家很少,大多数来自五湖四海:周作人是浙江人,朱光潜是安徽人,废名是湖北人,沈从文是湖南人,李健吾是山西人,梁宗岱是广东人,冯至是河北人,林徽因是福建人,何其芳是四川人,王了一是广西人……这些作家的成长背景和知识结构有那么大的差异,他们在作品中复活的也往往是各自家乡的风情民俗、儿时记忆,为何会被归入一个以“京”命名的文学流派呢?大量描写北京的张恨水不算京派,在北京出生的本土作家老舍也不算京派,倒是一些在北京描写自己家乡风情的外乡作家——如写《故乡的野菜》的周作人、写《边城》的沈从文、写《竹林的故事》的废名——倒算京派!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
如果我们再深入考察京派这一流派的形成,更觉得它的形成与众不同。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流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湖畔诗社、沉钟社、中国诗歌会等等,都与具体的文艺社团紧密联系,都有自己的共同的艺术宣言或主张。而与京派作家相对立的海派作家,表面上似乎松散,实际上则是一个比较独立、集中的文艺小圈子,主要成员施蛰存、杜衡、穆时英、刘呐鸥等,是同一个文艺圈里的成员。这些现代文学流派形成的特征,却是京派所根本没有的!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这是不是说,现代文学史上实际并不存在京派这一文学流派呢?不,我们认为它是存在的,但同时我们也认为,这一流派的形成有其独特性,不像其他文学流派那样受到人事交往的巨大影响和牵掣,它的形成及命名,更多的是来自这批作家在文化观上的共通与近似,这是京派作家之所以被人们视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样一种相近、相通的文化观的巨大辐射下,京派作家内部因生活经历、知识背景、审美倾向的不同而存在的差异被融合、被忽略了。也正由于京派是出于这样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而形成的,不受限于某个具体的文艺圈子,所以京派能够海纳百川,坚持多年,拥有比其他文学流派更为丰厚、更为深广的内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见,如果忽略了京派的文化观的话,我们就难以准确了解京派本身了。那么,京派的文化观主要包含哪些方面呢?我们认为,它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自然人性观,二是古典审美情结,三是中立包容、沉稳宽厚的文化姿态。

二、京派的自然人性观
在现代文学史上,海派与京派双峰并峙。海派文学源自现代工商业大都市,注重表现大都市的“文明病”和都市男女躁动迷惘的心灵状态,往往展示电影、jazz、摩天大楼、飞机、汽车等现代工业产物,表现现代都市生活所特有的喧闹、繁忙、速度、色彩以及沉湎于其中的享乐、淫逸情绪。乡村生活几乎不在他们视线中,即使提及也多少带有一丝轻慢。京派文学则相反,更多源自乡村生活,具有特别强烈的牧歌情调,多表现对村野世界的向往和对都市文明的反讽。
可以说,京派作品中始终呈现着这样两种鲜明对立的世界:一是乡村世界,一是都市文明。京派作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故乡的习俗,田间坟头的民谣;竹林掩映中的茅舍,清澈的菱荡,傍着河岸的古柳和农家;吊角楼的灯光映照着河中绰约的帆船,有水手燃亮废缆来照路上岸;沿着青翠幽静的山峦,一条清冽的河缓缓流过,守着这河、这山的,有一条小船、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女……京派作家对自然村野的审美表现体现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情怀。他们对于都市文明的表现则明显带有一种批判的眼光,实际上也是为了衬托自身对乡野世界的向往。这也许非常奇怪,京派作家大多是高层知识分子,但他们的审美趣味崇尚的却是乡土情怀,“乡下人”往往是他们颇为得意的自称。沈从文就这样明确说过:“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4](P4)周作人在评论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中也流露出这样一种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不过我不知怎地总是有点‘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阴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一件快事。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阴下的时候”,“冯君所写多是乡村的儿女翁媪的事,这便因为他所见的人生是这一部分。”[5](P1, 2)
这两种世界的不同,实际上流露出了京派作家共有的一种自然人性观,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本性纯朴而善良,只有亲近自然、贴近乡野的人性才是和谐完美的,而人的恶与丑陋是过于喧嚣杂乱的现代社会以及虚矫的现代文明造成的。所以京派作家用饱蘸情感的笔,复活了关于故乡的记忆:大自然怀抱中宁静和谐的生活,善良淳厚的优美人性;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新鲜而奇异;热烈的放荡,粗俗的撒野,映现出违背文明污染的真情实性。他们笔下的乡村世界,在温和与宽容、青春与衰老中,有哭亦有乐,有血亦有泪,有爱亦有憎,然而并不现出生的黯然与狰狞,有的是生的一份欢喜、一份坦诚、一份庄严、一份期待、一份对命运的默默承担。相对于古朴、宁静的乡村世界,是鄙俗、喧嚣的都市世界;相对于女性、老人和儿童稚拙、无机心的世界是成人、上等人虚伪、冷漠、尔虞我诈的世界。在后一个世界中,有自作聪明的市民、故作姿态的绅士、高深莫测的教授、怯懦庸碌的官僚、俗不可耐的太太和矫揉造作的小姐等。
京派作家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奇异的自然人性观,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无疑是以下两点:
第一,这与他们当时远离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有关。20世纪20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整个国家的中心南移,大批作家也南下上海等地,原先作为国家中心的北京遗落为国防的边陲。迁都的一个影响就是,“没有工业和其他支柱产业的北平,文化教育遂成为最重要的事业,成为城市的命脉。……1931年,北平的高等学校26所,几占全国之半。”[6](P140)1933年左右,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沈从文等南迁的作家,先后重返北平任教。他们重返北平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堪纷繁芜杂的现代都市生活,不喜欢频繁论争的上海文坛,而希望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做学问,搞创作。文化积淀深厚、重点高校众多的北平,于是再次成为吸引他们的地方。一批刚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作家,如林徽因、朱光潜、李健吾等,在国外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倾向于回国后能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继续做学问,北平对他们来说自然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常风、林庚等新一代校园作家,就读于北平高校或刚刚毕业,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京派的重要成员。
正是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远离混乱不息的论争,京派作家在北平这个“大学城”才容易沉静下来思考有关宇宙和人的终极问题。关注人本身,特别是探索人性问题,成为京派作家共有的特点:“京派批评家的文学视野所关注的,主要的不是社会或历史的进程与规律,而是个体的人、是主体对生活的体验与领悟。……在京派作家的文学功用观中,人的因素也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文学对社会施加影响同样是通过人,通过对国民的每一个个体的人格塑造来达成的”。“‘人’——个体的‘人’,就成为流派批评的文学本质论与文学功用论的交汇点,成为他们将自己的社会关怀与文学理想联系起来的重要枢纽(或者中介环节)”[7](P118)。因为对大都市有着深刻的拒斥,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对理想人生、美好人性的向往寄托在了自然上:“从审美情趣上看,‘京派’小说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心仪陶渊明,这种选择使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表现出对田园牧歌情调的倾心向往……但他们的田园牧歌风的小说比西方的自然派作品更讲求自我的逃遁,更讲求情感的客观投影,因而有某种类似非个人的性质,‘万物与我为一’的理想正是它的注脚。”[7](P269)
第二,对传统文化的崇尚与追随,也是京派作家形成自然人性观的一个重要原因。京派作家大多是学者出身,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并且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也有共通之处:比较注重古代文化中的道家和禅宗,普遍崇尚自然、注重内心体悟。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新文学分为“载道派”和“言志派”两类,早已表明了对儒家文化的排斥。“五四”退潮以后,他逐渐退出社会论战,埋头于苦雨斋中,隐逸思想就更重了。他为废名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写序,大段引用《庄子》来评价废名,认为废名“文章已近道”,并认为庄子的话是“关于好文章的理想”,[8]道家思想的影响是非常清晰的。沈从文的作品在描写人与命运与社会冲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顺其自然、心情淡泊,道家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而废名本人就著过一本名为《阿赖耶识论》的佛学著作(该书一直到1998年才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就小说创作而言,从192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到192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桃园》,再到193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桥》,代表了废名小说创作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也展现了废名小说禅宗意味的不断加重、田园风情不断增浓的过程。长篇小说《桥》在废名所有的作品中,被认为是“最具禅意的一部”[9]。这部长篇其实有着废名以往小说创作的连缀和延续,故事还是从《柚子》就开始的那个爱情故事,场景也类似竹林、桃园、菱荡那些幻美迷朦的场景,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更具抽象化,更多投入了作者自身的心理体验,诚如朱光潜所说,《桥》里的“主要人物都没有鲜明的个性,他们都是参禅悟道的废名先生”[10]。正是因为《桥》融入了“妙悟”、“静观”、“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等佛教思想,并运用语句的“跳跃”和“断绝”来构成大片想象空间,精心营造出唐人绝句的意境,才体现出那种安于自然、悠寂闲适和宁静淡远的乡土田园之美。
必须指出,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和禅宗这两支思想脉络,与京派的自然人性观有着非常接近的地方,但它们所指向的历史语境是有一定区别的。道家和禅宗所面对的,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中央集权制度;京派的自然人性观所面对的,则是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正在转型的现代国家。所以京派自然人性观的价值,不仅在于他们延续了传统文化的某些精髓,更在于他们从所面对的新的历史语境出发,对传统文化做出了某些创造性的重释和革新,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京派的古典审美情结
20世纪30年代,当左翼文学、意识流小说、心理分析小说、新感觉派等世界文学思潮在上海文坛轮番登场时,北平文坛特别是京派作家群则显得步履从容,略显“滞后”,他们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讨普遍存在着一种浓厚的古典审美情结。
这里所说的“古典”,比较宽泛,不专指古典主义,而是针对当时风行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现代”来说的。京派兴起的时期,正是现代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20世纪新生的文学流派横扫欧美,诗歌中的艾略特、奥顿,小说中的伍尔夫、乔伊斯、左翼小说、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心理分析小说,都风靡一时。这些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虽然主题不同,风格各异,但普遍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是对传统文化的叛逆与重估,充满了狂热、虚无、歇斯底里。尼采在数十年前“重估一切价值!”的叫喊,在现代文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呼应。这股现代主义狂涛巨浪的涌现,既有文学内部发展的原因,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西方文化的结果。一战的悲惨结局,使欧美社会占主流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启蒙主义思想遭受重创和扭曲,各种虚无主义的思潮汹涌澎湃,在美国、法国、希腊、意大利、俄罗斯等地掀起一股非理性的文学巨流。
这种风潮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波及中国,郭沫若即受影响者中最著名的一个。创作《女神》时期的郭沫若,不但深受惠特曼浪漫主义的影响,而且受到了同时代的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的感染。①郭沫若不少惊世骇俗的行为,与这批现代主义者多有共通处。比如,1924年,法国老作家法郎士去世——当时有人认为他仅次于托尔斯泰,超现实主义者出版小册子《一具死尸》加以庆祝:“跟你一样的人,尸体啊,我们不喜欢他们!”(艾吕雅)“随着法郎士的消失,可以说是人类的奴役的消失。这一天,人们埋葬了狡猾、传统主义、帝国主义、投机主义、怀疑主义、现实主义和毫无心肝,希望这一天成为节日!”(布勒东)“刚刚死掉的这一位(……)轮到他化为灰尘!作为一个人,他留下的已没有什么,但一想到:无论如何他曾经存在过,就让人愤慨!”(阿拉贡)②1928年,郭沫若撰文批判鲁迅:“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鲁迅——引者注)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11]郭沫若比布勒东、阿拉贡这批作家大几岁,但大致是同代人,都有相近的气质和情绪。进入20年代末期,现代主义潮流在上海得到了更为热情的呼应,《无轨列车》半月刊在1928年9月的创办以及其对法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为中国拉开了一个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新序幕。刘呐鸥、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徐霞村等作家汇集在《无轨列车》的周围,积极探索现代主义创作,成为倡导现代主义的一个集团。
与海派不同,现代主义虽然也影响了京派的少数作家,如废名、何其芳、卞之琳等,但在他们的创作实践都被压缩到了微弱得难以辨认的程度,并且他们对现代主义的吸收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而拒斥现代主义文学那种虚无、绝望、狂热的思想。与海派作家追赶新潮的兴趣相比,京派作家普遍鄙薄浮躁时髦,更看重中西的古典作品。他们的创作实践也体现着这样一种倾向:周作人的小品文平和、冲淡,清新、典雅,既有六朝文章和晚明小品的韵味,也有古希腊文学的理性节制和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废名的小说中既有唐人绝句的意境,也有屠格涅夫式的优雅;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曹葆华等人的诗篇,更是融合了晚唐诗、南宋词与象征主义的韵味。
京派作家多以师生关系为联结纽带,如周作人之于废名、梁遇春,沈从文之于萧乾,他们在讲坛上传授知识,在聚会中交换观念,精神资源是相近的。中国的经典作品中,他们比较看重《论语》、《庄子》、六朝文章、禅宗、晚唐诗、宋词、晚明小品等,偏重于散淡唯美的作品;西方的经典作品中,他们比较看重古希腊文学、莎士比亚、卢梭、屠格涅夫、契诃夫、爱略特等。这些都是前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没有现代文学那种虚无和狂热。朱光潜就这样说过:“我从许多哲人和诗人方面借得一副眼睛看世界,有时能学屈原杜甫的执着,有时能学庄周列御寇的徜徉凌虚,莎士比亚教会我在悲痛中见出庄严,莫里哀教会我在乖讹丑陋中见出隽妙,陶潜和华兹华司引我到自然的胜境,近代小说家引我到人心的曲径幽室。”[12](P187)提到的都是中西的经典作品。京派作家追求的是内在的精神契合,而不是外在的先锋符号。那些刚留学归国的作家,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更加突出。梁宗岱1931年致信徐志摩:“我五六年来,几乎无日不和欧洲底大诗人和思想家过活,可是每次回到中国诗来,总无异于回到风光明媚的故乡,岂止,简直如发现了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一般的新鲜,一般地使你销魂”[13](P20)。林徽因也如此,在卞之琳的回忆中提到:“林徽因一路人,由于从小得到优越教养,在中西地域之间、文化之间,都是来去自如,也大可以在外边出人头地,但是不管条件如何,云游八方后还是一心早回到祖国,根不离国土,枝叶也在国土上生发。她深通中外文化,却从不崇洋,更不媚外。她早就在《窗子以外》里说过一句‘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她身心萦绕着传统悠久的楼宇台榭,也为之萦绕不绝,仿佛命定如此。”[14](P128)他们在创作中也积极汲取古典文学的营养,废名就说过:“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是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15](P2)
京派作家的古典审美情结,还表现在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语境中,始终以中国古典文化为主体来吸收西方古典文化的影响。那些以沙龙为场所碰撞思想、交流观念的京派作家,一方面比较容易关注西方文学发展的语境,同时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和眷恋。他们的古典审美情结不是单一地来自传统文化,也不是生硬地吸取西方流行元素,而是建立在对中西文化广泛吸收的基础上。比如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曹葆华等诗人,在诗艺上都借鉴了艾略特的作品。他们的诗歌也把都市生活纳入文学表现中,但并不像新感觉派那样“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哄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16],而只是着力于表现故都的红墙、灰瓦、黄色落叶、土色道路、过街驼铃、沿街叫卖等传统意象。他们借鉴的只是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技巧,最终诗人想要表达的还是传统情绪。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京派的小说创作中。如废名的《桥》,不少学者都指出这部长篇小说中隐藏着许多现代主义小说的意识流动、视角转换等手法,但小说本身呈现的是一种中国风格的诗意和禅趣,现代主义的手法非常隐晦,不加仔细甄别是根本看不出来的。究其原因,在于京派作家非常注重自身的文化身份,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语境中始终坚守以中国古典审美趣味为主体的基本立场。废名就这样说过:“在艺术上我吸收了外国文学的一些长处,又变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诗,那是很显然的。就《桥》与《莫须有先生传》说,英国的哈代,艾略特,尤其是莎士比亚,都是我的老师,西班牙的伟大小说《吉诃德先生》我也呼吸了它的空气。总括一句,我从外国文学学会了写小说,我爱好美丽的祖国的语言,这算是我的经验。”[15](P2)京派的这样一种文化自觉,无疑是非常可贵的。

四、京派的文化姿态
前述的自然人性观和古典审美情结,都属于京派作家文化观的内在蕴含,现在我们再阐述其文化观的外在形态,即中立包容、沉稳宽厚的文化姿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京派作家普遍比较中立包容。周作人虽是新文化运动的元老,五四时期参与过对复古派的论战,但兴趣主要在学术上,传统士大夫从容不迫的气质特别明显。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像鲁迅一样奔赴上海,而选择留守古都北平;这也是为什么他虽曾在《语丝》上与“现代评论派”作家唇枪舌战,却能够尽释前嫌,力邀胡适北上任教。这种保持中立、包容异己、向往自由的倾向,同样出现在沈从文、杨振声等人身上,也同样出现在留学欧美归国、热衷学术研究的林徽因、朱光潜等人身上。京派作家一向很少介入论争,所办刊物也很少登载评论文章,基本以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为主。1930年创刊的《骆驼草》一般被认为是京派文学兴起的标志,它刚创刊,远在上海的鲁迅致信友人章廷谦,认为这份自称要延续《语丝》传统的小刊物实际上丧失了《语丝》的“活泼”,缺乏观点鲜明的介入现实社会的姿态。[17](P255)1934年以林徽因为召集人成立的学文社及《学文》杂志,也采取了一种不问世事的姿态,主要刊载学术论文和创作,是相当学院精英化的杂志。同年由卞之琳主编的《水星》杂志,仍然只发表创作,不发表时事评论。1933、1934年影响甚大的京派与海派论争,上海作家如鲁迅、苏汶、曹聚仁、胡风、姚雪垠等都积极参与,京派作家除了沈从文积极应对之外,其他作家都采取了一种远观的中立态度。
第二,京派作家的作品比较沉稳宽厚。京派作家没有海派作家那种狂热、浮躁、歇斯底里的情绪,他们不美化人生和现实,但承认人生自有一种价值和意义,对生活和世界抱有一种理解的善意,而与海派文学中弥漫的那种及时享乐、人生虚无的观念完全不同,显得沉稳而又宽厚。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呈现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宁静、长河泛舟式的舒缓,同时又具有一种原始萌动的生命力,有永恒的承诺和美好的誓言,气魄宏大。废名小说中构建的唐诗意境清新隽永,让人久久回味。周作人的小品文中弥漫着一股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喜怒哀乐、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等都抱有一种宽容的同情;萧乾的小说和游记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人世疾苦的深切悲悯与感怀;凌叔华的小说则借儿童的视角表达对整个世界的包容和期待……这些作家真切地关心世界,坚持人性的价值,他们的创作中充满了对世界万象的关怀和期待,他们的作品使人沉稳深思,而不是心浮气躁。
京派作家这种文化姿态的形成,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滋养和浸染,一是学院文化,一是北平文化。
新文学的发生从一开始就与北京的学院文化密不可分。钱理群曾撰文指出学院文化与现代文学在“发生学”上的血肉联系:“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校长以后对北京大学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动,几乎是同步的,改造后的北京大学自然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年蔡元培先生登高一呼,很短的时间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一大批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影响一个世纪的民族精英都云集于北京大学,这固然是由许多具体的人事关系促成,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也标示着时代知识分子精英的新的选择与流动趋向”[18]。“五四”前后,北京特定的学院文化培育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作家,他们中的大部分虽然都在新文化运动退潮后南下,但留下的一部分人以及相关的文学与文化品格,为后来京派文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1928年迁都南京以后,当国民政府在南方大力发展工科、实科教育时,北平高等教育界却采取了通才教育的教学模式,加之自由主义教育以及重视研究的风气,北平的大学酝酿着一股沉潜的学风。北平一些大学文学系在课程设置和建设上也特别重视文学写作实践以及西方文学的介绍,还将新文学引入了大学讲坛。此外,京派作家多以高校为聚合点,师生关系是其聚合的基本纽带,同人刊物则是其创作的试验园。这种相对封闭的文艺圈关注的东西集中在学术和创作上,人际关系相对单纯。这样,京派作家身居文化古都,浸染于经院学风,更容易产生从容宽厚的文化心态和浓厚的艺术独立意识。
北京(平)文化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五朝古都,大气、大度、包容性广、接纳性强,整座城市弥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浑融的古典气息。无论是结构对称、方正典重的宫殿街衢,还是四合院式的规整严实的平民建筑,都给人一种中古社会的从容迂缓的稳定感,展示了一种东方情调的人生境界。这些作为“外乡人”的京派作家在来到北平这座历史古都后,都有一个从陌生到接纳的过程。周作人在他晚年的《知堂回想录》中,就回忆起他刚来北京时,感受到北京街道上牌坊的那种气魄,数十年念念不忘[19](P595-596)。沈从文是在北京构筑他的湘西世界的,著名的《边城》就完稿于北京,这些小说创作之所以那么大气、壮阔,远远超出湘西世界的本来面目,已有研究指出这实际上暗含着北京文化的影响[20](P34)。对于何其芳、卞之琳等年轻一代诗人而言,北平的古墙、街道、槐树、四合院等直接成为他们的诗歌意象,他们时刻思索着有关北平这座城市的记忆和忧伤。林徽因、凌叔华等女作家也在散文中不断提到对北平的爱,特别是人情的宽厚、建筑的肃穆和民俗的淳朴。不难看出,这些外乡人在习惯北平生活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浸染了北平文化那种博大而又纯良的养分。
综上所述,京派作家不是一个严密的文学团体,在创作实践中也存在着一定差异,但相近的文化观还是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把握这一文化观对我们准确理解和认识京派作家的历史定位及其现实影响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也为我们解决京派作家的界定问题提供了相当充足的理由。
顺便提到的是,在完成以上分析后,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理解老舍、张恨水以及九叶诗人之所以会被文学史研究者下意识地排除出京派作家的行列,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创作与京派的文化观有着较大的差异,而不是其他原因。
注释:
①比较详细的研究可以参看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一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144页,150-153页。
②转引自昆德拉:《帷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183页。详细背景介绍可参阅:〔法〕皮埃尔·代克斯:《超现实主义者的生活:1917~1932》,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第145-15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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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废名.废名小说选: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6]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J].现代,1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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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钱理群.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
[19] 周作人.道路的记忆一[M].知堂回想录: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0] 钱理群.一个乡下人和两个城市的故事——沈从文与北京上海文化[M].钱理群讲学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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