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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鲁迅研究综述

崔云伟 刘增人
2006年是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在这一年里所发表的与鲁迅研究有关的文章,与往年相比较,单是在数量上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几乎相当于往年所发表论文的两倍还多。除《鲁迅研究月刊》(以下简称《月刊》)这样的鲁迅研究的权威刊物之外,这一年的许多学术性刊物,甚至包括一些非学术刊物,纷纷不约而同地开设了“鲁迅研究”的专栏。其中发表鲁迅文章最多的刊物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竟有22篇之多。此外诸如《广东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辑刊》、《东南学术》、《泰山学院学报》、《绍兴文理学院学报》、《钦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粤海风》等各类报刊杂志,也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鲁迅论文。由三馆一校所共同编辑而成的《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①(以下简称《鲁迅:跨文化对话》)更是集结了相当水平的鲁迅论文。加上其他几部鲁迅研究专著和在为数更多的学术期刊杂志中出现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所有的这一切汇集起来共同将2006年度的鲁迅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一、鲁迅作品研究
1、《呐喊》、《彷徨》研究。如同上一年,本年度所发表的与鲁迅作品有关的文章,仍然大都集中在《呐喊》、《彷徨》。与《呐喊》研究有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狂人日记》。与《彷徨》研究有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伤逝》。
《狂人日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狂人日记》的历史渊源、修辞叙事以及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中。谈蓓芳《试论鲁迅〈狂人日记〉的历史渊源——对其创新所在的别一种理解》② 认为《狂人日记》之揭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并把这弊害归结为“吃人”,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是有深厚的基础的,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尽管目前尚无充分的依据证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之揭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乃是受了《红楼梦》或《儒林外史》的影响,但既然在《红楼梦》等作品中已经出现了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内容,那就意味着这种内容是可以——而且已经——从中国文学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是外国文化强加到中国文学中去的,也不是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的鲁迅所制造出来的与中国文学传统相对立的东西。这是自去年张兵《〈铸剑〉的文化解读》③ 之后,又一篇专门探讨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的论文。这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亟应得到人们认真而深入的研究。至于在研究过程中的得失,是可以引起进一步的争论的。
高道一《关于孔乙己原型及其他》④ 认为孔乙己的原型是鲁迅的绍兴老乡徐渭。这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见解,为人们考察鲁迅与徐渭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笔者对于鲁迅与徐渭之间的精神联系也早就有所留心。笔者是从“鲁迅与中国文人画”的视角切入这个题目的。与之相似的题目还有鲁迅与石涛、与八大山人、与陈老莲、与陈师曾等,皆属于鲁迅研究之中的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范畴。如果有人对此也感到兴味并加以深研,可能会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发现一番别样的景观吧。
《伤逝》是鲁迅创作的唯一一篇爱情小说,近年来有关《伤逝》的论述持续不衰,亮点不断,本年度《伤逝》研究亦不例外。贾蕾《〈伤逝〉:传统乐章的现代变奏与升华》⑤ 在与元稹《莺莺传》的比较中,认为《伤逝》是将“始乱终弃”的传统主题进行创造性地推陈出新的爱情小说。通过对这个“始乱终弃”的现代版本的阐释,作者发现《伤逝》的艺术魅力在于:鲁迅在传统的叙事框架中融入了细微的个人体验,使情节的内涵没有停留在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两性结构中,而包含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带有对现代社会中孤立无援的个人之间沟通的人性探索。这就在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突破了传统传记学研究中的简单比附模式,在具体文本解读中做出了更为深广的解释。无独有偶,凌逾《“弃妇诗学”与“反弃妇诗学”话语》⑥ 尽管也将《伤逝》解读为是一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现代版经典,却得出了和贾文完全不同的结论。即认为,尽管鲁迅是五四反叛先锋时代的精神导师,《伤逝》也在无意中建构了现代弃妇诗学话语,但鲁迅却仍然未能逃脱中外历史文化建构的“弃妇诗学”模式的牢笼。两者的结论孰是孰非,还可在学术界引起进一步的争论。袁一丹《伤逝:起死的衍义》⑦ 则将《伤逝》视为一不可辨读的哀辞,认为在《伤逝》中其实已经暗含了鲁迅的自悼,同时也预示了日后亲人们对于他的纪念。这实际上是将《伤逝》看作了一篇具有强大辐射性隐喻性的寓言。
2、《故事新编》研究。本年度总论《故事新编》的文章多从文体角度入手,不仅数量多,而且亮点突出。
汤哲声《〈故事新编〉与“故事新编体”小说》⑧ 认为《故事新编》是鲁迅创作的小说集,但“故事新编体”小说却是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一种文体存在。它在《故事新编》问世前后都一直存在。从《故事新编》的文体特点来看,它实际上是与“故事新编体”小说一脉相承的。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文体概念:“故事新编体”小说。陈林侠《从文化自信到虚无:历史叙事的另类形态——〈故事新编〉与“新故事新编”比较研究》⑨ 则提出了另一个内涵、范畴与之不同的概念:“新故事新编”,用以专指当下的新历史小说,尤其是借助网络媒介的所谓历史小说。认为当下新历史小说大多以戏谑的方式关注先秦乃至本民族的始初历史,以现时态的情节碎片冲击了文本的封闭性,这与鲁迅的《故事新编》颇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所呈现的精神状态相距甚远。《故事新编》是一次思想的对垒、智性的交锋;正是这种理性智慧的存在,托起了解构传统文化、重建现代文化的希望,透露出生命蓬勃的文化构想。而“新故事新编”则充满了内倾与自敛,弥散着浓厚的神秘与虚无之感。大多数文本以第一人称直述当下的迷惘。这深刻反映出民族文化身份的淡薄与所处困境。房伟则将《故事新编》命名为“杂文历史小说”,并将之与王小波的历史小说进行比较⑩。他认为鲁迅与王小波都存在着“杂文化历史小说”的内在文化逻辑和文体追求。批判现实性、历史叙事和民族主义的多重悖论诉求,构成了《故事新编》的特殊形态,而20世纪90年代后文化语境的复杂生成,为王小波继承并发展这种历史小说文体提供了契机。他对唐文明的弘扬,犀利的杂文证伪意识和文学想象力的解放,已为当代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有别于新历史主义的道路。这就在与鲁迅《故事新编》的比较中将王小波的历史小说从一般意义上的新历史小说群中特意超拔了出来。
3、《野草》研究。本年度《野草》研究,同时也是本年度鲁迅研究中的一个突出亮点和热点,是关于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11)(以下简称《之谜》)一书的论争。
《之谜》自出版以来,在鲁研界引起了广泛论争,《月刊》、《丛刊》(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都有专门的争鸣文章发表。对于该书“研究”与“创作”的得失,有褒有贬,各执一词,呈现出反差较大的两极分化格局。李今《研究者的想象和叙事》(12) 认为无论多么谨慎的学者在对一段历史或者某个研究对象世界的建构中,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必然存在着“断点”。这种“断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产生于证据不足,因此必须要在断点和历史事实之间进行各种可信的推测。但同时也要明了这种可信的推测还仅仅只是推测,只是可能性的事实,而不是肯定性的事实,两者是不能互相混淆的。而胡尹强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犯规的。作为一名作家和研究者,这双重的身份特征总是促使他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出入于虚构叙事和历史叙事之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混淆可能性事实和肯定性事实之间的差异,从而使其研究著作更像是一部文学创作,几乎失去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所应具备的严谨性和可信性。但尽管如此,作者仍以较大的篇幅肯定了胡著。认为《之谜》为《野草》“现实的与哲学的”主旨增添了一个情感的与生命的维度,使《野草》在社会公共领域的探讨进入到作者隐秘情感的个人生活的层面。这样的将鲁迅定位于“活在人间”的鲁迅形象,虽然看起来有点过实、过俗,但使他感觉接近了鲁迅,亲近了鲁迅,相对于以往过虚、过高的鲁迅形象,还是丰富了鲁迅文化形象的内涵。
相对于李今评论而言,刘进才(13) 和孙玉石(14) 的文章就严厉得多。刘文认为胡尹强把《野草》看作鲁迅的爱情诗集,其分析路径不是从《野草》文本中自然引申出结论,而是通过鲁许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和爱情历程去比附或臆测文本,牵强地认为既然鲁许日常生活中有爱情的纠葛与苦恼,就必然会在《野草》中呈现出来,遂带着“泛情”的有色眼镜在每一个文本中寻找隐喻的解说或进行“个人私典”的过度阐释。他一开始就陷入了自己预设的陷阱而不自知,正是文本研究的方法论缺陷使他走向研究的偏至。因此,尽管《之谜》是对政治话语主导鲁迅研究的有意的纠偏与反叛,但不幸的是在思维方式和运思逻辑上却仍然重蹈了以前的老路。这就促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文本阐释的有效性及其限度问题。即任何开放性的阅读都必须从作品本文出发,也必然会受到本文的制约。我们必须在作者意图、文本意图和读者意图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尽量在多向度的思考中获得较为客观的结论。孙文认为在最近几十年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诠释者的权利被强调得有点过了火,以致使得诠释成了无限的东西。《之谜》以无数似是而非的考证索隐,脱离文学创作特点的过分大胆的臆想假说,缺乏从事实出发的内在根据的主观推论,将随性猜谜当成科学认知的快意和武断,和轻率否定此前学术历史成果的绝对性思维,用来诠释《野草》中隐含的所谓鲁迅和许广平的一段“至关重要的恋爱进程”,认为“直到现在,还很少有人真正读懂《野草》,真正走入《野草》的艺术世界”,直到他的这本“为爱情作证”的书的出现,才算真正地“破解”了“《野草》的世纪之谜”。《野草》各篇中一些象征隐喻性的意象,也一个不漏地被贴上坐实鲁迅与许广平爱情的索隐揭密的标签。这部爱情“大揭密”的书的产生,在当今“市场”、“趣味”与追求“轰动”效应大潮冲击学术的背景中,可谓提供了何谓鲁迅研究“过度阐释”的一个很好的文本。评论此书,对于其中理论研究及其批评方法的批判和反思,对于我们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研究现状而言,都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4、《朝花夕拾》研究。有关《藤野先生》的论争是本年度鲁迅研究中的热点。
在2006年10月召开的“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村泉《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是“回忆性散文”还是小说》(15) 对《藤野先生》一文的诸多史实做了严密的考证,特别是对鲁迅留学仙台医专的解剖学笔记作了细致的解读,认为《藤野先生》一文与在仙台的鲁迅记录调查会的调查结果、鲁迅的“解剖学笔记”存在诸多不吻合的地方。因而它只能是一部以鲁迅当年在仙台为基础写作的“具有相对独特的自传风格的短篇小说”。
对此,王吉鹏提出了不同意见:第一,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藤野先生》是他“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的记事”。我不怀疑日本学者考证的《藤野先生》某些内容“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但这是记忆的失真,绝不是“虚构”。鲁迅编入回忆散文集,就说明它不是“虚构”的小说。第二,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读了《藤野先生》这篇课文,它培植了我和我们一代代中国人对日本人民的美好的感情。我们知道了,在我们中国东方有个岛国叫日本,它侵略过我们,使我们民族蒙羞,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使他们国家的人民不幸。但我们更知道,在这个岛国,还有千千万万像藤野先生这样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善良的人们。所以,说《藤野先生》是“小说”,虚构的,我感情上也通不过。第三,我要说的是,《藤野先生》所写的藤野先生对青年的温暖和关爱,以及鲁迅对这种温暖和关爱的感激和感恩之情是真的,不是虚构的。
针对《藤野先生》是否“虚构”小说,黄乔生在2006年4月召开的“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暨鲁迅研究会第八届代表大会”上,也发表了非常精彩的议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善意与温情——“鲁迅与仙台”研究的基调》,同时刊载于《月刊》第6期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黄乔生认为,将《藤野先生》看成是“虚构”小说的这种所谓“解构”的分析方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细致深入,有独到的见解,但实际上是漠视了文学审美和遮蔽了作者的本意。在他看来,文学产生于心与心的交流,是理解和沟通的桥梁,是化解冷漠的温情;文学描写孤独、愤怒和猜疑,为的是达到一种更友好、更亲密、更公平、更仁爱的境界。尽管《藤野先生》有与史实不符的疑点,但鲁迅对藤野先生感恩的心情是真实的,鲁迅描写藤野先生的笔调是温情和善意的。因此,尽管目前出现了很多考证、怀疑和猜测等等,但这些还不足以动摇这篇文章的根基,还不能充分证明《藤野先生》是一篇虚构的文学作品,更不能证明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有意隐瞒或任意编造。
5、杂文研究。朱正的鲁迅杂文重读仍是本年度鲁迅研究中的亮点。
继去年发表一系列鲁迅杂文重读以来,朱正于本年度又发表了两篇鲁迅杂文重读:《重读〈估学衡〉》和《重读〈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皆刊载于《月刊》第1期。《重读〈估学衡〉》披露了一些还不太为鲁研界学人所知的史料。鲁迅在《估〈学衡〉》中曾经猛烈抨击过邵祖平的陋劣诗文。对于这位邵公的诗文,一般人不会想到,也会被身为《学衡》主编的吴宓所极力反对吧?事实上,吴宓不但极力反对,并且在他的日记中还毫不掩饰地称赞了鲁迅对于邵诗文的攻击。读完此文,也有一些疑惑,就是既然吴宓知道邵文如此陋劣,为何还要将其编入第一期呢?难道说是吴宓看在好友胡先宓极力荐举的面子上才网开一面的吗?可如此行事,岂不又和吴宓创办《学衡》的初衷相违背?这里牵涉到当年学衡派内部办刊的诸多细节运作问题,非内部人士无以得知其真实内幕。可杂志一旦公开发行,就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足体,在向社会公开发言。而鲁迅当年就是将学衡派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来发言的,他没有能力实际上也无此必要去了解学衡派刊物的内部运作情况,他只会将之看作是一个整体,从而将其作为一路货色如法炮制。从这一点上来看,鲁迅当年其实也没有做错,怪也只能怪当年《学衡》杂志没有办好,而吴宓作为主编也难逃干系。《重读〈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则披露了鲁迅生前所不可能知道的诸多历史事实,如叶赛宁的死因。鲁迅当年只能照着苏联官方的说法——即叶氏由于对革命失望,陷入苦闷,自缢身亡——来进行议论。现在看来,鲁迅是受到了历史的蒙蔽。作为生活于(生存于)一个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的人,鲁迅尽管伟大,也终究难逃局限。其实,鲁迅本来就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能够洞彻三界奥秘的伟人,而如实地把自己描述为历史进化过程中的一木一石。但鲁迅的伟力也正体现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篇杂文中,因为不管具体历史情况如何发生,这篇杂文所得出的结论所具有的穿越时空看透各种政治家的历史的眼光,却是不容否认的。
6、日记研究。鲁迅日记是鲁迅一生经历的生动写照,其中有文化社会活动、公务活动、人事往来、书账记录等,其时间跨度为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18日,将近24年的时间,可谓久矣。近年来,鲁迅日记,包括其他一些名人的日记都受到重视,一方面研究者从鲁迅日记中挖掘信息,钩沉史料;另一方面,对于鲁迅日记的微观研究也已日渐升温。
戈双剑、杨晶《鲁迅日记中的语言考察》(16) 从语言角度入手,细致比较了作为公务员的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日记和作为自由撰稿人的鲁迅在上海时期的日记之间的差异,认为北京时期的鲁迅日记,评人论事,用语简练,爱憎分明,而上海时期的鲁迅日记则表现为:多简洁记人叙事,很少价值判断。文章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内在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论者指出,对鲁迅日记中语言的考察,决不应该停留在表面的现象描述上,应从语言风格的整体上来着手研究。要深入挖掘、阐释鲁迅日记背后深刻的历史动因——时代演进、环境变迁、个人际遇对心理、语言的影响等等层面。要完整、精确地概括鲁迅日记的整个语言风格特色,并挖掘其后的历史动因,尽管并不是该文有限的篇幅所能完成的,但由鲁迅日记的语言考察,进而引发对其日记的进一步研究,诸如对鲁迅日记中蕴含的价值进行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面、多角度的开掘、阐释,可望会出现更多的研究成果,从而促使鲁迅日记显现出更大的社会、学术价值。
以上文章着眼于鲁迅作品各分集及文类研究,本年度还有一批论文是从各种视角和层面对于鲁迅作品的整体透视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有如下二篇文章:
邢植朝《鲁迅作品的权力话语解读》(17) 运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鲁迅作品既是文学话语范本,又是权力话语经典。鲁迅在特定历史人文环境中生成的权力话语,以强烈的政治敏感性、批判性与前瞻性,涵盖着深广的时代特征与政治文化内容,显示出作者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鲁迅的权力话语丰富多彩而独具魅力,是他反抗“被描写”开拓出的一条最能“描写自己”的路。鲁迅的新思想、新创造,都在催生新的权力话语中被记录下来,成为一种能够发挥权力话语的精神文本。
袁盛勇《延安时期鲁迅启蒙小说传统的不断弱化》(18) 从接受学视角出发,认为作为意识形态化的鲁迅形象无疑最初确立在延安时期,但随着延安政治情势的不断变化,人们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和接受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这中间经历了一个合乎意识形态逻辑的发展过程:周扬和周立波都还只是导致了对于鲁迅启蒙小说传统的潜在消解,但随着毛泽东作为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地位的确立,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形象在延安被不断弱化的趋势就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了。
二、鲁迅思想研究
本年度发表的与鲁迅思想有关的文章,主要集中为六个焦点问题,具体如下:
1、鲁迅研究现状的反思与批判和鲁迅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时值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对于鲁迅研究现状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于鲁迅所遗留下来的巨大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似乎远远超过往年,在近年来的鲁迅研究中达到一个高潮。
本年度伊始,王富仁率先逼人地审视中国的鲁迅研究:他认为中国的鲁迅研究遇到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严重的危机,中国现代文化的绅士化的发展、才子化的发展、流氓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从中国文化诞生以来从未达到的最高点,这就使中国的鲁迅研究遇到了中国文化诞生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最大的危机。在《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19) 中,通过细致比较中、日、韩三国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上的异同,指出当日本学者带着一种反思精神来接受鲁迅、韩国学者带着一种反叛精神来接受鲁迅的时候,中国学者在鲁迅研究中缺少了什么?假如反思我们自己,反思我们的文化,与其说鲁迅研究中的我们比日本、韩国知识分子少了什么,不如说中国知识分子比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多了什么。这多出的东西就是在中国文化包括作者自己的内心当中都有的三样东西:绅士意识、才子意识、流氓意识。正是因为多出这三样东西,中国知识分子比起日本知识分子和韩国知识分子,就复杂了一点,中国的文化成果比他们就多出了许多,但是文化中生命的含量,真正精神性的东西,反而显得更少。作为中国最优秀的鲁迅研究专家之一,王富仁的批判同时也是指向自身的,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精神;并且作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作者,王富仁得以纵观整个20世纪中国鲁迅研究的演进轨迹,他在此基础上发表的言论看似猛烈偏执,其实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很高的学术含金量的。
王富仁发动对中国鲁迅研究的反思和批判,其根本出发点和基本动机是为了提高中国文化自身的生命含量并使之具有更多的精神性的内涵,更直接地说,是希望中国出现更多的真正具有鲁迅式精神品格的知识分子,这其中当然包括众多的鲁迅研究者。与此有着本质区别的是,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鲁迅以及鲁迅研究还面临着后现代文化思潮、后殖民文化思潮和全球华人区域中兴起的以“新儒学”为标志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消解颠覆。他们其实是欲置鲁迅以及鲁迅研究者们于死地而后快的。针对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上所出现的这种告别鲁迅、否定鲁迅、甚至猛烈攻击鲁迅,使鲁迅面临空前挑战的现象,李新宇《雾海中的灯塔——鲁迅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20) 则着力阐发了鲁迅精神遗产的巨大价值与意义,指出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另有一些人带着前所未有的情感凝望鲁迅,并向他聚集。鲁迅成了一种支撑,一座精神灯塔。他们从鲁迅那里所获得的,主要是人格力量和精神支撑,是独立人格和斗士风骨,是直面苦难与鲜血而决不闭上眼睛麻醉自己的精神,是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以及坚定、执著地为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奋斗的精神。但作者也坦率地指出,鲁迅对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反省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已经给人类带来灾难并威胁着世界安全的时候,在某些政治力量往往以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之名为维护自身特权而抵抗文明潮流的时候,鲁迅的文化努力对各民族都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这充分显现了鲁迅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2、鲁迅与专制主义
“鲁迅是专制主义的精神同盟”,如果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鲁迅已经逝世70年后,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那肯定具有很强的美学效果,能够深深吸引众多不明了真相的普通读者的眼球的。朱学勤《鲁迅的思想短板》(21)(以下简称朱文)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朱文首先对鲁迅进行了有限度有保留的肯定,说“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应当说,不管鲁迅精神遗产留给我们的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似乎都没有引起朱文的重视,但其对“鲁迅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的这一把握至少还是准确的。可是在接下来的对于鲁迅诸如经济学、教育史、社会学,尤其是政治学的解释中,却逐步引出了一个对于鲁迅的诘问:五四那一辈他(指鲁迅)有很多同道(如胡适、陈独秀),为什么其他人的民主追求不可能被利用,惟独鲁迅能?继而在“思想史解释”中指出“作为‘空前思想家’的鲁迅,短板恰在思想,而不在其他”,这个思想短板就是鲁迅的“无政府主义”。它不但存在于鲁迅,也存在于鲁迅生前身后诸多信徒和欣赏者当中,如毛泽东。于是,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朱文有意将左联时期的鲁迅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相提并论,并耐人寻味地指出“无政府主义调动的是反专制情绪,反专制未必是反过来的民主,很可能是专制之候补”,这就分明已经暗示出鲁迅与毛泽东两人的精神同盟关系。在文章最后“国民性改造”中,更是将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与日本、德国法西斯、红色高棉等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鲁迅加入到了世界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精神谱系中。分析至此,朱文最先提出的鲁迅能够唯一流传下来的精神遗产也遭到了否决,因为有了这个鲁迅的思想短板,一切的努力全都白费,鲁迅的思想贡献于是最终归结为零甚至是可憎的负数。
朱文发表以后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随即出现许多文章与之商榷,其中最为优秀和出色的是姚新勇的《鲁迅——专制主义的精神盟友?》(22)(以下简称姚文)。如果说朱文蓄意将鲁迅精神妖魔化,使之具有一种轻易不敢使人接近的诡异性,那么姚文则是进一步将鲁迅的真实形象还原给我们,所做的恰是一项去除魅惑和去除遮蔽的正本清源的工作。
姚文在概述了朱文基本内容后,首先批驳了朱文荒谬的论证逻辑,认为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很难说存在过一个绵延数十年的报人知识者的阵线,鲁迅是不是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可不可以作为他们的象征,都是很值得怀疑的。至于说“1966年是左翼文人从报刊上发难开始,讨伐大学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说法本身就不符合历史史实。作者由此指出“仅仅从所谓百年中国的‘报人’与‘大学知识分子’恩怨冲突这一例,就可以充分地看出,朱学勤先生的论证,根本就是缺乏逻辑的,是建立在偷换概念、编造历史的基础上的。而这类手法恰恰是朱学勤所深恶痛绝的文革专制主义者们常用的手段。”继之发出反问:“一个标榜理性精神的自由宪政知识分子,却与文革专制主义者们乘上了同一思维的危险快车,岂不发人深省?”
姚文进一步针对“鲁迅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说法做出分析,认为鲁迅之所以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终生好战,是因为他熟知了中国历史上明君、圣人、替天行道者们与专制、黑暗的一体性,看够了多年以来革命者相互陷害、自相残杀,也看多了民国政府和国民政府,打着宪政、训政的旗号,实行暴政的现实。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姚文反戈一击,将论辩的矛头指向自由主义:“为什么只见反思革命、反思社会主义、反思鲁迅,却不见反思自由主义学说呢?”作者继而分析出了隐藏在朱文这种混乱思维、语言暴力背后的逻辑内涵,认为从中暴露出来的是:朱学勤等所谓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们,不仅常常生搬硬套西方外来的思想,而且其追求自由与反抗的动机,常常演变成现行压抑体制的帮衬或辩护。这一结论可谓振聋发聩,可说是击中了自由主义者的要害,或许这正是他们的思想短板吧。
3、鲁迅与左翼文学
近年来,有关左翼文学的探讨悄然升温,已经日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作为左翼文学大师的鲁迅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更是成为其中的重中之重。
王得后细致比较了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同和异(23),认为鲁迅文学以他的“立人”思想为根基。鲁迅的“立人”思想有三块基石:一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二是19世纪末“非物质,重个人”的思潮;鲁迅步入左翼文学阵营,没有改变他的“立人”思想,而是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这是他的“立人”思想的第三块基石。在此前后,鲁迅与文艺界进行了两次原则性的论争,存在三大分歧。鲁迅的抗争,使他“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在近于和“文坛皇帝”、“元帅”、“工头”、“奴隶总管”的决裂中溘然辞世。历史表明,鲁迅文学比左翼文学思想根基更深厚,美学品位更丰富,更具开放性,更有可供后人借鉴的资源。
周楠本《鲁迅与左翼文学——从〈新青年〉时代到“左联”时期》(24) 指出,“左联”的解散,左翼作家内部尖锐的宗派主义帮派斗争,给予晚年鲁迅的刺激是极大的。由于教训,由于时局,也由于大环境的变化,鲁迅在政治上不再与原上海地下党左翼文艺界的领导合作,拒绝参加他们所组织策划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同时在写作上作出相应的调整,暂搁下杂文这“匕首”,开始回到纯文学的创作上来。
李春林、高翔《20世纪30年代:鲁迅、纪德与苏联和共产主义》(25) 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纪德两人最大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的“向左转”。纪德向左转是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以及对自由与个性的极度渴望,鲁迅与之相近,他同样自觉地站在被压迫与被统治者的一边和对人的个性的尊崇与追求,其对俄罗斯文学、俄罗斯精神的推崇也是接受共产主义的一个独特原因。鲁迅和纪德都把苏联视为共产主义理想的负载者和实现者。纪德通过实地考察对苏联官僚主义倾向、政治高压、扼杀人的个性与自由进行了激烈的批评。鲁迅虽则没有到过苏联,但他对苏联的批评却潜藏在他对苏联文学的译介与评价中,体现在他对“同路人”文学的情有独钟,对“同路人”文学真实性的高度评价上。鲁迅对苏联存在着理智层面的捍卫和情感层面的抵触。鲁迅与纪德对苏联的批评之间的共性是坚持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品格和敢于向任何权力挑战的立场,确保了他们成为被统治者和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成为知识分子的世界性楷模。
4、鲁迅与死亡
作为著名的美术家,陈丹青的鲁迅论自有其独到的眼光及发现。他的《鲁迅与死亡》(26),首先从鲁迅临终前的名篇《死》谈起,对于鲁迅遗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表示了激赏。并谓鲁迅是一个描写死亡的高手,鲁迅一写到死亡,便即文思泉涌,大见笔力,大显骨格,不单是人格力量的显现,更是高妙的文学功力的成功施展。文章继而开列了一系列围绕在鲁迅周围的人们的“非正常死亡”名单。这个名单包括鲁迅的父亲、范爱农、陶元庆等14位人士。鲁迅就在这其中不断经验、体味周围人的死,这一切都对鲁迅构成了刺激至深的创痛。在美术界中,陈丹青向以赤裸裸的真诚与坦率著名。在这篇文章中也不例外,他坦言对于教科书的憎恨,以及对于鲁迅的欢喜。他不愿意看见鲁迅总是被教科书摁在是非的某一端,竭力地要将鲁迅与教科书分离,讨还他作为读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将这私人性还给鲁迅。“鲁迅之被国民政府视为危险,一如胡适被共产党视为危险,两人都不肯安分。从最高道德看,则鲁迅之为鲁迅,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那么,异端的特质是什么呢?作者认为:“一是不苟同,一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只是教科书单捡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只是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左翼。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而绝望,从欢欣、参与而背弃,就为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论者并一再宣称鲁迅对于死亡的兴趣:“书写死亡,正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就我所见,从中国古典作家直到五四作家群,几乎找不出一位像鲁迅那样,一再一再书写死亡,为死亡的意象所吸引。”这其实正是鲁迅自己的死亡美学。可是,最残酷和最荒诞的事实是,古往今来不知死掉了多少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然而显露在鲁迅笔下的人却只有这少之又少的几个人,“除了不死的文学价值,他的亡友们恐怕并不像他高贵优美的悼念那样,果真被赋予难以磨灭、难以褫夺的意义,他们只是有幸认识鲁迅。”作者面对鲁迅之死发出了深切的哀痛,同时也面对鲁迅周围的人的死亡发出深切的吁请和呼唤:刘和珍在哪里?柔石在哪里?瞿秋白在哪里?要不是鲁迅的文章,如今谁还认真说起这些被子弹穿过脑袋的人……
陈丹青不是鲁迅研究专家,他自言不做鲁迅研究,只是喜欢说起他。相对他所精通的美术专业来说,对于鲁迅研究,他是一个“外行”。但从一个“外行人”的眼光来看鲁迅,或许会有别样的眼光和独特的思路,甚或是为内行人所忽略甚至全然没有想到的。记得张爱玲曾经赞扬过门外汉的议论,说是“比较新鲜赣拙,不无可取之点”。(27) 对比陈丹青之论,岂止如此,甚至在很多方面为鲁研界中的人士所不及,更何况鲁迅也不仅仅是文学界的鲁迅,他还是艺术界、社会各界乃至世界各国的鲁迅。只有大家共同言说鲁迅,才能真正构成一个生生不息的鲁迅研究的繁荣格局。
5、论辩“胡适还是鲁迅”
谢泳在回顾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时,将鲁迅与胡适均算作一个代表,他们所分别存身的左联和“新月派”文人集团则分别代表了左、右两翼两大知识分子群体。于是,选择鲁迅还是选择胡适,选择左翼革命主义者还是右翼自由主义者,就似乎成为了摆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近年来,围绕“胡适还是鲁迅”这一命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展开了极为热烈的讨论。许多知名学者,如谢泳、林贤治、王富仁、钱理群等都先后参与其中。随着论辩的持续深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人开始进行认真的反思,对“胡适还是鲁迅”这一命题本身的正确性和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从而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呼声。如董健就颇有见地地指出,简单化的、直线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已经使我们的学术受害匪浅。要神化鲁迅,就必把胡适妖魔化,或者反之。这种一定要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做法,首先被丢弃的往往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与这一思路相承接,本年度有关“胡适还是鲁迅”的论辩呈现出更加学理化的倾向,许多文章都对鲁迅和胡适这两位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大师进行了较为客观公允的分析和评价,其中以张梦阳《互为镜像的鲁迅与胡适》(28) 和郜元宝《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并论近年“崇胡贬鲁”之风》(29) 为代表。张文针对近年来“贬鲁扬胡”的研究倾向,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鲁迅,还是胡适”的世纪难题,就须走出偏执、狭隘的认识误区,转换我们思考问题的思维模式:一是超越比较高低的模式,不再在“鲁不如胡”或者“胡不如鲁”的怪圈中打转;二是超越党派的窠臼,不再在倾向共产党或者倾向国民党的政治集团圈子里摇摆;三是超越政府的标尺,不再在拥护或者反对政府的立场上权衡;四是超越“神化”或者颠覆的惯性,对鲁、胡的有益思想进行新的整合。张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是:鲁迅和胡适是现代中国的两大自由主义者;鲁迅侧内省,胡适重外取;二人相异的根本原因是文明背景不同;创建新的现代文化中国的最佳途径是把鲁迅学和胡适学这两门学问加以整合。郜文在细致批驳了韩石山《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中的荒谬的三段论推理模式之后,对近年来的“崇胡贬鲁”之风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胡适可爱还是鲁迅可爱,胡适高明还是鲁迅高明,这种“脑筋急转弯”的游戏其实早就开始了。所不同者,以前是要鲁迅不要胡适,现在则是要胡适不要鲁迅,答案相反,但那种破坏文化的逻辑的则相同。中国现代好不容易出现了一点文艺复兴和文化自由的气象,出了一个鲁迅和一个胡适,我们现在却非要叫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打下去,好像不如此不好玩似的。韩石山及其同调者们在这里所不自觉地加以破坏的,是我们现代中国少数可以值得珍惜的传统资源。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存在并发生过抬高鲁迅、压制胡适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不对的,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有效反思。姑且把这一阶段的鲁迅与胡适研究称之为“正”。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胡适研究逐步进入正常化的发展阶段,至90年代形成一个高峰,新世纪以来突然出现了一股有意抬高胡适、贬抑鲁迅的思潮,有的甚至以“骂鲁”为时髦,这方面的文章尤以韩著为代表,其实这种矫枉过正的现象同样不可取。我们把这一阶段的鲁迅与胡适研究称之为“反”。那么,在今天是应当出现将鲁迅与胡适相提并论、共同给以崇高评价,并从中汲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的时候了,是否可以将这个正处于发展进行时态的阶段称之为“合”呢?
6、鲁迅与存在主义
鲁迅与存在主义思潮的关系研究已是一个常规性的学术话题,早在1999年解志熙就在他的著作《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开列专章《鲁迅:存在的虚无与绝望的抗战》中论述了鲁迅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其中的诸多关键词如“自由”、“黑暗”、“虚无”、“绝望”、“孤独”、“反抗”、“选择”、“存在”等均已出现。由此可见在此领域再想出新已属不易,但彭小燕自去年发表相关鲁迅与存在主义的文章以来,本年度又发表了一系列鲁迅与存在主义关系研究的论文,从而将这一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这批文章计有10篇之多,分布在各种学术期刊中,其中不乏权威与核心刊物。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种集束效应,分别从各个角度来论述鲁迅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几乎涵盖包容了鲁迅各个时期的思想状况和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包括日记、翻译等)。其中以《存在主义视野下的“左翼鲁迅”:走向现代生命的自我救赎》(30) 和《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野草〉: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正面决战”》(31) 为代表。前文把“左翼鲁迅”置于存在主义视野中进行考察,认为鲁迅的“左翼”立场的核心是自觉地批判、反抗世间的种种“黑暗”,尤其是人为的暴力、杀戮。这一“左翼”立场具有政治性,但并不必然地具有政党政治的色彩。“左翼鲁迅”的真正意义不仅仅是直面现实、担当人间的道义良知,同时也是鲁迅生命历程中的自我救赎。后文则着力解读了《野草》,认为《野草》实是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正面决战”。《野草》内涵的有机性、逻辑性是由它对鲁迅精神生命的一次重大飞跃的直接承载决定的。《野草》的“象征体系”既承载着鲁迅意欲透视、对峙,或者反抗、超越的一系列对象,又表现着鲁迅精神生命中不断生长的诸多向往;既在历时的角度上展示着鲁迅对峙、反击直至超越自我生存虚无,通向自我生命真界,审视、反抗“苦难—黑暗—虚无”之世,回归“战士真我”的一系列精神律动,又在共时的意义上展示了鲁迅所面对的环境世界的本质性、结构性图景:“苦难—黑暗—虚无”的20世纪中国。其他论述鲁迅与存在主义关系的文章还有启良《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鲁迅》(32) 等。
三、鲁迅其他身份特征研究
与去年相比较,本年度鲁迅与翻译、学术、美术、期刊等的研究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形成了一系列热点和亮点。这标志着鲁研界的学人们除了继续关注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之外,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鲁迅的其他重要身份特征,即作为翻译家、学者、美术酷嗜者、编辑等的鲁迅,这是特别值得庆贺的。
1、鲁迅与翻译。大多数文章集中在对于鲁迅的翻译与鲁迅的思想、创作之间的关系,鲁迅的翻译思想,鲁迅与其他作家的翻译比较以及鲁迅翻译文本的特征研究等,其中以对鲁迅的翻译与鲁迅的思想、创作之间的关系研究最为出色,鲁迅的翻译思想的研究数量最多。
孙郁《鲁迅的译介意识》(33) 是一篇集中论述鲁迅的翻译与鲁迅的思想、创作之间的关系的论文。文章认为在鲁迅的精神活动里,有几个领域的工作是互动的:学术研究与创作,是一种交织;美术介绍与杂文写作,似乎有着彼此的暗示与渗透,而翻译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更是发挥着异乎寻常的作用。早在翻译《月界旅行》等科幻作品时,鲁迅就形成了他基本的语序和精神表达式。鲁迅对《域外小说集》中译文的选择堪可玩味,他选择的大都是反平庸的、具有冒险与刺激的因素的作品,里面多的是对人的精神极限的超越。对照鲁迅后来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发现域外文学的深深投影。在这些文本内外,鲁迅精神与所译之书是有着逻辑上的关联的。鲁迅的翻译往往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目的是要解决中国当下思想界的某些问题。但译著对鲁迅而言,只是问题意识的开始,凭着翻译时的刺激而思考的话题,很快就进入到社会风潮的体味中,并沿着自己的思路转化成独立的表达语序。通读鲁迅所有译文,便能发现其前后期相近的思想,那就是寻找一种批判和反省的对象,借此而解决他自身乃至整个知识阶级的困顿与问题。厨川白村对鲁迅的思想影响极大,而来自托洛斯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俄国经验也始终贯穿于鲁迅对于左翼文学的思考。鲁迅借用的是域外的理论,进行的却完全是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思考。在急剧变动的社会面前,他以深切的生命体验,寻找到了一种独特的知识分子话语,在阅读他的杂感时,可以分明感知其背后的知识背景。异国思想与中国语境就这样在鲁迅的文字里以复杂的方式排列着、组合着。顾钧《鲁迅的苏联文学理论翻译与左翼文学运动》(34) 和彭小燕《鲁迅的“战士真我”及其译作〈出了象牙之塔〉》(35) 分别集中展开了孙文中的一个论点。顾文认为1929-1930年鲁迅集中翻译了四部苏联的文学理论著作,面对纷纷扰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争论,翻译这些理论著作成为鲁迅廓清自己思想的重要手段。在翻译的过程中,鲁迅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左翼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并对他后期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彭文认为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深刻地影响了1925年前后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重大生命抉择。鲁迅翻译《出了象牙之塔》不仅在时间上与他创作《野草》,“决战虚无”的时间1925年基本同步,而且,在肯定积极的虚无体认以及真正生命价值创造的哲学意味上,在推崇“批判—反抗”现实的“战士”生命方式上,《出了象牙之塔》都与《野草》有着内在的联系。
鲁迅自述在创作《狂人日记》之前曾经读过百来篇外国小说。这百来篇外国小说是什么,至今无法确知。陈漱渝《寻求反抗和叫喊的呼声》(36) 则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线索。即在鲁迅的遗物中,有一本鲁迅留日时期的剪报合订本——《小说译丛》,其中收录了日本翻译的10篇俄国文学作品,包括普希金1篇、果戈理3篇、莱蒙托夫2篇、屠格涅夫4篇。这些小说又取自《新小说》、《趣味》、《早稻田文学》、《文艺俱乐部》、《新古文林》等5本日文杂志,而这5本日文杂志中同样刊载了大量的欧美小说,其中同样表现出了对于俄罗斯文学的密切关注。对于这些保存至今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有识之士加以深入挖掘,可能会从中发现鲁迅早期思想的更多特异之处,并进一步明了其渊源出处,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都是显然的。
2、鲁迅与学术。本年度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部比较重要的学术专著和几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
张杰《鲁迅杂考》(37) 和周楠本《我注鲁迅》(38) 皆为鲁迅研究力作。前书多文涉及鲁迅与学术的关系,考证缜密,精审可据,发前人所未发,如《〈穆天子传〉鲁迅抄本考》、《鲁迅与乡邦文献及乡贤故书》、《鲁迅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鲁迅拟校勘阮籍诗文集考》、《鲁迅与关中颜氏世家著述》、《鲁迅与〈太平广记〉》、《鲁迅与〈青琐高议〉》、《鲁迅与扬州学派中坚》、《鲁迅与“罗王之学”》、《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等篇,均十分精彩。后书大多是针对鲁迅研究中的一些难点、疑点或具有争议的问题,运用第一手资料,以实证的方法进行考证而获得的结果。其中涉及鲁迅与学术关系者有《盂兰盆节》、《谈〈理水〉中的几个人物:皋陶、伯益和后稷》、《谈羿》、《谈若敖氏》、《关于眉间尺故事的出典和文本》等篇,均十分精彩,给予读者很多启发。
刘运峰《鲁迅全集补遗》(39) 专收2005年版《鲁迅全集》集外诸文,其中同鲁迅与学术关系甚大者有《小说史大略》、《明以来小说年表》、《采录小说史材料书目》以及若干古籍抄本、石刻文字画像的序跋题记等。这些文献过去散见于各处,有些且无排印本,现在汇印于一书,颇便于阅读和使用。该书出版后,引起较大学术反响,被认为弥补了新版《鲁迅全集》的缺陷和不足。
王吉鹏、李丹《鲁迅与中国作家关系研究》(40),选取了与鲁迅发生实证性关系的132位作家,涉及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领域宽广,特色显著,以鲁迅为参照,进行全方位的纵深透视。其中与鲁迅与学术有关,涉及鲁迅与中国古代作家的关系的有:鲁迅与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屈原、宋玉、李斯、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张衡、曹植、嵇康、阮籍、陶渊明、干宝、杜甫、李贺、李商隐、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冯梦龙、李渔、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纪昀、龚自珍等的研究,涉猎甚广,资料丰富,多有新意。由于全书出于众手,难免水平不齐,但已足供参考。其中有些篇章,本年度已单独发表。
鲍国华《“小说史家鲁迅”研究的历史回顾》(41) 系统评述了自1949年以来“小说史家鲁迅”研究的历史状况。文章在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史家鲁迅”研究进行概述时,既指出这一时期学院化倾向的优势,同时也指出其所存在的不足。认为鲁迅不属于“学院派”知识分子,单纯凭借小说史学科理论无法解释鲁迅丰富的创作经验、敏锐的艺术感觉、全面的知识结构和对历史人生的深刻领悟。以过于专业化与学科化的研究来衡量具有相当实践性的鲁迅小说史研究的成败得失,研究视角存在一定的偏差,在发现问题的同时可能也遮蔽另一些问题。故而,为保证“鲁迅小说史学”研究的学术性,学院式的探讨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自觉,防止研究的过度专业化与学科化,以便更充分地感受鲁迅学术研究背后活跃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鲁迅对魏晋文章十分钟爱,尽管他的一些论述是“杂文笔法”,却对后来的魏晋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今人动辄引用鲁迅的话以为依据,这在魏晋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形成鲁迅资源的同时又几乎形成了“鲁迅神话”。徐国荣、薛艳《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资源和“鲁迅神话”》(42) 通过对鲁迅关于魏晋文学具体事例研究的分析,认为鲁迅的“杂文笔法”不应该与严谨的学术研究混淆起来。何况,即使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学术式研究,也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需要将人为的“鲁迅神话”还原为现实中的“人话”,客观地分析其得失。这是继去年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43) 之后,发表的又一篇与鲁迅的魏晋文学观进行商讨的文章。
其他鲁迅与学术研究的文章涉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古小说钩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及鲁迅与佛学、与道家文化等。
3、鲁迅与美术
崔云伟《现实的·审美的·哲学的——鲁迅与表现主义的同路人凯绥·珂勒惠支》(44) 认为鲁迅与珂勒惠支在三个层面发生了全面遇合。在现实层面,珂勒惠支适应了战斗功利的现实需要。鲁迅搜集、整理、传播、接受珂勒惠支版画的过程,同时也是珂勒惠支及其作品参与改造中国残酷社会现实的斗争过程。在审美层面,珂勒惠支与鲁迅“力之美”的审美观豁然相通。鲁迅对于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皆有独特的感悟和深刻的会心。珂勒惠支的自画像充分表现出她的丈夫气概,其《织工的反抗》和《农民战争》也无不充满着力量之感。在哲学层面,鲁迅与珂勒惠支都执著于对绝望的反抗,具有共同的精神原型——西西弗斯。鲁迅的反抗绝望来自于他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战士的使命;珂勒惠支的反抗绝望则来自于她的深广的慈母之爱。鲁迅对珂勒惠支的垂青表明,珂勒惠支是鲁迅试图结合私人世界和公共空间、现代艺术欣赏趣味和启蒙功利历史使命的一个典范。文章结合两位艺术大师的具体作品进行分析,相当细致深入,超越了以往的同类成果。他的《论鲁迅作品中的表现主义油画感》(45) 认为鲁迅作品中的油画线条充满力量之感,它和强烈的笔触、绚烂的色彩共同构成了“漩涡”意象。鲁迅作品中的色彩具有鲜明冷暖对立特征,两大色系相互争夺,几成鼎立,与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哲学确有相通之脉。鲁迅创造了生命与死亡两大意象群落(生命意象与凡·高相比,死亡意象与蒙克相比),还创造了类似罗丹雕刻中的“行者”意象,这一意象是对生命意象的升华,对死亡意象的超越。这是继其《论鲁迅作品中的表现主义版画(木刻)感》(46) 和《写实与表现:论鲁迅作品的漫画感》(47) 之后,又一篇专门论述鲁迅与西方表现主义美术关系的论文。文章发表后,引起一定学术反响,被认为“是继魏韶华在《鲁迅审美风格的艺术学阐释》中对鲁迅与外国美术进行的真正学理层面的跨学科跨国别的比较研究之后的最为重要的同类成果。”(48) 其他论及鲁迅与美术关系的论文还有孙郁《鲁迅:在俄国版画与小说之间》(在韩国鲁迅研究会第二次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王锡荣《鲁迅美术作品》(49)、姚玳玫《一种画本 三种眼光》(50)、郭运恒《〈野草〉中黑色与白色意象的审美解读》(51)、王新《大地与天空的永恒争执——从蒙克的波荡意象读解鲁迅的〈野草〉》(52) 等。
4、鲁迅与期刊
在鲁迅研究的大量著述中,《河南》杂志屡被提及,但这份杂志的不少问题仍没有廓清,不同版本的鲁迅年谱、年表和著作目录常常出现讹误,以致引用者以讹传讹。黄轶《有关〈河南〉几个问题的辨证》(53) 通过考证大量的文献资料,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清理。如文章认为,《河南》总编辑为刘积学,而非周作人认为的刘师培;《河南》共出版9期,而非一般人认为的8期;《河南》为同盟会河南分会的机关刊物,是革命党人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宣传的一个阵地,而非人们所想象的是一份文学杂志等。文章在澄清了一系列误解后,还进一步论述了《河南》与周氏二兄弟的关系。认为在《河南》上发表文章是周氏二兄弟真正登上文坛的出彩表演,鲁迅之所以在《河南》上发表系列文章缘于他自己创办《新生》杂志的失败,他发表这些论文的目的在于表达他的文艺观,即文化启蒙的理想。《河南》之所以在今天屡被提及,与周氏二兄弟和苏曼殊是分不开的。由此看来,《河南》真是幸运。朱寿桐则论述了鲁迅与《新青年》之间的关系。他的《鲁迅与〈新青年〉文学传统的创立》(54),认为鲁迅对于《新青年》的主要贡献在于积极主导建立《新青年》的文学传统,从而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厚重而富有时代特色的基础。鲁迅的登场使得《新青年》的议论出现了某种转型:由宏观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批判视野部分地转向具体的社会文明和现实批判问题,并直接引起了《新青年》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关注。从文学体式的建立,相当的文学成就及其标志性影响看,鲁迅是《新青年》新文学传统的最光辉的体现者。
注释:
①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绍兴文理学院:《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鲁迅:跨文化对话》。
②谈蓓芳:《试论鲁迅〈狂人日记〉的历史渊源——对其创新所在的别一种理解》,《复旦学报》2006年第3期。
③张兵:《〈铸剑〉的文化解读》,《复旦学报》2005年第2期。
④高道一:《关于孔乙己原型及其他》,《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0期。
⑤贾蕾:《〈伤逝〉:传统乐章的现代变奏与升华》,《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3期。
⑥凌逾:《“弃妇诗学”与“反弃妇诗学”话语》,见《鲁迅:跨文化对话》。
⑦袁一丹:《伤逝:起死的衍义》,《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8期。
⑧汤哲声:《〈故事新编〉与“故事新编体”小说》,《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⑨陈林侠:《从文化自信到虚无:历史叙事的另类形态——〈故事新编〉与“新故事新编”比较研究》,《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
⑩房伟:《杂文历史小说:穿越历史和现实悖论的一种可能》,《东岳论丛》2006年第6期。
(11)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12)李今:《研究者的想象和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4期。
(13)刘进才:《文本阐释的有效性及其限度》,《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6期。
(14)孙玉石:《谈谈鲁迅研究中的“过度阐释”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6期。
(15)〔日〕大村泉:《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是“回忆性散文”还是小说》,见《鲁迅:跨文化对话》。
(16)戈双剑、杨晶:《鲁迅日记中的语言考察》,《汉字文化》2006年第4期。
(17)邢植朝:《鲁迅作品的权力话语解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8)袁盛勇:《延安时期鲁迅启蒙小说传统的不断弱化》,见《鲁迅:跨文化对话》。
(19)王富仁:《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期。
(20)李新宇:《雾海中的灯塔——鲁迅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8期。
(21)朱学勤:《鲁迅的思想短板》,《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
(22)姚新勇:《鲁迅——专制主义的精神盟友?》,见《学术中国》网/人文平台/2006—12B/争鸣。
(23)王得后:《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2期。
(24)周楠本:《鲁迅与左翼文学——从〈新青年〉时代到“左联”时期》,《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4期。
(25)李春林、高翔:《20世纪30年代:鲁迅、纪德与苏联和共产主义》,《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1期。
(26)陈丹青:《鲁迅与死亡》,《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27)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8)张梦阳:《互为镜像的鲁迅与胡适》,《粤海风》2006年第2期。
(29)郜元宝:《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并论近年“崇胡贬鲁”之风》,《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
(30)彭小燕:《存在主义视野下的“左翼鲁迅”:走向现代生命的自我救赎》,《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31)彭小燕:《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野草〉: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正面决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6期。
(32)启良:《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鲁迅》,《书屋》2006年第8期。
(33)孙郁:《鲁迅的译介意识》,见《鲁迅:跨文化对话》。
(34)顾钧:《鲁迅的苏联文学理论翻译与左翼文学运动》,《扬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35)彭小燕:《鲁迅的“战士真我”及其译作〈出了象牙之塔〉》,《汕头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36)陈漱渝:《寻求反抗和叫喊的呼声》,《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0期。
(37)张杰:《鲁迅杂考》,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8)周楠本:《我注鲁迅》,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9)刘运峰:《鲁迅全集补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0)王吉鹏、李丹:《鲁迅与中国作家关系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1)鲍国华:《“小说史家鲁迅”研究的历史回顾》,《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2期。
(42)徐国荣、薛艳:《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资源和“鲁迅神话”》,《学术界》2006年第1期。
(43)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44)崔云伟:《现实的·审美的·哲学的——鲁迅与表现主义的同路人凯绥·珂勒惠支》,《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45)崔云伟:《论鲁迅作品中的表现主义油画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46)崔云伟:《论鲁迅作品中的表现主义版画(木刻)感》,《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47)崔云伟:《写实与表现:论鲁迅作品的漫画感》,《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8)李春林:《2006年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述评》,见郑欣淼、孙郁、刘增人编:《2006年鲁迅研究年鉴》,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49)王锡荣:《鲁迅美术作品》,《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
(50)姚玳玫:《一种画本 三种眼光》,《读书》2006年第11期。
(51)郭运恒:《〈野草〉中黑色与白色意象的审美解读》,《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52)王新:《大地与天空的永恒争执——从蒙克的波荡意象读解鲁迅的〈野草〉》,《名作欣赏》2006年第4期。
(53)黄轶:《有关〈河南〉几个问题的辨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
(54)朱寿桐:《鲁迅与〈新青年〉文学传统的创立》,《暨南学报》2006年第2期。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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