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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个弱女子》的当代意义

郑薏苡
 新世纪以,对郁达夫小说的阅读和研究一直方兴未艾。当代学者以郁达夫小说为个案进行研究和探讨,还是有相当重要意义。
  郁达夫小说以其大胆的袒露和近乎直白的表述登上文坛。自“《银灰色的死》到《出奔》五十篇左右的小说中,属于自叙传的小说的就有近四十篇”, (1)而且大部分小说就“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遭遇、心情”。 (2)作为一个极富有爱国主义情感的作家,郁达夫不仅以裸露自己的灵魂的真诚来挑战虚伪的封建礼教、道德观念,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亲眼目睹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内新旧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等惨乱的社会现状,他力图突破“自叙传”的浪漫抒情风格,创作了一些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就是其中的一篇。
  《她是一个弱女子》(以下简称《弱女子》)创作于1932年3月,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算不上佳作。作者自己是这样评价的:“这一篇小说,大约也将变作成我作品之中最恶劣的一篇。”(3)后来,他在《沪战中的生活》中又对创作《弱女子》的意图作了说明:“我的意思,是在造出三个意识志趣不同的女性来,如实地描写出她们所走的路径和所有的结果,好叫读者自己去选择应该走那一条路。”(4)理论界对《弱女子》的评价和研究,大多取批评和否定的态度,并且,主要是围绕三位女性人物(特别是“弱女子”郑秀岳)进行的,而对差不多贯穿小说后半部分的“弱女子”的丈夫吴一粟却几乎没有提及。笔者以为,郁达夫在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中,吴一粟应有自己的一席地位。关于吴一粟这一人物,有些问题值得探讨,如:作者为什么要在《弱女子》中塑造了一个比“弱女子”还弱的“弱男子”?“弱男子”吴一粟是否也属于“零余者”?为此,本文想对这一人物作些初步探讨。
  吴一粟是在“弱女子”郑秀岳随父母为避战乱来到上海后才在小说中出现的。他是个长相清秀,性格腼腆、羞涩,为人老实、规矩的年轻编辑。在恋爱过程中,他时时“羞缩”,处处被动;结婚后,他沉溺于情爱不能自制;因病解雇后,他不敢奋争,而是一蹶不振,坐以待毙,相反要靠“弱女子”四处奔波,向她以前的“情人”乞怜求援来维持生计,并轻易放过完全可能改变其困境的机会。本来到此为止,吴一粟已经够“弱”了。但作者好象还嫌他不够“弱”似的,最后安排了旅社撞破奸情那一场戏:面对妻子的不贞和奸夫的嚣张,他“惊呆了”,似乎犯罪的是他,而不是他们,不但不恼怒斥责妻子,而且还含泪一遍又一遍的苦苦哀求奸夫:“饶了她吧,饶了她吧,她是个弱女子……”。善于塑造弱者形象,是作者的一大擅长,在《弱女子》之前,作者就塑造了许多弱者,然而弱得像吴一粟这样的“弱者”,却还从未有过。
  作者为什么会塑造出这样一个“弱男子”来呢?首先,这是由作者的审美情趣和创作个性决定的。无论从郁达夫的文艺鉴赏、批评、翻译还是创作,我们都不难看出,他对感伤主义有着特别的兴趣和偏好。他自己曾说:“把古今的艺术总体积加起来,从中间删去了伤感主义,那么所余的还有一点什么?”(5)这种审美情趣可以说是既奇特又褊狭的,它的形成,一方面与他个人独特的经历有关。正如钱杏村先生所说的:“达夫的病态的成因也是如此。在幼年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父亲,同时也失去了母亲的慈爱。这种幼稚的悲哀,建设了他的忧郁性的基础。长大来,婚姻的不满,生活的不安适,经济的压逼,社会的苦闷,故国的哀愁,呈现在眼前的劳动阶级悲惨生活的实际……使他的忧郁性渐渐地扩大到无穷的大,而不得不在文学上吐露出来,而不得不使他的生活完全的变成病态。”从而使他形成独特的复杂性格和气质:情感既过于纤敏又过于外露。情感过于纤敏,使他多愁善感,以致性格显得柔弱;情感过于外露,则使他疾恶如仇,以致气质显得真率。但无论是多愁善感,还是疾恶如仇,在当时那个黑暗、贫弱的时代,又无不归为失望和感伤。他的这种奇特、褊狭的审美情趣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与他读过不少外国作品,接触过西方世纪末颓废主义有关,他曾说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了上千种西方文学原著和大量日本私小说,这对他创作的影响虽然非常复杂,但感伤主义却是其中最主要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学观点,“悲哀之辞易工”,他觉得悲哀给人的感染,要比快乐来得强而且快。
  这种对感伤主义有着特别偏好的审美情趣,表现在他作品中,便是多叙写富有悲剧性的故事,使作品有着较浓厚的伤感色彩,赋予作品主人公以伤感和懦弱的性格。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从《沉沦》中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到《她是一个弱女子》中‘饶了她!饶了她!她是一个弱女子’,郁达夫笔下所构成的这样一个艺术上的形象体系,它所概括起来的一定性格的典型形象,也只能赋予它一个总的名称:弱者!”(6)
  其次,在男权社会,以种种方式塑造了软弱的女性,体现着“病态美”,郁达夫不但不脱俗,反而特别注重按照传统的男性审美习惯来刻画他作品中女性,她们全都是从属于男人的附属品——弱女子,但是她们似乎又无所依存,因为她们面对着的是和她们一样或者更甚的“弱男子”,作者把吴一粟塑造成这样一个“弱男子”也是出于塑造弱女子郑秀岳的需要。如前所述,作者创作《弱女子》的意图是想塑造出三个意识志趣不同的女性来,也就是说,他并非有意要造出一个“弱男子”,“弱男子”的出场,可能只想用他做一个陪衬。这是因为,尽管小说前半部对“弱女子”的“弱”已有所刻划,但着重表现的,只是她缺乏主见,经受不住诱惑的性格。像小说后半部提到的:“当郑秀岳和冯世芬要好的时候,她是尊重学问,尊重人格,尊重各种知识的。但是自从和李文卿认识以后,她又觉得李文卿的见解不错,世界上最好最珍贵的就是金钱。”虽然,这种特性,加上“生性温柔,满身都是热情,没有一刻少得来一个依附之人”的薄弱意志,已使郑秀岳掉入李文卿的陷阱,全身被色欲所支配。后来她换了环境,逃难到了上海,无端和这位吴一粟相遇之后,她的心想又有点变动了,心里倒也下了一个向上的的决心,“我以后就多读一点书罢,多识一点实务罢!”也觉得冯世芬所说终究是不错的。毕竟“经过了过去半年来的情波爱浪的打击,她的心虽已成了一个百孔千疮,鲜红滴沥的蜂窝,但是经验却教了她如何地观察人心,如何支配异性,她的热情不敢外露了,她的意志也有几分确立了……在感情上,在行动上,她却得到了绝对的支配权。”这是一个“弱女子”吗?不,这是一个由幼稚到成熟,由随人摆布、遇事迟疑不决变得学会掌握自己、逐渐确立自己意志的女性。如果说她原来那么犹豫不决的性格和“没有一刻少得来的一个依附之人”的薄弱意志便是她的“弱”的全部内涵,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她似乎正逐渐从这“弱”中摆脱出来。因此,作者为了完善她的“弱”,进一步展示她“弱”的特点,于是,就让“弱男子”出场作陪衬来继续他的“弱女子”形象的塑造。
  可以设想,假如吴一粟是一个健康的男子,假如他意志坚强,能够克制自己,没有得病而遭书馆解雇,又假如他虽遭解雇却能另谋生路,没有失掉去山东教书的机会,一句话,假如他不是那么“弱”,那么郑秀岳就不会把自己那颗“狂热的心”去托付给别人,就不会因典完首饰衣服而给张康、李得中、李文卿之流写信求爱求援,也就不会把自己那颗早在与吴一粟结婚前就用泪水洗去污秽变得“纯洁无辜”的心再来玷污。这样,“弱女子”便不再是弱女子了。可以说,正是吴一粟“弱”,为郑秀岳的再度沉沦提供了一个契机,从而使郑秀岳性格中的 “弱”的特点得以充分展示,然而,尽管如此,作为陪衬的“弱”,无意中却有了喧宾夺主之嫌,因此“弱女子”的“弱”——她的沉沦和再度沉沦,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把原因归到生理因素上去,而吴一粟的“弱”却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这点将在下面予以阐述。
  
  第三,作者所以会塑造出这样的“弱男子”,与作者创作该小说时的环境不无关系。鲁迅先生说过:“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7)作者曾多次提到自己创作该小说是在1932年淞沪“一二八”战事中的逃难之际,当时“飞机炸弹,大炮机枪,火光烟焰,难民兵车……一夜中间,上海变成了被恐怕所压倒的阿舅地狱”。 (8)由于如此环境,作者当时的心境非常恶劣。这恶劣并不仅仅因为该文是在“一二八”沪战中为济穷而赶写的。还有更大的原因,那就是作者的创作由重视主观内心的抒写转向较多的关注客观现实的叙写,这就很可能在作者创作《弱女子》时产生某种潜意识的影响,决定了作品的情感基调和走向,并赋予吴一粟比以往的弱者更懦弱的特格来以增强对现实的批判力度。正如作者所说,写了十几年小说,“比这一次写这篇小说时的心境更恶劣的时候,还不曾有过”,以致使作者会把吴一粟写成如此的“弱”,弱得有违于感情逻辑。
  谈到郁达夫小说中的“弱者”形象,人们还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那群怀才不遇、穷愁潦倒,虽愤世嫉俗而又忧郁软弱、自卑颓唐的被称为“零余者”的形象。这些“零余者”,意志薄弱,不能在人生道路上开辟新途,经常是悲悲切切,踯躅踽行,甚至不断贬抑自己的道德、人格要求。显然,“弱”是他们的重要特征之一,另外,这些“零余者”或称“弱者”的形象,如前文所述又大多带有作者强烈的自叙传色彩。作者曾在一篇题为《零余者》的散文里,称自己是一个零余者。因此,许多论者是把“零余者”、“弱者”和作者的“自叙传”色彩等同起来加以阐述的。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这样写道:“已经有人注意过郁达夫笔下主人公的连贯性,称之为‘零余者’也好,叫他‘弱者’也好,其实,他就是郁达夫自己的文学形象(但不等于生活中郁达夫本人)。”(9)张恩和编的《郁达夫研究综论》和董易的《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下)》中也有类似的论述。然而,在探讨作者“自叙传”小说时,又无不把《弱女子》排斥在外,如“他小说艺术形式,除了《秋河》,《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等少数几篇,几乎都是‘自叙传’。” (10)“在这本书(指《弱女子》,笔者注)里,我完全找不出时常出现在他从前作品中的那种贫穷漂泊的作者的个人影子……”(11)而更为奇怪的是在列举郁达夫小说所塑造的一系列“零余者”形象中,也总是找不到吴一粟这个名字。那么吴一粟究竟是不是“零余者”呢?
  我们承认《弱女子》不是作者的“自叙传”。作者曾明确说过:“这小说的情节人物,当然是凭空的捏造,实际上既没有这样的人物存在,也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的”。(12)他在小说的“后叙”中也特别说明书中的人和事,全是虚拟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书中的人物全然没留有作者的影子。作者曾一再主张文学作品应该带有作家的自叙传色彩。“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 (13)这在《弱女子》中恐怕也不例外。作者多次这样形容过自己:“孤独”、“神经质”、“畸形”、“自卑狂”、……这些虽然言过其实,显然带有夸张的意味,大概出于自我解嘲。但纵观他的生活,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作者的身上是有这些特点的。而这些又同样是《弱女子》中吴一粟的特点,只不过作者更加把它扩大,以致推向极端罢了。比如吴一粟的孤僻内向的性格,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说话会红脸;比如他自卑忧郁,既是郑秀岳向他求婚时,都会接连地想到好几个自己配不上她的理由来;他意志薄弱,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开辟新途,失业了只能心神不快,失眠消沉;尤其是在他穷愁潦倒之后,郑秀岳故态复萌,再次投入张康、李得中、李文卿所组成的卑鄙、龌龊的关系中,以出卖自己的情感、肉体来维持生存被撞破时,他只会惊奇得说不出话来,甚至还含泪不断地向妻子的奸夫陪不是,软弱无能到这般地步!总之,吴一粟身上的这些特点与作者及那些被称为零余者的形象是那样的相似。当然,我们说吴一粟身上留有作者的影子,决不是说吴一粟所经历的,就是作者曾经经历过的,在这里,仅指他们的性格、气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如此,吴一粟——弱者——作者自身的影子——“零余者” ,这样的推导应该说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吴一粟也应是“零余者”家族中的一员。“零余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孤独感,自伤自悼,自责自遣,自甘沉沦的性格特征,往往是郁达夫小说最富独特审美意义的地方。而在吴一粟身上,这些特征自始自终得以兑现。郁达夫自幼体弱多病,于是“零余者”却再也没有逃脱体弱多病的不幸,他们被疾病缠绕着,是一些失眠神经衰弱者,生病和养病是其出现的主要背景。吴一粟何尝不是因为得病才使生活发生了变化。在生的苦闷,性的烦恼面前,“零余者”睁着一双绝望的眼夺取了软弱女性的专利——哭泣。而吴一粟在这方面也毫无逊色,不是“他的眼泪更是骤雨似的连续滴落下来”,就是“发着抖哭了出来”。郁达夫所描写的“零余者”都面临生活的逼迫、失业的威胁,“穷”成了他们无法赶走的魔鬼。“零余者”都渴望改变自己穷困的生活处境,但那时,除了教书、卖文为生外,他们再无别的更好的选择。生活的穷愁潦倒在“零余者”心灵的投影就变成愁楚的苦闷。吴一粟又何尝摆脱得了这种困境,当郑秀岳、吴一粟实在穷困潦倒了,郑秀岳便去与旧情人通奸,而吴一粟寻到旅馆看到她正遭奸夫张康的毒打时,却是“立着,沉默着,对电灯呆视了几分钟后,他举手檫了一檫眼泪,似含羞地吞吞吐吐地对张康说:‘张先生,你也不用生气了,根本总是我的不好,我,我,我失业以来,竟不能够把她养活……’”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被社会挤压得丧失了起码人格尊严的落魄的可怜的自惭的“零余者”形象。难怪郁达夫在《零余者》中写到:“令人愁闷的贫苦,何以与我这样有缘,使人快乐的富裕,何以总与我绝对的不来接近。”只因为“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
 尽管,吴一粟与作者其他一些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些不同:如《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沉沦》中的“他”,《南迁》中的伊人,从《茫茫夜》到《空虚》各篇中的于质夫,《茑萝行》等篇中的“我”,《过去》中的李白时等等,他不像他们那样大多生活在20年代初,也不像他们那样大多出洋留过学,甚至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然而在有才华却穷愁潦倒方面,与他们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似乎也不像一些研究者经常提到的那些“零余者”那样心头多恨,富于反抗,然而,我们从他的一声声疯狂的“饶了她,饶了她,她是一个弱女子!”的呼喊声中,难道听不出其中蕴涵这对当时吃人社会及恶势力的血泪控诉吗?虽然,这种呼喊无力得类似哀鸣,但因为发自作者内心的声音,它也同样震撼着读者的心灵。更是揭示了成千上万的如吴一粟般的知识分子乃至民众在时代浊流、现实惨状中苦苦挣扎的命运和其生命的脆弱。至于在前文中所说的他的自卑颓唐,他的意志薄弱,他的不能克制自己等,比起来其他的“零余者”来,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点还应该指出,就是吴一粟的“弱”似乎也不仅仅是“弱”。而是在消沉的表象下寄寓着对社会的反抗。正如作者写《沉沦》说明自己不甘心沉沦,写《迷羊》表示自己不愿成为迷途的羔羊一样,他写“弱女子”,写“弱男子”,也正是希望自己,也希望当时与他一样的许许多多青年男女,不要成为郑秀岳、吴一粟那样的任人欺负、任人凌辱的弱者。
  诚然,作为一个“零余者”,吴一粟比起来作者在其他一些小说塑造中“零余者”来,显得有些粗糙,不够鲜明,他与那些“零余者”的不同,我们也无需否认。但是,“‘零余者’作为一个总名字或集合体,是由每个单一形象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情绪、心理、气质等因素汇集起来而形成的总的性格特征。”(14)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弱男子”吴一粟就其本质属性来说,是不应该把他排斥在“零余者”形象系列之外的。如果我们可以说作者塑造的“零余者”形象系列,是作者“自身经历的不同层次不同侧面时代不同心态的外化而已”, (15)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吴一粟正是作者在30年代初期的特定层次和侧面上的心态外化?或者说,吴一粟是30年代初期的“零余者”。
  
  注释:
  (1)扬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页。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3)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后叙》,载《郁达夫小说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697页。以下凡引小说原文和“后叙”,均出自该书不再一一注明。
  (4)(8)(12)郁达夫:《沪战中的生活》,见《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第194页。
  (5)郁达夫:《序孙译〈出家及其弟子〉》,见《郁达夫文集》V.5 ,第295页。
  (6)董易:《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下)》,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624页。
  (7)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见《鲁迅全集》V.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430页。
  (9)许子东:《郁达夫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版,第5页。
  (10)杭州大学中文系等编《茅盾郁达夫夏衍研究》,第149页。
   (11)刘大杰:《读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见邹啸编《郁达夫论》,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第132页。
  (13)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第203页。
  (14)辛宪锡:《郁闷夫的小说创作》,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15)曹万生:《郁达夫与何其芳创作母题比较》,见《四川师大学报》,1990年 第三期,第41页。
原载:《文艺争鸣》 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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