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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乌拉尼亚》之谜——读“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新作

汪剑钊
  10月9日,法国作家让·马瑞尔·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如下:“一位关注新的启程、诗性冒险和感官迷狂的作者,关注在强势文明以外和其下的人性的探索者。”从这一段评语来看,它再次印证了近几十年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遴选过程中一直遵循的原则,亦即对理想主义的推崇和对人类诗性的肯定。反观勒克莱齐奥数十年的创作,上自1963年出版的《诉讼笔录》,下迄2006年的新作《乌拉尼亚》,他始终在朴素的古典传统和繁华的现代生活模式之间不懈地探索,寻求消弭物化与人性的对抗。
《乌拉尼亚》的书名得自古希腊的神话传说。相传,大神乌剌诺斯和该亚结婚后,生下了提坦神、独目巨人、百臂巨人等。乌剌诺斯非常仇视自己的子女,就把他们囚禁起来。后来,小儿子克洛诺斯起来反抗,推翻了乌剌诺斯的统治。乌剌诺斯在与儿子的争斗中身负重伤,殷红的鲜血滴在地上,从中生出了复仇女神和巨灵神;破碎的肉体落到海中,形成了浪花,从中生出了乌拉尼亚——爱与美的女神,她同时又是一位司掌天文的缪斯。勒克莱齐奥借用这一名字来命名想象中的国度,寄托自己的梦想与美学。
1516年,托马斯·莫尔完成了《乌托邦》,虚构了一个与时代气氛迥然不同的理想国,那里的人们生活在公平的法律之下,享有政治和信仰的自由,没有私有财产,却生活得富足、安乐、健康,合乎道德。莫尔以这部作品对当时英国社会“羊吃人”的现象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乌拉尼亚》显然是对莫尔之梦的一次现代呼应。在《致中国读者》的短信中,勒克莱齐奥对小说的主题作了直截的说明,承认他的作品是一部现代版的《乌托邦》,作者希望借此复活那曾经帮助他和亲人们度过艰难岁月的幻梦。
《乌拉尼亚》以一位法国地理学家的经历作为线索,以旅行者的口吻切入“坎波斯”这个仿佛游离于时间之外的小镇生活。坎波斯的居民来自世界各地,大多为身遭不幸,期望在新的居住地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在老“参事”贾迪的指点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人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舒展,不用为算计和阴谋而学习,只要学习生活、学习“遗忘”就行,因为“遗忘”可以帮助他们恢复儿时的记忆,重新获得生活的能力,给他们带来自由和真理。作为一部寓言小说,坎波斯的居民应该是人类本身的象征。有意思的是其中出现了所谓的“人类学家”和“研究中心”,他们“在浓厚的殖民地氛围中举办各种会议并教授课程”,让“人类学毫无争议地成为人文科学中的皇后”,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对周边的居民们进行了挤压和欺诈,利用科学来满足他们的权力追求,以机械的手臂打破了这个世外桃源的平静生活。最后,坎波斯的居民被迫迁移,再度寻找他们的理想国。
在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序言中,勒克莱齐奥针对文学的边缘化表述过这样的艺术观:“诗歌和长短篇小说现在成了稀奇古董,它们不能,或者说几乎不能再哄骗人了。那为什么还要写诗歌和故事呢?写作,仅仅就是写作罢了。写作,就是用词语进行探索,深入细致地研究并描绘,紧紧抓住词语,毫不通融地刻画现实。”
对词语的敏感,是每个杰出的诗人和作家都具有的禀赋,勒克莱齐奥也不例外。在《乌拉尼亚》中,我们轻易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他形容来自广场的各种汽车发出的噪音:“汽车的大轮胎在滚烫的沥青上擦出的嘎吱声,柴油味,呛人的尘土味,那隆隆声中还夹着一种低沉的跳动声,一种持续不断的突突声,时而远,时而近,一下接一下,如同一只将广场和市中心楼房紧紧裹住的,身体奇长、内脏跳动的动物。”又比如他对红灯区妓女的描写:“咖啡座的尽头,在声嘶力竭的自动点唱机旁边,姑娘们像一串洋葱似的坐在塑料椅上。”“她们的嘴巴很大很红,眼眶是两团黑斑,这便构成了她们脸部的轮廓。”寥寥数语,就把那些沦落风尘的不幸女子的形貌音容刻画了出来。此外,作品中还有不少优美如诗的片断,让读者在领略了他娴熟的语言技巧之后,对他内心的细腻、纤柔、温润拥有了深切的感受。
在成名作《诉讼笔录》中,勒克莱齐奥声称,在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广袤的处女地”需要勘察,“那就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相隔的辽阔的冰冻区”。“这种勘察应借助于从幽默到幼稚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感应,而不应该借用准确性。叙述者与听话者之间有着一个信赖感逐渐明确、成形的时刻。这一时刻也许就是‘主动式’小说的关键时刻,此类小说的基本要素是某种逼迫感。在这一时刻,文本以淡淡的轶事和通俗色彩发生作用。”为了营造这样的效果,他在《乌拉尼亚》一书的章节设置和过渡上也颇具匠心,其中不少章节的题目便是上一章节某个句子遗留的一个单词或词组,作者或许是希望以此建立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在连贯的语气中自然地伸出枝杈,却保持着故事的完整性。
就《乌拉尼亚》这部小说来看,作者肯定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不仅因为他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了墨西哥,而且更在于他在叙事上所表现出的对非理性和神奇性元素的揉捏。如果不曾意识到作者的法语背景,它更像出自拉美小说家之手。
毋庸讳言,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百年来的评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显示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但获奖者勒克莱齐奥本人却是一个有着世界主义心胸和视野的作家。他对西方文化的批评在于,他认为,“西方文化已经变得过于铁板一块。”“西方文化过于突出其城市性、技术性,妨碍了其他表现形式,如地方性、情感性的发展。人类的整个不可知的部分被理性所掩盖了。正是这种认识促使我转向其他文明。”实际上,勒克莱齐奥的“转向”是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主义的认识有关的。
美国诗人肯明斯有一句名言:“发展是一种令人舒服的病。”它指出了现代人在享受自己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危险。城市化、高科技给世界带来便利、舒适的代价就是人对土地和生态的剥夺。勒克莱齐奥痛心地看到,我们脚下的土地由于每天所承受的“粪水”、“硝酸盐”、“磷”,已经来不及分解了。于是,他借小说中的人物告诉世人,土地就像“一个女人的身体,一个黑色皮肤、生机勃勃的女人的身体,她浑身上下都浸透着火山的热度和雨水的温情”。他呼吁人们不要以自己的贪婪和大意糟蹋了这个“美丽、高贵的女人的身体”,“把她变成一个肤色黯淡、干瘪瘦弱、风烛残年的龙钟老妇”,要尊重它,像爱护自己的皮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它。因为,“如果你们不善待它,你们将失去它,因为一块损毁的土地是无法修复的。它被破坏之后,地球需要用几千年的时间再造一块新的出来。”或许正是看到了人类自掘坟墓的危险,勒克莱齐奥要仰望星空,以星空作为大地的补偿,建造美丽、自由的“乌拉尼亚”。在小说的结尾,我们可以发现,引领坎波斯居民的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女性——奥蒂。这里,但丁、彼特拉克开创的“永恒之女性”的光芒也由此出现了返照。
记得王尔德说过,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缺少了人类终要落脚的地方。勒克莱齐奥的小说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生活或许是一场悲剧,但在绝望的杯底潜伏着希望。精神并非虚无的存在,它的美丽是值得永远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乌拉尼亚”,我们整个生命都将是。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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