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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听者手记

陈庆国

(一)

旁听,顾名思义,就是坐或者站在旁边听。是在固定的言论场所,被当事人允许的一种正当行为。没有必要去考证“旁听”一词的演变过程,也许根本就没有过程,也没有结果,纯粹是对感观行为的一种定义。

然而,2008年元月上旬,我却堂堂正正地胸挂“旁听证”,坐在雄伟庄严的会议大厦里,坐在和胸挂“出席证”代表、“列席证”人员同样红色软翻椅的席位上,切切实实地“旁听”了一回东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感谢东莞市文联和作家协会的领导,给了我这样一次幸运。也许是对我这样一个年过花甲的职业会计师业余写作精神的一种褒奖;也许是对我不久前刚出版的一本百页诗集——《为有名次的和无名次的歌唱》的特殊鼓励;也许是我这样一张外来工皱巴巴的老脸更能凸显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沧桑。

元旦过后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市作协主席的电话,说东莞市人大会议筹备组给了作家协会一个新莞人“旁听”名额,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口气,就象朋友间的那种协商。也没有半句动员和宣传的语意,依然是平常接触时的那种谦虚随和。我心里想,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件新鲜事,作为一个在东莞打了整整十二年工的老年外乡人,能有这种机会,为什么不参加?我当即欣然应允。作协主席说,那你赶快过来拿登记表吧!于是,我锁上抽屉便匆匆赶往在行政中心广场十大标志性建筑之一的群艺馆办公的文联和作协。

后来从会议筹备组发放的文件上才看道:东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东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旁听办法》,决定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三次全体会议上设旁听席,接受55人旁听会议,其中5名为新莞人。

我次日上班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奉职的港资企业老板告知受邀“旁听”市人大会议之事。因为“旁听人员登记表”要所在工作单位加盖公章证明身份。作为一名在职员工,要遵守所在企业的规章制度。到市里旁听会议要事先请假,而我的顶头上司不是经理或者副总经理,而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老板。

老板见多识广聪明透顶,祖籍华东,移居香港。改革开放以后,来大陆办厂近二十年,已经熟悉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我不卑不亢地向老板征求意见,老板几乎是不加思考地答应:好事,好事……我清楚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老板的大脑会像电脑一样以亿兆的频率和速度完成判断和确认。“旁听”在我的意料之中顺利地得到认可,没有一点刁难。

后来,我到市作家协会领取了人大会议筹备组制发的“旁听证”和有关事项的通知书。旁听证的底色是淡蓝的,近似于晴朗的天空。一张在过去年代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对普通老百姓发行过的“入场券”,那安祥的色彩,是否寓意决策者“构建和谐社会”天空般博大、高远和宽容的胸怀?

(二)

1月10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早上起来,我进行了必要的着装。虽然只是个旁听人员,但不能像在单位里一样随随便便。因为五个“旁听”名额之一的我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上千万外来工——“新莞人”。我属于排骨型,腰不粗肚不圆,“苗苗条条”,年青的同事哄小孩子似的奉承:“黄金难买老来瘦”。穿中山服马马虎虎,穿西服难看,几套西服只好委屈在衣柜里。每每看到那些挺胸凸腹一身富贵的先生们,领带西装革履,不酷也帅,真是让人羡慕。为了在东莞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地级市隆重庄严的会堂里“旁听”人大会议,不让“新莞人”的形象太过寒酸,我破例穿上了没打领带的西服。

我是掐着手机屏幕的计时显示按规定的时间在8点40分钟走到会议大厦门口的,之前我早到了半个小时,在行政中心广场的草坪上等待。在过堂签到之后,我便踏着红色的地毯,在大会工作人员礼貌注视的目光中走进会议大厅,按照“旁听证”反面的行位,对号入座。说句心里话,虽然不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还真有点类似“陈奂生上城”的感觉。

主席台上,后壁国徽高挂,红旗对称斜展,前台鲜花锦簇,后台盆树长绿,中间安放着主席团座席。斜坡形的大厅里,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会议席位。淡黄的条桌,大红的翻椅,整齐而庄重。代表席位布前,列席席位置后,旁听席位安排在偏后的中间座区,没有“旁”的轻视。席位桌上,摆放着同样红色国徽图案和红色汉字的文件袋,文件袋里装着同样的会议文件。

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列席的市领导同志依次走上主席台入席就座。九点整,执行主席宣布大会正式开幕。全体起立,杨声器里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激昂的旋律在高大宽敞的会议大厅里回响,民族精神在炎黄子孙的心胸震荡,使人情不自禁地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这一刻,人生所有的劳累和艰辛便融化在这支让人热血沸腾的歌曲中。也只有这支浸透着中国人血和泪的刻骨铭心的歌曲,才能激发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和豪情壮志。

(三)

晚上,我打开电脑,重新润色在次日上午召开的旁听人员坐谈会发言稿和意见稿。其实,在前几天就已经反复修改,打印成文。但我还是要重新审定自己的发言要点,以便作清淅准确地阐述。我们五个“新莞人”代表着上千万之多的外来工,自然要替他们说话进言,向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市人大常委会表达他(她)们最普遍最现实的精神诉求和利益愿望。

其实,“新莞人”的称呼和“外来工”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改革开放之后涌现的这种浩浩荡荡移动就业的局面,是中国人三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无论它存在多少问题,都是一种伟大的社会进步。每当我望着那些成群结队择业选厂的打工妹忙忙碌碌的身影,就会想起“文革”中另外一些女子的命运。

那时,我所在的街道工厂来了几个新媳妇,清一色的农村女子,长得五官端正身材匀称,有些长得比城里的姑娘还漂亮。她们唯一的“缺陷”就是“乡下人”,有些还附加“出身不好”。然而,她们的丈夫不是瘸子就是长相猥琐或者有智力障碍的人。例如我丈母娘家的一户裙带亲戚,生有三男一女,除了小儿子外,其他二男一女均是瘸子,据说是世代遗传。她的两个媳妇就是农村户口的乡下人。她的二儿子和我妻子同在镇上的一个小集体工厂,大儿媳还是邻县我老家的姑娘,邻居同事们都异口同声地叹曰:鲜花插在牛粪里。她们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找瘸子?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她们和她们的子女可以“过渡”成为非农业户口的城镇人,尽管只是一个不足两万人的小区镇,尽管她们和她们的子女在相当长的“过渡”期内过着一种“双无人口”的生活。

何为“双无人口”?就是在城镇里居住却无户口登记、无商品粮供应的人。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和城市是两个绝然分割的功能区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叫市民,生活在农村里的人叫农民。市民可以在城镇的各个机关单位里风不吹雨不淋地当工人、干部,每月在规定的时间领取工资,然后去购买他(她)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农民和农民的后代则不能到城市里工作,他们的“农民”身份被规定只能风吹日晒地在田间劳动。除非他们的子女考上大学、中专毕业之后分配或者当义务兵被提拔成军官复员转业之后,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安置到城市里工作。

农村的主要功能就是向国家缴纳公粮和向城市提供商品粮。同时,它又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及“牛鬼蛇神”被惩罚、流放和劳改的场所。

农民为居民提供赖以生存的粮、油、菜食品和棉花,却总是受那些城市优越感的居民斜视轻视蔑视,即使是农村“当家作主”的贫下中农也免不了被另眼相看。为了改变这种命运,乡下女子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和城里的男子通婚。但是,被政府承认并批准享受商品粮供应和城镇户籍待遇并非易事。它们的审批权属于县级以上“革委会”首长领衔的计划委员会、公安局、粮食局联席会议。据说,每年“农转非”只有千分之二的指标。谁想成为幸运者,要靠实力和背景。新媳妇们孩子都上了学,两代人还不能“农转非”,只能吃“黑市”高价粮。那时还有一个规定:未成年子女的户口跟随母亲。因此,当时有很多妻子在乡下的城里干部和工人,他们的子女不能跟随父亲。在几千年父系社会的中国,这种现象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置信,但是千真万确。

我自己就曾经在“文革”中遭受“下放”,为养家糊口而做过长达七年的阳性“双无人口”,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被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如今,当我目睹农家子弟和打工妹在中国这片曾经户口严格管制的土地上,往来自由无拘无束的流动择业时,总是会心生莫名的感慨和“妒意”。

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五湖四海聚集到东南沿海开放发达地区,进入大大小小的城市工作,本身就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正是改革开放,中国才能由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先进的工业社会逐步转型,农民才能跨越祖祖辈辈艰耕苦种的乡土,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劳动就业,创造新的生活。

(四)

按照议程,旁听人员参加第一天上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和下午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二天上午,代表们分组审议,旁听人员则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室参加“旁听人员座谈会”。为了让旁听人员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根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建议,座谈会由原定的一个半小时延长到二个半小时。

说句心里话,开始以为给几个名额,让外来工“代表”旁听人大会议,无非是大势所趋,走走过场的形式而已。然而,当我走进人大会议室,看到市委、人大、政府的领导及市公、检、法、劳动、社保、工会、妇联等各部门的负责人在围成矩形的座谈席位上整齐就座时,原先的想法便悄悄地改变。

主持人简短讲话后,旁听人员开始接连不断地发言。他们的意见涉及各个层面。好几个人过后,我举手争得了发言权,自我介绍是作家协会的新莞人“代表”,声明自己不是专业作家,乃一业余作者而已,正式的职称是会计师。

我的发言主题是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这个主题符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理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形成,而在于人的生产技能的提高,在于对教育的投资、人口质量的提高。”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科技强国、科技富民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教育又是科技的前提。

十几年前我初到东莞的时候,民办学校很少。几百万外籍农民工多是一些青少年,可转眼间他(她)的孩子已经上学或者将要上学了。在涉及到新莞人切身利益的许多问题中,子女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各级政府的面前。

这是一个庞大的、高流动性的、没有独立工会组织管理的、被各个高墙大院分割包围的“弱势”群体,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初中毕业生不过半,高中毕业生不到10%)。他们的劳动奉献“高能耗”,而劳动报酬却要远远低于那些学历较高的人,成为新时期工业化领域中的低薪阶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萨缪尔森教授说:“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这是一种古老的破坏特权的社会主义。”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米德教授也认为:“教育是影响人们获得收入能力的一种重要形式的投资,它可间接地对财产的分配产生深远意义的影响。由税收收入资助的公共教育,基本上体现了向穷人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有利于公平的。”这是一种既能提高效率又能维护公平的的科学理论。

实践证明,收入高低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这就是近些年高考应试过客拥挤长盛不衰的真正原因。矫正“读书无用论”之后,人们从父辈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文化低下知识贫乏所带来的生存状态的艰难,于是便把读书改变命运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

虽然我的孙子女都在内地跟随着他们的父母读书,但我有责任向东莞市的最高权力机关表达千百万农民工的愿望,因为我是新莞人“代表”。

由于时间限制,我的关于新莞人子女义务教育的讲话已经超时,受到了座谈会主持人的善意提醒。同时也得到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肯定和赞扬。其实,我在座谈会上作过声明:事关全局性的问题,请市人大常委会向上转达。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座谈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对于某些问题,不是莫棱两可含糊其词地支吾,而是有条有理地解释,我个人认为符合求真务实的原则。整个座谈会始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直到同时召开的市政协会议主席团来人催促人大领导参加闭幕式离开会场之后。望着那些匆忙的背影,我似乎听到了最高决策者稳健的心跳和泱泱大国向和谐社会沉重迈进的脚步声。

(五)

多年前,我在家乡农村中小学的墙壁上看到这样显目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我鼻子酸酸的,感慨多多。当全体农民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时候,是很难有能力惠及教育的。

近些年,经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坚持不懈地努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成效显著,国家的财政能力不断提高,教育投资每年都在大幅递增。但是,对于1.5亿之多的农村中小学在校生和几千万城市义务教育生来说,还远远不够。基于一个人口超级大国13亿的巨大分母,国民基础教育,尤其是广大农村和几亿农民工的子女的义务教育,中国同发达国家甚至同某些发展中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

我曾经在互联网上看到过关于农民工子女免费义务教育的议论,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地区之间,有较大的意见分岐。输出地说,我们的劳动力在你们那里创造了财富和剩余价值,应当由你们负担农民工子女的免费义务教育。输入地说,我们花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公共建设,开辟就业空间,为你们的劳动力提供了市场和资源,而中央财政的义务教育经费补贴是按人头拨付到户口所在地区的,应当由你们负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其实,国民基础教育即义务教育,已经成为现代全社会必需的公共产品。按照公共财政学的观点,全社会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代表国家意志的中央政府来免费提供。在中国,义务教育经费的筹集已经以“教育费附加”的税费形式征收上缴中央财政。那么,上千万外籍农民工在输入地创造的财富和剩余价值(不是全部)已通过税收的形式转移到了中央财政的金库。至于省级和地方财政得到的分成和返还,则是他们履行教育义务分担责任的经济来源。

既然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超越了地界省界,那么他(她)们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就应当由中央财政来提供或者全国协调统筹。有人建议试行“义务教育券”制度,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各地的农民工子女可以持券到父母工作的地区就读,享受义务教育。每年各地凭券汇总上报各省市财政厅,由财政部在全国范围内和各省统一结算、转移支付。根据中央财政的税收能力,逐步地实现义务教育的大部免费或全免费。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在劳动力密集的工业区域内,同步、配套地设立中小学。要更新免费义务教育完全公办的观念,尽量利用现有的民校资源。要加强对民办中小学的教育监管和财政扶持,建立评级检查制度,改造、淘汰少数不合格的民校,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有些民办学校营利为主,质量较差,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管,不能放任自流,让其误人子弟。

目前东莞市民办学校有近二百所,硬件设施并不比内地公办学校差,关健是没有稳定的教师队伍。地方财政要增加投资给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招聘培训有学历有职称有实际执教能力的合格教师,全市统一调度分配,同工同酬地使用教师资源。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因师资动荡流失而导致的低质教育。

总之,只要中央政府决策统筹,全国各地上下联手,同心共系,问题总是会有解决办法的。因为中华民族的希望在下一代,在未来。

(六)

东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了。

依照大会的议程,在会议闭幕之前,投票表决通过了关于“六个报告”的决议草案。我仔细听清了表决各个“报告”的计票结果,其中有极少数投“弃权”票和“反对”票。在这种庄严的现场,旁听者的我,想起了刘祖慈的全国获奖诗《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里的诗句:为扬旗般高举的手臂歌唱,为路障般不举的手臂歌唱……

因为五十七年前发生的那桩父亲蒙诬处斩的冤案(40年后才平反宣告无罪),我们全家饱受人间的苦难。所以我常常会为那些弱者和社会扶助人性关爱的行为而不由自主地流泪。我不仅为雄浑悲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感动,更为执政党已经吹响的“构建和谐社会”鼓舞人心的号角感动。

从我懂事起,耳闻目睹的标语口号就是“阶级斗争”。从斗“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直斗到“走资派”,斗死了共和国的主席、元勋、老帅,斗倒了党中央的书记、总书记。极“左”横行,人人自危,没有主观创造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极大地解放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正确主张,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前进。

近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建设高速度发展,GDP总量和财政收入持续高比例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央政府提前为弱势的农业免除了延续几千年的赋税,实质性地减轻了八九亿人口的农民负担。逐年加大对“三农”反乳的资金投入,在农村合作医疗、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且脚踏实地为13亿城乡人口逐步地谋取民生福利。

如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纲领,确实让人心胸温暖。这是炎黄子孙追求了几千年的生活境界,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符合天道地理的宏图大略。谁领会和把握了“和谐”二字的精髓,谁就赢得了民心。

东莞市抓紧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机遇,顺势而为,敢为人先。从一个农业县飞跃发展成为一座全国屈指可数的新兴工业化城市。近年来,东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建设富强和谐新东莞”为发展战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因地制宜,适时谋变。各项成绩显著,有目共睹。2007年,全市GDP实现3151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539.5亿元。

一块面积只有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个昔日灾害年代20万人大逃离到港澳谋生的县级区域,居然在新时期创造了让人膛目结舌的财富,不是奇迹也是奇迹。否则,全国各地上千万农民工、城镇工为何云集珠江之滨的莞邑。

旗峰山可以作证,松木湖可以作证,东江两岸的市区和街道可以作证。

今年,东莞把市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提高到月人均420元。最近,又为全市低收入家庭发放人平1500元的生活补助金。我为幸运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华同胞感到由衷地高兴。这种贴近民生的关怀,折射东莞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的人文精神。

和谐,没有比这更准确更贴切的政治口号。作为人类社会的细胞元素,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当成为新世纪伟大乐曲中生动和谐的音符。

当我跟随着与会者走出会议大厦时,中心广场阳光灿烂,绿意昂然。望着广场周边那些风格各异的标志性建筑物,我在心里言语:市人大会议曲终人散,我的新莞人“旁听”使命“寿终正寝”。在这片土地上工作了整整十二年,黑发变成白发,这是自己的城市吗?

(七)

4、5月份,我先后收到了市财政局和市规划局的公函,是关于我在人大座谈会上所提意见的书面答复。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有些惊诧。在人大座谈会上,除了口头发言之外,遵照人大办公室的要求,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本来,人大会议闭幕,我们的“旁听”使命也就完成。至于那些意见和建议,压根儿就没有指望谁来给我这样一个外乡人作何答复。

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总是给人耳目一新。

根椐市财政局的解释,他们收到了市人大办公室归口整理的旁听人员意见稿及其联络地址、电话等资料,并按明确指示作出书面答复的。而受理部门居然正而八经地用几页纸的篇幅,详细地答复我的意见。尤其市财政局还安排了一次和我一个人面对面的座谈交流,参加座谈的有一名副局长和四名科长主任。这不能不让我十分感动。因为我的人格受到了正厅级的市人大和正处级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尊重。而我,不过一新莞人“旁听”者而已。

接下来,又“没完没了”地发生了许多事情,让人生出许多感慨。

先是收到中共东莞市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当前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和经济社会“双转型”意见的调查表。

后来,又收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和对此报告的《群众评议表》。发放范围是市人大代表、基层干部代表、“两新”组织负责人代表、市政协委员和社会其他人士代表。而我们,则属于年初分别参加市人大会议和市政协会议的旁听“代表”(即社会其他人士代表)。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非东莞户籍的外乡人,对于报告中的个别条款,最初也有一种误解。尽管如此,整个“报告”条分缕析、切实中的,不能不让人信服。再说,那些条款是黑字落在白纸上,又在报刊电视等媒体上公开宣传过,证明人家是光明磊落的,不想搞什么“暗箱操作”。

一份地级市党政领导班子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分析报告,事先开展重大课题调研,定向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代表等各界座谈会,利用网络平台,开通市长热线,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查问题找差距。形成“白皮书”后又印发到各个阶层的群众代表手中,让其品头评足,指指点点。这种过程表明东莞市行政决策发扬了民主协商的良好作风。

八月初,再次收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整改落实方案》。

八月十一日,东莞市在会议大厦召开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群众满意度测评大会”。在市领导宣读完《关于整改落实方案实施情况和学习实践活动开展情况的通报》后,大会分发了测评表并进行了票箱投放,随之大会结束。整个大会不超过一小时,精干、简短,严肃、活泼,毫不拖泥带水,开启了大型会议的新风气。而我们这些只有“旁听”资格的群众代表,居然在宽敞明亮的会议大厦里行使了一回“表决”权。

当我步出会议大厦,把目光投向右前方没有围墙、栏杆的行政大楼——东莞市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时,蕴藏已久的感想又浮出脑海——

“官府衙门”去掉围墙,参政议政拆除“围墙”,决不是追逐时髦,更不是作秀。这需要开明和自信,成熟与坚定。如果整个社会都能“秀”到没有围墙,没有隔阂,那就是和谐的极致。

政府有形无形的围墙去掉了,掌权执政者更贴近了群众,贴近了民生。当各级领导干部在没有围墙的互联网上和网友们聊天侃地信息互动共享,在没有障碍的广场上接待访民倾听民意诉求,岂不又是一道道风景?

2008年4—8月 于东莞

作者信息

简介:陈庆国,会计师,东莞市作协会员。

单位:东莞市英德玩具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温周路温塘中路33号

邮箱:cqg460@sohu.com 邮编:52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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