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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文学史料研究

刘跃进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一百年的历程。一百年间的风云变幻,一百年间的波澜激荡,让人不时会有眼花缭乱的感觉。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基本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却始终为正常的学术界所重视,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文学观念的更新而跌宕起伏。文学史料具有其不可或替的独特价值,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

二十世纪的文学研究首先就是从资料工作开始起步的。譬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系统地辑出当时所能看到的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排比考订,细心辨析,基本上勾勒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概貌。几乎同时,鲁迅亦致力于古代文学史料的钩沉整理,如《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于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视和所取得的成就。[①]

三十年代,随着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过去,具有新锐眼光的出版家赵家壁先生组织文学艺术界的同仁编纂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五四”文学革命至1927年期间的“新文学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以及小说、散文、诗、戏剧诸方面所尝试得来的成绩,”作了“整理、保存、评价。”[②]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在中国文学的资料整理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即以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文学研究所而言,建所之初,文学所就确定了这样的总的工作方针,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这里所说的“研究、整理和介绍,”实际包括了文学研究、史料整理以及普及工作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学普及工作,我在《尔来倏忽五十年———文学研究所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一文中了作了系统的介绍。[③]限于篇幅,有关文学所在史料整理方面的工作语焉不详,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文学研究所强调理论而忽略史料。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历来为文学研究所高度重视,被视为建所之本。1960年初,周扬同志到文学所考察工作,明确提出“研究所要大搞资料,文学所要有从古到今最完备的资料。”1965年,周扬同志再次对于就文学所的研究工作重心提出建议,强调搞“大中型”的研究项目,认为这是关系“文学所的存在”的问题。

从事“大中型”项目,图书资料建设是基础。为此,文学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图书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是钱锺书,成员有汪蔚林、范宁、吴晓铃等几位专家,协商采购、进书、编目、典藏等事宜。迄今为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书45万册。古籍特藏、现代善本以及5000余册剪报构成了文学研究所资料建设的主体。从古籍特藏看,到“文革”前夕,文学研究所古籍藏书以宋元刊本、明清小说和清代诗文集以及弹词、宝卷等为四大亮点。如宋刊本《资治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元刊本《古乐府》等,可谓镇馆之宝。此外,周曰校勘初刻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程甲本《红楼梦》以及《镇海春秋》、《五更风》、《闪电窗》等明清小说均为海内孤本。至于弹词宝卷,更是多达六百余种,国内外收藏似无有出其右者。所谓“现代善本”,主要是指1949年以前出版的图书、报纸。历经战乱和政治运动以及书报自身的风化剥落,很多书报已经失传。周作人著作的早期版本,俞平伯20年代的著作,郑振铎编印的《中国版画史》以及闻一多的佚著《古瓦集》等,均已成为海内外稀见珍本。至于报刊剪报,更应特别叙及。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从1950年以来的百余种报刊中,挑选重要论文,按文学专题和作家作品分类剪贴,迄今已积累报刊资料5000余册,为研究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条件。

正是依托着这些资料,文学研究所先后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文学史料丛书。举其要者,如1954年郑振铎召集吴晓铃、赵万里、傅借华等人主编影印《古本戏曲丛刊》,到1964年已经出版九集。1982年,在文学研究所主持下,重建编辑委员会,继续开展辑印工作。这套丛刊汇集了我国古代戏曲之珍本和孤本,极大地方便了戏曲研究者。从七十年代末叶到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研究所先后发起组织编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以及《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文学选本及资料汇编。此外,还系统编纂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篇目索引》,创办了《中国文学研究年鉴》[④]等等,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如果再从出版界的角度看,五十年来,由各地出版社、特别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为龙头,先后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的文学总集、工具书及资料汇编。就以我比较熟悉的古代文学研究界而言,陆续整理、影印出版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清词》、《全元散曲》、《全明诗》、《全明散曲》及《文选》、《文苑英华》、《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等大型研究资料汇集,已经或陆续问世,蜚声海内外。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整理历代文学典籍,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譬如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古小说丛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十三经清人注疏”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山川风物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四库别集选刊”、“清人别集丛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等。浙江古籍出版社“两浙作家文丛”等。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州名家集”等,有些虽然不能说全是文学典籍,但是与中国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工具书的编撰工作也得到了广大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已经出版了近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受到学者的欢迎。其实有些工具书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专著,比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万曼《唐集叙录》,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袁行云《清代诗集叙录》等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料,极大地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从事文学史料研究,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但我相信,任何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尽管他所研究的对象不尽相同,但无疑都会或多或少地受益于上述各类经过认真系统整理过的文学史料。如果要想把我们的文学研究事业推向更高境界,不用说,史料是基础。这几乎是一种常识,但是常识性的东西,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自1989年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这种常识性观念的宣传工作。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环境的变化,史料工作已经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我个人觉得应当在下列四个方面多做一些工作:第一,拓宽疆域,扩大队伍。原始资料的汇集、研究成果的整理、海外华人文学的资料、域外汉籍的清点等,都应当列入我们的议事日程。第二,加强联系,扩大宣传。文学史料涉及到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我们应当加强与相关业务部门及各个专业协会的联系。第三,推动立项,争取资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上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也几千万,但是,在指导性的研究课题方面,可以说没有文学史料的一席之地。似乎重大课题往往都是那些高屋建瓴的通论著作。其实,《甲骨文合集》等又何尝不是重大项目?第四,自身建设,立足之本。这里应当强调文学史料整理的系统化、科学化和理论化。所谓系统化,就是注重大型史料库的建立。所谓科学化,就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手段从事文学史料的整理。这方面,我国的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着比较成功的尝试。譬如台湾“中央研究院”早在1984年就率先设立研究小组,先后创立多种文献资料库,包括《二十五史》全文资料库、简帛金石资料库、《十三经注疏》资料库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建立《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收录一百零三部典籍,共约八百万字。他们又快马加鞭,编制《魏晋南北朝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现已经出版多种。这些资料,国外学者及时充分地加以利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功效。当然,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1987年也陆续建立起全文检索资料库,整理了《全唐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词》等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大多养在深闺,并没有得到广大研究工作者充分重视,更不要说有效地利用了。所谓理论化,就是从理论的层面总结以往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方面的经验教训,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学史料学体系。

一百年的经验教训,一百年的辛勤探索,人们对于史料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值此世纪之交,我们有理由期待着文学史料学能有更大的发展。



[①] 详见《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前言,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印刷公司1935年、1936年出版,分为十集:1.建设理论集。2.文学论争集。3.小说一集。4.小说二集。5.小说三集。6.散文一集。7.散文二集。8.诗集。9.戏剧集。10.史料·索引。

[③] 刊登在《人民政协报》2003930“学术家园”版。

[④] 1990年改为《中国文学年鉴》,增加创作部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19日“学术双周刊”版
发言者:??发表时间:2009-1-22 18:29:00??IP地址:124.112.247.*
问: 鲁迅评价过的我国古代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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