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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理论与美国汉学的互动研究

孙康宜 著 叶舒宪 译
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之下,西方文学批评与传统中国研究正在成为相互关联日益密切的知识领域。性别理论与美国汉学关系的互动研究便是如此。在这一互动研究中,重要的是不仅要考虑它们的差异,还要关注它们的互补。
关键词 差异; 互补; 互动; 性别研究

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之下,西方文学批评与传统中国研究正在成为相互关联日益密切的知识领域。然而,要在这里探讨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每个方面是不可能的,我将从讨论一个案例来展开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性别理论与美国汉学的关系。著名汉学家苏珊·曼提醒我们,“在美国,过去的20年间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研究给中国妇女史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新的机会。”(苏珊·曼: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史研究的可能贡献[J],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3,创刊号)鉴于当前正在产生的有关中国妇女研究的著作和文章的惊人数量,人们自然会认为汉学中的这个新浪潮也已经给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和极大的机会。然而,同人们的这个期望相反,这种情况尚没有发生。我们感到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问题或许在于,我们这些亚洲研究者和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大多数仍在坚持一个有关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错误前提。我们总是假定欧美的批评理论会给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但是,我们从来也不会反过来考虑问题。这样,虽然中国研究方面的学者已经做出对女性的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并且对流行的性别关系理论著作构成激烈的挑战,但他们的学术观点很少引起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注意。对于这种忽略,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原因在于这种普遍的信念:传统中国作为文化的“他者”和永远的边缘存在,它对于研究普遍的女性和男性而言,其用途是有限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如下假设:传统中国在时间上推移得过于遥远,它处在一个与现代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是有关传统中国的两个不幸的神话,我们有必要将其置于脑后。甚至是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中国学者,当今也是无批判地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派生的流行思想,却没有更多的关注如今在世界许多地方繁荣起来的、新的激动人心的汉学研究。在我看来,尝试用“更加全面的眼光来代替这种局限的眼光”,已经是时候了——允许我脱离上下文引用苏源熙(HaunSaussy)的一个说法。(苏源熙:集体之游与幸福神话,文化中国探险[Z],待刊手稿.5)

首先,“性别研究”已经成为美国汉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特别是在近些年来,中国学研究者不断地发现自己处在有关古代中国性别关系的一系列活跃争论的中心地带,还有关于中国女性不仅作为读者而且作为作者,以及性别观念与阴阳哲学间的关系等问题。起初,主要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概念“差异”启发汉学家们开启新的研究方向。但是,随着过程的展开,汉学家们发现他们在研究中所面对的中国材料常常指向非常不同的社会背景,因此,他们有必要不断地反思女性主义的差异概念。引人注目的是,古代中国文学中女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总是对西方女性主义学术所定义的“差异”概念构成挑战。

实际上,性别差异的主张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所发明的最有力的策略之一,旨在加强她们的理论基础。在这方面,原毕业于耶鲁大学、现任教于哈佛大学的芭芭拉·琼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芭芭拉·琼森的三部重要批评著作都在书名中使用了“差异”一词。它们是:《批评的差异》(1980),《差异的世界》(1987)和《女性主义者的差异》(1998)。对于芭芭拉·琼森来说,“差异”可以意味着不同的阅读策略,她用此策略去解构她的耶鲁大学男同事们的著述。比如,在她的论文《性别理论与耶鲁学派》(芭芭拉·琼森:性别理论与耶鲁学派,修辞与形式:耶鲁的解构批评[M],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85,101-112)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个词也可以意指现实世界的背景中性别的差异,如在她的《差异的世界》一书中引论部分所做的解释:

当我意识到,我讨论的这种差异,完全发生在与白人男性的、欧美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和批评的典律相同的背景里,我便开始质询自己:我所说的究竟是什么差异。比如说,即便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只是一种幻象,它仍是由对差异的抑制所创造出来的,在每一种差异之内,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但是这并不能解释典律对女性的历史性的排斥。(芭芭拉·琼森:差异的世界[M],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7,2)

应该指出,芭芭拉·琼森结合了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代表着1970年代和1980年代英美女性主义学派。但是,除了她以外,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也接受了文学解释中的“差异”策略。她们在解读19世纪的女性作家时,认为在英美传统之中,著作权完全由男性所主宰,因此,“疯女人”作者们不得不同典律性的男性作家进行持久的斗争。(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M],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显然,她们关于女作者的“著作权焦虑”的概念将性别差异作为基础,因而对哈罗德·布鲁姆的完全男性的“影响焦虑”是一个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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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清华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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