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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

王晓华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引人瞩目的转向,对底层的关注逐渐成为新的话语焦点。随着讨论的深入,“文学是否应该表述底层”不再是个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文学应该如何表述底层”。正是在后一个维度,批评家们显现出如此强烈的犹疑和迷惘之情,以至于底层问题在很多文本中被悄然缩减为文学的内部问题。经过复杂的话语转换,对底层的关注最终异化为文学家的自我关注,底层意象则沦落为重新瓜分学术资源的借口。(1)这种荒诞的情境迫使我们不能不重新出发,在最为基础的层面上探讨底层文学概念。

  在纯逻辑的语境中,底层文学可以展开为:(1)指向底层的文学;(2)为了底层的文学;(3)底层自身的文学。上述语义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文学倘若不指向底层,就不会产生为了底层的文学,当然也就建构不出底层自身的文学图景。这种联系不是泛泛的相互规定,相反,它构成内在的进展关系:“指向底层”是“为了底层”,“为了底层”则要求重构“底层自身”。正是在逻辑进展的张力中,底层文学之为底层文学的规定性显现出来:如果说“指向底层”尚是意义暧昧的建构姿态的话,那么,“为了底层”和表述“底层自身”则指向明晰的文学立场,因此,有关底层的文学只有在进展到第二个层面以后,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底层文学。文学归根结底是语言的事业,“为了底层”作为话语实践最终要具体化为对“底层自身”的表述:只有在“底层自身”明晰地显现出来时,“为了底层”的写作方会落到实处。由此可见,“底层文学如何可能”至少可以部分地还原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文学应该如何表述底层?

  当代中国文学对底层的最初言说几乎都表现出对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的深切同情,底层问题被归结为文学现象乃是近几年的事情。先是将底层问题缩减为文学的内部问题,然后再将之简化为文学家的立场之争,乃近年来底层论战的主要轨迹。前段时间终于爆发的“学术资源争夺战”,既把这个趋势推向了极端,又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恋心态。物极必反:就在部分文学家将底层表述转换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表述之际,要求真实地呈现底层自身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在“学术资源争夺战”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吴亮和南帆都以晦涩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不能再自缚于我们编织的底层话语之网中,必须让底层自身出场。然而,新的疑问又随即产生了:进入文学家视野中的底层归根结底是他们建构出来的,他们能够通过语言接近和呈现底层自身吗?对底层的表述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我是底层的一员,我也不能把我对底层的意识视为为底层整体的自我意识——底层由分立的个体组成,其立场、处境、利益都不可能重合,因此,断言存在同质的底层会遮蔽底层问题的复杂性。这类观点表面上符合逻辑,但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底层不仅仅是“话语”和“建构”,更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真实存在,我们完全能够在相应维度上把握它的基本特征。我们如果将政治经济学观点与文化视野结合起来,就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界定底层概念:1、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2、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3、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在这三个层面的规定性中,文学家最关心的无疑是文化之维。正是底层的持续沉默激发了他们代言的激情,甚至将是否为底层代言视为良心的标尺。可是,文化层面的底层规定性并非孤独之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前两个规定性的产物,因此,仅仅揭示文化层面上的底层规定性最终会遮蔽问题的实质。如果造就底层的政治—经济体制未被触及和改变,那么,文学家的良心发现就只起自我安慰的作用。在文学家们被代言的激情所驱使时,底层依然在那儿,在我们的表达之外存在。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言说时常比文学话语更切近问题的根本和出路,当然也更有份量。文学家要进行真正的底层表述,就必须克服将底层困境归结为文化病症的冲动,在政治、经济、伦理、地域、性别等维度上关注和重构底层。

  对底层的重构不可能在纯粹经验的场域展开(这样的领域不存在),它只能从重构者已有的概念框架出发。这些框架既可能放射出将底层问题带入光照的先见之明,又会把其推向晦暗之中,所以,在探讨重构底层的具体路径之前,文学家必须反思和清理自己的概念框架。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底层这个词进行价值重估。底层是个相对的社会位置,有底层,就意味着有中层乃至上层。与掌握权利话语和文化话语的上层和中层相比,底层在自我表述方面的确存在障碍。正因为如此,文学家们才会产生为底层代言的责任感。问题的关键是,在文学家企图为底层说话之际,他已经假定在自己与底层之间存在等级差异,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如此行事的文学家即使不公开承认其中产阶级(或亚中产阶级)身份,也会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底层。在考察从新写实到底层文学的转向时,批评家认为“视点下移”是最重要的变化(2),便多少暴露出了这种心态。所谓视点下移,不仅仅是作家的目光从富人、有权势者、中产阶级转向底层,更体现为表达态度的变化——从平视到俯视。虽然并不是所有作家都俯视底层(有人也会在圣化底层的同时仰视之),但俯视无疑是他们的主流立场。甚至打工作家也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自己所属的阶层——他们是以诗人、作家、知识分子的身份言说底层的,因而他们的言说能力似乎恰恰说明诗人、作家、知识分子高于大多数底层个体。对于后一点,张清华先生曾进行过明晰的总结:

  在《中国打工诗选》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作品都是在一个隐含的角度展开的,即,自己是站在一个城市的人、一个与打工者相比有着“合法居住权”的人的角度来反躬自问的。这也应该是它们的“知识分子性”的另一体现。(3)

  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对底层写作的“知识分子性”的肯定包含着更强烈的优越意识,因为它的前提是“真正的老百姓是不会写作的”。(4)凡是写作者都具有知识分子性,“真正的老百姓”即底层注定无法自我表述,文学家们在如此言说时实际上预设了“知识分子性”与“底层性”的二分法。借助这个逻辑,文学家对底层进行了概念层面的剥夺,将所有能自我表述的个体都剔进了底层,最终把底层缩减为“无法发出声音”的惰性群集。通过此类循环论证,文学家们不但完成了对代言权的自我授予,而且登上了道德的制高点。然而,所谓“无法发出声音的底层,沉默的底层”实际上是文学家的虚构,是给无数个体洗概念的硫酸澡的产物,它在语言层面上重演了削足适履的古老错误。人是会说话的动物,底层是人,当然也在言说和表述。他们的言说和表述不仅仅体现在《中国打工诗选》等已经浮出海面的文本中,更以民谣、流行语、日常对话的形式存在。不断在说话的底层之所以“无法发出声音”,是因为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缺乏传达底层话语的有效机制。这种体制性的欠缺也在规定着包括文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也经常不能充分地言说和表达。在底层论战中,吴亮指责南帆等人只进行了“空洞晦涩的知识表述”,但他在《底层手稿》中的表述却更加暧昧、含混、晦涩,这说明体制性因素造成的“表述困难”在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存在。毫无疑问,制约底层表述的社会机制也在制约文学家,压抑底层的力量也使文学处于扭曲状态。因此,除了走向个体能够普遍自我表述的时代,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使文学家在历史的某个阶段——譬如现在——不得不为底层代言,他的行动也只能是过渡性的,必须指向代言者/底层二分法的消解,否则,将部分人造就为底层的社会机制就不会被揭示和改变,代言本身就会因找不到方向而发生异化。

  我们无疑尚处在需要代言者的时代。代言至少可以作为过渡性的话语策略发挥作用。在需要代言而代言者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在道义上肯定代言者,似乎代言总强过不发出任何声音。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如果代言者以良心之名行争夺话语权之实,代言的异化就难以避免。当前的底层论争最终聚焦于知识分子的良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底层文学真实的所指。这种内部化(局限于知识分子内部)和内心化(回到内心世界)倾向回避了真实的社会症结,因而无法指出底层获得救赎的前景。非但如此,它还使文学家成为语言中的特权阶层,所有的讨论最终都是为了让他们回到中心:

  代言常常异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被代言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常常引用底层的声音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现状的不满。他们擅长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5)

  这种异化有时是文学家们始料不及的,但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它本来就是一种预谋。将底层问题当作新的学术资源进行炒作,在功利的层面上的确是成功的策划。通过它,我们隐隐地可以感受到某些人攀登领袖之位的野心。类似的异化在上个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中曾经出现过。当年的左翼作家在塑造“无产阶级”意象时,就曾在代言者和仰视者的双重身份之间摇摆:

  这一身份当时就建立在“无产阶级”一词摇摆不定的所指之上——一方面“无产阶级”被描绘成历史的主体,一个完美无缺的道德符号,属于知识分子仰视的对象,在这一符号的逼视下,左翼知识分子立刻失声、失语、哑口无言;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应社会现实中默默无声的一群,他们在社会文化的暗处,远离语言文字,承受着知识分子对苦难和压迫的想象,依赖知识分子去表达、描述并建构出历史意义。(6)

  当文学家们想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寄托和方向时,前一种意义就会凸现出来;在他们企图强调自己的话语权利之际,无产阶级就被界定为劳苦大众,变成社会下层和受压迫者的代名词,属于文学家们关注和同情的对象。(7)

  由此可以悟见,在将无产阶级领受为底层的语境中,虔诚如左翼作家者也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领袖欲。鲁迅曾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倾向,郑重地提醒过某些左翼作家:

  “左翼”之身份以“大众”、“无产阶级”为依归,但是不要以“工农大众”的救世主自居,不要把“大众”、“无产阶级”当作自己晋升的话语工具。(8)

  这段话在今天仍然有警示意义:随着作家普遍的中产阶级化,底层日益被界定为弱势群体,“俯视”已经成为文学家对待底层的主流立场;阶层之间的隔膜使他们难以感同身受地理解底层,他们在关注底层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自身,甚至将底层当作自己晋升的话语资源和工具;本应该聚焦底层的探讨却转为新的话语资源争夺战,便是此类倾向的明朗化。所以,我们必须将话语的重心由言说者转向被言说者,恢复底层在底层文学中的主体位置。无论如何,平视、介入、设身处地的写作才能造就出真正的底层叙述——指向底层、为了底层、呈现底层自身的文学。要完成这个根本性的位移,文学家首先应该否定知识分子/底层的二分法,站在人人平等的立场上观照和表现底层。

  在作家普遍中产阶级化的今天,要接近人人平等的立场,就必须引入新的价值理念。为了克服知识分子近年来逐渐膨胀的精英意识,莫言曾经提出过“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文学立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无疑是建构底层文学的可能路径——底层在汉语文化体系中长期被定义为老百姓,因此,“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至少可以使作家与底层在平等的场域中相遇。与其说这是“视点下移”,毋宁说它是文学家归位为普通个体的尝试。在进行这种归位行动之初,文学家可能还无法彻底清除自己的优越意识:

  莫言的说法的潜台词是要知识分子去掉自己的身份优越感,把自己降解到和老百姓同样的处境、心态、情感方式等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并且倾听他们的心声。(9)

  引人注意的是,评论家在解释莫言的话时用了“接近”、“他们”、“降解”三个词,这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底层根深蒂固的距离感、疏远情怀、他者意识和等级定位。言下之意无非是说,作家不是普通老百姓,其社会位置远在底层之上,因而需要通过“降解”自己的高度来“接近”“他们”。这说明部分文学家还生活在传统的身份世界里,尚没有找到人们能够平等相遇的话语平台。在如此传统的语境中,“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至多只能是一种素朴的立场,缺乏理想之维和明晰的方向。为了弄清楚其中的秘密,我们不能不做些基本的语义学考察。《现代汉语词典》对老百姓和百姓的解释分别是:[老百姓]人民,居民(区别于军人和政府工作人员);(10) [百姓]人民(区别于官吏)(11)。由这些解释,我们可以领受到“老百姓”和“百姓”的基本特征是与权力的绝缘状态。他们之所以常常处于底层,是因为他们无权无势,不能作为权利主体站立起来。如果文学家不加反思地认可无权/有权的二分法,那么,“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就只能是软弱无力的。它即使呈现了卑微和苦难,也找不到消解它们的方法。这是一种没有理想和方向的写作。没有方向,文学家就无法“还世界以公正”。缺乏理想之维,苦难就不可能升华为否定性力量。与普遍的救赎意向失去联系的底层充其量只能改变写作者的个人命运,使自己脱离底层或由中产阶级升到更高的社会位置。(12)我不想简单地谴责此类底层写作的背反品格乃至欺骗性,但却不能不说:文学家倘若不能成功地为底层写作引入理想之维,就找不到与底层个体平等相遇的话语平台,注定走不出自我否定的荒诞状态。

  理想之为理想,在于它所指称的存在尚未生成或尚未完全生成。“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相比,便体现了更多的理想主义情怀——它至少部分地指向个体平等共在的前景。这种前景之所以未能被清晰地展示出来,是因为老百姓概念的前现代品格——在作家将自己和底层定位为老百姓时,他们都无法作为权利主体出场,自然难以为自己的行动确立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倡“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文学家落后于《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篡者——后者在将老百姓界定为人民时已经揭示了普通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因为现代人民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对相应权利和义务的主动承担。人民是管理国家的权利主体,这是以宪法形态存在的基本原则,但却被大部分汉语作家所遗忘和忽略,以至于同时以人民和权利为关键词的写作普遍缺席,“人民”(“老百姓”和“群众”)在当下中国文学中时常显身为怜悯、同情、关怀的对象。即使某些提倡人民性写作的文学家,也仿佛受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民理解为“穷人、劳工阶层、农民”。(13)人民概念在现代汉语中几乎完全与权利理念失去了联系,蜕变为弱势群体的代名词。在反思人民概念的蜕变史时,我发现人民概念的群集品格是造成上述意义亏损的根本原因:当代汉语中的人民概念总是习惯性地与群众概念联系起来,甚至被群众概念取代了,因而属于人民的权利难以落实到个体层面。在暧昧的群体主义语境中,权利和物质生活资料属于“我们”(群众),但“我们”却与具体的“我”与“你”脱离开来,异化为“我”与“你”必须服从的外在力量。1976年以来各种改革的实质就是让“我们”落实为具体的“我”与“你”,推动中国从虚幻的群体本位走向真实的个体本位。正是在“我们”分化为“我”与“你”的途中,人们惊奇地意识到“我们”的虚幻品格——以“我们”的名义行动和拥有,意味着那些有机会代表“我们”的人是实际的权力主体,“我”与“你”最终只能指望最高的权力主体保证公平,然而,这些处于不同级位的权力主体既然决定着具体的拥有份额,就完全可能以“我们”的名义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我”与“你”要想从“我们”中脱颖而出,唯一的路径是跻身于权力主体之位,获得代表“我们”说话和拥有的权力。李伯勇先生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恍惚远行》便清晰地揭示了这种残酷的逻辑。小说中的部分主人公不遗余力地争夺代表“乡里”和“县里”的权力,以便有机会威风地拷问他人:

  “你是拥护县里还是反对县里?”

  作品中的“我”作为底层个体本没有机会代表“乡里”或“县里”,但却总是企图在权力阶梯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对权力的狂想和实际地位的极端卑微使他处于人格分裂状态,不停地在两个世界——权力世界和底层世界——之间游走,于癫狂状态扮演他所不是的权力主体。如此行动的他实际上是自我反对的——他想成为的他正是让他沦落为底层个体的他,因而他的事业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尽管他依靠自己的机智和无畏取得了某些瞬间的胜利(如让乡里的权力主体假装向他妥协),但这种胜利无疑是虚幻的,因为他无力(其实也无心)动摇权力阶梯本身。他指向真实权力主体的游击战总是在刚刚打响之时就已经受挫,甚至不得不立刻宣告结束。最终,他死了。事实上,他不能不死,因为他被无法破解的矛盾所支配和折磨。(14)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扬弃旧的含混的人民话语体系,以具体的“我”与“你”代替暧昧的“我们”,让所有人“当然也包括底层个体”站立为主体。只有当权利普遍地落实到个体层面时,平等才不会仅仅是一种承诺。所以,文学家在建构底层文学的过程中应该寻找新的关键词,以便把底层概念与权利概念联结起来,展现底层个体自我站立、自我表达、自我救赎的前景。

  这个关键词在我看来只能是公民。无论怎样卑微的底层个体,他在现代社会中都拥有公民身份,当然也应该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老百姓、底层、人民等名号相比,公民概念不但明晰地指向权利范畴,而且直接把权利落实到个体层面:古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在创立公民理论时,就把公民定义为轮流统治国家的个体(城邦成员)(15);现代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更是直接把公民认作国家“主权权威的参与者” (16);《现代汉语词典》在解释公民一词时则称之为“拥有或取得某国国籍并且根据该国法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 (17)。将这些定义综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底层个体绝非仅仅是怜悯、同情、关怀的对象,更是权利主体——公民。作为公民,他们与文学家是完全平等的。文学家并不天然地具有对其他公民的代言权,我们在试图为底层说话时必须肯定和尊重他们的权利主体身份。进而言之,肯定和尊重所有公民的主权者身份是一条底线,任何写作、表述、关爱都只能在这个底线之上展开。我这样说不是想刻意忽略、遮饰、抹杀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而是为底层写作、底层表述、底层关怀寻找尺度和方向。如果说“底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遭受压抑”,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压抑之为压抑的基本参照。在为“无法发出声音的底层”感到不安时,我们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上述底线的存在,否则,底层长达数千年的沉默就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更不会凸现为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假定了底层应该享有话语权,底层的沉默才被我们定位为压抑。底层与话语权的脱离是一种结构性现象,昭示着中国在从集体主权转向个体的过程中出现了体制性欠缺。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周密,属于集体主体(人民)的权利并未完全落实到所有个体主体(公民)身上,相当比例的人群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权利体系失去了联系,沦落为无权、无势、无声的底层个体。所谓底层处境,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与权利失去联系的状态。真正的底层写作不仅要呈现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应该重建底层与权利体系的联系。如果说人民范畴天然地意味着集体主体对权利的掌控,那么,公民理念则使权利体系落实到个体层面,因此,引入公民话语既可以扭转集体主体在转型过程中的异化,又能推动个体普遍地站立为权利主体。只有在个体普遍站立为权利主体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结构性现象的底层才能获得提升和救赎,文学家方能真正挺直自己的脊梁。在当下的底层写作中,真正给人以希望之感的是个体权利意识的萌发和生长:

  股权二字就意味着权力(应为“权利”——王晓华注),意味着他们自己也能说了算,他们让谁当厂长就让谁当,他们看谁不顺眼就把他撸下来。(《那儿》)(18)

  我想离开,但没有挪步,这不是他家,是人人都有份的乡里。(《恍惚远行》)

  “自己也能说了算”和“人人都有份”,显然是“他们”和“我”作为底层个体对于权利意识的素朴表达。尽管“他们”和“我”的权利意识还很朦胧,甚至区别不开权力和权利,但它毕竟指向个体普遍站立起来的远景。由此可见,个体范畴一旦与权利概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积极的、建构性的、指向未来的话语力量。文学家应该投身于这种联结的创造,以公民话语的文学样式推动现实的变革。为了让底层个体和文学家都站立为权利主体,“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必须升华为“作为公民的写作”。在“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进展为“作为公民的写作”的过程中,站立起来的将不仅仅是底层个体,还包括作家和文学本身。

  注释:

  (1) 参见《为底层代言:新的学术资源争夺战?》,《东方早报》2005年12月7日。

  (2) 张韧:《从新写实走向底层文学》,《文艺报》2003年3月8日。

  (3)(4) (9)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5) 南帆等:《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

  (6)(7)曹清华《词语·想象与身份:中国左翼文学(1927-1936)》,香港浸会大学博士生论文(2004年12月),第66-67页,第102页。

  (8) 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出版,第12页。

  (10)(11)(17)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第757页,第28页,第435页。

  (12) 据我所知,《中国打工诗选》中的不少作者现在都是报刊编辑或记者,不但有不菲的收入,而且主要以反映中产阶级和权势者的生活为业。

  (13) 方维保:《人民·人民性与文学良知》,《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

  (14) 李伯勇:《恍惚远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1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16)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第21页。

  (18) 曹征路:《那儿》,《十月》2004年第5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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